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到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可以直接流入印度洋，“从中国四川省到印度的交通线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开通”[4]。元寿元年（公元前122年），西汉武帝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大夏都城在阿富汗巴尔赫附近）。 “他看到了舒布和琼三，就问他们从哪里来，”他说。 “神城之地东南千里，可到蜀国人民市。或者听说有一个。”邛以西两千里的神城。京城（印度） ）前言说，大夏汉朝在西南，赞华，为匈奴所分，道以善信通蜀，毒道近身，皆有利。并且无害。 “[五]。《明史》曰：“哈西为大秦，掸国西南与大秦相连。”[6]大秦为古罗马。《后汉书》 关于缅甸也有这样的说法：“这片土地也与波斯和婆罗门相连，距离西瑞克城有20天的路程。西瑞克在印度的心脏地带。”[7]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可以通过缅甸和地中海进入印度和伊朗。因此，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和东海被封锁的近代，滇缅海路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通道。大部分地区集中在保山经瑞丽至伊洛瓦底江一带，是一片开阔、相对平坦的地区。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了这一点，在第《新唐书》号文章中表示：“收购缅甸将使印度能够将其边界向东推进，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扩大长江上游的范围，并打开通往更远地区的通道” ……通往中国的道路开辟了。”[8]1935年2月，当中央红军在贵州、云南与蒋介石势力对峙时，中央萌生了开办部的想法。由于贵州根据地北渡河流困难，[9] 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南行走廊的畅通。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人千里迢迢来打缅甸，封锁了这条通道。中日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是保山至瑞丽的海上主干道上。
虽然明朝之前的东海并没有发生过危机，但该系列的命名表明，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西南方向只是为了稳定边疆和人民。是明朝在西南地区设立的行政机构的总称，如赤日军民宣传局、慰安局、缅甸军民宣传局、老挝军民宣传局等。 [10] ]但到了明朝末年，娲口族入侵东海，特别是清军入侵后，西南地区成为各种反清势力的聚集地，缅甸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增强。是中国西南强国获得外援的重要途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海控制权拱手让给日本，中华民国政府迁往重庆。由此，缅甸海路在中国抗战中的战略重要性陡然上升。正如美国地缘政治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eakman）所说：
【日本的扩张实力几乎完全切断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联系。从俄罗斯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能力有限，中国几乎不可能获得所需的军需物资。日本最终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有效补救这一局面的能力。 [11]] 1937年中国东部全面封锁时，民国政府从云南招收了20万移居重庆的民工，修筑了从昆明到中国瑞丽的公路，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一部分。中国进入缅甸后，着手修建一条贯穿缅北的高速公路，将这两段公路统称为“史迪威公路”。[12]这使得中国能够从海外获得大量的战略物资。对缅甸的大力支持。抗战胜利。
除了经伊朗至欧洲、经中国西南部的巴基斯坦至印度洋的航线外，从云南经缅甸至印度洋的航线，大大增加了缅甸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太平洋战争期间，这条航线在云南开通。缅甸交通网络的重要作用正在充分显现。当时如果没有缅甸的参与，中国的抵抗将会更加困难。 2011年，中国建设了渝新欧国际走廊，这将为中国西南地区提供从北到西北、进入中亚的出路，同时也将进一步发展连接缅甸的传统走廊，希望中国西南地区能够进一步发展。国际象棋比赛是活生生的。
如果将中缅边境沿北纬25度分为南北两段，中缅边境北部被青藏高原南部的高黎贡山脉隔开。该段是横断山脉西侧的断块带，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板块俯冲的缝合带，是著名的深大纵向断谷区。山势陡峭深邃，高差达4000多米，形成十分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与沿喜马拉雅山陡峭南坡的中印边境大部分地区一样，中缅边境北部地区不存在有利于毗邻国家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地理条件。历史上，中缅大规模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北纬以南、云南保山以南、缅甸掸邦以东等相对平坦的边境地区。元朝初期，由于中缅边境争端，领土紧张局势日趋频繁。
缅甸地势南北长、东西窄。随着西部的若开山脉（又称若开山脉）和东部的掸邦高原由东向西的挤压，缅甸细长的地形变得更加明显，这强化了缅甸国防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控制曼德勒几乎就等于控制了缅甸整个国家的稳定。正因如此，缅甸的古都和战场都相对集中在曼德勒地区。
（二）汉代至唐宋时期西南边疆治理及经验
古代中缅关系是由中国中原王朝与古缅甸王朝的扩张与反扩张形成的。
1、西南有数百蛮王，杜亚郎、典受王印。——汉代西南边疆的拓展及其治理经验
（一）汉代西南边疆的行政制度和原则。汉代是中原王朝及其相关边疆势力在西南地区扩张较快的时期，此前因“道路不通”而与西南地区联系甚少。根据《亚洲的问题》：
前汉武帝时期，由于匈奴从北向南大举入侵，武帝罢黜西南诸吏，只留南邑、宜郎两郡，一郡。汉朝的控制权从西南撤退，但在对匈奴的战争过程中，汉朝对西南的认识扩展到了印度。公元前122年（西汉元寿元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34]发现大夏东南几千里至两千里处就是“神都国”。印度的。我了解到的。距邛县西数里。汉朝十余支队伍从云南西行寻找印度，均在昆明停留。后来南越叛乱，汉朝出兵镇压，将前琼都迁至乐顺县，迁浙都至神力县，岚山至文山县，广汉以西，白马被定为五郡之一。这一时期，滇王“有数万人，东北有老金、糜靳，皆同姓。”[36]他们联手反汉。汉廷出兵消灭老金、糜邈，滇王投降并吞国家，曰：“请任用朝廷官员。”[37]此后，汉朝在滇置益州郡，“赐滇王印，以民兴”[38]。司马迁用一句话描述了汉朝治理西南地区扶弱抑强、保持战略平衡的经验：
【西南蛮王数以百计，杜也然、典受封印。典小一最受支持。 [39]]这是整个中国边疆管理的重要经验，用清朝乾隆皇帝的话说，“边夷以夷解决问题，以夷治夷”，“内部骚扰是允许的” ” [40]
设立行政区域的首要任务是政治稳定，而不是经济发展。西南行政体制的建立是中国西南边疆形成的重要前提，中缅关系就是在这一前提下逐步形成的。
（二）汉朝廷与远西南边疆的关系和原则。商业和由此产生的边境摩擦是边境形成的主要形式。公元前5世纪，澜沧江和怒江中上游的小岱人结成盟友，[41]，中国当代典籍中称为“哀洛”[42]。公元51年（后汉建武元年），其首领率2700户求从，被光武帝册封后，“始每年进贡”[43]。公元69年（后汉永平十二年），哀洛王刘茂“遣其子统民族，封城王七十七人，户数五万一千八百九十人。”``人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人。”[44]后汉明帝“建哀洛、保安二郡及其土地，隶属西域”。陆军都尉，分六州。”[45] 都尉郑淳曾任永昌府太守。 “我和哀牢彝人许下诺言，当我在城里做个有钱人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些布匹、两条发圈和一把盐。他们认为这是永恒的礼物。”[46]公元76年（后汉建国元年），哀洛王叛乱，“肃宗俘越顺、益州、永昌等地伊汉人九千人，[47]直奔洛阳。 48]。
汉代与哀牢紧邻的是掸国，大致位于今云南省西部德宏地区和缅甸曼德勒东北部的掸邦地区，南边新兴有骠国。艾劳的衰落虽然提升了掸邦的地位，但也因南方骠国的北扩而受到压力。在这场南北夹击中，掸国败给了中原更强大的汉朝。公元120年（后汉永宁元年），“掸王永佑遣庆使到伊箕，创造一个能变形、能喷火、能瓦解、能改变社会的音乐想象世界。”杂耍魔术师自称为“海西人”，并解释说“海西是秦朝（即罗马）；它与王朝有关”[49]。二年，安帝“任命嬴酉为汉都帅，赐诸印、绶带、金银、彩绶”[50]。这样，掸国与后汉建立了附属关系，南方地区的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骠省位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在新唐书和古籍中均有记载。
[飘州在原永昌县以南2000多里，距上都14000里。[51]其领土东西长3000英里，南北宽3500英里。东与真腊国接壤，西与东天九国接壤，南与明海接壤，北与南赵协勒城接壤，东北与羊居美城相望，绵延一万八百里。 [56] 华严谓之“飘”，他谓之“楚臣”，日本人谓之“脱日日”。 [57]] 骠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缅甸南部人民将骠王国称为“Turi Di”（“Truochen”的变体）。考古发掘表明，骠王国最早的遗址位于缅甸马圭省栋东吉以西约20公里处。公元4世纪，骠国达到鼎盛，到了7世纪，疆域辽阔，逐渐扩张，与南诏国发生冲突。《史记》 此地“永昌南二千里，距京师一万四千里。东有真腊[58]，西有洞天吉，北有河洛[59]。相谓相连。西南，南有海，北有赵”[60]。《新唐书》称骠省“古代与中国没有直接接触”[61]；这意味着他们与中国有间接接触。通过与掸邦的冲突。
后汉末年，中原群雄齐聚，掸汉联盟沦为名义，原永昌郡各部落开始独立。掸国失去了汉帝国的军事支持，同时失去了汉帝国的控制权，获得了独立发展的自由。
公元3世纪，三个中央王国掌权。这一时期对西南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蜀汉政权的建立（公元221-263年）和诸葛亮南征。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平服了当地豪姓，平定了东汉永昌郡南中。在这里，蜀国的统治再次以宽容和稳定为重。明代杨慎在《:010—30000》中说：“夷人仰慕武将之德，渐迁山林，移居平原，攻克城镇，筑起并开始种植桑树。”此后，各个部落开始有了姓氏。 ” [62]
这一时期，南骠国也大规模北进，占领了掸邦宗模、东巴领土，继续向北扩张。掸国要独自应对骠国的入侵，而诸葛亮强调南方自由稳定的执政政策，也帮助掸国尽其所能地应对骠国南方。于是，掸国（“孟大光”）乘军事胜利之机，将王都从“孟卯”（瑞丽盆地）迁至“巴干木”（今瑞丽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以南70公里处） .我把它移到了南方。此后数百年，掸邦势力不断南移，伊洛瓦底江沿岸的许多部落被并入掸邦。为抵御骠国的入侵，单王带领傣族军民沿伊洛瓦底江南下，耕田建城。
2、南诏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连接土地，始终控制之地。——唐代西南边疆的管理与经验
公元5世纪，中国中原王朝进入强大的隋唐时期，骠国开始入侵掸国南部边境。公元六世纪中叶，强大的骠王国的人口不断增长。骠国与掸国的冲突不断激化，公元586年的1999年，骠国全力北伐，寻找新都，攻占首都巴干木。掸国掸国灭亡，掸族王室（哀牢王室）纷纷逃往家乡哀牢，各地聚集的百姓纷纷独立。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位于飘国北部的“紫燕哀牢之后”的诸势力，先后建立了孟舍赵、孟氏赵等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史称“刘赵”。在洱海地区。赵孟旭、史郎兆、琼兆郎、邓志兆、岳子兆。
公元633年（唐正观七年）左右，松赞干布迁都洛车（今西藏拉萨），建立吐蕃王朝。此后，在河西、陇右、关中（今甘肃、青海、陕西）和西部地区（今新疆、中亚）等地区继续与唐朝长期竞争。掸邦灭亡后，骠国日益强大。为此，唐朝廷考虑扶持一支新的势力，阻止吐蕃从吐蕃后方、从云南以及今天的缅甸北部向西北扩张，同时阻止骠国入侵缅北。选择，但要做。公元8世纪30年代，南诏在唐朝的协助下，将六诏合二为一，统一了洱海地区。《旧唐书》，地区为“铁南，永昌、耀州之间”，先后受封“云南王”、“南诏王”、“滇王”。南赵国。《滇载记》 说道：
【南赵人是本吾金的另一个种，姓孟。满称王为“旨”，说爱劳后，汉时居原永昌县东、姚县西的孟社县，为曲军统帅。 [64]]南诏王名孟，653年孟舍伦颁布诏书。 “高宗遣使入朝，赐锦袍”[65]，其子孙、曾孙均受到唐朝的赏赐。此时，“自号爱劳之后”的南赵，得到中原朝廷的刻意扶持，成为制衡南方崛起的吐蕃和缅甸的新的战略力量。
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毗罗阁[66]即位南诏王。他在位期间，在唐朝的帮助下，又吞并了五道圣旨，将洱海地区划归南诏管辖，将王都从巍山迁至大理，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并建立了都城。太和城（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南）成为唐朝西南滩头阵地。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九月，唐剑南在安荣城与吐蕃作战，大败。南赵首领毗卢阁帮助唐兵卷土重来，于是试图统一附近五道诏书，但唐朝廷也同意了，唐玄宗调派卢阁为总督。云南王。对此，明代杨慎在《新唐书·南诏传》中形象地记载：
[毗卢亭建于玄宗开国十六年。[67]唐朝册封他为云南王，赐名称义。换句话说，南翔很强，而御翔很弱。仲夏节二十五，毗罗阁上竖起火把塔迎接五皇子。罗阁在一次宴会上喝醉后，在楼下假装敲鼓，放火烧楼，从而撤销了五道圣旨。泰特贿赂津凯南，将五道法令统一为一道。法院批准了它。也就是云南省的全部土地。随着图博的失败，士兵们成为边境上的威胁。此后，南诏势力不断扩张，版图大为扩张，“鼎盛时几乎占据了今云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69]。与此同时，吐蕃衰弱，南诏也“击败吐蕃，成为边境威胁”。
