今年正值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之际，人民网强国论坛特别邀请了周恩来总理的卫士、中央警卫局前副局长高振普少将进行访谈。访谈中，高振普少将深情回忆了与周总理相处的点滴往事，倾诉了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之情。同时，通过这些回忆，人们得以再次感受到周恩来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
周恩来游颐和园
周总理言传身教拒收礼品
强国论坛：您在周恩来总理的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那么在总理日常对周围工作人员的期望中，哪一点是他最为看重的？
高振普指出，外出时严禁收受任何礼品或是购买地方特产，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总理本人，同样适用于所有工作人员。对于这方面的纪律，执行得非常严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均对总理的惯例和规定有了充分认识，因此，鲜有人再敢擅自送礼。
那一年，一位同事因公出差至云南，当地特意赠予他一箱芒果。物品送达后，我们向邓大姐进行了汇报。邓大姐询问总理是否知晓此事，我回答并不知情。邓大姐随即指示将那位同事召回，指出总理不愿接受这份礼物。由于芒果属于易腐食品，若退回则会变质，造成浪费。于是，她给了我们一百元，吩咐我们将钱转寄给当地。昔日，一百元的果品能购置众多箱，我犹记得每箱果品不过十六元。我曾好奇询问为何要寄送一百元，她解释道这是为了引起地方对该事的关注，通过这种方式对送礼的官员进行教育。因此，我们也从中得到了教益。总理夫妇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我们而言，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深入骨髓的。
周恩来总理卫士高振普与周总理蜡像合影
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放松对个人的约束。他即便在北京观赏戏曲，也坚持购票入场；游览公园时，亦会自掏腰包；即便是在北京饭店修面，亦需支付费用。至于出行，他的座驾更是有明确规定，区分私事与公事，私事出行需自行承担车费，他还会让司机记录行驶里程，待到结算时再支付。
1965年，总理办公室变更为值班室，随之秘书团队规模缩减。其中，一位专责俄语翻译的秘书离职，转任苏联大使馆的中国参赞。归国之际，他自苏联购得一盒巧克力，因感同家人，便赠予总理。然而，此举不仅巧克力被退回，总理还对他进行了批评，明确指出送礼行为无论谁都不应进行。此规定不仅在总理任职期间得以执行，即便总理离世，邓大姐亦继续坚持此一传统。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总理夫妇相濡以沫、志同道合
强国论坛：您的著作《周恩来卫士回忆录》情感充沛，充满温馨。书中提及邓颖超女士致周恩来总理的“情书”一事。在您看来，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的爱情有何特点？
高振普提到，这两位长者自天津起便投身于爱国运动，直至1925年喜结连理。婚后，他们仍旧投身于革命事业，并未选择生育子女，从而舍弃了个人小家庭的生活。
他们彼此关怀备至，情深意厚。若总理偶感风寒，邓大姐便想亲自探望，却被总理婉言拒绝，担心因此将感冒传染给她。反之，当邓大姐身体不适时，总理若欲前去看望，她也会劝阻，担心自己的病会影响到工作。因此，他们都将革命事业放在首位，无论遇到何事，都以工作为重。总理的家属众多，邓大姐在长春有一位远亲侄子，然而二人交往甚少。因此，邓大姐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照料总理的亲属身上，无论是家庭纠纷还是生活难题，她都亲自出面解决并给予关心。处理完毕后，她会向总理汇报情况，确保总理能够了解一切，以便他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减少不必要的负担。
总理在法国求学期间，两人间的书信往来频繁，情感交流亦颇为丰富。可以说，他们自相识以来便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彼此关心、爱护，志趣相投，宛如一对模范夫妻的典范。
参加日内瓦会议时的周总理，气宇轩昂，风度翩翩
注重生活细节 不穿打褶衣服
强国论坛：您觉得周总理的风采最能体现在什么方面？
高振普提到，总理对国家形象极为重视，对生活细节亦十分关注。作为国家的象征、民族的代表，他理应展现出恰当的风范与气度。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也负责为周总理提供一些服务。他的着装从不出现皱褶，总理绝不可能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外出，总是保持得体整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卫士每天早晨起床后，首要任务便是检查总理的衣服是否平整。不仅在接待外宾的场合，即便是规模较大的活动，我们都会精心打扮总理，使其看起来英俊潇洒；他本人对此也十分关注，确保着装既整洁又合身。在我们西花厅，即便是在炎热的夏日，我们也会穿着长裤，而很少穿着短裤进入总理的办公室，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英姿飒爽的周总理
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强国论坛：您在周总理身边度过了十五个寒暑，日以继夜地关照总理的起居；与总理夫妇共同走过了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亲自将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骨灰撒向大地，这充分表明您与总理夫妇之间的感情极其深厚。那么，您能否分享一下，在最后与总理告别时，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高振普表示，起初我们并未认为总理的病情无法治愈，尽管膀胱癌具有多发性，但仍有治愈的可能。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总理事务繁忙，最终未能成功接受治疗。总理住院总时长达到587天，在这段时间里，他接待外宾65回，与人交谈超过200场，参与会议40余次。为了处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事务，总理在医院期间实际上实行的是八小时工作制，仅在手术前后休息，尽管与住院前相比工作量有所减少，但工作量依然相当庞大，无法全身心投入治疗，因此总理的病情反而愈发严重。在协和医院，同样有三位病情相似的病患，他们接受的治疗方案与总理所用的完全一致，最终，这三位病患也都成功康复了。
此外，情绪的波动也与之相关。在那时，四人帮频繁地干扰总理的日常工作，对总理造成的伤害以及对他的心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首次会议上，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同志坚持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的演讲。
尽管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日下，但总理的离世依旧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尽管他已瘦得形销骨立，但心中仍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我们一直陪伴在总理身边，在医院中度过了数月时光，很少回家，日常也住在医院中。目睹总理未能被抢救成功，心情沉重无比，仿佛无法将内心对总理的眷恋之情释放出来。中央领导们与总理告别之后，我立刻冲向总理的病榻，失声痛哭。
总理离世之后，我们简直无法进食，从1月8日他离开我们到15日追悼会落幕，我大约瘦了10公斤。在为总理撒骨灰的时刻，言语难以充分表达我的心情，那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尤其是撒到最后一份骨灰时，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与总理共度的点点滴滴，让我久久无法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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