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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现代经典与古代经典之争。 如果有机会，我们会谈谈《左传》、《公羊传》、《古梁传》三派之争，《竹书纪年》的篡改和考证，或者《季将军攻传》。 《论语》中的“一瞬间”等大家喜爱的段落。
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知道“四书五经”的概念。 所谓“四书五经”，是指朱熹注释的儒家九部经典。 宋理宗盛赞程朱理学，相关经籍和注释被后世儒家奉为经典。 其中“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论语》、《孟子》这里就不列出来了。 二成称赞它，朱熹在注释中单独指出它。 “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 与“四书”相比，“五经”是最纯粹的儒家经典。 本来，孔子编撰的经典有六本，于是就有了“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说。 但秦末焚书坑儒、儒家围剿和战乱之后，《六经》散失失传。 汉初，老儒士将残简或口述记忆整理出来，残存的五经再次出现。 可惜的是，《乐》的内容是关于乐理的（不然《八百》怎么会流传下来），内容无人能记住，所以从此就失传了。
其余“五经”皆为官方专业人士所著。 他们基本上使用朱文（即大篆）或小篆。 他们刻竹简是为了方便，内容简洁，没有断句。 这种情况有两个后果。 第一，自孔子以来，人们不断注释经典，如《毛诗》、《左氏春秋》、《郑鉴》、《孔颖大书》等，这种情况已经演变成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 另一个结果是，汉初儒生编纂经典时，多采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文字。 但仍有一些僵化的儒家学者坚持用古文（《真文》、《小篆》）说教。 此外，各种中国古代经典随后以各种“奇怪”的方式被发现，导致派系之争夹杂着中国现代和古代经典之争以及儒家内部的斗争。 越来越激烈。
在近代儒家经典与古代儒家经典的一系列争论中，最著名、最重要的就是《书》。 “书”即《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书籍。 战国时称“蜀”，汉代改称“尚书”。
西汉建立后，秦朝大夫伏生从家中墙壁上取出了隐藏的《书》。 由于有的竹简已破损或连接竹简的皮绳断裂，很难辨认。 最终只找到了“玉树”、“夏树”和“妖树”。 《经》、《愚公》等二十八章。 伏生以其二十八本《书》在齐鲁教导弟子，其后的弟子逐渐形成了欧阳、小夏侯三大家族。 由于伏生的《书》是用隶书书写和流传的，所以被归为金文派。 景帝年间，袁谷生（与黄生辩论《唐武令》并用毛刺死野猪的人）受到皇帝的器重。 他所代表的齐诗开始成为显赫流派，与之相关的鲁诗、汉诗也相继名声大噪。 。 由于齐、鲁、韩三大家族都有现代文字，又与伏生共同生活在齐鲁，欧阳述、大夏侯叔、小夏侯叔都有机会被介绍到长安。 随后，武帝任命了五经博士七名，其中“蜀”医均来自上述三部。
看上去情况很好，但其他边缘派流派却从未停止过斗争，特别是公羊春秋派（也是金文派）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把儒教变成宗教之后，以古代文献为借口。 话语权之争愈演愈烈。 武帝末年，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首次推出了他的家版《尚书》。 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武帝末年，鲁公王为了扩建居住地，毁坏了孔子故居，并拆除了城墙。 发现古文《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 东汉末年，刘歆声称班固所著的古文《书》、《礼》在他手中，建议将它们与其他三部古文一起放入书院。 但在遭到其他现代学者的反对后，他放弃了。 东汉以后，号称“小学教主”的杜林得到一本《旧经》，经过仔细研读，用来教书。 他的弟子贾逵（不是曹魏的贾逵）、马融，甚至马融的弟子郑玄、卢植（对！就是卢植）先后因研究儒家经典而闻名。 从此，这位古文大臣开始名声大噪。
从永嘉南渡后，所有经典都失传了。 豫章内史魅族赠送《古文尚书》。 此版《尚书》将伏生《金文尚书》二十八章拆为三十三章，又增二十五章，共五十八章（补《晋文尚书》五十八章）。刘向、郑玄提到的古书）号），本版《尚书》收录了汉初以来的近现代经典的解释，做到句句都有解释。 因此，虽然与《孔安国传》、《孔安国序》等史料记载不一致。 东晋至宋代，儒家均以此为《尚书》原本。 太宗年间，命大儒颜师古、孔颖达等编撰《正义五经》（高宗时成）。 所用的《尚书》是梅贤出版的《古文尚书》。 《孔安国传》。 到了唐朝末年，梅脂本的《古文尚书》已经有了稳定的官学地位。
宋代以后，疑经思潮兴起。 吴芳最先怀疑梅氏原版《古文尚书》是伪造的。 原因是《古文尚书》和《金文尚书》难度不同，说话的语气也明显不同。 《晋文尚书》曲折、晦涩难懂，而《古文尚书》则行文流畅、温文尔雅，难免有伪造的嫌疑。 朱熹顺着吴楚的思路。 朱熹注意到语体与时代的关系，延续吴初的推理，强调《古文尚书》语言薄弱，不如汉初著作厚重有力。 又请《金文尚书》难读，而伏生却能背诵并记住。 《古文尚书》很简单，但伏生却记不住。 这有悖于常识。 这一思想引起了蔡臣、洪迈等一批学者的强烈共鸣，《古文尚书》伪书论迅速传播开来。
后世学者延续了宋儒对《尚书》的怀疑态度。 例如，赵孟俯在批注《尚书》时，他对现代和古文分别进行了批注。 但后世的观点基本都停留在朱熹的一套上，在方法论上难以遵循。 做出改变。 由于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直到钱嘉派开始，考证才出现。 代表人物颜若初着有《尚书古文》，内容涵盖章数、章名、典制、历法、文句读解、地理沿革、古今文字异同等。 经过广泛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梅季所著《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传》的结论。王朝是后世的伪造品。
依靠吴彦、朱熹、蔡谌、颜若初等学者的相继研究，《尚书》近古文本之争在方法论上已基本定论。 不幸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从来不是事实。 还有很多人，或者是因为一己私利，或者是因为正统，顽固地坚守《古文尚书》。 即使到了乾隆时期，阮元在《十三经注》中使用的《尚书》和相应的注释，仍然是梅楚提出的《古文尚书》。 《尚书》现代文本之争，最终需要更多无可辩驳的证据。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到一批战国竹简，经碳14鉴定，鉴定为战国中后期文物。 经过清华大学有关学者的精心编撰，竹简的内容逐渐公开，目前已整理出版七卷。 清华简中大量含有《尚书》的内容。 经比较，梅祖贤的《古文尚书》与孔安国的所谓《尚书传》是伪造的，是正确的。
现代与古代文本的千年之争终于落下帷幕。 然而，幕布下隐藏的不仅仅是现代和古代的文字，还有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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