南诏一强大，就与唐发生冲突，唐两次出兵征伐南诏，分别是天宝十年（公元750年）和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但南诏战败。进攻唐军，唐朝损失士兵近千人。从此，南诏成为“吐蕃北相”[70]，公元751年，吐蕃赐南诏国王革洛丰为“山普忠”（兄弟之国之意），并“封他为东帝”。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大大削弱。南诏乘机控制了北方的塞州（今西昌）、宣川（今山西以西）。澜沧江范围，东）七仙山以西。公元790年，吐蕃攻占北亭、安西，自以为有实力南下抗击南赵，公元794年（贞元十年），吐蕃命令南赵“放弃西藏”。 [72]唐签订条约后，立即出兵西藏，占领了吐蕃铁路桥（今丽江县）等16座城市，迫使西藏10万人投降。这迫使吐蕃军队从北亭、安西大幅撤退。吐蕃的东扩受到有效压制。
与此同时，随着朴氏领土向北扩张，“南诏以强大的军队连接领土并始终统治它。”[73]南赵是牵制北彪、维持平衡的重要屏障。为了消除唐朝廷对南赵的支持，飘国“闻南赵已归唐，心系唐”[74]。公元8世纪末，大约在唐朝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羌王飘雍也派他的弟弟“将民族音乐奉献给成都”。 [75] “礼乐之征服，始自皇帝”[76]，提供国乐是朴氏属于唐朝最实际的举动。这引起了对唐国领土过度贪婪的南赵的警惕。唐二年（公元830年）末，南赵兵“逼成都，入冀州西诸，逐玉帛子弟，上级闻之，大怒。 ” 【两年后，唐朝六年，公元832年，他转身再次南下：“南赵掠其民三千，迁至浙东（今云南昆明）。”【 78]。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南赵军队进攻朴雅臣诸侯国。 “此后，飘的情况几乎就没有出现在中国的记录中了。”[79]
半个多世纪后，南诏成为西南地区少有限制的独立王国。唐代大中十三年（859年），南沙王世龙称帝，实行全国军事政策，15岁以上男性一律征入伍，女性配入伍。农业职责。他们发动了一场长期的掠夺战争。此后十几年，南诏军两次攻陷永关，一次攻陷黔中，四次攻陷西川。徽宗时期的宰相吕歇、杜鲁灼对南赵的灾难深感悲痛。
【中途结束，国库已满。自宣通以来，蛮军曾陷安南、永关，一次陷黔中，四次陷西川。他们招募军队并运输粮食。世界已经筋疲力尽了。 15年多来，一半以上的租金和税款都没有缴纳。无法进京，三使、内库空虚，将士疲惫瘴气而死，百姓被俘为匪，中原齐镇皆是野蛮。 [80]]司马光评论如下。
【中国自南赵酋长长隆嗣建国以来，近20年来一直为边界问题所困扰，导致疲惫不堪。 [81]] 总结唐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我们就可以看出南赵为何能够从臣服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府转变为对中国极为不利的独立王国。即“唐朝之祸，皆因南赵”，《诏书》[82]并非南赵野心所致，而是客观环境所致。为了支持南赵的建立，唐朝廷有意帮助消除其他制约南赵的势力。同样，在没有其他势力制衡的情况下，南诏成功地向四面八方扩张，导致与唐朝的边界纠纷。公元897年至902年，南赵“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等地区不断与唐朝作战，使唐朝抵抗困难”[83]。
另一方面，由于南赵长期用兵，南赵“多次推翻群众，国力疲惫。”唐昭宗二年（公元902年），南赵顺化王以郑代蒙古政权，改国号为“大昌河”。疆域包括今云南省全境、缅甸北部那迦山、萨尔温江以东、北部地区。老挝。大昌瓦国从公元902年到928年，共存在27年。五朝十国时期，大天行（香原国，公元928-929年）和大宁（公元929-929年）有过短期政府，如937）。
公元937年，后晋通海使者段思平与洱海贵族高防、董迦罗联手，灭大伊宁国，定都扬州梅城（今大理）。 ）。 被建。云南省），赐国名“大理”。辖现云南省全境及四川省西南部。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大理致信宋朝求和。北宋初年，“宋太宗觉大唐之祸在南赵，遂废越西郡，以大渡河为界。若欲为贼，他做不到。即使他想当大臣，他也做不到。”[84]因此，“中国无法从达利那里受益。”[85 ]]。
3、从“不睚远方”到“一指天位，六谕所据之地皆为郡县”——西南边疆治理与宋元经验
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朝高祖段思宗去世，在位十七年，其子段肃顺才建国。当时，北方的宋朝“放弃越县、宣县”全力保卫北方，而南方的缅甸骠国则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日渐衰落。对外国来说是无敌的”。 《大理左氏（公元937-1253年）之祸》[86]也持续了较长时间。但在唐末南宋相对薄弱的历史条件下，“孟段二姓与唐宋有关”的持续存在，意味着缅甸蒲甘王朝的入侵得到了有效阻止。并且保证了西南方向继续长期存在，保证了该时期的稳定和安全。元任和李靖的话如下。
[云南省自古就是昆虫之乡[87]。秦汉以来，时间虽短，却派遣将领、使者互相镇压，抚慰齐贤。如果你能得到一个人，你就会求饶，但如果不是你想要的人，你就会反抗。唐朝时期，王室屡遭推翻，南赵开始强盛。天宝之后，中原多事，无暇。五季混乱，郑家、赵家、杨家也争夺控制权。宋朝的崛起是在辽朝和夏朝之间，所以也相差不远。因此，孟、段两个姓氏[88]与唐宋的始末有关。国运昌盛，文制混杂，秦威帝天阁指出六诏之地皆为郡县。 [89]]1253年（蒙古宪宗三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天歌一指，六大圣旨皆为郡县”。大理国灭亡，他的统治持续了316年。
缅甸是位于中国西南边境的一个治外法权国家，由于骠王国的衰落和中国“五朝十国”（公元907-960年）的内战同时发生，缅甸被分为四部分。骠王国灭亡后，缅甸中北部许多分散的部落势力分裂，为新政权蒲甘王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蒲甘王朝兴起于钦敦江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以东的广大地区。到11世纪初期，以蒲甘为中心，北起密铁拉、杰沙，南至米努，西至蒲甘，东至克尤西。南北长约300公里，东西长100多公里。该地区也是皮乌斯活动的中心。《旧唐书》 名为“蒲甘大王”的专列《滇载记》：
【崇宁五年，蒲甘王国派使者进贡，并下旨维持礼节秩序，小心战车。神胜胜道：“请注意，战车的服务是属于三佛的。因此，新宁中的圣旨写在一张大底纸上，密封在一个盒子里。现在蒲甘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不能掉以轻心。” ’’小国，欲如大国，则以诸国为重，按礼法，一切法令皆写于白底，创写于金饰帛纸上。鲜花，装在镀金的管子里，并用锦缎密封。” [90]]宋崇宁五年，即公元1106年。蒲甘王朝在宋朝时期拥有强大的实力。 1044年，阿那律陀登上蒲甘王位，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发动了统一缅甸的战争。 1057年，阿那律陀率军南下，攻占直城，勃固等诸国向蒲甘投降。由此，蒲甘王朝获得了出海口。阿那茹塔随即率军西进，出兵进入若开北部。
。为了防止东北掸人抄后，阿奴律陀又与掸邦交界地如杰沙、太公、曼德勒、八莫等地建筑要塞，派重兵固守。完成对阿拉干北部的征服后，东北部的掸人各邦纷纷称臣纳贡，缅甸首次统一。蒲甘王朝曾兵临大理城下，不克而退。这次冲突“并没有引起与大理的战争”[91]，但已具有了古代国家战争的雏形。 真是生不逢时。与大理国的命运一样，就在蒲甘王朝勃勃雄心，壮志未酬之际，强大的蒙古铁骑从天而降。民族史学者尤中教授写道： 【正当宋、金严重对立，整个中国陷于分裂状态之中，而云南地区大理国的白族封建主们与被统治的其他民族的贵族之间也纷争不已的时候，北方蒙古贵族的势力崛起了。[92]】1253年，成吉思汗听取郭宝玉“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93]的建议，蒙古大军进入云南，次年灭大理。公元1267年，大蒙古国分云南为五大部：合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1271年（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1273年（元至元十年），忽必烈设云南行省。《元史·百官七》：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即古南诏之地。初，世祖征取以为郡县，尝封建宗王镇抚其军民。至元十一年，始置行省，治中庆路[94]（今昆明），统有三十七路，五府。[95]】忽必烈任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为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统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等。云南行省建立起来之后，军政事务均由平章政事根据朝廷命令统一调度和管理。中央派人来作云南王，权力在行省之上；在行省之下，在一定数量的路、府、州、县范围内，分设宣慰司[96]都元帅府。“这一来，在多民族而情况复杂的云南地方，元朝也象内汉族地区一样，建立起来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行政组织机构，使之上下层层节制，保证了元朝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权力的贯彻执行。”[97] 元初,元廷在今保山设永昌三千户，隶大理上万户。公元1286年，元廷又设“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治所在大理路（治今云南省大理市）后来迁到永昌府（今保山市），地控云南进入缅甸主要通道，在战略上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使金齿地区在此元明两代的西南治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为加化其军事功能，不久“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升格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隶属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管辖今云南德宏州和临沧地区西部一带地区及缅甸北部地区。 元朝的云南行省功能，随1274年南宋降元，开始由边疆防御转为边疆扩张。蒲甘王朝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载： 【缅国为西南夷，不知何种。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远者，又不知其方几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庐以居，有象马以乘，舟筏以济。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又次用槟榔叶，盖腾译而后通也。[98]】明代中国人对缅甸的认识就比元代进一步明晰。《明史》卷三百十五《列传·云南土司（三）·缅甸》载： 【缅甸，古朱波地。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99]。地在云南西南，最穷远。有城郭庐舍，多楼居。元至元中，屡讨之，乃入贡。[100]】元初，缅国蒲甘王朝（公元894~1369年）已很有声势。缅王联合建昌金齿[101]诸部与元朝对立。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3年（元至元十年），元廷遣使招缅王入朝，无果。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缅军犯云南边境，双方发生冲突。元军用草原合围群狼的“合围把稍”的战术[102]彻底解决金齿地区的抵抗。据《元史·也罕的斤传》： 【元二十一年，（也罕的斤）与右丞相太卜、诸王相五答儿分道征缅，造舟于阿昔、阿禾两江，得二百艘，进攻江头城，拔之，获其锐卒万人，命都元帅袁世安守之。先是，既破江头城，遣黑的儿、杨林等谕缅使降，不报，而诸叛蛮据建都太公城以拒大军，复遣僧谕以祸福，反为所害，遂督其军水陆并进，击破之，建都、金齿等十二城皆降，命都元帅合带、万户不都蛮等以兵五千戍之。[103]】1279年（至元十九年），元灭南宋，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兵自云南地区进攻蒲甘国，元军西出打到伊洛瓦底河边，攻占太公城[104]和江头城[105]。次年建都金齿等西南十二部向元军投降。“元朝军队占领太公城，恢复了大理国后期被缅甸蒲甘王朝控制的一片疆土，于太公城设太公路，后又于今缅甸掸邦北部的瑞丽江上下周围地带设蒙怜路和蒙莱路”[106]。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107]缅国与元朝建立朝贡关系。1297年，元成宗正式“诏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108]，缅国成为元朝藩属。1301年（大德四年），缅王被其弟所杀，“蛮贼与八百媳妇国通，其势张甚。”[109]元军南征八百[110]，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此，元边疆南扩至今缅甸的南掸邦及泰国北部的清迈一带。 至此，蒲甘王朝权力及其治域转入元朝，蒲甘王朝亡。南诏、大理之后，云南地方与朝廷中央严重分离的局面告以结束。 （三）驱虎喂猪，崽卖爷田不心疼——明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失误与教训 第一，驱虎喂猪，打破西南战略力量间的平衡以至自毁长城，是明朝治边政策的严重教训。1918年11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111]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扮演的不是驱逐而是主动打残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的角色。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可交给狼管理。这样的治边政策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12]。 元朝后期，朝廷对西南边地控制减弱。1312年，站稳脚跟的混依翰罕脱离元朝金齿宣抚司，在勐卯（瑞丽）称王，自号“思汗法”，建立“麓川王国”[113]。