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说《中国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剑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在中国兴起。 传统经典深受欢迎，《国学》刊物畅销全市，《国学》系列图书数量压倒性优势。 一些大学设立了中国学研究机构，开设“中国学概论”课程。 从主流角度来看，这自然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有益一步。 如果你想一想，你会发现其中有很多遗憾，比如“国学”的概念。 多数学者认为“国学”的意思是“中国学术”或“中国传统学术”，但其内容仍缺乏明确的定义，并不清楚是否没有歧义感。 在这里，追根溯源、回顾历史或许会有所帮助。
“中国学”兴起于本世纪初，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和1930年代。 中国许多有成就的学者对此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研究。 钱穆说道：“国学这个名字，过去没有传承，将来也未必成立，它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在它的范围内，很难判断哪些应该归为国学，哪些应该归为国学。”不应该。” （钱穆《国学》。《引言·序》第1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国学”确实是“一个时代的术语”，它起源于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转型。 时代变了，回顾此时“国学”的实际处境，仍然不难发现其基本内涵和外延。
我国古代的“国学”一词指的是“太学”，即国学，与现代概念完全不同。 秦汉以前，学术被归为“教”或“家”，而不是“学”。 西汉末年，刘歆着《七策》，始称文学训诂之学为“小学”，故名“学”。 此后还有儒家经典、玄学、理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国学”起源于日本。 19世纪末，在西学和“欧洲主义”的刺激下，日本思想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新评价自己的文化，出现了崇尚“国粹”和“国学”的言论。 对于中国文化，日本学界也有“中国学”这样的贬义词。 这自然也感染了处于类似情况的中国学者。 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创办《日本国学杂志》。 黄主张先编一部“国学史”。 因为黄的意见，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杂志》的想法。
这个时候，那些鼓吹“国学”的人，依然是国粹。 1904年，邓石在上海《政艺快报》第三期发表《论保存国学》，论述保存“国学”的重要性。 次年一月、二月，邓石、黄杰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出版了《政治艺术通报》和《国粹杂志》。 参加者大多是中国同盟会成员或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 “国学”和“国粹”这两个词是没有区别的。 两者都流行于20世纪初，都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 他们把自己的文化传统称为“国家”，体现了他们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然，两者的内涵是有区别的。 “国粹”的基础是“国学”，“国学”的范围更广。 一般来说，“国粹”的重点在于“精”，不乏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 “国学”的本质在于“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 解说者有国粹派等人。 许多学者。
关于“国学”的定义，1906年，邓石在《中华文化杂志》上撰文：“什么是国学之士？属于一个国家的学问。有土地的地方，就诞生了人。”谁有自己的国家，谁就拥有自己的国家。” 学习。 学之者，学国之知为国所用，治国之人。”（邓石《国学讲义》《中华文化》第19期）他强调国学的实用性，而“国学”作为“一国所有的学问”的概念则比较宽泛。事实上，“国学”一词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其外延根据语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时他们强调的是“国学”。他们研究诸子百家之学，有时也强调经学，但他们从来没有以儒学或儒家经典取代国学，而是以经、诗、子、吉为基本内容。国学派的学术中心，更注重儒学，并没有以儒学取代国学，他的《国学法位》没有对“国学”进行界定，而是着重分析儒学的演变，其中也涉及到了子学。 这与邓石强调的“孔子之学固中华文化，诸子亦有中华文化”（邓石《古学复兴论》、《辛亥革命十年时事评选》）基本一致。 《1911》第2卷第1卷第59页，三联书店，1963年）。 最有影响力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不例外。
国学保存会成立时，章太炎被关押在上海西监狱，没有参与其事务。 然而他却是国学保存会和国粹派的思想领袖。 因此，他的“国学”概念颇具代表性。 他一生多次讲授《国学》，其中比较系统、重要的讲座有三场：
