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二十四张孝图》的文章，文中写道：“《二十四张孝图》只是一本薄薄的书，但下图却说鬼少多了。”人们……我想问，当人们讲完二十四个故事后，才知道做一个孝子是多么的难，他们对自己之前做一个孝子的如意算盘彻底失望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二十四孝是吃人的伦理吗？ 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今天还有什么教育意义吗？ 为此，澎湃新闻采访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侯晓荣，请他谈一谈“中国最早、最成熟的二十四孝”以及二十四孝文化的相关历史。
孝道故事的“格局”
澎湃新闻：无论是汉代的画像石，还是北宋金元时期典型的墓壁装饰，孝道故事都有固定的“模式”。 这个“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
侯晓荣：目前对网格集问题阐述较多的是台湾学者邢以田先生。 邢益田指出，造型艺术中的“查套”有三层含义：一是利用模板、模板反复雕刻，或用粉书图根据图案绘制； 其次，具体形状的定型和再现； 第三，一定形式的画面结构，包括一定的画面元素，元素之间具有大致一定的相对位置，形成象征特定含义的画面。
个人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孝文化的各种形象资料中，并不能找到一定的规律。 主要原因是汉代文物和图像中的孝文化还不是很成熟，体现在材料不系统。 漆器仅见于朝鲜平壤古里东汉墓出土的彩绘漆盒上，画像石也仅在山东无量寺中最为典型。 其他地区画像石上的孝子形象基本都是碎片化的，孝子壁画仅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发现。 因此，就孝文化而言，在汉代的各种形象中并不能看出它有固定的模式。 不过，我想，用“歌涛”来观察汉代画像石，还是能发现一些规律的。 也就是说，不同肖像的主题和内容在某些区域可能会表现出相对固定的模式。 文化，我个人认为还没有那么成熟。 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墓葬中广泛使用孝子形象。 无论是表现在壁画、砖雕、泥塑等方面，还是表现在孝子的内容、题材、表现手法上，都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 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范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定的模式。
（东汉）嘉祥无量寺西壁画拓本
套用邢以田先生对“风格”的定义，笔者认为，宋金元时期的孝子形象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风格”。 因此，用“风格”的标准来观察和研究历代孝子形象，最为成熟的当属宋金元时期的孝子形象。 孝子的形象。
《二十四孝画像》
澎湃新闻：宋金元时期，不同地区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体系是否一致？
侯晓荣：我个人对于宋金元时期的“二十四孝”问题有比较成熟的看法。 相关文章分别以简体版和完整版发表在《光明日报》和《西方考古》上，并首次提出中国最早、最成熟的二十四孝是流行的《肖像二十四孝》宋金元时期的《二十四孝》，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元末郭居经所编的《二十四孝》。
近七八年来，我一直关注考古出土的孝子形象问题。 结合考古碑刻和自刻碑文，我首次明确指出，宋金元时期流行的孝子形象有一个固定的标题，叫“二十四孝像”。 通过对历年孝道形象的梳理，我总结出《二十四孝像》具有以下五个特点：孝道人物构图固定、孝道形象规范化。其中，孝道的描写是稳定的，孝道的传播是普遍的，孝道的肖像则长期流行变化。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的孝子形象
所谓孝子人物固定构图，是指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墓葬中出现的孝子故事图画装饰。 虽然故事里的人物数量不一，少则一两个、几个，多则十几个甚至二十个，但孝子的故事最多也就二十四个，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二十五个、二十几个。一墓六尊孝子像。 这类形象的内容比较统一，基本反映了历代孝子的孝心，但或多或少都有孝子。
另外，从碑文中还可以看出，宋金元时期的“二十四孝像”中，有韩白玉、元觉、刘明达、鲁一古、王五子等众多孝子，等等我们不熟悉的人。 相反，宋金元时期绝对没有一些学者认为的孝子形象，其中有汉文帝、黄庭坚、朱寿昌等晚期孝子人物。 一些学者常常依靠后来的文本来解释早期的形象而得出这些结论，从而导致他们对孝子的性格产生误解。 经过收集整理大量考古资料，我发现宋金元时期的孝子形象并没有超出宋代“二十四孝”人物肖像的特例。 、金元时期，也就是所谓孝子的固定组成。
所谓程式化的孝子形象，是指宋金元《二十四孝图》中程式化、固定化的孝子形象表达。 换句话说，他的孝行行为是通过形象而定型的。 比如，当我们看到孝子董永的孝行时，永远是他与仙分离的故事，也就是他与仙人分手的故事。 根本不存在汉朝推父下田的形象。 这些孝子的形象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画面。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比较固定。
四川曲县蒲家湾无名雀塔背面西汉董永画像（上）与洛阳关林寺宋墓“董永辞仙”砖拓片（底部）
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蔡顺，他有两种孝：“分桑叶给母亲”（一年中粮食短缺的时候，他会在白天捡桑叶， ”朱贼见之，问之。舜曰：“黑者味甘，供母；红者酸，自食。贼尽孝心，赠白米和牛蹄）和“墓中闻雷而泣”（舜的母亲生前怕雷，死后也死了），每有雷声， ，舜哲会因大象而哭泣，说“舜来了。”）可见，宋金元时期孝子的个体形象尚未定型，这恰恰说明了早期的二十个孝子形象。 ——四孝还比较基层、低层次。