1317年，思汗法挥师征服景迈（清迈）、景线、景栋、勐泐、腊门、腊光等地，1343年，在瑞丽江河谷大败前来进犯的元军，后至芒市河下游三台山再战，亦大胜，麓川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大理。此后多年，双方几次再战，直到1355年，因长年征战国库亏空，思汗法才命其子莽三到北京纳贡请和，此时元廷已无力暇西南，只有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册封思汗法为世袭宣慰使。 1368年元顺帝逃回蒙古,明朝建立。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不久改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114]，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 在中国元明交替的这段时间，中国西南边疆域外的缅甸也进入近半个世纪的诸王分裂状态。缅甸南部孟人在锡当河和伊洛瓦底河之间建立的勃固王国（1287~1531年，治所在今缅甸勃固）、掸缅人在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国（1364~1555年），逃往锡当河流域的缅人建立东吁王国，加上西部的阿拉干王国，缅甸陷入战国时期。 这些处于战乱中的王国起初并没有强烈的独立于中国的意识，他们乐意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阿瓦王派板南速勒入贡中国。翌年又遣使入贡，明廷设缅中宣慰司。至于接近安达曼海因而更遥远的勃固王朝，因离中国悬远，双方交往多止于礼仪。 明朝建立后，经过朱元璋十多年的努力，边疆各地复归统一。在西南方向，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西南麓川、缅里、车里、八百媳妇等，皆因不甘受他邦“侵夺境土”[115]，纷纷内附，“愿臣属中国”，“庶免欺陵”[116]。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置六宣慰使司，即孟养军民宣慰使司[117]、木邦军民宣慰司[118]、缅甸宣慰司[119]、八百军民宣慰司[120]、车里军民宣慰[121]；1403年（永乐元年）又设缅甸宣慰使司。明时期中国西南滇缅辖界从蒙元时期的东经94度收缩至97度以东[122]。由于路途险远，各宣慰司独立性较大，其间纠纷，明廷多采调停、平衡的立场[123]。 1399年（明建文元年），麓川宣慰使思伦法去世，其子思行法继位，麓川势力渐衰。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思行法让位于其弟思任法。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麓川于1428年开始向周边扩张，欲恢复祖地。1440年（明正统五年），多次击败明军的征剿，占领干崖、南甸、腾越（腾冲）、潞江、永昌（保山）等地。缅甸、车里、八百等地皆受其控制，俨然以“麓川国”自居，其地东接景东府，南接车里、八百，北接西番（西藏）、东接永昌（今保山）。麓川自立头目，“相助为暴，叛形已著”[124]。其日益明显的独立明廷的倾向，促使明廷大举出兵，“三征麓川”。 1428年（明宣德三年），“云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任思发夺南甸州地，请兵问罪”[125]。明廷反复劝说任思发，“时思发兵愈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126]。1441年（明正统六年），幼冲之年登基的明英宗受急切提高自己声望的宦官王振——这很像东汉窦太后时期的急于通过打击北匈奴的胜利提升自己地位的窦宪——的挑唆，决定武力镇压。但这一决定受到众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坚决的是翰林侍讲刘球——他很像反对窦宪出征北匈奴的宋意。史载： 【正统六年，帝以王振言，大举征麓川。球上疏曰：帝王之驭四裔，必宥其小面防其大，所在适缓急之宜，为天下久安计也。……今麓川残寇思任发素本羁縻属，以边将失驭，致勤大兵。虽渠魁未歼，亦多戮群丑，为诛为舍，无系轻重。玺书原其罪衅，使得自新，甚盛德也。边将不达圣意，复议大举。欲屯十二万众于云南，以趣其降，不降则攻之。不虑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军民交困，若复动众，纷扰为忧。臣窃谓宜缓天诛，如周、汉之于崇、越也。[127]】意思是说：古者帝王治理边地都是原谅当地部族的小过，提防大他们的大阴谋。现在麓川思任发一直安分管属，可我们的守边将军没有节制，致使思任发复反并劳烦大军。皇上也下诏宽恕其罪，但边地将军不理解圣意，又要大举发兵，屯兵十二万，试图迫使思任发投降。这些人不知“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的道理，其结果会将国家的有限资源大量耗于不重要的方向，一旦北方有事，就无以应付了。兵部不纳刘球意见，“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128]。由此开始了时近八年的对麓川地方独立势力反复清剿的“三征麓川”军事行动。 正统八年（1443年），据报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反击，五月，朝廷复命定西伯蒋贵充总兵官，率兵5万，再征麓川。当月，刘球再次上书反对，可贵的是，刘球还指出了此种远征的胜利将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布局的失衡： 【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赀爵赏不可胜计。今又遣蒋贵远征缅甸，贵献思任发。果擒以归，不过枭诸通衢而已。缅将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共分其地。不与则致怒，与之则两蛮坐大。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设有蹉跎，兵事无已。[129]】消灭了一个麓川的结果增加了两个对手，后果应验了刘球的预见：西南战略力量分布失衡后，在比刘球设想的更长的历史中，中缅边境真是“设有蹉跎，兵事无已”。 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大将王骥第三次远征麓川[130]。在打败麓川的战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缅甸、木邦两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载：“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为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131]明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率大军北上迎击瓦剌却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为了得到缅人的支持，还许诺事后以麓川地补偿缅人：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待。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献贼首者，予以麓川地。[132] 明军将麓川王思任法之子思机法驱至大金沙江（今缅甸境内伊洛瓦底江），明将王骥已是力所不逮，明廷也因当年北境出现瓦剌也先南犯并俘英宗的“土木之变”，只有与伊洛瓦底江对面的麓川旧部划江休战。书载： 【时王师逾孟养至孟那。孟养在金沙江[133]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部皆震詟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捷闻，帝为告庙云。[134]】明军占领允姐兰（今瑞丽以西），以捷报班师。1450年（明景泰元年）“缅甸宣慰已擒获思机发，又将思卜发（思机发弟）放回孟养”[135]，1455年（明景泰五）年，胡志将思机发“槛送京师”后明廷“乃诛思机发于京师”[136]。 麓川灭亡后，明廷“分其地立陇川宣慰使”[137]。1456年（景泰七年），陇川宣慰使派人进贡[138]。为了酬谢缅人参战麓川战役的“贡献”，明廷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139]，景泰二年（1451年）“加赏锦币，降敕褒奖”[140]。 但是，明廷没有意识到自己“三征麓川”的胜利已打破了原有的缅北与缅南的力量平衡，与公元91年东汉窦宪消灭北匈奴造成的“漠北空矣”[141]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相同，明廷消灭北方麓川国的结果是帮助南方缅人消除了北方力量的制约，由此缅人迅速崛起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明清朝廷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明廷三次大规模用兵麓川之地（即今保山陇川区域），是滇甸交通的最重要的枢纽地带，也是汉唐以来中缅边界历史上拉锯及磨擦最频繁的地带，因而也是历史上中缅边境最敏感的部位。1591年，时任兵科给事中张应登注意到陇川对于滇缅通道的地缘政治的枢纽意义，认为： 【陇川最大，南通缅甸，西傍迤西，东邻木邦，宜移腾越参将驻札彼中筑城屯田、团练乡兵，以联诸夷，控制六慰[142]。[143]】元朝在西南边境力量推进和明朝的收缩变化表明，伊洛瓦底江是中国西南边地扩展的极限，而保山则是缅甸势力东界扩展的极限。中国西南极边的哀牢、夜郎、南诏、大理、金齿至麓川等在历史上是中原王朝对西南控制力最薄弱的地域，与此相应，在缅甸全国统一政权没有形成之前，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反叛中原政权的力量底线——这个底线后来为缅甸取代——也是中原政权对西南边陲控制力的极限。这些地方政权归属感往往随中原王朝力量强弱而摇摆；也就是说，在中原王朝较强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因相互对立而争相向中国称臣纳贡并希望由此得到中国的庇护；而在中原王朝力量相对弱或中原内战而无暇西南时候，他们的独立倾向就会加强并对中国形成边境威胁。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不是西南诸地方政权的独立而是不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缅双方力量极限处的缓冲区出现力量真空。在这方面，明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方面的教训是最惨痛的：明廷无端地将一个时不时派使者入中表示“愿臣属中国”[144]的缅甸“培养”成中国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1393年（明洪武二十六年）“缅始遣其臣板南速剌至，进方物”[145]，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廷“置缅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146]。1395年（明洪武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发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此事明廷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喻缅及百夷各罢兵守土”[147]。后因百夷部落内乱此事才得以消停。1403年（永乐元年）缅甸又遣使表示“缅虽遐裔（远），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148]。由此，明廷又设缅甸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内臣张勤往赐冠带、印章。“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入贡不绝”[149]。此后缅甸在与周边土司的领土纠纷中，也乐意接受明廷的调停，在征讨麓川的过程中缅甸方也协助明廷活捉“叛酋”思任发。 但是，在明廷将麓川独立势消除后，明缅矛盾立即提上日程。半个世纪后，中缅之间的冲突就有了国家间冲突的特征。 首先，缅方以擒获思任发，要求明廷以麓川地作交换，兑现“帝谕能擒贼首者，予以麓川地”[150]的承诺，导致“朝命遂有并征缅甸之命”[151]，并集大兵汇集腾冲。1444年（明正统九年）总督尚书王骥已“驻师江上，缅人亦严兵为备”[152]。只是由于麓川尚未彻底平息，王骥回调部队。1447年（明正统十二年），木邦宣慰使和缅甸前宣慰使的儿子马哈省、以速剌派使者赴京城献思任发首级，皇帝任命马哈省、以速刺任宣慰使，赐敇书和冠带、印信。以速剌即要求孟养、戞里的土地，并愿助朝廷大军尽快消灭思任发之子思机发。1451年（明景泰二年），明帝“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153]，但缅方却不交出思任发之子思机发，为留后手又放思机发弟归孟养。同时缅再遣使请求孟养地。“朝廷知其要挟，故缓之。”[154]1471年（明成化七年），除孟养外，缅人得寸进尺，又索贡章地，说“贡章乃朝贡必经由之途，乞与之”[155]，并要求将没有军籍的李让做冠带把事，以供他们差遣。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以为李让为中原人，以任“把事”，不合体统。朝廷拒绝了缅人的要求。 15世纪末，明朝北方压力日增。自1449年土木之变后，瓦剌部渐衰，鞑靼部兴起，明北境再次进入周边事多之秋。鞑靼毛里孩于1465年、1466年、1467、1468年、1469年、1470年、1472年、1473、1474年、1475年、1476年、1480年、1481年、1482年、1483年、1484年、1486年、1488年、1489年、1490年1493年、1495年、1496年，以不同程度的深入侵扰[156]。明廷对西南边事日显捉襟见肘，逐渐放松了对云南极边地区的管理。 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403～1526年）是明朝在西南边境所设的六个宣慰使司（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之一，隶属于云南承宣布政使司，辖地即缅甸阿瓦王朝。1488年（明弘治元年）缅甸来贡并声言安南[157]侵其边境，次年经明廷调停安南罢兵。