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验证了我国百万年人类历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 中国数百年的考古揭示，我们的民族、文化、文明有着约200万年的根系。 从使用奥杜维亚石器技术的直立人乃至能人开始，远古人类就在华夏大地上生存繁衍。 。 当现代人类从南方沿海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迁徙时，在中华大地上成功地实现了“南北相会”和一体化发展。 此外，他们还与生活在比其他地方不同的环境中的更早的古人类进行了互动。 更多的交流和融合，甚至保留了更多主要活跃在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东亚地区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及其塑造的人类适应和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决定了古代不同族群人类相对完整的融合和发展。 大约一万年前的全新世之初，早期中国人因地制宜，率先驯化了旱作的黍、黍和水养的水稻作为主要农作物。 他们还驯养狗、猪、鸡等来补充农业。 发展了陶玉制作、蚕桑丝织、高级竹木漆器等独特文化，进而形成了一批固定的地域文化传统，成为世界上少数农业发达、文化发达的文化圈之一。人口众多。 到了约5000年前，区域农业文化得到充分发展后，气候波动，文化互动加强，吸收了来自西方的大麦、小麦、牛羊马、冶金等新的文化因素，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地处东西地形和南北气候交汇的地理优势，中原地区逐渐建立了一个五谷丰登、畜牧繁盛、物产融合的王朝。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跻身文明古国。 历经夏商周统一、秦汉统一，这一文明体系犹如海纳百川，不断融合、生长、更新，至今依然矗立在华夏大地上。
前工业时代的中华文明实际上包括旱耕和稻作两大农业体系，东北亚的渔猎经济圈，北方和青藏高原的游牧和农牧文化圈，以及西北游牧、绿洲文化圈。 根深蒂固的巨型文明体系类型。 这样不同人群、不同生计、不同文化重叠、交融、融合而形成的超大型文明延续至今。 这确实是人类文明花园中的一个奇迹。 这是中国考古学独特的研究对象。 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也通过实证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华文明具有民族融合、经济多元、文化包容、文明延续等突出特征。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
近年来，考古学学科受到高度重视，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考古建设已提上日程。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奇和夏鼐就曾就是否或什么是中国特色考古学或中国考古学派展开过争论。 1984年，于伟超、张忠培在《苏秉奇考古论文选》后记中总结了中国考古学派的主要内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掘为基础，考古学应用中国学者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类型学方法，按区划、区划、类型来研究各个考古文化的发展过程。 通过考察我国考古文化的谱系，可以研究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研究各种考古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不平衡性。发展的整体过程。 以苏秉奇为代表、影响广泛的考古学植物区系类型学说，显然被于伟超、张忠培等人视为中国学派的核心内涵，也被一些人认为构成了植物学的多元形态。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 一体论的重要基础。
这样的结论，引起了夏奈的怀疑。 他曾严肃地问：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所谓的“中国考古学派”是一回事吗？ 显然，在夏奈看来，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植物区系类型的理论方法等当然具有中国特色，但未必构成所谓的中国学派。 总体而言，他们仍属于文化历史学派和进化考古重建区域人类及其文化发展时空框架和谱系的范畴。 “一真”是在地层学和类型学指导下的科学考古学诞生后，利用考古发现和研究构建时空框架的普遍探索的中国表达。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从考古发现中研究社会关系和发展阶段的普遍性理论指导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等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古代社会时，深受摩根等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的影响。 中国考古学没有系统地吸收人类学的考古内涵，而是在四个比较系统的分支中开展古代人类研究。 对物质遗存、人类遗骸、语言谱系、文化形态的考古研究更倾向于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和文明形成标准理论来分析考古材料的社会意义。
中国考古研究在历史文献方面具有显着优势
当然，除了如此丰富而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果表达之外，从学科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考古学实际上确实具有其他国家考古机构所不具备的突出优势。 就一般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而言，作为一门科学，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大家基本上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 但在中国搞考古显然有历史文献的优势。 甲骨文自创制以来，不断有记载，中国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 按照现代历史的标准，它们可能并不系统，甚至不准确、不真实，有的甚至可能属于神话、传说或捏造。 文件之间也存在矛盾。 但毕竟是古人对古代物品和事件的看法，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证据，不能将其视为行李。 张广智在其代表作《商文明》的序言中提出了探索商代历史的五种途径，包括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甲骨卜、考古、理论模型等。 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五种方式才能进行比较。 全面系统分析商代文化的生产、分配、祭祀、权力等，一窥商代文明的秘密。 在这五种方法中，考古学指的是地层学和类型学； 理论模型主要是指从民族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中提炼出来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理论，用于还原以考古遗存为代表的古代社会的历史影子。 以供参考; 青铜器、神甲、神骨不仅是商文明杰出的物质文明成就，还因为其上的甲骨文、金文可以提供不可多得的信息； 《史记·殷本纪》等传统历史文献为后世之作。 它追溯了商朝的历史，但其中所包含的商朝历史信息，也是研究商朝文明的重要参考资料。 因此，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神甲、神骨不仅是商代独特的考古资料，而且具有方法论和理论意义。 因此，张广志将它们视为通向商代材料和方法的门户。
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
