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王宏嘉】
近日，一则蒙古国将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文蒙古文的消息备受关注。 据新华社3月18日报道，蒙古国政府18日正式通过《国家蒙古文字纲要》，决定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维吾尔文风格蒙古文字，俗称“蒙古文”。传统蒙古文字或古蒙古文字。
“蒙古”以传统维吾尔蒙古文（左）、西里尔蒙古文（右上）和拉丁蒙古文（右下）书写
事实上，这并不是蒙古国近年来第一次采取改变语言的行动。 早在1990年，蒙古国民主改革后首任总统奥齐尔巴特上任后就颁布了第1号总统令，计划在1994年放弃西里尔文字，全民改用传统蒙古文字。 2003年，蒙古政府发布了《拉丁字母国家计划》草案，再次表示决心放弃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西里尔蒙古文字，转而使用拉丁化蒙古文字； 2008年，蒙古国政府颁布《2008年至2015年国家蒙古文字规划二》，要求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界扩大传统蒙古文字的使用； 2010年，蒙古前总统察希亚。 同时标明传统蒙古文； 2014年，蒙古议会下令到2020年正式废除西里尔蒙古语等。
蒙古国废除西里尔蒙古文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语言变革的过程中，传统蒙古文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拉丁蒙古文。 那么影响蒙古立场的因素有哪些呢？ 而近代以来曲折的文本变迁过程背后又能折射出哪些深层次的暗流？ 这要从蒙古采用现行文字的历史渊源说起。
蒙古隶书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传统回鹘文蒙古文（以下简称旧蒙古文）据说创制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时期。 元明以后，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分裂为瓦剌族、鞑靼族、乌良哈族三个部落。 1578年，三部族中实力最强的鞑靼部首领阿达汗为了在蒙古世界确立自己的权威，着手重建蒙古与西藏的政教关系。 此后，藏语开始对蒙古语产生影响，逐渐形成了今天蒙古文的雏形。
此后，无论是长城沿线的漠南蒙古（大致在今内蒙古境内），还是继续占据蒙古高原的漠北蒙古（大致在今蒙古境内），都使用古蒙古文字进行书写。
这里必须说明，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差异并不完全是近代政治因素决定的，而是一个更长期的历史问题。 1635年，后金太极西征，在漠南击败科尔沁部落林丹汗。 此后漠南投降后金，直接成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1691年，清康熙皇帝用它来调解漠北蒙古与喀尔喀之间的内部纠纷。 趁机在多伦主持会盟，成为蒙古诸部的共同首领。 从此，漠北蒙古“内部归属”清朝。 因此，两者之间的地位是有差别的。 内蒙古六盟由清政府直接管理，相当于清朝的一个行省，而外蒙古各部则由理藩院管理，相当于“外交部”和“外交部”。当地世袭扎萨。 蒙古的管理比前者更加独立，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分裂由此逐渐显现。
16世纪下半叶后，沙俄进入西伯利亚，开始与蒙古接触。 19世纪末，随着清朝的衰落和俄罗斯新修的西伯利亚铁路，沙俄开始向清朝索要外蒙古的“特殊权利”。 此时，外蒙古诸侯们也希望借助沙俄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摆脱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于是，俄罗斯大力推动与蒙古各部的交流，受到各部统治者的欢迎。 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虽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外蒙古与中央的联系，但由于忽视了蒙古与汉族的差异，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二战后蒙古国初中军事学院内的哨所，右为斯大林，左为乔伊巴山
清朝灭亡后，随着清朝皇帝作为“共主”的不复存在，外蒙古诸侯开始谋划独立。 1911年底，外蒙古第八世活佛杰布尊丹巴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独立，并自称“大蒙古皇帝”，谥号“贡代”。 随后俄军联合驱逐清朝驻军和行政人员。 次年，沙俄与日本签订第三次《日俄秘密条约》。 双方在满洲和蒙古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军队在外蒙古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这一时期的沙俄只一心想着从蒙古掠夺金钱和资源，并没有兴趣在语言和文化上同化蒙古。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政府仍在积极筹划“收复外蒙古”。 沙俄自然不会担心外蒙古王公贵族的疏远。