嘉靖初年，孟养酋长的儿子思伦向邻地缅甸发起攻击，杀宣慰莽纪岁及妻女，占据其地。嘉靖五年（1526年）孟养、木邦、孟密三家土司联合将缅甸宣慰司辖地瓜分。缅甸诉于明廷，皇帝没有回复。直到1527年（明嘉靖六年），朝廷才派永昌知府严时泰调查此事，导致思伦纵兵起变，杀死千户，严时泰逃跑，事后朝廷也没追究此事。 但明廷的怠懈终酿成大患。缅甸宣慰使莽纪岁之子莽瑞体在战乱中潜逃，奔东吁母家，建立东吁王朝，从此缅甸脱离中原王朝，开始其独立和统一的历史进程。需要说明的是，此后的缅甸，就不是此前作为中原王朝治下的地方政权，而是脱离中原王朝的独立的国家力量。史载：“盖自天启[158]后，缅绝贡职，无可考验云。”[159] 当时，麓川国覆灭后，缅甸即东吁王朝的对手在北面是明廷扶持起来的的孟养、东面的孟密和木邦。明廷对其政策则是“荒服之外，治以不治”[160]。这样的政策导致处于缅中力量交界地带的地方势力不敢完全无所适从，即不敢效忠明廷，也不敢效忠缅方，其结果在中缅交界地带，割据势力是要么自立为大，要么见风使舵，完全不能有定性。另一方面看，造成西南边界伸缩无常的原因，是中国中央政府在此鞭长莫及，既无力打击窜犯势力，也无力支持遑论保护效忠本朝的地方势力。特别是麓川国被消灭后，明廷西南失去了有力的屏障，这一方面加剧了西南其他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这为位于缅甸锡当河中游的东吁王朝在16世纪的顺利崛起并成为缅甸主体政权提供了较好条件。 莽瑞体（1531～1550年）嗣临东吁王朝，此后便开始了自蒲甘王朝后第二次统一缅甸的事业。北方大国麓川势力严重受挫,使南方缅人在北方压力大为缓解。这使得东吁国可以调头南下。1539年顺锡当河南下攻占勃固并立都于此，1541年，东吁军队进攻马都八（今缅南的马达班），1542年占领卑谬，1548年西征阿拉干,1549年、1555年北上占领阿瓦（治所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灭阿瓦王朝。至此缅南大体统一。 1557年东吁东征兰纳王国（位于泰国西北清迈），打通进入泰国的门户。1563年、1568年，两次东征泰国，泰国阿瑜陀耶王朝臣服缅甸。 1575年，东吁挥师北向，木邦、蛮莫、陇川、干崖等地先后为东吁王朝控制，1579年，缅军攻下孟养。此时由于没有北方其他势力与南方缅人相制衡，明廷只能一味“好言慰谕之”[161]地不断忍让，以至西南效忠明廷的抗缅力量“以无援败”。[162] 驱虎岂能喂猪，明廷的忍让引来缅人更大的进攻。 1581年，莽应龙继任东吁国王，随即向明朝发起更大规模的边界侵犯。1582年，东吁军“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163]。攻下干崖，入姚关（今云南施南县姚关），进顺宁（今云南凤庆），明廷指挥吴继勳、千户祁维垣战死。又破盏达（今云南盈江县莲花街），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属皆尽”[164]。接下来东吁兵锋直指滇边战略要地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等。 西南边事十万火急，明廷急调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军，率数万官兵赶赴云南前线，大败缅军于攀枝花，随后乘胜进击，于1581年底至1582年春“斩首万余”，“复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165]。1584年，孟养、陇川、木梆三地宣慰使和孟密的安抚使在威远营筑坛誓言：效忠明廷，保边境平安。 万历年间西南方向的攀枝花大捷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中缅力量边界伸缩的底线和极限。也就是说，在缅甸与中国之间，，缅甸力量的极线——如果中国衰落的话——能达到云南保山一线，这一线当然也是中国西南防线的被迫的底线；同样的道理，中国力量的极线——如果缅甸衰落的话——能达到缅甸阿瓦一线，这一线当然也是缅甸被迫的底线；而目前的两国边界，从历史不断拉锯式的交锋看，就是两国力量中和和常态的边界。但这只是明朝以来的常态的边界，与元朝相比，明缅边界已大幅向中方一侧东移。而造成缅甸战略极线大幅延长的主要事件就是麓川国的覆灭。 由于没有明廷以外的其他力量的有力制衡，而明廷在西南又边长莫及，1585年始，蛮莫、孟养、孟密等先后又倒向缅甸。1589年、1591年，东吁缅军复攻孟养、蛮莫、思化等地，均为明军挫败。17世纪初，东吁缅军与明军双方在北缅展开拉锯战，明军劳师征远，虽能击败缅军，却守不住地盘。1602年，东吁军队出动十几万军队大举北进，占领蛮莫[166]，次年为明军击退。 此时，东北努尔哈赤崛起，明廷捉襟见肘，对西南控制减弱。明军虽收复蛮莫，但当地土司在强大的缅军压力下无力支撑，缅军攻占孟养、孟密。1606年，缅军30万攻木邦，明廷兵不至，木邦失陷。原麓川、孟养、木邦所据地区转入缅军之手。由此，缅甸今天的版图也大体奠定。关于此，史有记载： 【万历初罕拔、岳凤等导缅兵入陇川,三年（1575年）复陷干崖。七年（1579年）遂尽据孟养之地。十年（1582年）并据有干崖地。是年瑞体死。十一年（1583年）瑞体子应里并木邦地，湾甸酋亦叛附焉，遂寇顺宁以北，官军破走之，复收湾甸、耿马诸境。别将率兵出陇川、猛密，至缅境，于是木邦、孟养诸酋皆降。师还，缅复炽，数侵邻境。十六年（1588年）复夺孟密。十八年（1590年）又夺孟养及孟拱、孟广之地。二十一年（1593年）入蛮莫，寇陇川,官军击却之。寻复寇蛮莫，寇孟养。三十二年（1604年）猛养陷。自是以后五宣慰渐为缅所并。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167]】明廷在西南的收缩，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内因而言，此时的明王朝处于颓势，而16世纪后半叶张居正的改革又加速了这一颓势。[168]。此时明北境和东海外患日增；在国内，张居正以金融化为主线的改革加速了农民失去耕地的进程，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此时又适逢中原气候持续下降[169]，天下大乱，狼烟蜂起。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170] 就外因来说，除了明廷自毁制衡缅甸的主要力量——麓川国——的原因外，东北方向战事吃紧也是重要的牵制原因。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当年明廷发兵数万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军民共同抗日。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在釜山登陆，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壤，侵占朝鲜大片土地，战火弥漫朝鲜半岛“旦暮且渡鸭绿”[171]，朝鲜国王向明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廷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172]。兵部左侍郎宋应昌更是指出朝半岛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考舆图，朝鲜幅员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从西北长白山发脉，南跨全罗界，向西南，止日本对马岛，偏在东南，与釜山对。倭船止抵釜山镇，不能越全罗至西海。盖全罗地界，直吐正南迤西，与中国对峙。而东保蓟、辽，与日本隔绝，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鲜也。关白[173]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蓟、辽，京师巩于泰山矣。[174]】1592年12月，明廷以宋应昌为经经略、李如松为提督，“扬言大兵十万”[175]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至1593年初，夺回平壤，迫使日军南逍。开城、汉城相继收复，日军败退釜山。但当明军撤退后，丰臣秀吉又返兵重入朝鲜，“犯咸安、晋州，逼全罗，声复江、汉以南，以王京汉江为界”[176]。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2月，丰臣秀吉再发侵朝战争，1598年冬，在朝鲜南海海面与日军决战，日军惨败。1599年春“征倭告捷”[177]。 与此同时，努尔哈利用明朝对日在朝鲜半岛作战的时机，于1593年统一了建州女真，无暇他顾的明廷先后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结果是在“征倭告捷”的背后，努尔哈赤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即位称王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自始与明朝作对。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178]。此时的明朝国防已无力于西南。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云南巡抚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东犯，“设八关于腾冲，留兵戍守”[179]，即在三宣之外沿山神护关[180]、万仞关[181]、巨石关[182]、铜壁关[183]、铁壁关[184]和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185]。这些关址已退至孟养以东，距明当时的中缅边界数十至数百里不等。这说明，由于北方，特别是东北方向的危机，明廷对西南滇缅边界拉据地带的当地亲华力量的保护已有心无力。明西南防御线大幅向东退缩：从迈立开江撤退至高黎贡山一线。防御也意味着隔离，陈用宾筑“八关”意味着明方主动与缅甸划了边界。学者何平写道：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将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侵扰，在三宣之外沿边修筑八关。此后，三宣以外诸土司，即今天缅甸北掸邦一带的傣族上层，和明廷的关系就较以前疏远了。[186]】与长城的修建的意义一样，“八关”建立的同时，也划出了作为国家而非“宣慰司”的缅甸的界线，它事实默认了一个新的国家缅甸作为中国的邻国出现了。 第二，驱虎喂猪，明西南治边政策犯下颠覆性的错误，以至造成“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的恶果。可悲的是，明廷自毁麓川后，又“快马加鞭”，毁掉了很有战斗力且忠于明廷的孟养。 钱穆先生对明代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出鲜明的批评。他说：“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187]明西南边地防御塌陷便是明人空论的结果。 明万历初年，缅甸莽瑞体来诱陇川土司多士宁，多士宁不从。多士宁“言中国广大，诫勿妄动”，不久多士宁被部下岳凤所杀，岳凤随后投缅并接受非法任命。时干崖宣抚死，莽瑞体从木邦借兵一万，侵孟养。1573年（明万历元年），莽瑞体攻入陇川，“尽杀士族属妻子”[188]。陇川一破，进入中国内地的大路便打开，至1575年（明万历三年），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缅。独孟养未下”[189]。 孟养军民宣慰司位于缅甸军民宣慰司的正北，几乎占据今北缅瑞丽江以北地区。而陇川则是孟养与明廷联系的主要通道，因而稳定孟养对于稳定中国西南形势至关重要。与元时相比，明廷对西南的控制已大幅后退，唇亡齿寒，如再失与缅甸对立的孟养，在孟加拉湾以东至高黎贡以西的广阔山地间，明廷就会直接面临一个完整的对手，其西南的安全形势将由此大幅恶化——况且，由于东北形势日紧，此时的明廷在西南方向已没有“三征麓川”时的雄心。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朝廷遣使到孟养，让为朝廷忠诚戍边的思个归还俘获侵略者缅方的士兵和战象，赐金银丝软，以抚缅方。即使如此，瑞体并不领情。第二年便发兵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因无朝廷兵援失败，他本打算逃至腾越，在中途却“为其下所执，送瑞体（应龙），杀之，尽并孟养地”[190]。1580年（明万历八年），云南巡抚遣人招抚缅甸，“缅不应”[191]。 明廷打败麓川国、自毁边疆屏障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明廷自拆藩篱并由此造成西南边域战略力量失衡，此后，缅甸力量迅速坐大并迅速向北面的孟养挺进；失去孟养后，在西南边地明廷已无可能平衡缅甸的力量。缅甸已一家独大，以至云南巡抚痛呼： 【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192]】第三，坐而论道，明廷与前线巡抚的认识完全脱节。面对强大的缅军，明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抵制缅甸。1576年（明万历四年），缅甸大举北攻孟养。孟养土司思个坚信明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向朝廷告急。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要求思个坚守待援，传檄邻近土司依期增援孟养。同时派人深入缅境侦察，依据情报准备部署军事行动。十二月，官兵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到，命部队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自己则率军设伏于戛撒（今缅甸沙杰），缅军中计并陷入困境，“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此时应为莽应龙（1530-1582年）——作者注）窘甚”[193]。思个遂求明军迅速驰援以歼缅军，时巡抚云南巡抚王毅菴得张居正复信： 【滇中自从嘉靖以来，屡婴多故。其初皆起于甚微，而其祸乃至于不可解。穷荒绝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费财力以事无益，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不仁哉。[194]】最后张居正千万叮嘱： 【今仗大略抚定，造福于远人多矣。此后惟一务安静，严禁军卫有司，毋贪小利，逞小怨，以骚动夷情，则可以高枕卧治矣。[195]】这封尽洒妇人之仁的复函，等于明示放弃援助思个，书载时云南巡抚王凝“心知其远”，按张居正的指示采取“且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196]的守边政策，“驰使止援军”，罗汝芳接令后撤援。