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鼓吹反满革命，同时还潜心研究国学，弘扬国粹。 当年9月，留日青年成立了中国学研讨会。 他们认可张为“国学领军人物”，并邀请他讲授国学。 他们宣布了讲座的内容：“一、中国语言文字产生的起源；一、制定法规制度的目的；一、古人的行为可以视为佛法。” 另外，“先生特别擅长讲授佛法，说要通过佛法改变世界，这也是讲经目的的重点”（《中国学研讨会序》）中国研究研讨会，《1911年辛亥革命前十年评论选》第2卷，第1卷，第501-502页）。 可见，张所说的“国学”主要包括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历史（章太炎认为“国粹”可分为三项：第一、语言文字）一、法律法规，三、人物事迹。”见1906年7月《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章太炎政论文选》第一卷第276页十五日可见此时张氏的“国学”与“国粹”概念基本一致）。 他将经、史、孔、文之学纳入《国学》，并特别注重明确治学之道。 1922年4月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讲授《国学通论》、《国学流派》十次。 每场讲座的听讲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十人不等，报刊广泛宣传，形成了张第二讲的高潮。 讲课内容被曹聚仁记录编成《国学概论》一书，内容涉及经、史、孔子、文集，但以儒家经典、儒家经典为主。 本书的“引言”部分阐述了作者对“中国研究”的几点看法。 本书第二部分讲“国学流派”，其中“经学流派”侧重于中国古代经典，“哲学流派”侧重于先秦诸子及后世儒家思想，而“儒家流派”则侧重于先秦诸子及后世儒家思想。 《文学流派》描述历代文学成就（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主编，唐志军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张氏国学研究会。 他的讲授内容最丰富、最系统，体现了他晚年的学术总结。 讲义由许多人整理并出版。 本次讲座约16万字，比之前的《论衡翁国国》和《国学概论》要长。 全书分为《小学概论》、《儒家经典概论》、《史学概论》、《诸子概论》、《文学概论》五部分。 ”。 他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文献学）的同时，仍将传统的经、史、子、集视为“国学”的核心内容。 这体现了晚清“国学”的主流观念。
五四运动后，“整理民族遗产”开始流行。 “国学”一词已经流行起来，有取代“国学”的潜力。 “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国粹派有很大不同。 《国遗学讨论集》的编者徐小田说：“‘国遗学’这个词是近代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发明的。有的叫‘国学’，有的叫‘旧学’。” ’，有的被称为‘国库学’。” （《国谷学论集新序》，《国谷学论集》第1卷，群学社1927年版第3页）
什么是“民族遗产研究”？ 吴文启认为，“国遗研究”和“国遗研究”应该区分开来。 “国遗学”是材料，“国遗学”是科学。 “用分析、综合、比较各种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民族遗产知识，称为民族遗产研究”（吴文琪，《重新评估民族遗产研究的价值》，《民族遗产研究浅议》，第一卷，第41页） ）。 他们所说的“国古”，是指整个传统学术本身，包括经、史、子、集等。 《国国学》就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和解释。 因此，曹聚仁承认，“习惯用语‘国谷’与过去所谓的‘中学’、‘国学’几乎是一样的”。 （曹聚仁，《国谷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国谷研究讨论集》，第1集，第60-65页）。 事实上，传统学术本身也包括历代前人的“研究”。 “国学”一词强调“研究”和“组织”，但只强调扬弃传统糟粕。 《国学》继承了考据、训诂、注释等传统方法，同时也吸收西学，注重实证研究。 “国学”也是如此。 说白了，《国学》和《国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没有太大区别。 主要区别在于思想观念，即对传统学术的态度和研究。 总体而言，五四知识分子比晚清一代更注重清理传统学术的糟粕。 少数人用“国古学”作为自己的标签，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与旧式学者的思想差异。
事实上，名词不能标记思想上的区别。 “五四”时期中国的“旧派”和“新派”学者都使用了“民族遗产”一词。 1919年初，当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时，北京大学较为保守的学者创办了月刊《国谷》，以“弘扬中国的学术传统”。 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浪潮》杂志上撰文，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整理民族遗产”，以应对“抱残守缺”的倾向， “追寻民族遗产”。 这一观点得到了胡适等人的支持。 所谓“整理”，不仅限于考据、训诂，还包括评价价值、探究因果。 他们不仅用现代观念探索和弘扬古学，而且强调清理“民族败类”、推翻“偶像”。 顾颉刚在《古代历史》第四卷序言中指出：“我们古代历史中隐藏着许多偶像”。 帝制代表种族的偶像，君主代表政治的偶像，道家代表伦理的偶像，儒家代表学术的偶像。 研究古代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恢复它们的历史地位”（顾颉刚《序言》，罗根泽主编《古代历史》卷4第13页。蒲社1930年版，上海书店《民国》系列”“第4部分复印件）。“整理国家遗产”赋予了新的文化印记。
当“国学”流行起来时，“国学”一词并没有消失。 “整理民族遗产”的倡导者和研究者常常将两者结合使用并相互替代。 胡适说：“在我们眼里，‘国学’只是‘国学’的简称。中国过去的所有文化和历史都是我们的‘国遗产’；研究这些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就是‘国学’。” ，省名是‘国学’。” （胡适《国学季刊》出版宣言，张若英主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195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随着“五四”新文化潮的低潮，“国学”一词20世纪30年代被普遍认识和使用，“国学”则消失了。