然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吹响了蒙古文字改革的序幕，红军在俄国的胜利改变了外蒙古原有的政治格局。 1921年，蒙古人民党成立，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夺取政权，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完成了所谓“蒙古人民革命”。 1924年活佛圆寂后，蒙古人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废除君主立宪制，实行共和政体，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始按照列宁主义建设国家。原则。
“十月革命”后，列宁亲自领导了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他称之为“东方大革命”，试图对苏联各民族进行拉丁化改革。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开始逐步为少数民族制定新的文字系统，为那些没有文字或有文字但文字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民族创建新的文字系统。 例如阿塞拜疆和中亚各共和国都在这一时期接受了文字改革。 对蒙古最重要的借鉴是苏联对布里亚特蒙古人进行的文字改革运动。 苏联自然希望将其推广到蒙古。
此外，这一时期，不仅是苏联，世界各国也主动或被动地发起了文字拉丁化运动。 例如，我国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鲁迅、刘半农等都主张汉字拉丁化。 ; 印度支那国家还在法国殖民者的领导下废除了汉字和Nom字符，改用拉丁字母等。 当然，传统的蒙古文字存在一定的缺陷，将语音转换成俄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也很困难。 这也是蒙古领导人决定改革剧本的一个因素。 总而言之，1931年，蒙古成立蒙古文拉丁化改革委员会，并于同年作出《关于使用拉丁文字书写官方文件的决定》，宣布废除传统蒙古文字，改用拉丁字母书写蒙。
然而拉丁化的过程并不顺利。 列宁去世后，风格截然不同的斯大林成为了苏联领导人。 就对“革命伙伴国”的态度而言，斯大林本人显然更倾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斯拉夫主义”利用所谓“共同革命理想”来控制人心，显然不如利用“共同文化”来得有效。 1935年，苏联发动“泛奴隶化运动”，蒙古首当其冲，成为苏联的试验场。
政治上，苏联以“消灭反革命”为借口，屠杀反苏的蒙古高级领导人、蒙古王公、黄教喇嘛。 剩下的人要么被迫还俗，要么被迫与俄罗斯人“讲和”。 ”；经济上，苏联人完全控制了蒙古的经济，并将其纳入苏联国家计划，阻止蒙古的工业化进程；文化上，在取缔宗教的基础上，苏联人还进一步禁止了长期存在的成吉思汗崇拜。传统的蒙古文字1941年，蒙古人民党和蒙古政府通过《关于确定新蒙古文字的决议》，正式废除拉丁化蒙古文字，并宣布国家非常重要的是，即将过渡到使用西里尔字母的新文本。
根登，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第九任总理
蒙古国乌兰巴托的“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馆”。 它的原址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第九任总理根登的故居。 1993年改建为纪念馆。根登本人曾强烈反对苏联在蒙古的“消灭”运动。 据说，他曾在蒙古驻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骂斯大林：“你这个该死的格鲁吉亚人，你居然成了红色沙皇！ ”，并抓起斯大林标志性的烟斗，将其砸在地上。 1937年，根登被驱逐到苏联，并以“日本间谍”的名义被枪决。
如果说蒙古试图将其文字拉丁化仍然是出于一定程度的主张自身独立性和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愿望，那么其将文字改为西里尔文的举动可以说完全是被迫的。 苏联压力的被动行为。 这一文字改革并非以蒙古人民的普遍意志为基础，鲜明地体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当然，面对苏联的全方位控制，蒙古人民别无选择。 从理论上讲，作为人民意志代言人的蒙古高官早已彻底沦为苏联人民的统治工具和代言人。 当然，他们只会跟随莫斯科的脚步。 。 此时此刻，蒙古人民或许已经意识到，在彻底消除了南方强邻的威胁之后，这个来自北方的老大哥，已经成为了国家新的枷锁。 1946年，蒙古国开始全面使用这种字母。 直到今天。
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解体，停滞的时代再次开始转动。 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没有哪个国家能像苏联那样重新控制蒙古。 199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通过新党章，指导思想逐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实行多党制； 1992年初，蒙古国通过新宪法，规定国名改为“蒙古”。 实行议会制，禁止外国军队和通行权，承认一切形式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至此，蒙古开始了“去苏联化”运动。
在民族主义浪潮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共同冲击下，新生的蒙古“去苏维埃”运动主要在政治和文化两条轨道上齐头并进。 而这两种不同的渠道也导致了蒙古文字的改革。 两条路。
