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阅读拓展资料:没有外在和内心压力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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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一鸣短视频《我最喜欢的陶渊明》

2、孙绍祯《:无外在、内在压力的理想美态》

《桃花源记》:孙绍祯,没有外在和内在压力的理想状态

1、美在于没有心理压力的理想状态

这篇文章写于陶渊明晚年左右。 他曾几度为官,也几度退休。 他觉得自己当官受了委屈。 隐居山林后,他通过《桃花源记》美化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理想。

美在哪里?

一、美在于自然环境:美在于桃花流水。 美人有些神秘:“山上有一个小开口,好像有光。” 为什么像佛呢? 美在于它不是很清晰,美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

其次,这里小农社会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他们生活健康,心情舒畅。 (黄发垂下,自得其乐。) 美丽在于宁静,自足。

第三,宁静来自“避乱”(避秦之乱,隔绝外人)。 “避乱”的内涵,首先是秦朝的混乱,其次从秦朝到晋朝,至少是两汉、三国、魏国的战争我一无所知。斤。 美不仅远离了战争,而且感觉不到什么。

第四,美妙之处在于根本没有政府,但生活却很平静。 这一点在《桃花源诗》中表现得更清楚:“春蚕采丝,秋收君赋税”。 根本没有人收税。 当然没有政府。 这个和谐社会只是一个松散的家庭集合体。 维系这种联合的是一种乡村、宗族的党性和血缘关系(祖先逃离秦国之乱,带着妻子来到这里)。 摆脱行政管理。

第五,美好之处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利益竞争,人际关系非常和谐。 对外人没有任何怀疑或戒备。 外人来了,家家户户都热烈欢迎。 美丽在于人际关系的简单。

第六,美在于封闭。 临别时,他说自己“配不上外人”,回避与外界交往。 他想要过上美好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

第七,美是神秘的,是无法发现的。 这样美好的境界是神秘的:无心可以轻易遇见,但索取却得不到。 刘子基是一个真实的人。 《晋书·隐士列传》记载:“晋焕文弟崇为都督,宰相刘林芝为太守,历史悠久,不肯赐予。” ”他急忙去迎接亲朋好友。” 这位著名人物刘林之就是刘子基,他被带出来是为了强调他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然而,就连这个刘子极也没有再进入仙界。

第八,美丽在于平静的心态。 在这样新奇的情况下,并没有明显的兴奋感。 这一点在谈论文章语言风格时会详细讨论。

“桃花源”的独特之美,是世外桃源的理想之美。 如果这个理想只是令人困惑的话,它可能并不可信。 相对于扑朔迷离、扑朔迷离,它的美在于理想状态的生动,真实与生动的统一,混乱与真实的统一,偶然的个人经验与不可再现性的统一。 这种美好的境界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历史价值。

首先,当然是社会和政治的。 诗人在《还乡》中说得很清楚:

开荒南野,谦虚回归乡村。

方屋占地十余亩,有八九间茅草屋。

八哥后有榆柳,堂前有桃李。

远处的村庄温暖如春,废墟中的炊烟犹在。

深巷狗吠,桑树鸡鸣。

这就是诗歌的语言。 翻译成散文,就成了《桃花源记》中的下面这句话:

这里有肥沃的田野、美丽的池塘、桑树、竹子; 街道上车水马龙,鸡犬相闻,人们在其中耕作,男女的打扮都像外地人一样。

他的黄发垂下来,他对自己很满意。

这只是理想的一半,理想的环境。 还有一半,是一种人生理想,也就是一种精神状态。 这个境界,空灵而神秘,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陶渊明在《饮酒》中说:“其中有真义,而忘解矣”。 在散文中,这种天堂也是:其中有真意,但如果你试图找到它,你就会失去它。 这是因为,这种理想毕竟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乌托邦。 但它却经受了一千多年时间的侵蚀,成为不朽的经典。 这是因为,这并非陶渊明一时的幻想,而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有着历史渊源。 这一点在《桃花源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项奉命耕种耕种,到了日子,便在那里休息。