20世纪20年代和1930年代，“国学”一词还没有权威的定义，但“国学”本身却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整理国遗”的势头下，国学研究机构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随着中西学术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大学的国学系或国学研究所涉及到“四部曲”以外的艺术、考古等学科。 但“国学”一般被解释为“中国传统学术”，主要内容仍然是经、史、子、集。 清华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吴宓认为，“所谓中国学者，是指中国学术文化的整体”。 学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指导下所写的论文，不属于经、史、典、集的范畴。 有人指出：“‘国学’书籍虽称‘卷宗’……时至今日，经、石、子、己四分制仍被广泛使用。这种分类方法，在人们眼中，现代目录学家的说法，自然没有意义。但一般研究‘国学’的人仍然认为没有必要打破它，因为它有其历史意义和价值。” （谭正弼主编的《国学概论》第9页，光明书店1934年版）
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非“国学”书籍。 具体分类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没有离开经、师、子、济这四个学术中心。 马英主编的《国学概论》分为五部分：儒家经典、哲学（包括儒家、理学、佛教）、历史、文学、其他学术（主编《国学概论》第19页）马英着，大华书局1934年版）。 许多流行的国学书籍也不例外。 蒋梅生所著的《国学概论》共分十二章，标题为：经学、儒学、秦反儒学、两汉经学、汉末新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理学、清代批评、历史史学、文学及近代学术思潮的玄学、儒学、佛学（《国学概论》第2-3页） ”蒋梅生着，正中书局，1934年版）。 《国学常识解答》张振勇主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全书分为9部分：文字学、儒家经典、儒学、历史（附地理）、理学、诗词、文章、歌词、小说和戏剧； 李冷钟编的《国学通识》，分四篇，时有他人上来，故可循序”（《国学通识》第1页） 》李冷中编，1934年北京图书公司印）； 上海 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常识》系列有小学、儒家经典、历史、文学、词、音韵、理学、儒学、诗学、说部等10个类别。
20年代以后，北京、上海等地出版了十几种以《中国研究》为名的期刊。 例如北京大学的《国谷》、《国学季刊》、《国学月刊》、《国学周刊》； 北京数学学会《国学月刊》； 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丛书》； 北京大学的《国学》国学丛书》等。在上海，有国学昌明学会出版的《国学杂志》；国学研究会出版的《国学文集》；国学研究会出版的《国学月刊》。北京、上海以外，以宋玉仁为会长的四川国学学会在20世纪20年代初出版了《国学月刊》；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会出版了《国学月刊》。厦门大学有《国学专刊》；到了20世纪30年代，江苏苏州、无锡等中小城市也有了国学机构和刊物。
这些刊物的思想倾向各有不同，但其学术重点对《经》、《诗》、《子》、《集》的关注并没有太大区别。 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汉学家月刊》英文名为Sinists'Monthly，其本义是整理“中国研究”或总称的“汉学”。 但该杂志发表的论文仍然属于四卷的范围。 北大《汉学季刊》虽然刊登了与“汉学”相关的东方语言、印度宗教哲学等内容，但其重点仍集中在“四篇”上。 福建的《国学专刊》和成都的《国学月刊》与此类似。 南氏《国学丛书》第二期出版了小学、儒家经典、学者、历史、文学等专题。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学”的概念也出现了“国学”的概念。一些研究机构或出版物甚至将西方研究纳入“中国研究”。 这背离了“传统国学”的本质，最终导致“国学”分解为现代学术门类。 除了学术转型和发展的因素外，观念的“泛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学”的解体或消亡。 现存的无锡国学职业学校和张国学研讨会仍然以四个部分为主。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但20世纪初“国学”的本质和基本内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它不是无边无际，而是指中国传统学术。 主要研究内容为历史悠久的经典、史学、著作、收藏。 无论是采用传统的考证、训诂的方法，还是采用西方的思想和方法，都与“国学”并不冲突。 但如果完全偏离其本质和重点，就必然导致“国学”的消亡。
何建明教授：国学不能等同于儒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谈论中国研究。 看来不讲国学就成不了中国人。 然而，近年来，人们一谈国学，就谈儒学（简称儒学）。 他们认为除了儒学之外，没有国学； 或者认为只有儒家思想才是真正的国学。 更何况，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儒商理论，也就有了所谓的世界儒商大会。 当他们谈论儒商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具有儒家精神或弘扬儒家精神的商人。 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商人都是儒商，或者说中国未来的企业家都应该是儒商，以区别于西方商人。 。 其实，这些都是“儒家”的观点。