所谓政治运动主要体现在蒙古对外政策的变化上。 冷战时期，蒙古作为苏联的“附庸国”，在外交上奉行极其片面的政策。 尤其是中苏冲突后，蒙古国还断绝了与中国的大部分来往，充当苏联对华军事威慑的桥头堡和征兵地。 然而，苏联解体后，被社会主义铁墙包围的蒙古终于能够呼吸到新世界的空气，并自愿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再加上俄罗斯的大幅衰落，就成了重新评估两个邻国外交地位的问题。 迫在眉睫的工作。
1994年蒙古大呼拉尔通过《蒙古外交政策构想》决议，宣称蒙古奉行“开放、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强调在中俄之间保持平衡。 2011年，蒙古国通过了新的“外交政策构想”，宣称奉行“爱好和平、开放、独立、多支点的外交政策”。 同时还明确，发展同中俄关系是其首要外交任务。 在与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还引入了一个新概念——“第三邻国政策”。
什么是“第三邻国政策”？ 众所周知，蒙古唯一的邻居是中国和俄罗斯，而中国和俄罗斯在蒙古近代史上分别扮演了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角色。 因此，即使蒙古宣誓永久中立，也难免遭到两个强邻的窥探和觊觎。 因此，它寻求外部世界其他大国或国际组织作为“第三邻国”，以战略动态平衡遏制中俄，从而维护蒙古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 可以想象，蒙古规划的“第三邻国”中，美国、欧盟和北约是其主要外交目标。 当然，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蒙古的呼吁绝非无足轻重。 谁都知道，在这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下，埋藏着让任何国家都觊觎的真正价值的矿藏和石油天然气。
蒙古民主改革后，蒙古积极向美国伸出橄榄枝。 1996年，双方签署《蒙美军事交流互访协定》和《蒙美安全合作协定》，相互授予军事准入权。 两国最高领导人还于2004年至2005年实现互访。 2011年，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访美时，特意强调“美国是我们（蒙古国）首选的‘第三邻国’”。 面对蒙古的投资，美国领导人也投桃报李，多次宣称蒙古是“亚洲民主的典范”或“亚洲最西化的国家”。
2009年6月18日，当选蒙古国总统察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中）在首都乌兰巴托国家宫宣誓就职。 （图片来源：新华社/路透社）
除美国外，欧洲也是蒙古外交的主战场。 1989年，蒙古与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 自2003年以来，蒙古已派出1300名士兵加入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2010年，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首次加入北约峰会； 2012年，蒙古与北约正式签署伙伴关系协议。 同年，蒙古也正式加入欧安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7个成员国。
蒙古军队出兵伊拉克。 旭烈兀告别美索不达米亚八百年后，蒙古人再次回到这里。
可见，如果有人说蒙古坚定奉行“永久中立”原则，恐怕也无法说服自己。 颜色革命以来，蒙古国的基本外交就是在中俄关系平等的前提下，尽力迎合西方世界和西方价值观。 蒙古文字拉丁化改革也正式基于这一背景。 向下。 正如蒙古族著名作家图德卜曾在《蒙拉丁拉丁蒙简明词典》的序言中写道：“拉丁语是欧洲文明之父，掌握拉丁字母就相当于打开了与欧洲文明交流的大门。”世界.门。”
说完了政治层面的“去苏化”运动，我们再来谈谈文化层面的改革。 苏联“统治”蒙古期间，为了牢牢控制人心，为未来可能的合并做准备，彻底颠覆了蒙古当地的民族文化，按照斯拉夫生活方式彻底改造了蒙古社会。 蒙古人吃西餐、穿西服、说“俄语”、过西方节日，而传统的宗教、节日、习俗、偶像崇拜，当然还有传统的蒙古文都成了禁忌。
苏联解体后，政治独立伴随着思想觉醒，民族主义浪潮席卷蒙古。 被扼杀了60多年的传统文化开始逐渐复活。 最重要的是，蒙古族传统新年白月节时隔70年重新走进蒙古族人民的生活。 蒙古族长久以来的佛教信仰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 1990年5月，蒙古族信徒联合会成立，这是蒙古国宗教组织恢复活动的标志性事件。
一项有趣的统计曾显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蒙古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民族信仰调查，结果显示，80%至85%的受访者没有宗教信仰； 在第二次全国民族宗教信仰普查中，自称有宗教信仰的人数跃升至73%，足以说明宗教复兴的程度。 此外，政府还批准修复蒙古国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额尔登尼扎。 额尔登尼昭位于旧蒙古帝国的中心哈拉赫林。 它是少数没有被苏联和极左势力彻底摧毁的地方之一。 其中一座寺庙（大概是苏联学者为历史研究保留的原因），在蒙古乃至整个藏传佛教世界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恢复被苏联禁止的成吉思汗崇拜。 当列宁和斯大林的雕像被推倒时，成吉思汗的雕像在全国各地竖立起来。 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地址也出现了。 例如，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苏赫巴托尔广场”于2013年更名为“成吉思汗广场”，国家宫前（大呼拉尔所在地）的苏赫巴托尔墓和乔巴山墓也被命名为“成吉思汗广场”。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重新竖立的成吉思汗雕像。 雕像上的文字均为古蒙古文。