桑竹垂荫,树己待收。

春蚕收丝,秋熟收王税。

荒无人烟的路上车水马龙,鸡犬相闻。

祖斗还是老方法,衣服也不新。

孩子们边走边唱,白发苍苍的他们,享受着散步的乐趣。

草壮和谐,木腐风猛。

“项令耕田,太阳一进来就休息。” 显然,它与尧朝的《攻土歌》“日出日落,我休息,天子有什么权力在我身上?”有着内在的联系。 路上车水马龙,鸡犬相鸣。”其中有“邻国相望,鸡狗相闻; 民各享其食,用其衣,住其风俗,乐其业,直至老死。 “没有沟通”的想法。 由此可见,这种乌托邦想象并不完全是个人幻想,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处的理想。

当然,陶渊明并不是被动继承,相反,他是发展的。 首先,他将原始民歌与老子朦胧虚无的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抛弃了老子对科技文明进步的反对(虽有船有河,却无可乘之机),回归到“打结”。 (其次,在老子的“小国寡民”中,还有一个“国”,但在陶渊明的例子中,“国”的成分已经淡化了,和谐的共同体就足够了;第三,陶渊明圆明将这个乌托邦灵性化,这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更是一种人生理想、一种精神境界。不仅人与人之间没有冲突,而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草长了,我们就知道了。”和谐,树衰,风猛。”这就是他怀念的“老林”。它的精神生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自然。也就是说,自由,自由,而轻松,不仅没有外在的压力,也没有内心欲望的压力。 他抗拒世俗欲望的压力,拒绝“以心为奴”(《还话》)。 他的最高境界是“当你拥有更多的快乐时,何必费智慧”,“用智慧做事”,只是因为内心有压力,“心是形式的奴隶”是自找麻烦,这是落入“尘网”,生活就如笼中鸟一样不自由(“笼中之鸟”)。

桃花源如此理想自由的境界,我们为何不能回归呢? 表面上看它是神秘的、不可知的。 文章深处,有一条线索。 这个境界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封闭的,不与外人交流。 至于那个渔夫,他违反了桃花源里人“不得如外人”的原则,一出来就向官府举报,这是大忌。 人们只希望无政府无官才是理想的。 一旦政府介入,理想的国家就解体了。 或许陶渊明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美好的理想境界是可以不经意间轻易获得的。 有意识地追求需要智慧,如果用头脑,就会与理想相矛盾。 当然,这只能是机缘巧合。

2. 简单平静的叙述

《桃花源记》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更在于其语言风格的独创性。 这种风格充满了情感,但心情却很平静,语言也很简单。 表达理想状态,不强调激情,而强调平静、从容的心态。 这就决定了在语言中,避免描述和夸张,不需要感叹和夸张。

全文有三处地方描述了优美的环境和氛围: 第一部分是关于桃花源的发现,全是叙述性的,几乎没有描述。 就连标题中提到的“桃花林”也只是:“百步过岸,中间无树,草香可口,落花缤纷”。 其中,“岸边有数百级台阶,中间没有杂树”,是对整体的概括描述,“草很好吃”只是印象,没有具体细节描述所特有的。 勉强称得上是描述的就是《英雄倒彩》,却戛然而止,并没有引出一系列细节。 第二个地方是桃花源里的景象:“地势平坦,房屋整齐,有良田,美丽的池塘,有桑树,有竹子。” 仍然是笼统的清单,连田地、池塘、桑树的方位、形状、颜色都没有。 “属于”就相当于等待,这完全是一种解释而不是描述。 第三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桃花源里人们的生活:“街上车水马龙,鸡犬相闻。人来人往,男女打扮如外人。” 如果孤立地看,很难看出陶渊明的语言功底。 对比同一篇关于桃花源的文章,一目了然:袁仲道《重游桃花源》:“至桃花洞口,有桃树千余株,径如锦栏,花蕊借寸地,流泉流淌。追根溯源,屡登高处,石如泉水蚕食,皆如灵壁。 ” 袁用如此多的描写来描写桃花和岩石,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激情,这显然与陶渊明在写作风格上有不同的追求。 陶渊明的工法就是以质朴的语言和平静的心态取胜,连写字的时候也是如此。 首先,他强调自己与外人不一样:(“我就像一个外人”),然后又强调自己与外人的不同:“我的黄头发垂下来,我对自己很满意。” 这些话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来说都非常有营养。 这个总叙述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凸显了与外来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远离战争,不受外部政权更迭之苦。 桃源很美,更美的是“世外桃源”。 与外界隔绝的美妙之处就在于“远离战争”。 这是全文的核心。 主题通常用粗粗的笔画来描述。 然而,这仍然是一个极其简短的描述。 至于写桃花源人民对这位武陵人的热情款待:

当他看到渔夫时,他大吃一惊,问他从哪里来。 如果他有答案,他就会回到家乡,开设酒肆,杀鸡为食。 听说村里有这个人,他就来打听。 此人一一说出的话,让所有人都叹息不已。 其余人又各回各家,皆有酒食。

原本他是很感动的。 第一部分是:“我很震惊”; 第二部分是:“我们都叹息了”。 然而,陶渊明面对这种“惊讶”和“叹息”时,并没有激动起来,用抒情的表达方式。 语言渲染依然悠闲,继续平静地叙述。

问题是,如此简单的叙述为何在数千年之后依然具有感染读者的魅力?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叙述不仅比袁仲中道《重游桃花源》的描写更加抒情动人,也比陶渊明自己的《桃花源诗》更加抒情。 这段叙述有何精彩之处?

关键在于《桃花源记》的叙事,以特殊的情节取胜。 完整的剧情是由悬念的“结”和高潮的“决”组成的。 “结”与“解”之间是有因果的。 福斯特曾在《小说面面观》中非常通俗地阐述了情节与故事的区别: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 只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没有因果关系,只能是一个故事。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 原因是抑郁症。 有了因果,这就是剧情。 然而,《桃花源记》中的情节却经历了两次曲折。 第一个是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优美的环境和美好的人际关系。 陶渊明强调,这个发现纯属偶然,完全是偶然,是无因的结果。 第二次的曲折显然是我亲身经历的。 回来的时候还做了标记(然后帮我找路),但是我找不到。 没有理由。 寻找的人很快就死了,而且没有任何原因。 这使得这个情节非常独特和神秘。 困惑了。 而这种神秘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陶渊明乌托邦理想的幻想。 虚幻的因果与虚幻的观念的结合,用一句老话说,叫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幻想的神秘与理想的真诚是陶渊明面临的矛盾。 难能可贵的是,他竟然为这个矛盾找到了如此特殊的情节形式,并用写实叙事将空灵的想象描述得非常写实,展现了陶渊明叙事风格的力量。

叙述一开始就指出具体时间是晋代太原时期,主角是武陵人。 为什么要这么具体呢? 这是为了突出现实性。 本来,这种理想状态是超越现实的,所以才刻意强调它的可信度。 除了年份之外,皇帝的年号和出生地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农业社会,家家户户都依附于土地。 人可以移动,但祖先出生的土地却不能移动。 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是长期不变的。 为了证明一个人的可靠性,常常用他的籍贯作为证据。 这几乎成为中国古代文章中的惯例。 后来文中写到有人有兴趣探索桃花源,于是他加上了自己的籍贯:“南阳刘子季”,就像《醉老亭》中一样,他最后提到自己是“庐陵欧阳修业。”