所谓孝道表情的稳定，是指我们在宋金元时期看到的孝子形象。 其中许多都有铭文。 这句话的内容清晰、稳定。 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姓名型，如“曾参”、“孝子曾参”、“郭巨”、“孝子郭巨”； 一种姓名加行为，如“郭巨埋儿子”、“郭巨行孝”、“曹娥哭江”、“刘明达卖儿子”等，以配合形象内容。 从宋、金、元时期众多孝子形象的名称来看，没有一个能超过我提到的蔡顺、丁兰、董永、曾参、郭巨、蒋氏这二十四位孝子人物。 、老赖子、王翔、孟宗、闵子骞、谭子、顺子、陆机、杨翔、韩白玉、袁珏、刘明达、曹娥、刘印、陆一谷、包山、王五子之妻、赵孝宗、田震。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元末郭居经文本《二十四孝》中有汉文帝、朱寿昌、子路、江歌、黄庭坚等孝子等孝子人物。王朝。 反之，也可以推断宋金元以后的文献中并没有“二十四孝”。 书中出现了汉文帝、朱寿昌、子路、江歌、黄庭坚等人物。 所谓宋金元孝子形象中有汉文帝、朱寿昌、子路、江歌、黄庭坚等孝子形象的解释是错误的。
所谓孝道的普及，是指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墓葬中所见的孝子形象。 这些坟墓的主人基本上都是平民百姓或者富裕的地主。 在宋金元时期的高级贵族墓葬中，我们看不到二十四孝的形象，这与北宋文献中明确记载的王公贵族墓葬中的“二十四孝”形象十分吻合。不允许雕梁画栋。 宋金元时期，孝道教育的对象是百姓，这恰恰说明二十四孝画像是一种向下层民众的传播方式，所以流传得越多，实现的效果就越大。
最后，孝道画像盛行已久。 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早有记载的《二十四孝》画像，是在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山西省长治市五马村的砖墓里。 现存有雍、王祥、田震、郭巨等人的砖雕孝道像15尊。 日期延长至元朝末年。 最新的例子是元朝十六年（1356年）山西交城裴家山墓。 可见，宋金元时期“二十四孝”的形象在北方地区延续了近280年。 在过去的280年里，二十四孝肖像所表现的内容和技法都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我认为这样一个模型的流行呈现出一个长期的趋势，就是它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趋势。受众和稳定的模型。
正是根据宋金元孝子形象的上述五个特点，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宋金时期的《二十四孝子像》是最早的。也是中国最成熟的二十四孝。
最后说一下宋金元画像中二十四孝的分布。 通过对大量孝子形象的梳理，我得出的结论是，宋金元肖像画中的二十四孝基本分布在北方地区，即秦岭——淮河以北地区。 即画像中的二十四孝，是宋金元时期北方所独有的。 文化现象。 仅在今四川广元、重庆等少数地方，南宋石墓中尚存有个别孝子形象。 估计这些墓葬的主人可能是北方人。 由于靖康之辱，许多北方人逃往南方。 他们居住在这些地方，因此保留了许多北方的习俗。 除了南方的广元和重庆，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第三例病例。 例如，南宋时期广西、福建两湖等发达地区，有不少壁画墓、砖室墓，但未发现孝子形象。 从地域角度看，宋、金、元时期的《二十四孝像》图像具有浓郁的北方风味。 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宋、金、元时期的孝子文化普遍存在，南北皆有。 事实上，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孝子形象的地域分布特征。
“二十四孝”评选的“原则”
澎湃新闻：古人选择“二十四孝”的“原则”是什么？ 比如古鲁一舍子救侄的故事，本来就是一个烈女的行为。 为何在宋金时期被改造成孝道故事？
侯晓荣：从长远来看，孝道在中国的含义正在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逐渐“缩小”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 通过长期关注中国孝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我认为中国孝的含义的变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 其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 孝道的早期内涵包括孝、兄弟、义。 方面; 元末以后，孝的内涵开始“抛弃”义部分，演变为孝道和兄弟情两个方面； 明嘉靖以后，孝的内涵进一步沦为孝，兄弟情谊的行为不再属于孝。 类别。
中国孝义含义的逐渐“缩小”，在历代孝子形象的变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以往的孝子形象中，包括宋金元时期的《二十四孝像》中，不仅有大量关于晚辈对长辈的孝行行为的孝子故事也有赵孝宗的“舍己救弟”、田震的“紫荆哭树”等表达兄弟情谊的孝子故事。 孝子之谊的故事与孝子牺牲儿子救侄子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后者牺牲儿子救侄子的陆毅姨妈的行为。 古代叫正义，今天叫舍己救人。
山西屯留宋村晋代壁画墓中所绘的《天震哭树》
无论是赵孝宗、田震还是吕夷谷的孝道故事，自汉代以来就一直流行，并广泛见于宋、金、元时期的《二十四孝图》中，说明：古人早已将这些人物视为孝子，将其列为“二十四孝”之一。早期阶段，估计在唐代逐渐转变为孝子的形象，一直流行到宋金元时期。元末郭居靖编撰《二十四孝》时到了明朝，他开始抛弃鲁一谷的故事，不再将其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即孝的含义不再包含“义”部分。王朝时期，《二十四孝》中的孝子角色首次出现在日记故事中，并进一步调整。 田震与张晓、张黎等表达兄弟情谊的孝子故事被删除，即孝的含义不再包含“双胞胎”部分。 。 从某种意义上说，孝的含义转化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和爱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孝的内涵。
山西稷山县马村金代墓出土泥塑“鲁一古”
除了孝义的演变和发展之外，二十四孝字的孝行行为也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晚辈为长辈报仇的“血淋淋”的故事常常被歌颂为孝，人物也经常出现在汉代南北朝的各种孝子形象中。历朝历代都是孝道的榜样。 唐代以后，这样的人物和故事不再被宣扬为孝子、孝子，因此在唐代以后的各种孝子形象中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另外，王舞妻子“断股侍母”的故事在唐代就开始出现。 到了元末，它被作为孝子的典范而广泛宣传，并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 元末郭居靖编撰《二十四孝》时，也抛弃了孝道故事，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孝道太过“血腥”，不符合当时的思想要求。