思个在“待援未至”的情况下大败缅军，但失去了抓获缅军统帅莽应龙的机会，此终成虎患。这种貌似达观超然，实则逃避和不担当——此风普遍靡蔓于明朝政学两界——复函，在张居正给戍边大吏的往来信件中比比皆是，今再读让人扼腕。 张居正的指示显然与云南前线巡抚的感受严重脱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用宾任云南巡抚，在上报自己的治边方略中，他认为朝廷西南治边的政策应当着眼于保持诸夷间的力量平衡的大局： 【阿瓦与猛乃聚兵相攻，事在夷狄，利在中国。猛乃约暹罗以敌阿瓦也，为天朝也，顺也。阿瓦挟木邦以攻猛乃也，为复缅也，逆也。倘以祖宗之灵、陛下之福，瓦酋歼于猛乃之手则幸矣。万一猛乃败绩，瓦酋收拾缅党，蚕食内地，此时不先事预防，及至缅骑长驱，如思任发故事[197]，可不寒心。[198]】陈用宾以认识到如任由缅方阿瓦人扩张危害更大，而利于猛乃人，再联合暹罗（今泰国）、渤泥国[199]以削弱缅人，这样有利中国。为此，陈用宾提出亡羊补牢之策： 【臣等业便宜选智略之士，由便道往猛乃，及暹罗、渤泥诸国订之并力灭缅之日，不靳裂地而封，再谕木邦不许助逆。倘瓦酋先得猛乃，即饮马于金沙之江，我兵岂可不行迎逆。然在腾冲，兵不满七千，势必调惯战夷兵，少亦当以二万为率，则当用二十万饷，滇力竭矣。乞敕户工二部，权于附近粤西、四川两省各借十万金备缓急，庶能不致临敌而呼庚癸也。随该兵户二部会覆两省，各量借五万两。如绝用夷攻夷，原银随即解还。倘有内犯情形，飞檄前来，再为酌处。惟是猛乃归汉，为我藩篱。彼所必争，我所必救。调兵聚饷，相机征剿。一面宣谕猛乃连属各夷竭力堵截，一面严趣木邦协力从征，一面移会两广督臣檄行暹罗、渤泥、占城等国并力灭攻瓦酋。荡平，升赏裂地，俱所不靳。如或瓦、猛俱各罢兵，亦须整顿士马，加意留防，固不可挑衅以启戎心，尤不可玩冠以贻后患。[200]】由于作为阻止缅军北上的主要屏障麓川国的覆灭中国西南边疆主要屏障的坍塌，陈用宾的修补政策已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缅军入侵蛮莫，土司莫思化求救。明军参将吴忠显杀缅将丙侧，缅军“击走之”[201]。《滇略》云：“是时边威稍振，诸蛮皆从缅入贡[202]。二十六年，孟养亦弃缅来归。”[203]当年“车里、老挝、耿马、孟养等各入贡”[204]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莽应里的弟弟良渊侯向北扩张，进攻孟养，为明军击退。此事坚定了孟养和蛮莫土司对明廷的信心，“时思化之子思正与思轰结为唇齿，据金沙江共抗缅”[205]。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缅军出动十几万军进攻蛮莫。蛮莫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救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缅甸北攻期间，从1584至1593年间，缅甸对暹罗连续五次发动但遭到失败的侵略战争，1594年，陈用宾“募人至暹罗约夹攻缅”[206]。自1596年始，暹罗军队开始反攻，缅南受到暹罗“复连岁攻缅，杀缅长子莽机挝，古喇残破”[207]的打击，这迫使缅甸“自此不敢内犯”[208]。今反视之，明廷失去孟养致使缅甸“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209]，当时若没有暹罗（今泰国），则中国西南防线必将出现大幅北退。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是，尊重中缅交界地带诸邦特别掸邦的特区地位和保持泰国、老挝与缅甸之间的稳定平衡，对中国西南稳定意义重大。 缅军兵临城下而城中守军不足，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又演“驱虎喂猪”的把戏，杀思正[210]，并残忍地将思正的一只胳膊呈送缅军[211]。云南巡抚宋兴祖[212]是戍边大臣中少有的清醒人，他并不认可这种以杀效忠明廷的土司（思正）以讨好缅人的作法，但为照顾朝廷的面子，他也勉强认可这是“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不得已戮思正以雪众愤，驱缅兵以保弹丸”[213]。缅军复占蛮莫。蛮莫的失陷引起边将的担忧。当年底云南巡抚宋兴祖从地缘政治上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蛮莫当缅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扰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轹，卒有蠢动，征调何及。[214]】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保持可以“悍缅”的地方势力有利于明西南边地的战略平衡及建立其上的明廷控制，反之将会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15]的形势。： 【昔年思化众议处治，抚臣陈用宾[216]特主容留以悍缅，寻以征缅功授上，同知思化殁而思正内属，仍旧令急而不救则已，且杀之儿为属夷，将必生心，曰内附不保首领土地而附缅得安全，是我连各夷之交而长其敌仇也。臣闻洞酋有猛力者兵强，与思正善出兵，残木邦以牵其内顾，而阿瓦木邦遂疾去以保巢穴。[217]】为此，宋兴祖又以婉转批评朝廷“喂猪驱虎”即杀思正以安抚缅军的做法，称杀失思正“不无可惜”： 【倘思正三日不杀，阿瓦亦去。我有救属夷之名而思正重德，我因内御外忍，不殚力矧，思正部下强兵二三万，足当一面。此事大类杀悉怛谋[218]，不无可惜。[219]】宋兴祖认为杀思正以取悦缅方的危害性是深远的，它将造成“折藩篱、弃内附土地人民”，使云南成为“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使缅与我比邻剥肤”[220]的一系列恶果： 【大率缅夷连兵压境，势甚阽危。有地方之责者谓：何爱一酋，不以保全境，仓卒筹画，惟是杀思正可救缓急。臣何敢以事后议其非。但臣闻阿瓦据金沙江，修造船只，且欲杀洞吾插，乃修往年同天朝杀缅之怨，滇无兵往救，又蛮莫既阻，无路可通，倘所并诸夷尽服缅而为缅用，是缅昔在数千里外，今与我错壤而居得无烦备御者。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当诸夷连合横结之势，或一蠢动则祸中门庭而腾永危，又顺义系缅路后冲，新城兵弱，酋或繇此问道，而蒙化大理危。为滇南计，惟有豫裕兵食，急杜衅孽两端而已。环滇皆土司，有事率调土司兵以夷攻夷也。调之非行粮不行，既行非日粮不养。滇在万里外，奏请必半年乃达。一有缓急，待请饷而后调兵，势已不可为。[221]】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云南巡抚陈用宾、宋祖兴等忠臣重臣的无奈之举。无奈的是明廷上下充斥着以张居正为代表的空论议事的大臣，这些人“崽卖爷田不心疼”，对于明太祖确立的积极的“御边之道”[222]及明宣宗确立的“驭夷之法”[223]尽从消极方向理解并被曲解为不担当的托词。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224]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明廷中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团团伙伙”们身上也是合适的。王安石变法结束至北宋亡（1085～1127年），凡42年；张居正改革至明亡（1582～1644年），凡62年。 就这样，元代留下的越过今缅甸曼德勒直抵都加山脉西南边疆到明代被迫退至今瑞丽即从东径94向东退至97～98之间——这种边界形势大体延续至今。 毛泽东看二十四史时说：“看《明史》最生气，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尽做坏事。”[225]不说西北和东北，只看看西南的边疆治理结果，笔者深以毛泽东的评论为然。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226]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70多年后，缅甸从中国西南方向的附属一跃成为明廷“尾大不掉“的劲敌，天启年间，明廷对西南安边已没信心，留下的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天启七年（1627年），也就是在明亡前的第十七年，云南巡抚洪学痛陈明廷一错再错的治边失误： 【遐考洪武时，既定云南，我太祖各假名号以示羁縻，其大者为三宣，为六慰。今三宣无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缅甸宣慰司，即缅也；其一车里宣慰司；又一曰八百；一曰木邦；一曰孟养；一曰老挝。尔时，地丑力齐，各自雄长，犹犬牙相制也。即嘉靖初，缅甸为孟养所灭，其酋莽纪岁举族皆死，惟莽瑞体[227]兄弟数人是免，入洞吾寨[228]，供其兵力复仇，日渐强盛，四面吞并，遂成尾大不掉矣。[229]】洪学指出明廷自毁长城的恶果甚于造成战国二百年大战乱的“三家分晋”[230],战国前是“晋分之而六者”,现在则是“今合之而一”： 【以嘉靖末年灭八百；以万历八年掳孟养酋思个，再以十八年逐思远，遂灭孟养；以万历十年掳木邦酋罕拔，再以三十三年掳罕盖，遂灭木邦；以嘉靖间破老挝之揽掌，挝已失东偏，惟西偏仅存，未尽属缅，然亦不通中国。是昔分之而六者，今合之而一，而缅安得不大也。[231]】尽管已晚，洪学还是提出亡羊补牢之策，但大明朝廷上下空议国事的学风和脱离实际的政风已将西南戍边信用资源透支殆尽。随着明末的乱局出现，从汉代至元代先辈们在西南边疆开创出的大好局面已一去不返。 读史至此，联系昨日西南果敢之乱局，为明日计，不能不令人扼腕心痛。 注释： [1]“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7页。 [2]［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3]多瑙河在欧洲仅次于伏尔加河，是欧洲第二长河。它发源于德国南部，自西向东流，流经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最后注入黑海。马克思说：“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就会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这条发源于欧洲心脏的河，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一条通往亚洲的大道。正对面，在黑海东岸，自库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脉从黑海东南伸向里海，绵延约700英里，把欧亚洲分开。”“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亚洲的大道，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首先是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他还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要关闭黑海的门户，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拿过来就行了。占领了高加索山脉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并通过在里海的统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德］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 [4] 贺圣达著：《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5]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7页。 [6]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7]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8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2页。 [8]［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9] 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军委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1935年2月16日，党中央与军委发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页。 [10]﹝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06～5238页。 [11]［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5页。 [12]史迪威公路是1944年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胜利后修通的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中国云南昆明的公路，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了5万多吨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它从印度东北部边境小镇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南坎至中国畹町；北线经过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经腾冲至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 [13] 靡莫，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名。 [14] 邛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国名。在今 四川省西昌市东南。汉通西南夷，以邛都为越嶲郡。 [15] 魋（tuí），古书上说的一种毛浅而赤黄、形似小熊的野兽。 [16] 巂（xī），又作越嶲郡,古代中国的郡级行政区划之一。