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并称为民国清华大学四大导师。 他也是胡适背后的大脑。 他热爱生活、爱自拍，被认为是民国时期最有趣的大师。
赵元任：民国最有趣的大师
本报记者/邱光宇
发表于2022年6月13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047期
1910年，18岁的常州男孩赵元任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第二期“庚子赔款”退还留学项目。 剪掉辫子、穿上西装后，他登上了开往美国的客轮。 他想象中的美国应该是明信片上看到的那种摩天大楼。 不过最终他定居在一个叫“七色家”（现译为伊萨卡）的小地方读书，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自然风光优美的小镇。 那时的他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前卫的爱好——自拍。 周围的一切都被他的镜头记录了下来。
人们对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的认识大多来自于他超人的语言天才和脍炙人口的歌曲《教我如何想她》。 人们不知道优等生身份背后隐藏的有趣而真实的人。 赵元任。 2022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元任摄影学术篇：趣味大师》写真集。 很多素材都来自赵元任本人拍摄的照片，以及赵元任的家庭相册。 其中许多照片都是首次公开。
《赵元任摄影学术篇：趣味大师》
民国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中，赵元任名气最小，次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三位文科导师。 但他出国留学的时间最长，掌握现代科学思维的能力也最好。 方式一。 通过他留下的照片，人们会发现，在“天才”、“有趣”等标签背后，赵元任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的终生挚友和智囊。 他从学术角度帮助胡适奠定了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基础，也把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微观的研究方法带回了中国。 他留下的海量信息值得更多的人了解和探索。
第一批见识世界的青少年
赵元任的孙子、中南大学教授黄家林回忆，整理赵元任的日记太麻烦，经常发现某些论文的角落里有很多笔记。 黄家琳的母亲和赵元任的二女儿赵西娜曾试图整理父亲的日记。 结果她花了一年的时间，仍然没有把一年的内容整理完。 在编译这张专辑时，赵西娜和黄家琳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本来是我妈妈在做治疗，我看她太累了，就主动提出帮忙治疗。” 黄家琳说道。
由于涉及领域广泛，赵元任被称为“文艺复兴式”的多面手。 他的日记和档案也像《达芬奇密码》一样具有复杂性和神秘性。 能够形成这样的“多面手”，既是时代赋予的恩赐，也是时代赋予的机遇。
赵元任1892年出生于天津，因祖父为官，随家人在保定、冀州、常州、苏州等地生活、迁徙，自此能模仿各地口音。他还是个孩子。 这些城市都是当时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洋务运动盛行的地方，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人才。 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开始制定新学堂规划。 三年后，科举制度被废除。 像赵元任这样出身于旧式官僚家庭的孩子开始离开私塾，接受新的思想。
1910年，赵元任亲手制作明信片《寄语寄长思》。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玩文字游戏了。
1906年，赵元任就读于常州当地的一所新学校——相当于初中的新学校——西山小学。 一年后，考入南京江南学院。 在常州和南京求学的这几年，他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第一次接触到外教。 在常州时，他的历史老师是应邀来常州讲学的国学大师陆思勉，这使他喜欢上了历史课。 在南京，他的英语和物理老师都是美国人，美术老师是日本人。 他在这里可以选修德语，还经常阅读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 在放眼世界的过程中，已有旧学基础的赵元任在心中埋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 他兴趣广泛，包括音乐、天文学、文学和戏剧，以及各种新奇的发明和小玩意。 他还抽烟喝酒。 当他恋爱的时候，他会在日记中大胆地表白自己对身边年轻女性的感情。 。
中学毕业后，出国留学自然成为这些接受“新学问”的年轻学子的首选，但他们的首选方向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限制。 “庚子赔款”退款项目对美国留学生的专业有严格要求。 其中80%必须申请农业、工业、物理、化学、经济等专业，剩下的20%可以选择商科等。 由于当时政府重视工科，赵元任也考虑学习电气工程。
赵元任积极参与国语统一运动，将剧本翻译成白话文搬上舞台。 1927年，他对英国作家米尔恩的《坎伯利三角恋》进行了一些改编，翻译成白话口语，改成剧本《最后五分钟》，并亲自执导。 该剧随后在清华大学礼堂公开演出。
到康奈尔大学没多久，喜欢摆弄小玩意的赵元任很快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刚安顿下来就买了一架钢琴，第二个是不久后和同学一起买了一台相机。 他选择数学作为他的主修专业。 由于数学系的必修课不多，他还选修了语言学、物理和音乐。 1915年，赴哈佛大学攻读哲学。 当时，赵元任感叹自己“非常喜欢美国的学习方式，一不小心就在那里待了十年”。
正如赵元任出国留学时在日记中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求广博的知识，不要心胸狭隘。” 在借助“庚子赔款”退费项目出国的一代留学生中，不少人有着与赵元任跨学科经历相似的想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受到新知识、新技术的刺激，自然而然地想要了解更多——尽管这种想法的背后带有一丝实用主义色彩。