总之，通过梳理历代孝子的故事和行为，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孝的含义正在逐渐缩小、变得越来越狭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人对于选择“二十四孝”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时代的产物”。
澎湃新闻：为什么是“二十四”？
侯晓荣：中国历代的官方文献和民间文献都记载了历代孝子的情况。 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孝子传》，记载了大量孝子的故事。 据清朝编撰的《孝子传》记载，收集的孝子有数百人，但这些孝子的行为都是同质的，故事也不典型。 为了便于孝文化的传播，人们将历代同质的孝子故事和非典型人物结合起来，最终选出了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孝子故事，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孝子故事。 二十四孝。 这些因素也反映出我们前面提到的古人在选择“二十四孝”时是有一定“原则”的。
之所以选择《二十四》，也是因为它与中国古代数字文化和国人固有的心理文化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有二十四史、农耕二十四节气等。魏晋时期，对圣贤、文人给予官衔时，也有所谓的“二十四圣”。 》、《二十四个朋友》、《二十四生》、《二十四变图》、《二十四变诗》以及《二十四诗》等书籍和作品表明，二十四——四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 同时，“二十四”符合我们汉语的六、十二、二十四、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的数字模式。
此外，《二十四孝》中孝道人物的选取不仅包括帝王、贵族、官员，也包括普通百姓，还兼顾了子女孝道、女性孝道等各种孝道人物。 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可能会从“二十四孝”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东西，可以与自己比较接近的孝子角色进行比较和学习。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四孝”也体现了中国数字文化的特殊意义。 不多也不少，其容量适当适应普通人的接受范围。 同时，二十四孝字的选取几乎考虑到了中国各种人的情况，自然很容易被普通人接受，所以他们选择了像这样的二十四孝字的模型。
澎湃新闻：北宋金元时期典型的“二十四孝”墓壁装饰有固定的粉本供工匠临摹吗？
侯晓荣：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流行的“二十四孝像”的形式和内容惊人地一致，无论是壁画、砖雕、泥塑等具体形式，还是每个孝子故事内容的形象形式，还是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区。
一般来说，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墓葬中出现的孝子形象数量不一，但内容比较统一。 他们基本上反映了《二十四孝像》的内容，但或多或少都有孝子。 通过对宋金元时期《二十四孝图》中孝子形象的一一考察，我清楚地发现，无论是山西、河南、甘肃，还是陕西，孝子形象的图式已经高度程式化，画面构图基本一致。 孝子形象选取的故事情节基本相同。 画面基本稳定，通常包含几个相对固定的元素来传达情节中最重要的信息，形成孝子形象的基本格局。 不同墓葬中同一孝子的孝意形象的差异，仅体现在这些元素之间位置的变化，或者细节的增减。 同时，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如河南荥阳四村宋墓、河南古柏嘴宋墓，以及晋东南的一些墓葬装饰，故事中人物的活动场景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孝子，说明他们很可能是沿袭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粉色版本，也体现了民间对《二十四孝像》的熟悉程度。 此外，金僖宗年间金屯南六松村壁画墓的题名中提到画家李同是“碧州人”。 碧州位于今沁县境内，距沁县至屯留近60公里。 可以推测，当时的画家携带着自己的图纸来创作壁画和砖雕，各种绘画图纸流传在不同的地区。 传播过程中的吸收和借鉴，使得孝子形象的图式越来越程序化，基本风格在传播中逐渐稳定。 此外，各地孝子故事的形象也存在明显的一些差异，不同故事题材存在装饰画面雷同的情况，甚至可能出现戴冠戴戴的现象。 这或许是不同地区的“砖医”、“画家”留下的“杰作”。
河南新安李村一号墓的墓门上刻有墓葬建造者的信息，其中明确提到“制砖者贾大夫、刘大夫，居张窑，筑砖”。合墓，杨彪是该墓的画师。”
正如邢益田先生在谈到汉代是否有画像石粉摹时明确提到的：“当时的石匠确实有固定的粉摹，可以根据图案画出葫芦。熟练的石匠还可以画葫芦。” “在不改变图案或失去绘画目的的情况下进行绘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做出极其熟练的改变。图案可以方便普通的砌筑，但它似乎并没有对熟练的工匠施加任何创造性的限制。” 只有有了固定的模式，他们的专业精神才能更快地传播。 我认为，邢益田先生对汉代粉抄本（即手稿）问题的认识，对于宋金元二十四孝形象的研究，可以借鉴。 因此，我个人认为，宋金元时期流行的“二十四像孝”墓壁装饰应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版本，并且由于画家、砖医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部差异。 ， ETC。
从《肖像二十四孝》到《文字二十四孝》
澎湃新闻：从“肖像二十四孝”到“文字二十四孝”意味着什么？