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开邛都国而置，治所在邛都县（今四川西昌东南），辖境相当今天云南丽江及绥江两县间金沙江以东，以西的祥云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以南地区。西汉后期隶属于益州刺史部。王莽时改越巂为集巂。梁置巂州。隋唐时两度恢复越巂郡旧称。唐末其地入南诏。 [17] 筰都，中国古代西南民族，是西南夷的一支。西汉在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立沈黎郡，治所在筰都县（今四川汉源）， [18] 冉、駹（读音rǎn máng），我国古代西南边境两支少数民族。 [19] 白马，邑名。 [20]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页。 [21]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2]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页。 [23] 僰（bó）人”，即濮人，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人对西南诸民族的统称。“僰”与史书记载的“濮”是一回事。中原人称西南民族为“濮”，又称“百濮”。 [24]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页。 [25]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6]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7]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8]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29] 纛 dào ：古代用毛羽做的舞具或帝王车舆上的饰物。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30]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31]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32] 《汉书》：“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颜师古注：“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东汉﹞班固撰：《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6页。 [33]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6页。 [34] 大夏，中亚古国，其居民可能是印欧人种的东支——塞种人（又称斯基泰人）的一支，即古希腊文献所见Tochari。公元前140年左右，塞种人诸部自锡尔河南下，灭了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史籍将主要由塞种人诸部控制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称为大夏。 [35]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大夏国都在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回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仗，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买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印度）。骞因盛言大夏大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7页。 [36]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37]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38]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39] ﹝西汉﹞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页。 [40] 《〈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历史研究所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1页。 [41] 秦朝称归附的较大少数民族和部落为属邦，到汉代因避刘邦讳，改称属国。汉武帝年间设置了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或内属的民族。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5页。 [42]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3]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4]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5]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6]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3页。 [47]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48]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49]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50]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列传•西南夷•哀牢》，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51]上都，唐朝都城长安。 [52]真腊，今柬埔寨。 [53]东天竺，今孟加拉。 [54]些乐城，一说在今云南盈江，一说在云南瑞丽。 [55]阳苴咩城，故地在云南大理附近。 [56]《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57]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7页。 [58] 真腊，中南半岛古国，其境在今柬埔寨境内。 [59] 堕和罗，一译堕罗钵底国，古国名，故地或以为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 [60]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8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0页。 [61]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7页。 [62] 王五云主编：《大理行记及其他五种·滇载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63]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上）》，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7页。 [64]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1页。 [65]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上）》，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9页。 [66] 皮逻阁（公元697～748年），南诏第四代王，唐朝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即位，在位20年。 [67] 此处可能笔误，应为开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参阅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校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5页。 [68]王五云主编：《大理行记及其他五种·滇载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69]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70]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页。 [71]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页。 [72]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3页。 [73]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8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2页。 [74]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2页。 [75]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5页。 [76]这句话出自《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77]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南诏蛮》，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78]《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南蛮·骠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8页。 [79] 贺圣达著：《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80] ﹝北宋﹞司马光：《治资通鉴》卷二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227页。 [81] ﹝北宋﹞司马光：《治资通鉴》卷二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190页。 [82]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六《南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6页。 [83]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8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六《南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6页。 [8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六《南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6页。 [86]《孟子·告子下》，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5页。 [87] 蜑（dàn）獠，均为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 [88] “蒙、段二姓”，此指蒙氏南诏国和段氏大理国。 [89] 云南民族研究所编：《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90]《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传·外国（五）·蒲甘》，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1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52页。 [91] 贺圣达著：《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92] 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93]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列传·郭宝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5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2页。 [94][95] 《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4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7页。 [96] 元设宣慰司，元代设置，掌管军民事务。它是介于行省与郡县之间的一种偏重于军事的承转机关，宣慰司长官官称“宣慰使”。亦有宣慰司都元帅府或宣慰司并管军民万户府者，多设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参用土官。明清沿之，以为土官最高职衔。 元代朝廷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置宣抚司，为地方行政机构，掌管军民之事，为行省与郡县之间承转机构。宣慰司长官官称"宣慰使"，是负有承上启下的一个地方区划的军政最高长官。 [97]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98]《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1页。 [99]《明史》卷三百十四《列传·云南土司（二）·麓川》载：“缅甸，古朱波地。