日后，这些留学生中的不少人确实成为了中国某个特定领域的奠基人。 比如后来成为赵元任好友的胡适就从农业转向了哲学，几乎与他们同时赴美的中国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也从农业转向了当时新兴的气象学。主要的。
用科学方法学习汉语
正如季羡林在《赵元任全集》序言中提到的那样，20世纪是西方文化和科学分析方法垄断世界的时代，任何国家的学者都受到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 赵元任热爱自然科学，他当然成为传播这种科学思想的主力军。 尽管他从未担任过任何思想改革或文化思潮的主要发起者，但他翻译文章、撰写论文和研究实践间接为学术同仁提供了思想武器。
怀着“科学救国”的理念，1914年4月，康奈尔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发起创办了《科学》月刊。 赵元任、胡达（胡明复饰）、周任、任鸿俊等九人为主力。 8月，他们成立了中国科学学会。 这本杂志初用文言文，1915年在上海出版。不久之后，《科学》杂志成为中国传播科学思想的前沿，其内容也影响了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
赵元任自称是“革命者”，但他的定位是针对“保皇派”的。 他显然同情一切革命人民，但他本人除了组织学术活动外，不喜欢参加任何运动。 为《科学》杂志撰稿、成立中国科学社，以及后来与胡适合作白话运动的经历，几乎是赵元任青年时期很少参与的最激进、最理想主义的社会活动。
为了传播科学思想，赵元任经历了艰苦的一生。 为了避免杂志社亏损，学生们捐出了奖学金。 为此，赵元任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吃饭，营养不良。 知识渊博的赵元任很快成为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他写了许多关于天文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的文章，还出版了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 他很忙。 赵元任给上海杂志编辑杨杏佛送稿子时，用打油诗形容自己的忙碌：“刚刚写完，还要写，忙得跟阎王一样。”
此时，与赵元任同船来到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胡适也开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两人日益熟悉。 与此同时，他们的美国留学生圈子里开始出现了一场关于语言的风波。 原因是这些留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口音不同，沟通困难。 于是，一些留学生开始用英语交流，宣扬汉语是一种即将消亡的语言，甚至开始讨论汉语拉丁化，甚至更激进地提出“取消汉语”。 胡适、赵元任也参与了这些问题的讨论。 这场争论竟然成为白话运动的导火索。
1934年，赵元任赴安徽进行方言调查。 罗昌培和杨世峰带着从美国新购置的录音设备随行。 他们调查了安徽六个县，记录了大量的方言。 图为罗昌培（右）使用新仪器录制方言。
很多人认为胡适是当时“废除汉字”的主张者，但实际上胡、赵只是支持寻找汉语拉丁化的办法，他们捍卫的是汉语本身的存在。 1916年，胡适与赵元任合写英文论文《中国语言问题》，提出对汉语进行科学研究。 研究范围包括语音学、方言语法与词语、书面语语法与词语等，希望通过研究用科学方法让“死”的古汉语起死回生。 此后，胡适在《文学改革初论》中主张用口语化的“活文学”取代文言的“死文学”。 他反对的是当时已死的文言本身，而不是对汉字和汉语的彻底否定。
《文学改革初论》使胡适成为改革中国文学的第一人。 在胡适文学思想的形成中，赵元任的科学理性的观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胡适后来的白话文写作实践中，赵元任在语言技术方面也对他产生了影响。 他经常帮助胡适修改文章。 对语言极为敏感的他，说胡适的白话文“不够白”，甚至用录音设备亲自给胡适录音。 思前想后，胡适也对此表达了敬佩和敬佩，给朋友留下了“每当谈及留美留学的人，总是把常州原人君放在第一位”等高度评价。
争夺的“多面手”
“我打破了包办婚姻，结婚了，走了几万英里，成为了一个可以合法成为中国或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人的父亲。翻译《爱丽丝梦游仙境》成了中国人。” “我吃的中餐比过去10年多，倒了至少半吨垃圾，洗了8000多个盘子。” 这是赵元任定期写给亲友的“绿信”内容。 信中描述了这是他一生中极其忙碌和重要的一年——1920年8月到1921年8月。“我无法想象他花了多少时间才能够做这么多事情。” 赵元任的孙子黄家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赵元任很忙，因为他多才多艺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国。 191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最初在母校康奈尔大学教授物理学。 然而，在他能够坐上母校教席之前，国内学术界的许多派别都把目光聚焦在了这位“多面手”身上。 1920年，清华大学与康奈尔大学协商，给予赵元任一年的休假，希望借此机会将他带回中国任教。 蔡元培等人也开始游说他到北京大学任教。 最终，赵元任又承担了另一项短期任务：帮助翻译来华讲学的哲学家罗素的著作。 由于罗素的演讲涉及数学、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赵元任几乎是当时中国唯一能完成这样翻译任务的人。
1926年，已经举家赴美任教的赵元任被召回到清华大学国学学院担任导师。 这次，清华大学一口气给他上了7门课——数学、物理、汉语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现代汉语方言、中国乐谱曲调、西方音乐欣赏。 201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新平指出，赵元任在那个时代的角色与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其他三位导师不同——另一个三人都是学国学的，而赵元任的主业是现代语言学，他采用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 这正是当时清华大学所急需的。
1921年前后，赵元任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待罗素来华讲学并担任翻译。 图为赵元任与拉塞尔在院子里合影。