强调时间和人物的可靠性是文章的一方面。 但情节毕竟是虚幻的,不能太现实,所以陶渊明也在另一个方面强调了地点的不确定性。

首先,这个以打鱼为生的男人,意外的遇到了自己打工的岸边桃花的景色。 他实际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忘记了路的距离)。 更奇怪的是,原来它的意思是“沿着溪边行走”。 一般来说,汉语中“走”就是行走的意思,尤其是后面有一句“忘记路的远近”。 这个“路”字,在一般意义上,也是指陆地道路。 。 两者构成了脉络,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们是行走在陆地上的渔民。 然而,后来,人们发现了洞口,突然出现了一艘“船”。 步行变成了航行。 对此,读者心中存疑,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理解。 原来,前面的“走”并不是路。 相反,我们在航行,忘记了“路”的距离。 这不是陆路,而是水路。 写作的基本原则是遵循字词顺序,以减少读者理解的难度。 语义,包括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必须高度统一和自洽。 如果它不完全自洽,相关的含义可能会矛盾或错位。 ,可能表面上字面意思是“服从”,但读者并不是联想意义上的服从,无法因为服从而达到“服从”的状态。 如果你听话却不听话,你就得回头看看前面的文字,修改一下你最初的理解。 这是为了让读者难堪,降低阅读的乐趣。 仅从经验来看,这是不言而喻的。 陶渊明之所以冒这样的风险,就是因为他过于追求简单。 从简洁的修辞效果上来说,我对自己太苛刻了。 我不愿意在“元溪行”后面或前面加上“船”字。 当然,也有可能这不是大家的小错误,而是他故意强调桃花源的美景如此神秘,以至于渔夫看到后有些困惑,导致他忘记他是在划船还是在走路。 同时,这也是一个伏笔,让性痴迷者以后找不到出路。

不管这样的猜测是否合理,《桃花源记》全文语言的简洁是有目共睹的。 从句法上看,皆用散文句。 与系统运用对联的《归来》不同,散文句子都是短句,最长的句子也只是:

这里有良田、美丽池塘、桑竹属

自云祖以来,避秦之乱。

剩下的人都被送回了家

第一句虽然有九字,但句子结构比较简单,由谓语构成简单句。 第二句的句子结构比较复杂,宾语本身就是一个句子。 第三句是主谓结构。 一般来说,句子较短,所用词汇常用、清晰。 至于其他句子,则更加简单,音节较短,每个句子的音节都在五个以下,比如:

当森林到达水源地时,有一座山,有一个小口,仿佛有光。 然后就下了船,从口进去了。 起初他极其狭隘,但后来他才懂人。 走了几十步,我恍然大悟。

简单的关键在于,首先,句子中除了少数必要的副词外,全部使用动词和名词。 不仅没有描述,甚至连比喻都没有。 其次,一系列句子都是没有主语的。 第三,叙事是层次性的、过程驱动的,但空间转移和时间顺序,除了少数简单的副词(词首和复合)外,几乎所有的时间副词和连接词都被省略了。 难得的是,读者没有被迫回顾和调整思维,而是自然地跟随作者。 陶似乎擅长于此,不仅描写相对静态的风景,也描写更为复杂的人事:

当他看到渔夫时,他大吃一惊,问他从哪里来。 如果他有答案,他就会回到家乡,开设酒肆,杀鸡为食。 贤听说村里有此人,便前来询问。 子云的祖先从秦朝的混乱中逃了出来,带领妻子的族人来到了这绝境。 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所以他们与外人隔绝了。 问这是什么时代,不知是有汉朝,还是魏晋时期。 此人一一说出的话,让所有人都叹息不已。 其余人又各回各家,皆有酒食。 住了几天就辞职了,一个人说:“外人还不够啊!”

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从发现渔夫到邀请他到他家做客,村民们都惊慌失措。 他们纷纷发问,与世隔绝地回顾历史,邀请大家有酒有菜,对外人不提此事。 许多人物的对话、动作和思想,以及表示连续性的连接副词大多被省略。 看似并列的简单句子形成了特殊的语境结构,唤起读者的体验并迫使其参与想象:

下车拿到船后,搀扶到路上,到处寻找。 到了县里,就去见太守,如此说了。 太守立即派人跟踪他,寻找他想要的方向,但他却迷路了,再也找不到路了。 南阳贵族学者刘子基闻讯,欣然前去,未果而求病。 之后就没有人关心了。

这样的文字不禁让人想起海明威废除形容词和副词,只用动词和名词的“冰山风格”和“电报风格”。 这样的语言风格或许不能用简洁来概括。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简洁”。 在《诗经》中,历史学家称陶渊明的文风为“实录”。 这是中国史学正宗、传统的文笔,是史书作者给予他的最高赞誉。 (选自《孙绍祯经典散文解读》中华书局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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