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以来，人们普遍熟知的古文选集为《古文观止》，而在南宋时期，流行的则是吕祖谦所著的《古文关键》。当前，《古文关键》的研究焦点集中在评点领域，实际上，这一研究揭示了南宋古文风格的转变。谈及古文的演变历程，首先便是中唐时期的转型，以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为标志。这场运动终结了骈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倡导了古文的复兴。它不仅仅是文体上的创新，更是儒学复兴运动的结晶。在中唐时期，知识分子们期望通过复兴儒学来应对道德沦丧、藩镇割据的时弊，因此，儒家思想、文以载道、原道宗经征圣等理念成为了古文运动的核心诉求。北宋中期，欧苏主导的北宋古文运动在沿袭唐代古文运动精髓的同时，亦展现了独到之处。欧阳修对情感的执着追求，孕育出一往情深、一唱三叹、一波三折的“六一风神”。而苏东坡则致力于自由思想与自由书写的小品文创作，这标志着唐文与宋文风格的转变。
唐宋时期，八大家的人数分布极不均匀，北宋时期占据了其中的六位，而南宋在长达152年的时间里，几乎鲜有影响力。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在两宋时期达到了巅峰，故而南宋亦成为古典文化的巅峰时期，在此期间，思想领域涌现了朱熹、陆象山等理学巨匠，诗坛出现了中兴时期的四大诗人，词坛则有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杰出词人，然而，古文领域却似乎鲜为人知，既无著名大家，古文风貌的研究也显得不够详尽。研究结果表明，南宋时期古文的发展状况，南宋学者车若水似乎为我们揭示了线索。在他的著作《脚气集》中提到：“我拜入筼窗先生门下，正当弱冠之年……我们共同创作了新颖的古文样式。”
理学家车若水将南宋时期的古文命名为“新样古文”，那么，南宋时期的古文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呢？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吕祖谦编纂的《古文关键》所呈现的内容，来探讨南宋古文在转型过程中的特点，以及新样古文的格式。吕祖谦，南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门下弟子众多，达3000人之多，《古文关键》则是他门下传授古文的主要教材。然而，在诸多书籍中，我们鲜少发现有关唐代儒学复兴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过分强调文以载道，这一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尤为重视，这标志着第一个转型，即从道到文的转变。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并未涉及道德议题，《四库总目提要》亦评论道：“祖谦所著此书，实则专注于论文之学，与讲学无关。”对文学的尊崇背后，实则反映了宋代文人的自我意识。正如苏东坡所言：“试问一生何为，黄州惠州儋州。”对于致力于古文运动的苏东坡而言，他的成就已不再局限于立德立功，而是转向了立言。文人们开始高度重视自身文章独立存在的价值。编纂与阅读古文选本蔚然成风，宋代更是涌现出了约100种古文选本。
南宋时期，古文经历了第二次转变，这一转变着重于对文法的重视。《四库提要》在评价《古文关键》时指出：“该书详细阐述了命意布局的关键点，向学者展示了学习门径，因此得名‘关键’，并在卷首加入了关于阅读和写作文章的总体方法。”自《古文关键》问世以来，古文从原本神圣的复兴儒学的地位，逐渐从抽象的哲学层面下沉至具体的作文技巧。《古文关键》卷首篇名为《看古文要法》，其中首篇《总论看文字法》分为四部分，分别是：首先把握文章的大意和主旨，其次观察文章的气势和规模，再者是文章的纲要和关键点，最后则是警策之词和句法结构。在案例部分，则分别介绍了“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和“看苏文法”，并且还附有“看诸家文法”，涵盖了曾文、子由文、王文、秦文、张文、晁文等多种文风。
第三个转型着重于近现代，摒弃了秦汉时期的古文，转而推崇唐宋时期的古文，从而开启了明代唐宋派的先河。《古文关键》一改往日仅选取秦汉古文的惯例，转而只选取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宋代人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展现了极高的文化自信，欧阳修对经典和古文提出质疑，王安石编撰了《三经新义》，苏东坡倡导自由思想和自由的书写方式，这些都体现了对当代文化的推崇。宋代人在绘画、书法、诗词等领域均有独特的风格，创立了各自的学派。他们以北宋时期为榜样，将其视为典范，称之为“北宋风格”。南宋学者在继承唐宋八大家古文的基础上，尤其尊崇欧阳修和苏轼，他们不仅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还特别重视功业和制度的学习，将其称为“永嘉派”、“永康派”和“江西派”。相比之下，秦汉派古文较为晦涩，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则通俗易懂，更便于实际应用。南宋时期的事功派学者，他们继承了八大家的清晰流畅的文风，这种文风代表了近代化、实用化的语言倾向，同时也满足了那个时代平民化、世俗化的需求，与事功派的宗旨相结合，共同塑造了南宋散文的时代特色。