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之名自此始。”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10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5~6526页。 [100]《明史》卷三百十五《列传·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10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101]金齿国，傣族先民在怒江-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区建立的王国，辖地大致相当于今云南省德宏州和临沧地区的镇康、永德一带。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元军入缅，将其所见所闻记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果占璧国为“金齿国”。《元史》：“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繲、曰渠罗、曰比苏。按唐史茫施蛮本关南种，在永昌之南，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故俗呼其金齿蛮。自汉开西南夷后，未尝与中国通。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破群蛮尽掳其人，以实其南东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缅界，悉属大理。”《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书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7页。 果占璧国，分为前果占壁（567年-762年）和后果占壁（954年-1254年）两个阶段。“果占璧国”。 [102]1259年，忽必烈入蜀，谋臣赫经提出“合围把稍”的战术，他在《东师议》中建议：“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禽兽然。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不忒，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郝经》，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6页。 [103]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列传·也罕的斤》，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6页。 [104]太公城，缅甸古城，位于今缅甸实阶区东北部达冈一带，北回归与东经96度相交地带。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105]江头成，缅甸古城名。故址有几说：（1）在今缅甸八莫；（2）在今缅甸杰沙附近；（3）在今八莫以南的恭屯（Kaung-ton）。为缅甸北部主要城市之一，当水陆交通要冲，古时从云南入缅甸多经此。名见《元史。外国列传》缅国条。据《新元史·外国列传》缅国条所述，此城同太公城、马来城、安正国城和蒲甘缅王城并称为“缅中五城”。大体位置于北纬25度，东经95度之间。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106]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107]《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4页。 [108]《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4~3775页。 [109]《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5页。 [110]“八百”，亦称“八百媳妇”，古代地名，在今缅甸掸邦东部，泰国迈清一带。顾祖禹：“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古蛮夷地。世传其土酋招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11页。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111]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12]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113] “麓川”是汉文对傣族联盟国家“勐卯龙”的译写，“勐卯龙”直译为汉语是“大卯国”，因元朝曾在“勐卯龙”王城所在地“勐卯”（卯地）设立过“麓川路”（省之下、府之上的行政区），故将“勐卯龙”（大卯国）译写为“麓川国”。 [114]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页。 [115]“二十七年置缅中宣慰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明史》卷三百十五《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116]“永乐元年，缅尊那罗塔使入贡。因言缅虽遐裔，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诏设缅甸宣慰使司。”《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页。 [117]孟养宣慰司辖境相当今缅甸八莫、开泰以北，伊洛瓦底以西，那伽山脉以东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孟养。 [118]木邦军民宣慰司辖境相当于今缅甸掸邦包括果敢在内的东北部，治所在缅甸兴威。 [119]缅甸宣慰司，即阿瓦王王朝，曾臣属于明王朝，其地在今缅甸木邦以西，孟养以南，曼德勒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 [120]八百大甸宣慰司，其治地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和泰国清迈地区。 马[121]车里宣慰司，其辖地在今老挝境内。 [122]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76~77页。 [123]“（永乐）五年，那罗塔遣使贡方物，谢罪。先是，孟养宣慰使刀木旦与戛里相攻，那罗塔乘衅袭之，杀刀木旦及其长子，遂据其地。事闻，诏行人张洪等赍敕谕责。那罗塔惧，归其境土，而遣人诣阙谢罪。帝谕礼部曰：‘蛮既服辜，其释不问。’仍给以信符，令三年一朝贡。初，卜剌浪分其地，使长子那罗塔管大甸，次子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罗塔尽收其弟土地人民。已而其弟复入小甸，遣人来朝，且诉其情。敕谕那罗塔兄弟和好如初，毋干天讨。六年，那罗塔复遣人入贡，谢罪，并谢赐金牌、信符，劳赐遣之。七年复遣中官云仙等赍敕赐缅酋金织文绮。十二年，缅人来言为木邦侵掠。帝以那罗塔素强横，遣人谕之，使修好邻封，各守疆界。洪熙元年遣内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诏谕缅甸。宣德元年遣使往谕云南土官，赐缅甸锦绮。二年以莽得剌为宣慰使。初，缅甸宣慰使新加斯与木邦仇杀而死，子弟溃散。缅共推莽得剌权袭，许之。自是来贡者只署缅甸，而甸中之称不复见。八年，莽得剌遣人来贡，复遣云仙赍敕赐之，并谕其勿侵木邦地。” [124]《明史》卷三百十四《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0页。 [125] 《明史》卷三百十四《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9页。 [126]《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1页。 [127]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刘球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5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2页。 [128]《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2页。 [129]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刘球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5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4页。 [130]史称“麓川之役”。明朝朝廷四次对云南麓川宣慰司叛乱出兵征讨的战役，分别发生在1439年（正统四年）、1441年（正统六年）、1442年（正统七年）、1448年（正统十三年），明朝经过连年征战，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期间连续发动数十万人的进攻，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 [131]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132]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页。 [133]“金沙江”，此指今缅境内的伊洛瓦底江。顾祖禹：“大盈江又东南流，绕芒市西南界，陇川西北界，又南而麓川江西南流合焉，并流经孟养宣抚司东境谓之金沙江。江合众流，水势益甚，浩瀚汹涌，南流入缅甸界，阔五里余，经江头、大公、蒲甘诸城而入于南海，盖云南西南境之巨津，又与东北之金沙江异流而同名也。陇川、麓川、大盈、金沙诸川，志皆错杂不可考，今略为是正。”﹝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52页。参阅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7页。 [134]《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135]《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136]《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5页。 [137]《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5页。 [138]《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6页。 [139]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140]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141] 《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7页。 [142] 六慰，又称西南六慰，是明朝在云南边境地区设置的六个较大土司的合称，即车里宣慰司（治景昽，今云南景洪）、孟养宣慰司（治今缅甸莫宁附近）、木邦宣慰司（治今缅甸新维）、缅甸宣慰司（治今缅甸阿瓦）、八百大甸宣慰司（治今泰国清迈）和老挝宣慰司（治芒龙，即今老挝琅勃拉邦）。 [143] 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页。 [144] “永乐元年，缅酋那罗塔遣使入贡。因言缅虽遐裔，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6540页。 [145] 《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146] 《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147]《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148]《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6540页。 [149]《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页。 [150]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页。 [151]《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152] 《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153] 《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154] 《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155]《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2页。 [156]参阅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1918年）》（校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65~475页。 [157]安南，古代对越南的称谓，包括现在的广西一带地区。 [158] 天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1621年为天启元年， 1627年为天启七年，共七年。此后就是明亡国皇帝朱由检崇祯的年号。 [159]《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6页。 [160]《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3页。 [161]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162]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163]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164]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165]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166] 蛮莫，土司名。