乌兰巴托市郊的巨大成吉思汗骑马雕像也于2008年竣工，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高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也是前往蒙古旅游的标志性目的地。
成吉思汗骑马雕像是一个小型展厅，作为雕像的底座。 其建筑由36根柱子支撑，寓意蒙古可汗的36个部落。 成吉思汗雕像由250吨钢材制成。 游客在参观展厅的同时，还可以进入雕像内部，登上马头顶的观光平台，眺望一望无际的草原。
在摆脱奴隶制、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恢复传统文化是蒙古国30年来不懈努力的目标。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势必成为整个民族主义改革浪潮中的重中之重。 古蒙古文字作为蒙古民族的历史创造，不仅对保存和传承蒙古民族文化具有现实作用，而且在重塑和弘扬蒙古草原民族精神方面也占有特殊的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近代一百多年来，蒙古官方文字经历了从古蒙古文到拉丁蒙古文再到西里尔蒙古文的演变。 苏联解体后，多次宣布放弃西里尔蒙古文字。 同时，在新文字的选择上，我们也经历过和正在经历拉丁蒙古文与古蒙古文之间的反复拉锯战。 这背后反映的不仅是历史因素的操纵和影响，更是当下蒙古国的状态。 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大国与超级大国的相互斗争。
2019年9月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蒙古。 传统服饰的仪仗队与人民蒙古时期的苏式军服有很大不同（新华社）
从本文开头列出的今年一系列新闻可以看出，旧蒙古文字的回归之路还存在两个障碍。 一是代表“向往西方的心”的拉丁蒙文，二当然是语言。 由于惯性，世代相传的西里尔蒙古文字注定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失。 至于新出台的政策能否保持长期的时效性，或许我们应该采取保守观望的态度。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苏俄在蒙古的势力彻底丧失，在政治文化“去苏维埃化”的浪潮中，官方使用近近百年的俄罗斯西里尔蒙古文字最终被废除。 70年注定要被废除。 必须要做，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西里尔·蒙文退出历史舞台也是一个最终决定。
如果说拉丁蒙文代表了蒙古摆脱地缘政治束缚、融入西方世界的愿望，那么老蒙古文则代表了蒙古回归民族、回归传统、与历史“和解”的愿望。 两种心态的互动动荡也体现了蒙古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希望与妥协。 诚然，蒙古国今年的外交活动带有明显的亲西方性质，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能否真正成为“第三邻国”还有待观察。 位于中俄之间的蒙古有句谚语，大意是“中俄是上帝赐予的两个邻居，我们想搬也搬不走”。 这也反映了蒙古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
蒙古国大宗商品要想运往国外，必须经过中国和俄罗斯的港口城市。 中国已经取代俄罗斯，连续多年成为蒙古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大陆另一侧、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则面临着中俄两国的军事实力，想要随意开展过度外交并不容易。 多年来一直与蒙古搞暧昧的美国去年才将蒙古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暂时放弃“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主义”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国面临着恢复传统和与西方接轨的双重“任务”。 这两项任务看似矛盾，但都服务于“告别过去，面向未来”的最高目的。 随之而来的关于蒙古语传统化或拉丁化的争论反映了两种写作任务之间的摇摆。 这不仅是蒙古国民族主义进一步回潮的表现，也显示了蒙古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快速西化和经历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的潮起潮落之后，对自身未来的新一轮思考。 至于老蒙古文和拉丁蒙古文，以及其背后的民族情感、国家战略和国际趋势，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哪一方能够赢得这场长文竞赛。
【蒙古国将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的文字历程】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