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创新文化”，旨在推动全社会形成包容、崇尚创新的共同理念，营造创新氛围。 中国文学的发展伴随着极其浓厚的创新传统，最终使中国文学傲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学创新与世界同步进步。 此时产生的思想奠定了人类精神的基础，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诗经》、《楚辞》就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 这些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突破。 闻一多先生在1943年写的《文学的历史走向》中提到，“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已经交错了几万年，突然间，对现代影响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的文明几乎在同一时间抬起了头，迈出了大步。大约一千年前，在这四个国家，人们歌唱并记录下来他们的歌曲，传承给后代。 ” 此时的中国文学，以其卓越的创新精神，站在了人类伟大文明的开端。
唐宋维新时期是中国文学创新尤为明显的阶段。 在唐宋之变中，文学是创新的杰出代表。 唐宋时期的诗歌创新运动，包括李杜诗、汉代和欧洲古典散文，都打着回顾的旗号进行创新。 宋人穆休在《唐刘先生集序》中认为“唐之文章，初不失周隋五朝之气；中，称李、杜，才始用胜，称雄歌师，道尚未完全，待汉、刘氏崛起，便能说话。符合古人的风格。” 钱穆的《唐代文言运动杂评》认为“这是从李杜到汉柳的直接叙述，可以说是唐代运动的真正源头”。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具有强烈的创新追求。 李白自称“吾楚狂人，凤阁笑孔子”，表现出儒家思想的突破。 他在歌曲音乐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称“以极大的热情写作，撼动了五座大山，笑写的诗写在凌沧州”。 杜甫云“笔落风雨，诗成泣鬼神”，说明李白的创新诗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在描述自己对创新的追求时说：“为人性，我永远不会停止写好句子，但我的话并不奇怪。” 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诗也挑战了当代的观念。 他在《元九书》中说，他的诗令“众人皆不悦”，不但“权贵亲人的目光都变了颜色”，“连我的骨肉，我的妻儿，都变了颜色”。都以为我错了“叶”，“世界上只有三两个人，非我亦非我”，可见其创新需要面对巨大的压力，但他仍不忘初心顶住重重压力，终于实现了新乐府运动，在中国文学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将李杜的创新追求推向极致并系统表达的，正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韩愈。 他在《回复李亦舒》中提到，别人读到他苦心写下的文章时，“笑了就会开心，夸了就会难过，因为它还是作为人而存在的。” 就是别人嘲笑他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别人嘲笑他的时候，他就得意洋洋。 当别人称赞他时，他会担心，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超出读者的期望。 可见他的审美倾向与当时人们的审美倾向完全不同。 某种程度上，正是《大学》所说的“善人所恶，恶人所喜”。 这实在是值得称赞他的勇气。 他在《回复刘正富》中有更详细的解释。 他认为文章就像物体。 如果这个物体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东西，那就没什么不寻常的了。 如果对象很奇怪，每个人都想看看并讨论它。 故文章亦应以古圣先贤为依据。 奇怪的是，必须“能立己而不循规矩”，“凡有文，谁不作？而今有者，必能作”。 可见他对于创新的追求是非常果断的。
宋代有两位杰出人物继承了韩愈的创新精神。 一位是宋代文言运动领袖欧阳修，一位是编修韩愈文集的朱熹。 两人都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欧阳修自幼熟读韩愈的作品，其质疑与创新的精神深入骨髓。 他的《一通子文》疑十翼，他的《春秋论》疑三传，他的《诗本义》不坚持毛正，不信任前人。 欧阳修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形式和风格上。 例如，他首创散文文体，将文体破格为散文，确立了宋代简洁流畅的文体。 这一切都与他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 朱熹是中世纪的大师级人物，他的创新精神也非常果断。 黄东发曾在《日本笔记》三十八卷中评价朱熹：“谓《周易》为卜筮之书，谓《诗经》不美，谓《春秋》不美。早期用一言以蔽之，都是闻所未闻的高论，但实际上都是在追求上古正确的理论，乍一看令人震惊，熟悉后却令人困惑。其言辞雄辩，雄辩绝伦，永远无法与其他人相提并论。” 朱熹不仅对《诗》等经典的传统解释提出质疑，而且直指本源——“《书》疑章皆不信，则可能失六经”。 朱熹的怀疑，动摇了六经的地位，但当时没有其他更好的思想资源，所以他只能选择退一步怀疑，允许六经的存在，而更多地专注于六经的存在。四本书。
上述人物的创新大部分都是打着复古之名，但复古其实是开辟新事物，因为“古”是不确定的，允许有很大的解读空间。 例如，韩愈就认为“只能从古圣之义，不能从其言中学习”。 然而，圣人的初衷很难下定论，各学派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而当用词不限于六经文本时，就有巨大的创新空间。 而只有有了新的改变，才有成为英雄的可能。 因此，宋代诗词代表人物黄庭坚明确提出“从人之计，通后世，成家，才现实”。 强烈的创新变革精神最终促成了唐宋诗文的变革，推动了唐宋的变革。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杰出创新的第三个阶段。 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反传统、反儒家、反古文”的口号。 在这场运动中，文学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文学观念上，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大力提倡白话文学和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这对古典文学的内容和语言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创作实践方面，鲁迅等人以他们的创作成就展示了文学的革命性进步。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批判伦理。 随后，鲁迅又陆续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小说。 他的创新首先体现在文学题材上。 他指出：“古代小说的主角是勇将谋士、盗贼贪官、妖怪神仙、美女才子。后来有妓女、嫖客、流氓奴等。五四运动以后，短篇小说中出现的多是新知识分子。” 除了描写知识分子，鲁迅还描写农民，他的视角尤为独特。 他时刻关注着两人的精神“苦难”，对中国人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灵魂拷问。 其次，在形式上，鲁迅也被茅盾称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驱”，“他的《呐喊》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有新的形式”。 除了小说，诗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郭沫若的《女神》、王敬之的《徽风》等，不拘于节奏、层次、长度，充满了个体解放的精神。 他们从内容到形式都追求创新，给文坛带来了青春的气息，这与古典诗歌有很大不同。 。 可以说，文学革命将中国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历史上的文学变迁不同，它带来了文学观念、内容和形式的全面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起源于文艺领域的创新思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界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各个方面都力求突破，呈现出“全面飞跃”。 作家们或探索以前很少探索的主题，或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或尝试某种审美风格，或运用一些罕见的艺术方法，文坛百花齐放。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文学领域也面临着文本数字化、图书图形化、在线阅读等诸多变革。 读者群体空前扩大，他们的阅读和审美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时代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 纵观文学发展史，可以说创新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灵魂。 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文学几千年的生生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创新能力不足密切相关”。 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需要作家继承传统、创新、“成为时代潮流”。 “光明会、先行者、先锋”、“要把创新精神融入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通过更多有实力的文艺作品” 、道德、温暖，书写和记录人民“弘扬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的“伟大实践和时代进步要求”，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会）
【中国古老的文学经典《诗经》《楚辞》就产生于这一时代】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