侯晓荣：二十四孝从宋代形成以来，已经流传了几千年。 它是一种深深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文化。 五四运动后，二十四孝文化受到批判。 国内对二十四孝文化的发展演变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 相反，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其中，日本学者大泽典宏对此问题的学术观点影响较大。 他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孝不是一个系列，有多个体系，也就是所谓的韩版《星星录》系列（主要内容是《二十四孝画像》）宋金元的《》、元末郭居靖的《全乡二十四孝诗选》、明代的《日记故事二十四孝》系列，并进一步认为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孝是多体系结构，而不是单一体系，即不同地区流行着不同的二十四孝体系。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的认同。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二十四孝的研究。 我认为日本学者大泽健弘关于中国有三个二十四孝制度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关注中国二十四孝的当代问题以及孝子选择的延续性。 。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大泽认为的高丽版《孝录》系列的前身，实际上是宋金元时期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像》， 《全乡孝诗二十四首》系列是元末郭居敬编撰的。 至于《日记故事二十四孝》系列，则是明代嘉靖年间书商参与的成果。 从三人出现的时间来看，我们显然会发现三人之间是“串联”的关系，而不是“并联”的关系。 再看具体孝字的内容，我们还会发现，《全乡二十四孝诗选》是在宋《二十四孝画像》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和补充，金元时期。 它不是最早版本的《二十四孝》，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二十四孝》版本。 同时，明代嘉靖年间出现的《二十四孝日记故事》，是在《全乡二十四孝诗选》基础上微调的产物。 三者有着密切的延续和继承关系。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ncluding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has never changed in the proces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Especially after the advent of the book engraving era, it was widely printed as an education for all classes. What is noteworthy about the Book of Enlightenment is that the object and focus of its education has changed from the early bureaucratic aristocrats and social elites to all living beings in the world after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history of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culture, we will clearly find that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 "The Biography of Filial Sons" -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are basically the same in nature. The three are actually three important nodes in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Among them, the trilogy of "Portrait of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 a complete selection of poems about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 and the story of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in the diary completes the fi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rtrait of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into the text of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Yuan Dynasty) Compiled by Guo Jujing: "Selected Poems of the New Issue of Quanxiang's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Engraved version of Guangxu Chengwentang in the Qing Dynasty: "Stories from the New Diary of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In shor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to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through the "Biography of Filial Sons"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a book that "precepts the emperor", has been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book that is for ordinary scholars in society, and even for ordinary people. The process of the book of enlightenment for the lower class people, in which the object and focus of education are replaced, is quite interesting. Its educational value is continuously selected and strengthened by later generations, and eventually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became a model text for secular education.
The Paper: I heard that you are recently writing the work "Interpretation of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Culture". Can you briefly talk about this book?
Hou Xiaorong: I think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culture can be summarized as: one main line, four stages and two transformations.
"One main line" actually covers two lines, one bright and one dark. From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to "The Biography of Filial Sons" and then to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this is the bright line, that is, the classic text about filial piety culture with official colors in the past dynasties; and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e archeology of international tombs, the image of filial son is a hidden clue, that is, the image of filial son has been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of past dynastie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canonization of theori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lassic storytelling in the Qin, Ha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typification of stories in the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d the typical and regularization in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he "two transformations" refer to the "Twenty-Four Portraits of Filial Piety" in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o Guo Jujing's "Selected Poems of Quanxiang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from the "Selected Poems of Quanxiang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to the "Diary Stories of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in the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my book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I interpret the evolution and interesting stories of each filial son's own filial piety in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in more than 20 chapters, and tell the story of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ography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discusses the basic trajec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and its influence, and analyzes the spread of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cul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still has certain soci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ven today.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culture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s completely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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