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分孟密北部地置安抚司。辖境相当今缅甸八莫附近地区；万历三十二年地入缅甸。清初曾再度内属，乾隆后又属缅甸。 [167] 转引自﹝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08页。 [168]参阅张文木：《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载《中国投资》2015年第6期。 [169] 气象记录参见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2～1460页 [170]这些起义详情可参阅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第六节《明末农民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215页。 [17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3页。 [17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3页。 [173]“关白”，日本丞相，此指丰臣秀吉。 [17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8页。 [17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3页。 [176]﹝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8页。 [177]﹝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8页。 [178] 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武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9页。 [179]《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180]神护关，故址在今云南腾冲县西北孟卡山上。 [181]万仞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 [182]巨石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息马山上。 [183]铜壁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 [184]铁壁关，故址在今云南陇川县西北。 [185]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清末中英勘定滇缅边界时，这三关被划属缅甸。 [186]何平：《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缅甸掸族的由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87] 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88]《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189]《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190]《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191]《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192]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页。 [193]《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194] ﹝明﹞张居正：《答滇抚王毅菴论夷情戒多事》，《张太岳集》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195] ﹝明﹞张居正：《答滇抚王毅菴论夷情戒多事》，《张太岳全集》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196]﹝明﹞刘文正：《滇志》卷十《官师志·王凝》，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3页。 [197] 思任发，原名思任，后因自称“法”（滇王），讹为思任发。明代麓川宣慰使思可发子。承袭父职，初尚能与明朝相安无事，后兼并各部，势力渐盛。正统二年（1437）据地拥众反明，次年攻占南甸、腾冲，曾击败明黔国公沐晟等军。六年，在兵部尚书王骥、定西伯蒋贵等重兵镇压下，势渐不振。八年，败走缅甸，明军再兴师征讨，务求除之。正统十年（1445年）十二月，缅甸宣慰使卜刺浪马哈省将思任发活捉，思任发绝食死。 [198] 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942页。 [199] 渤泥国，也称“勃泥”或“浡尼”，是东南亚的一个古代小国，位于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北部地区。 [200]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942页。 [201]﹝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页。 [202]“（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缅酋莽应里等进贡方物。”“（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己酉）缅酋莽应里既托孟琏、孟银二土司求纳款，且致方物。”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 [203]﹝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页。 [204]﹝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38页。 [205]﹝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页。 [206] 《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207]《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208]《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209]﹝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08页。 [210]“三十年缅攻蛮莫思正奔腾越伏诛。”﹝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38页。 [211] 1602年（万历三十年）云南巡抚宋兴祖疏：“臣自入滇，闻蛮莫宣抚同知思化之子思正素勇悍戕，各兵以残陇川，挑动木邦阿瓦连诸夷兵逼蛮莫，思正不敌，驱象携家奔腾越以求我援。阿瓦木邦大兵尾至之，历三宣，越诸关，直抵黄连关，而阵距腾越三十里许。境内大震，副将漆文昌、参将孔宪卿虑州城不保，给思正杀之，我兵取其首。令阿瓦取一膊，此一时济变不得已之计。”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212] 宋兴祖，字维杰，四川汉州中江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崇阳县令。万历二十年（1592），由德清知县行取陕西道御使。二十二年（1594）巡按辽东，二十六年（1595）转福建道监察御史，本年巡按贵州，二十九年（1601）巡按云南。 [213]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214]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21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216] 陈用宾（1550～1617年），字道亨，号毓台，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用宾任云南巡抚。 [217]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218]这里说的是吐蕃国维州守将悉怛谋降唐后又被送回而惨曹杀害的事件。唐宝历至大和年间，吐蕃两次派使者入朝。大和五年（公元831），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归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纳，收下符章仗铠，另派将领虞藏俭据守。该州南抵江北岷山，西北望陇山，一面是崖，三面临江，吐蕃称之为无忧城，是西南的重地。当时牛僧孺执政，商议让悉怛谋回去，把城也还给他。但吐蕃却诛灭他全族以警戒他人。自此以后的五年，吐蕃派使者来，必有回报。他们所进贡的有玉带、金皿、獭褐、牦牛尾、霞毡、马、羊、骆驼等。参阅《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列传（下）》，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八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2页。 [219]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页。 [220]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页。 [221]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941页。 [222] “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若专务穷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洪武六年正月壬子条。 [223] “四夷非可以中国概论，天地为之区别，夷狄固自为类矣。夷狄非有《诗》《书》之教，礼义之习，好则人，怒则兽，其气习素然，故圣人亦不以中国治之。若中国乂安，声教畅达，彼知慕义而来王，斯为善矣。然非我族类，故其心叛服不常，防闲之道不可不谨。故国家置边圉，简将帅，励兵甲，严守备，使之不能为中国患而已。盖圣人之以天下为家，中国犹堂宇，四夷则藩垣之外也。堂宇人所居，礼乐有上下，藩垣之外草木昆虫从而生长之，亦天道也。夷狄为患，必乘中国之弊。使朝廷之上君臣同德、法度昭明，中国安，兵食足，边圉固，彼虽桀骜，何患之能为？是故能安中国者，未有不能驭夷者也。驭夷之道，守备为上。《春秋》之法：‘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来则怀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穷追之，诚虑耗弊中国者大也。《诗》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可为帝王驭夷之道。”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页。 [224]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 [225]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2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227] 莽瑞体，（Tabinshwehti，1516～1550年），古缅甸王国东吁王朝君主（1531年～550年），莽纪岁之子，明吉瑜的继承者，莽瑞体自称为上下缅甸之王。在他与莽应龙的任内再次统一了缅甸。1550年，在外出狩猎时被孟族卫士所杀。史载：嘉靖初孟养宣慰思伦纠木邦、孟密袭缅，杀宣慰莽纪岁及其妻，分据缅地。时莽瑞体时年幼，奔匿洞吾母家，其头领养为己子。既长，据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滨海，与佛郎机邻.古喇头领兄弟争立，莽瑞体和解之。古喇兄弟割地献之，并受其约束，号莽瑞体为“哒喇”。后莽瑞体杀其兄弟，尽夺其地，诸部皆畏服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孟密士舍兄弟争立，诉于莽瑞体.莽瑞体乃纳其弟为婿，改名为思忠，遣归孟密，夺其兄印.明万历元年（1573年），木邦、’蛮莫、陀川、干崖诸部族，悉归缅。明万历七年（1579）尽并孟养地；明万历八年（1580年），云南巡抚饶仁佩遣人招缅，缅不应。明万历十年（1582年）卒 。 [228]史载：嘉靖初孟养宣慰思伦纠木邦、孟密袭缅，杀宣慰莽纪岁及其妻，分据缅地。时莽瑞体时年幼，奔匿洞吾母家，其头领养为己子。既长，据其地。 [229]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3页。 [230] “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公元前453年，晋被赵、韩、魏三家所分，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晋君成为附庸。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候。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231] 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主办）2018年第4期。本文为《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一文中的第一部分。 来源：察网【张文木：滇缅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南治边的经验与教训——基于中缅边地历史变动为线索的考察】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