事实上，张广智之前总结的几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考古学所独有的。 从特点来看，中国考古学还有很多独特之处。 甚至地层学和类型学也存在与中国国情中国化相关的问题。 我国考古遗址的连续而复杂的堆积，南北黄土、红壤等沉积环境中所蕴含的文化层和各类遗存的形成和识别，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才能找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和认识。 。 概括。 苏秉奇等人根据植物区系学说，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存进行了分类和总结。 它们与国际上的同类作品相似，也为从先秦诸国竞逐到秦汉统一的地域文化的演变和特征而被历史文献所记录和认可。 灵感来自知识。 更重要的是，百万年人类生活史、万年农耕文化史、五千年文明民族历史，包括这一时期演变变化的显着连续性，都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 陶瓷、玉器、漆木器、纺织品等具有延续性的文化内涵，以及其所培育的自然观、生命观、道教观、世界观、家国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天人合一，古今交融，古今交融。 道、德等精神文化特征，以及以今学古、以古鉴今、失礼求人等阐释理论和方法，可以在数据上提供独特的优势。以及其他地区考古学难以获得的观点。 。
用于记录文献的汉字是人类早期的象形文字书写系统之一，包括后来除了义、意等象形文字外还发展起来的造字规则，尤其是形声字造字方法，解决了汉字的复制问题和发音。 不断发展壮大。 整个汉字系统的连续性，保留了许多古代事物的记忆，如造字时的意象、指涉、意义等，以及古人思维方式的痕迹。 这也是当今人们了解早期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难得途径之一。 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研究我们祖先的古代。 中国考古对象的文化、文明、民族、血统是连续的，蕴藏着太多的隐含内涵。 至于英美考古等发达国家，当然也会考察自己的古代。 英国最早提出工业考古学和工业遗产及相关学科的概念。 然而，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当面临国家的形成、文明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早期人类的形成、人口的扩散和融合等重大问题时，他们不得不研究欧洲考古学、希腊考古学、埃及考古学、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甚至欧亚考古学和非洲考古学。 美国人在美洲的考古学非常发达，美洲印第安人也经历了农业和文明形成和演化的早期阶段，但他们基本上面临着文化传统被中断和重新嫁接的文明。 古代美国文明和现代美国文明从内生的角度看，文明之间缺乏连续性和相互渗透性。 几乎所有早期文明都未能逃脱类似的命运。 因此，中华文明是一个不间断的文明标本。
中国考古研究多视角的优势
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从主体与主体、他者与自我的角度，我们常常看到不同的问题和结果。 这不仅赋予了中国考古学更多的主位视角和思维方式，而且张广志极力主张借鉴西方人类学、民族学领域提炼的理论视野和参考模型。 中国考古学家在传统乡村社会甚至你们自己的传统中也能发现一些东西。 我们从自己的环境、民俗、民俗文化、历史记载、经典文献、文字中，可以发现许多难得的线索，可以启发我们理解考古发现。 有些中层理论并不完全相同。 面对古代丰富的物质遗存，中国考古有能力从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汲取灵感。 通过从考古遗存中揭示古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国考古学确实可以提供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和与众不同的解读结果。 就中国学派的理论方法而言，除了地层学、类型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一般科技考古方法外，中国考古学还应加强对历史文献内涵的系统挖掘和深入研究，加强对生活状况的了解。 风俗习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可以进行借鉴和比较，加强对连续汉字资源库中思想文化资源的探索和借鉴。 这些不仅能为解读其他地区所没有的考古数据提供视角和参考，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蕴含着难得的主观视角和理论增长点。
因此，在中国，“引进”的考古学是历史考古学还是人类学考古学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学习国际先进理论方法，不断吸收相关科技手段。 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华文明特征赋予中国考古学的潜在优势，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做出更加立体、全面、系统、深刻的阐释。中国的考古发现，可以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 对考古发现进行比较研究，并为其提供启示。 中国考古学不应独树一帜，而应自觉努力成为视野开阔、方法科学、手段先进、理论精深、解释合理、有特色的中国学派； 不仅在地层学、类型学、科技手段的应用上，在解释上，我们都可以与国际先进同行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对话。 我们还应该用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把中国考古实物体系的广泛连续性和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转化为系统、深刻的话语理论，为人类及其文化的更好理解提供依据。 ，为文明认知提供原创贡献。
当前国际考古界十分关注的后处理阶段的考古学，非常重视从不同维度看待考古实践和发现，包括科学考古之后的考古以及考古与现代乃至未来社会的关系。 中国考古学可以在相关方面进行一些独特的探索。 考古学曾经是研究他人的过去——今天的人们在研究人们的过去，殖民者在研究他们殖民地的古人，等等。该学科缺乏内部和外部视角的意识。 当全社会对文化遗产有了普遍认识后，也要求人们以更具互动性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珍贵的考古遗存。 中国考古学应加强考古学术成果的社会普及和遗产资源的转化，即所谓的公共考古。 这些都与新考古学所遵循的后过程考古学精神直接相关。 后处理考古学主张对考古数据进行多视角、多价值解读，强调科学考古是考古遗产资源利用、保护和利用的价值基础。 我国发展历史博物馆和地方历史博物馆。 考古出土文物转移入博物馆、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一直受到较多关注。 事实上，它们是公共考古学的一部分。 我国考古人才培养与社会事业、文化博物馆事业的全链条衔接，以及考古与文化博物馆一体化的格局，也颇具特色。
因此，中国考古学应明确学术目标，夯实学术基础，响应时代需求，追赶国际进步。 倡导学科自我意识，凝练中国特色理论方法，运用先进方法和全面理论视野，融合中国特色和优势。 考古资料应解释清楚； 要加强考古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文明比较研究，加强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做好历史遗迹的发掘、研究、保护和利用，让文物活起来，促进民族复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百年的中国考古，揭示了中国人类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演化与适应方式，从多样性到统一性，形成了共同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 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经验参考。 中国考古学要把中华文明研究融入世界文明的形成、演化、交流、对话、融合之中，努力成为世界一体化的建设单位。
总之，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应该能够在世界考古花园、人类文明从本土走向国际、从多元走向统一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学术支撑和积极的引领作用。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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