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这座城池在唐代不仅是军事上的关键要地，更是古文运动的摇篮。在初唐时期，由富嘉谟与吴少微在北都晋阳所创立的“富吴体”，成为了唐代古文运动中率先崭露头角的新型散文风格。它摒弃了自六朝以来内容贫乏、形式华丽的文风，以全新的姿态，率先开启了“以经典为基石”的先例，赢得了当时文坛的高度关注和赞誉，对唐代古文运动的推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充分展现了晋阳的文化魅力。
富嘉谟，雍州武功（现今陕西武功县）人士，乃唐朝初期“二十六学士”中的一员，于唐长安年间被任命为北都晋阳尉。吴少微，新安（今安徽歙县）之籍，与富嘉谟同期，亦官至晋阳尉。在晋阳任职期间，二人志趣相投，情谊深厚，他们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仁亶的青睐。在初唐时期，受到六朝骈文的影响，文人们撰写碑文和颂词时，都把徐摛、徐陵以及庾肩吾、庾信视为楷模，导致文风逐渐变得低劣。然而，富嘉谟与少微则不同，他们创作的词句都借鉴了经典文献，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广泛敬仰。这种文体的转变，被赞誉为“富吴体”，从而使得富嘉谟和少微在文坛上声名鹊起。（《旧唐书·富嘉谟传》）在唐玄宗开元时期，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张说与文人徐坚在谈论当代文士时，对富嘉谟的文风进行了这样的评价：他的文字宛如独立于海边的孤峰，峭壁高耸入云，浓云密布，雷声轰鸣，令人敬畏，若是在朝廷之上运用，定会令人震惊。这种风格与那些“轻柔华丽，宛如女子与孩童嬉戏笑语”的骈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旧唐书·文苑传》中有所记载，富嘉谟所著的《双龙泉颂》与《千蠋谷颂》以及吴少微的《崇福寺钟铭》这三篇作品，被视为“富吴体”风格的典范之作。然而，遗憾的是，富嘉谟的这两篇作品已经失传，而《崇福寺钟铭》则是目前唯一存世的“富吴体”代表文献。
崇福寺位于古晋阳城南五里之处，在唐代时期被誉为晋阳的著名寺庙。《崇福寺钟铭》这篇铭文，是吴少微为御史大夫魏元忠以及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张仁亶所铸造的崇福寺铜钟所作。该文承袭了先秦、西汉散文的写作风格，结构严密，连贯流畅。其文字风格简约而清新，质朴而高雅，不追求过多的修饰。当时文风迥异于四六句式，采用多变的两字、三字、五字句式，诵读之际，音韵起伏，节奏感强，颇具韵律之美。语调深沉豪迈，气势非凡。
推崇古典文学，抵制骈偶之文，并非唐代初创。追溯至魏晋时期，潘岳、陆机便对骈文表达过不同意见。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提出了文学创作应“尊崇经典”、“效法圣贤”、“阐明道理”的理念。西魏的宇文泰、苏绰，北齐的颜之推，以及隋朝的杨坚，还有隋唐时期的王通等人，都曾致力于恢复文章的古风，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文体，终究未能与骈文形成对抗。在初唐时期，陈子昂明确地倡导了文学复古的理念，然而他的主张并未超出理论层面。与此同时，与陈子昂同代的富嘉谟和吴少微，他们摒弃了六朝骈文的繁琐华丽之风，开创了新的散文文体，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若以陈子昂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那么富嘉谟和吴少微无疑就是唐代文学复古的先行者。
唐代古文运动历经三个重要时期，即初唐的起始阶段、盛唐的成熟阶段以及中唐的巅峰时期。其中，“富吴体”被视为初唐古文运动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盛唐时期，萧颖士、李华等众多古文运动的新生力量，在富吴复古思想的感召下，深入研究先秦时期的经典著作，并以儒家思想作为创作的基石，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自中唐时期起，韩愈与柳宗元继承了前人的文学复古理念，将之发扬光大，他们倡导的“文以载道”成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念，进而将这一运动推向了顶峰。
“富吴体”在当时的北都晋阳创立，绝非偶然。
晋阳，作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承载着李唐王朝的起点，也是女皇武则天的故乡，更是唐朝抵御突厥的北方要塞，深受唐室统治者的重视。在初唐和盛唐时期，晋阳仅次于长安和洛阳，位居全国第三大都市。晋阳城不仅规模庞大，城内还设有城中之城，名胜古迹遍布，山水风光交相辉映，环境宜人。这样富有特色的名都，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再者，晋阳在唐代被誉为人才汇聚的宝地。那里自然景观丰富，人文气息浓厚。在隋朝末年，李渊与李世民父子在此地举兵，建立了唐朝，为唐王朝的根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晋阳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朝廷派遣至该地的官员，大多是朝廷中的杰出将领和辅佐大臣。在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下，这些地方高官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其中不乏文学界的巨擘，他们身边聚集了众多文学英才。他们共同吟咏和唱和，挥洒着才情，为晋阳城的繁华增添了浓厚的文学气息，富嘉谟与吴少微堪称其中的翘楚。
最终，晋阳在唐代成为了南北文化交汇的要地。历经三国两晋至十六国北朝，以晋阳为核心的太原地带，成为了我国北方民族迁徙、竞争、融合的核心区域。农业与游牧文化在此交汇碰撞，持续了长达三百多年。正是在这片北方民族高歌《敕勒歌》的土地上，积淀了雄浑而刚健的草原文化特色。自隋唐时期开始，南方的清丽绚烂的文风传播至北方，南北文化得以再度融合，这一现象极大地推动了晋阳文化的兴盛。正如初唐时期的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
南北两地各有喜好，差异与共通之处并存。江南的宫商之声尤为精致，而河北的词句则更注重刚毅与气质。在气质方面，理胜于辞；在清丽方面，文胜于意。理深之词便于应用，文采之辞宜于吟咏。这便是南北词人得失的大致比较。若能选取其清音，删减冗余之句，各自扬长避短，结合双方的优点，便能文质兼备，完美无瑕。
“富吴体”这一散文文体，是在南北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优点、相互融合的氛围中孕育而生的。
并州新闻 康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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