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 2023.06.0905:14
关于民国十五年毕业证的事，网络上掀起了热议。 它的主人是毕业于“清华学校研究生院”的李红月。 这张毕业证书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证书上签名的名字包括校长曹云翔、教务长梅贻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季，他们都是“优秀导师”。 难怪有人称之为文凭。 张的文凭是“史上最好的文凭”。
1925年至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却辉煌灿烂。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誉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培养了近70名毕业生，其中大部分后来成为国内文史领域的院士。 专家。
□关山
清华大学“改革”，国学引领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中国学研究所。 直接原因是“改办大学”。 也就是说，原本是留美预科学校的清华学校，要做好向大学转型的准备。 1925年是清华大学的关键一年。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学教育迅速发展，公立和私立大学从民国初期的几所，发展到20多所。相比之下，资金雄厚、生源良好的清华大学却始终局限于“中学”级别。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的西化课程也受到校内外舆论的广泛批评。 当时，北京大学已成立国学研究所，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明确建议清华开展国学研究。
此时，被任命为代校长的曹云翔已经在积极推动“大学改革”。 他在《改进清华大学的措施》中指出：“清华大学如果不改变大学，就会落后于别人，跟不上别人的步伐”。 曹云翔起草了《清华大学“十八年规划》，报外交部批准。 历时十八年，将留美预科学校改造成四年制本科院校。 ”你的研究目的。 方法，然后用它们来研究中国问题。 如果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或者对世界文化有间接影响，我们就会聚集一般人才来详细研究。 当它们得到明确解决后，不仅国家真正获得学术上的利用，而且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真相也可以由此揭示。”
1925年9月，清华大学通识系和国学研究生院成立。 至此，清华学堂分为三个部分：老院部、大学综合部、研究生院。 在设立中国研究院的人选上，学校瞄准了与陈寅恪、唐永通并称为“哈佛三杰”、清华大学最早派出国学的学生之一的吴宓。出国留学。
据说，吴宓在上任前向曹总统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任命他为研究所所长； 二是给予他全权处理事务。 曹云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很快送来聘书，月薪300元，为期一年。
吴宓上任后，立即投入到各项准备工作中。 1925年9月，写下《清华大学设立研究生院的目的和过程》一文，发表在《清华周刊》上。 文章指出：“研究生院的地位是：（1）它不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是一个旨在研究高级学术的机构；（2）它不培养师资某所学校，只是为中国培养一般硕士。至于教授的资格，认为应具备“通晓整个中国学术文化，有正确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熟悉欧洲学术成就”的能力。 、美国和日本学者在研究东方语言和中国文化、与学生的亲身接触、近距离教学的机会方面有望在短时间内受益最大。 ”
杏坛传奇，导师太棒了
1925年，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来到王国维在北京的住所。 作风传统的吴宓见到王国维，恭敬地行了三拜，才说明来意。 这种恭敬的姿态感动了王国维，他同意受聘。 十天后，吴宓前往天津会见梁启超，梁启超表示“很高兴来”。 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他本人也是清华大学的“常客”，多次到校演讲。 1922年到清华大学兼任国学讲师。 后来聘请的导师赵元任、陈寅恪、李季，都是吴宓在哈佛大学的“朋友圈”。
据说，“四大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也在1925年开始“流行”。1925年，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张彭春邀请赵元任任教。清华大学中国研究院。 同年6月，赵元任从欧洲抵达北京，张彭春一见面就向他提到了“四教授”的称号。 开学后，四位老师的知识储备和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梁启超先生在讲课中，不仅运用校勘、考证、训诂等中国传统学术方法来分析古籍的真伪和年代，还经常引用海外学者的观点，打开了学生们的视野。视野。
清华大学国学院一年级学生周传儒这样评价王国维先生：无论风雨无阻，他上课从来不迟到、早退。 废话不多说，简单说明一下主题。 我从不抄袭、窃取或诽谤别人的言论。 我说话负责任，做事负责任。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脚踏实地的绅士。