古文在第四个转型中，其核心战场由意识形态领域转移至科举考试。王守仁在其《文章轨范序》中明确指出：“宋代的谢枋得选取了那些有助于科举考试的古文……然而古文的深奥之处远不止于此，它们主要是为了科举而设立的。”而《古文关键》则类似于现今的作文范例集，其中不仅收录了范文，还附有相应的点评。范文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榜样，而点评则指导学生如何进行模仿。谈及科举辅导，吕祖谦在当时的成就上略逊于其同乡陈傅良。陈傅良在城南茶院提供的科举辅导颇受欢迎，吴子良在其同期的记录中提到：“止斋年近三十，在城南茶院招揽了众多弟子，声名远扬。他初次参加补试，刚抵达浙江亭，连鞋子都还没来得及脱下，就有众多方外之士和太学诸生纷纷前来拜访。”（出自《荆溪林下偶谈》卷四）陈傅良凭借其在科举文辅导方面的卓越成就而名噪一时，宋代的叶适在《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中记载了陈傅良所创新样古文的独特结构：“他未满三十岁，思维便已独树一帜，对陈旧的编纂和传统的说法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使得新颖的意念如萌芽般破土而出，新奇的语句逐渐壮大。士人们为之振奋，纷纷起身效仿，场面震撼，如同雷霆般轰鸣，人们纷纷追随。即便没有其他老师的指导，他们也会借助陈傅良的名号，因此他的文章在当时备受推崇。”陈傅良尤其擅长科举文的创作。陈傅良所著，专为科举考生准备的古文选集《八面锋》曾经广受欢迎，《四库提要》对其评价称：“据传此书乃傅良所编……内容均为应试策问之用，非为撰写专著，故未署名。宋代人喜欢发表议论，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但总体而言，其主旨仍保持纯正……这部著作虽然是科举用书，却专注于时事讨论。”科举文章与古文相互借鉴、相互激发，形成了独特的新派古文风格，成为永嘉派古文的主要代表。城南书院是传授新样古文的中心，当时浙江人在科举考试中无论是人数还是排名，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以至于引起了其他地区的抗议。新样古文在科举考试中的显著成就，对南宋的古文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古文关键》一书中提出的“有用之文，议论之文亦然”这一观点，与纯文学理念相悖，却恰好揭示了科举文章的特色。那么，为何议论之文被认为是有用的呢？宋代科举制度将声律转变为议论，将墨义转化为大义（《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考五》），因此，议论文在科举考试中显得尤为实用。
第五个转型彰显了商业文明的潮流特征，古文运动通过古文选本的点评，依托书商的商业化运作，将原本封闭独立的师门传承拓展至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应试士子以及众多中下层知识分子，使古文运动在教育普及层面得以稳固扎根，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石。《古文关键》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这或许表明该书是由书商在最终出版时定稿的。他们可能将吕祖谦关于文学的语录、授课的讲义以及课堂上的古文评点进行了剪辑和组合，从而汇编成了《古文关键》这本书。《四库提要》对此也有质疑，指出《宋史·艺文志》记载该书共有二十卷，但如今看到的卷首所列各家文法，包括王安石、苏辙、李廌、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有论述，然而书中却没有收录他们的任何一篇文章，这似乎表明此版本并非该书的全貌。当时《古文关键》颇受欢迎，或许存在两种版本，即二卷本以及二十卷本。
尽管书商们采用了诸多“神奇手段”，尽管书籍的制作质量参差不齐，然而由于价格低廉、印刷量大，古文选本的发行得到了极大的推动，使得普通百姓也能负担得起、阅读到这些书籍，从而推动了古文知识的普及，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进步，并最终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评点的显著特点是文本与评语相互融合，营造出一种现场感。评点者在阅读文本时，会即时地将自己的感受和评价标注在文本之中，这些标注可能带有即兴的、情感的色彩，也可能体现出理论的深度。评点本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这些标注，读者能够直接感受到评点者的情绪和思考，就像参与线上教学一样，这种体验显得尤为真实和生动。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宗刘》中提出，评点乃是一种简明扼要的即兴式评论，其用途在于帮助初学者更好地理解和学习，堪称最适宜的自学参考书籍。继此之后，明代出现了700种古文选本，清代则有600种，其中不少成熟的清代选本都附有评点，古文因此找到了其最理想的表现形式。这一传统最终得以传承，成为了今日中小学教材中不可或缺的文言文内容，成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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