一年后，蔡元培等提议成立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派赵元任到该所成立语言组。并担任其董事。 这对赵元任来说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实现他在文学革命中提出的想法。 在此期间，赵元任带领人们前往广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对汉语方言进行研究。 他利用当时先进的录音设备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还到处寻找“说话者”记录方言资料。 他在清华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期间，为日后培养出了一大批汉语语言学领域的专家，其中包括王力、丁胜书、杨士峰、吴宗稷等。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 。
我能够如此全神贯注于学术的日子是断断续续的，总共持续了10年，并且时不时地受到战争和其他杂事的影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赵元任被迫随所南迁长沙。 他开始发愁如何保存自己的手稿、笔记、日记以及手中的4000多张照片。 他想到了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康奈尔大学老同学罗伯特·金，将自己的大量珍贵资料寄给他保存。
幸运的是，赵元任的大部分资料都被这位同学安全地保存在美国，但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作者刘易斯·卡罗尔的另一本小说《走进镜子》的原译手稿“被战争烧毁了。 这件事对一向乐观的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才重新拿起这本书并重新翻译。 经历了战争之后，赵元任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 战争时期的动乱、资料保存的困难、实地勘察的困难，让他产生了寻找“安静的办公桌”的想法。
科学主义的终结
“我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我不属于任何政党。” 这是赵元任晚年在美国接受采访时强调的。 为了躲避战乱，他于1938年再次离开中国，选择在气候恶劣、学术基础不强的夏威夷大学任教。 此后不久，他又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工作。 这可能是他的目的地。
1946年，有机会回国。 赵元任的二女儿赵西娜和女婿黄佩云回国任教。 他还计划回国执教并与家人团聚。 然而国内却不断邀请他去大学担任行政职务，这让一向回避担任行政职务的赵元任陷入了陷阱。 困境。 1947年8月，正当赵元任筹划回国时，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华第二次邀请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 考虑到自己今后可能会面临无休无止的行政事务，他决定暂时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东方语言学教授。
这种暂时的停留仍在继续。 赵元任在伯克利大学呆了17年，直到退休。 与此同时，科学主义短暂闪耀的时代已经过去。 赵元任定居美国后，他青年时期所秉持的科学主义在中国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50年，《科学》杂志停刊。 赵元任的同学、《科学》杂志社社长任红军表示，当时类似的刊物已经有很多了，没有必要再去宣扬科学的重要性。 此时世界思潮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以及对科学主义的解构和质疑。 “更前”一代的青春正式结束了。
1921年左右，赵元任在北京自家院子里拉空竹。
从早年对音乐、天文等事物的热爱，赵元任已经开始显露出“科学享乐主义者”的一面。 大女儿赵如兰表示，自己对音乐的爱好是顺理成章的兴趣。 他的妻子杨不为也表示，第一次见到赵元任时，觉得他的玩笑“没有多大意义”，但谁都看得出他沾沾自喜。 好有趣。 正如首都师范大学学者袁一丹所言，赵元任的生活中的玩乐精神“与20年代梁仁恭（梁启超）所倡导的玩乐主义不同。 它以严格的专业化为基础，并经过现代科学方法的洗礼。 享乐主义”。
安静的办公桌很难找，但伯克利确实给了赵元任这样一个可以尽情享受的环境。 在科学主义的实用性在中国退去之后，研究本身仍然给赵元任带来了成就和精神慰藉。 他确实把语言学变成了一种具有高超逻辑的娱乐。 一个典型的故事是：在美国时，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曾把孙女送到赵元任夫妇那里照顾。 赵元任突然对婴儿发出的声音很好奇，并把她咿呀学语的“说话”详细记录下来。 学会发音后，他很快写出了一篇语言学领域罕见的关于婴儿语言的科学论文。
最后，赵元任将他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档案都留在了伯克利。 因此，国内对赵元任的研究成果也很不完善。 而他的温和和不关心政治的态度也导致了他在公众心中的模糊形象。 因此，赵元任的档案也是一个需要挖掘的宝库。 赵元任的孙子黄家霖回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曾想出版赵元任的日记，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繁琐，只能先复印出版，供研究人员参考。
作为一个视语言研究为生命的人，赵元任对母语、对祖国有着浓厚的感情。 他曾表示，美国是“他前往中国的地球上的中间站”，中国是他的目的地。 但他回去的机会微乎其微。 1956年，他在美国录制唱片时，每次录制唐诗《长恨歌》和《琵琶歌》时，他都无法继续，忍不住哭泣。 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赵元任终于于1973年回到中国大陆探亲。
他的孙子黄家林与祖父互动的机会很少。 在他眼里，爷爷只是一个相貌平凡的老人，没有任何“大师”的光环。 黄家林说，网上有很多关于他祖父的真假“天才”传说。 也许有一天，他会写一本书来一一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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