后来成为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学者的蒋良辅，于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院。以他的导师王国维先生为例，他回忆道：“每次学习一个学科，他必须先编写相关的参考书。” 因此，他对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点一滴”的。 有详细的依据。”陈寅恪先生强大的语言能力甚至让蒋良辅惊叹不已：“他引用的印度语、巴利语和很多奇怪的词我都听不懂。 甚至我的英语和法语能力也很差。 所以丁寅恪对我老公的课感到很心疼。 去问他，几乎每一个字。”
1925年，他已举家迁往赵元任，并受邀回到清华大学任导师。 有学者指出，赵元任的角色与当时清华大学的其他三位导师不同——其他三位导师都是研究国学，而赵元任的主业是现代语言学，他采用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 这也是清华大学所迫切需要的。 赵元任的学生王力，1926年考入研究生院。据王力先生回忆：“赵先生所讲授的汉语音韵学，是历史比较方法在汉语史上的运用，与清代音韵学家所教的有很大不同。” 赵元任先生的讲座走在当代语言学的前沿。 他的讲学有三大特点：一是主张实地考察，二是注重古今的联系，三是致力于中西语言的融合。 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研究，赵元任为学校订购了语言学仪器，并积极筹建实验语言实验室。
清华大学成立中国研究院，可以说是当时教育领域的创举。 该研究所的基本理念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组织中国研究。 可惜战局动荡，风云突变。 随着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导师的去世，校长曹云翔辞职离开学校，赵元任也到南京历史语言学院工作。 国学学院开始由盛转衰。 1929年7月，清华大学倒塌。 成立多学科研究所与本科教学对接，最终决定关闭汉学研究所。 1929年6月，清华大学由留美预科学校转变为完全独立的大学，中国研究院被关闭。 后来，清华大学成立了与本科生相连的多学科研究所。
学生不多，不容易。
研究所成立伊始，就确立了更高的起点。 它“旨在进行先进的学术研究，培养专门人才”，并聘请“学识渊博、专长的学者”担任教授。 学生是大学毕业生和“小学有经史基础”的中考学生。
1925年9月至1929年6月，清华国学学院招收四班学生，历时五年。 录取学生74人，退学2人，病逝4人，共毕业68人。 清华国学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罗家伦院长曾称赞国学是“中国第一创潮流”。
其中刘盘绥、谢国桢、吴其昌、王力、周传儒、方壮友、刘杰、魏菊贤、兰文正、朱芳璞、徐中书、于永亮、戴家祥、杜刚白、高恒、姚明达、刘继泽、蒋良辅、卢堪如……都是国学大师。 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谢国桢当时排名第一。 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 此后，他在明清史、文献学、金石学、汉代社会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历史学家兰文正是陈寅恪的学生，着有《中国通史》、《隋唐五朝史》、《魏晋南北朝史》等专着。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图鉴》编委佟洪举表示，毕业证书不仅是衡量一所大学教学和科研质量的依据，也是衡量一所大学培养人才数量的实物证据。 李红月的《清华学校研究生毕业证书》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牛文凭”，是因为清华学校（1928年8月17日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存世量极少。 中国研究院的毕业证书更是凤毛麟角。
李红月（1896-1974），湖南省浏阳市三口小树龙村人。 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在王国维的指导下，加上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人的培养，仅用一年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古文字学》课题的研究，并于1926年6月毕业。毕业后，在湖南省第一中学、初一高级工业学校、浏阳中学、浏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等学校担任教师、校长。
李红月悠久的人生史，也是一部浏阳的教育史。 在浏阳县中学任教期间，很多学生买不起书本和饭菜，他慷慨解囊。 1939年起，历任浏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浏阳狮山中学校长。 抗战时期，浏阳简陋的乡村师范学校为躲避战乱几经改建。 那时缺粮缺钱，也没有教材。 他自己写、自己刻，没有颜料的话就自己画。 经济吃紧的时候，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老学者”就四处奔波，为学生筹钱。
冯友兰曾总结：“20世纪20年代，清华学校人主动进行学校改制，废除了旧有的留美预科制度，建立了新的正规的现代大学制度，成立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研究，体现了这场运动的精神：学术第一，教学自由和包容。” 当时的清华国学学院吸引了顶尖师资，将中国书院与西方辅导体系相结合，用中西思维教导学生，开辟了一片学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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