《说文解字》：“儒，软，是巫师的名字。要跟随人，需要说话。” 徐浩注：“柔弱的人称为儒，因为他们被称为学者。” 因此，在古代，“儒”指的是学者，如《辞会人部》：“儒，学者之名。”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儒”是人们熟悉的诗词，区别于“儒”。春秋时期的巫、史、朱、卜。研究礼法、侍奉贵族的人。用“儒”来代指儒家，只是古代的用法。例如《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起源于司徒的官员，他们是帮助国王遵循阴阳明教义的人。 其著述可于六经，讲究仁义，先祖着尧舜，文武宪章，仲尼大师，讲究其言。”儒家思想是古代为帝王统治服务的教育理论，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为老百姓服务的学说。因此，如果用儒家思想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存在。中国文化完全被视为古代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或者是为古代专制主义服务的思想，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说，如果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全部或主要是儒家文化，那就不仅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忽视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都被否定。这显然不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也不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国家、研究人民。 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不断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仍然可以称为中国或华夏。 换句话说，国学应该是中国或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总称。 从历史上看，国学不能仅限于儒家思想。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只是与道、墨、法并列的一派。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不是秦国的国学。 汉初，黄老学盛，儒家思想并非中国主流文化。 东汉时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都获得了大量信徒。 国学进入了儒、道、佛并存的时代。 魏晋时期，盛行的是《易》、《老》、《庄》的“三玄”，儒学不发达。 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发展，儒教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到了隋唐时期，道教和佛教成为国学的主角。 道教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峰，佛教的中国化也结出了硕果，以天台宗的智一、三论宗的地藏、华严宗的法藏、禅宗的惠能为代表。 “汉传佛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实行“老贤、孔老、师”的政策，实际上是崇尚道佛的政策。 早盛唐，中国社会文化最发达的时候，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只有孔颖达和初唐的孔颖达。 贾公彦、卢德明，整个唐代儒学极度衰落，以至于晚唐的罗隐感叹：“拜祖（孔子）晚来，松柏荒无人烟。”九尺长的破墙堆满了瓦砾，三间茅屋里全是狐狸。 于是高声喊道：“三教中最尊儒教，唯有武文止战。” 人们历来用李敖、韩愈、柳宗元来代表唐代儒学的兴起。 相反，他们都是晚唐时期的人物，他们都感受到了唐代儒学的衰落，呼吁儒学的复兴。 而且，后来李敖侍奉药山和尚，韩愈侍奉大殿和尚。 即使到了宋明时期，成王、朱、鲁的儒家思想（理学）虽然影响了后世，但也只是表面上的儒家思想，里面有佛教、道家思想。 二成的老师周敦颐曾师从僧守牙，只是一个肤浅的儒家。 邵雍出身阴阳世家，源自道士陈抟。 至于张横渠的学识，据章太炎考证，“外之礼法颇近于儒家，而学问则与伊斯兰教相同”。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命题，是儒释道融合的典型表现。
其实，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上面提到的儒、释、道三派。 唐朝时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并流行了两百多年。 后来，尽管受到唐武宗灭佛和唐末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但在元代，特别是明清以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仅加速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还积极实现汉化。 今天的中国，不仅有遍布全国的数千万基督徒和穆斯林，还有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文化。 谁敢说这不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当然，近代以来，我们也有新国学，比如清末民国主张科学、自由、民主的新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 正是因为这些，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崛起和海峡两岸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长期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思想是根本错误的。 After leaving ancient Tao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nd leaving behind the modern New Learning,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nd Mao Zedong Thought, Chinese studies are not the study of a country, but only the study of a family.
Professor Liu Yuanchun: If we reject Buddhism, how can we become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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