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篇文言文《赤兔之死》获得满分。 此后，几乎每年全国高考都会出现一两篇优秀文言文。 这也引发了多年来是否应该鼓励学生用文言文写作的讨论。
对于普通青少年写文言文的问题，语言大师王力先生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学得不好，会让人笑，学得好，它会让你感到不自在。文章越像古汉语，就越不像现代文字。”
文言和语言风格是对立的，但大多数人往往无法区分两者。 体裁的一般解释是用白话文写的文章。 另一方面，凡不是用白话文写成的东西都是文言文。 这种模糊的解释是文言与体裁界限无法清晰区分的原因。 所谓“白话”，是指普通百姓的口语。 当今书报上的“白话”十有九是名不副实的，所以有人称之为“新文言”。 如果以白不白作为文言文体的标准，“新文言”一词恰如其分。 然而，现在书籍和报纸上出现的所谓文言文，与文体文本一样，也与普通人的口语不一致。 那么，文言文和流派有什么区别呢？ 原来，这种文言文的写法就是把一些代词、虚词变成古形式，比如“they”改成“they”，“the”改成“the”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而且文体写作确实很轻微。 如果说文体写作可以称为“新文言”，那么这种文言写作就可以称为“堕落的新文言”或“新文言如此”。
这个“堕落的新文言”如果写得好，可以比白话更简洁。 有人把它比作宋人的俗语。 简而言之，它们是相似的。 但宋代的引文都是古代词汇与当时词汇的混合体，语法几乎完全是当时的形式。 如今，那些“劣化的文言文”包含着更加复杂的元素，有古代词汇、现代口语词汇、欧化词汇； 有古代语法、现代口语语法和欧化语法。 综上所述，欧化元素最多，其次是现代口语、古代词汇和最少的古代语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一般所说的文言文，并不是民国初年所谓的文言文。 后者是严复、林纾学派的文章，源自古代文献。 前者是纯粹的现代产物，古代文学的味道几乎为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话报纸相继出现 | 图片来源：《读书》杂志2016年第11、12期
现在大多数人所说的文言文，可以称为“退化的文言文”、“退化的语体”、“白话文言文”、“文言白话”等等。 这些都可以说明，它与文体写作是没有界限的。 然而，我们所说的文言文和现在大多数人所说的文言文是不一样的。 它纯粹是按照古代的词汇、语法、文体、节奏来写的，没有掺杂任何现代的元素。
根据我们的定义，文言文和体裁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语言写作是现代人所使用的现代语言。 他们心里想什么，就写在笔上。 有时某些人写出的文字超出了常人口语的范围。 这是因为他们的现代知识高于常人。 他们的“话”实在无法适应常人的“话”。 然而，他们并没有扭曲它。 他们的“言语”模仿了另一个时代的人的文章。 文言文则不然。 作者必须暂时将自己的思想转变为古人的思想，学习古人如何运用他们的思想。 像19世纪的中国人一样思考就足够了。 至于词汇、语法、风格和发音，最好回到唐宋或汉代之前，因为文言文被认为是古老而优雅的。 一定是这样的文言文，和文体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必须给文言文下这样一个定义，这篇文章就有了论证的基础。
至此，读者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提倡普通年轻人用文言文写作了。 我们并不排斥那种“白话文言文”。 我们只是认为它的性质与普通的文体写作相似。 擅长写文体字的人也会写，没必要认真研究。 至于我们所说的文言文，它是纯粹的文言文，但它是现在普通年轻人写不出来的。
科举时代，学者们花费了十、二十年的心血，试图摸索出中国古文的“谋略”，但有些还是“没有道理”。 现代年轻人的大脑不再专注于古文； 英语、数学等占据了大部分大脑，只给语文留下了一小片角落，而且语言风格都不好，更何况是文言文？ 如果中学语文老师教学生写两篇“白话文”文言文，我们还是不服气。 如果他们教他们认真学习古文，我们认为这是误导学生。 因为学得不好，就会让人笑话，学得好，就会被困在茧里。 文章越像古汉语，就越不像现代词。 做一个现代人却不会说现代话，这是多么难受啊！ 更何况，我在学习古汉语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学到了古人运用思想的方式，于是就变得空洞、夸张、不合逻辑，以及古人容易犯的一切错误。 所以，就算你学到了三苏的地步，依然是得不偿失。
我什么时候可以学习文言文？ 我们说的是进入大学之后。 谁可以学习文言文？ 我们说他们是汉语言文学系的学生。 研究汉语史的人必须在古书中寻找古语言的形式； 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必须研究历代文学作品。 语言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分析古代文本； 文学史学家必须能够欣赏古代文本。 然而，如果不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成为经历过的人，所谓的分析可能就不正确，所谓的欣赏也可能不完整。 Oracle研究人员没有不会写Oracle的，而且大多数都写得很好。 他们并不是想用甲骨文来应用，只是希望自己在研究甲骨文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语言文学史研究者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你是文言文的门外汉，你就不懂古代语言和文学——至少不透彻。
四川一位考生曾用甲骨文写高考作文
然而，仿古并不容易！ 严格来说，自古以来没有人成功过。 模仿古代是违背自然的事情。 我的口语是这样，但我的写作也必须是这样。 如果我不注意，我的缺点就会暴露出来。 姚鼐、曾国藩等人终于潜心研究古代文学。 如果我们愿意在他们的文章中挑毛病，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不古老的东西。 至于一般不以古文闻名的文人，往往把现在当作过去。 比如《三国演义》中记载的刘备写给诸葛亮的信：
比久仰慕他的崇高声誉，曾两次拜访过他。 如果你不及时回来，忧郁又有什么意义呢？ 暗自思念汉代苗族后裔，胡言乱语名人。 皇帝陵墓被取代，法治崩溃； 英雄乱国，邪党藐视君王。 我很害怕！ 虽然有诚意帮忙，但实际上没有经济策略。 仰慕王先生的仁慈和忠诚，慷慨地展示鲁王的大才大略和石子方的大谋略。 这个世界是非常幸运的。 舍吉非常幸运。 首先拜佛，然后斋戒沐浴，尤其是崇敬高贵的容颜，脸上带着轻蔑的神色，团结了席建元。
如果现代人能用文言文写出这样的信就好了。 但汉末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文章。 诸如“此为布达第一”、“同席建院”之类的短语是最近出现在书信中的礼貌用语，而且它们的历史并不能追溯到宋代。 至于夫妻的排列，在南北朝之前也不会如此整齐。 就词汇而言，有很多意义并非汉代独有。 现在让我们举一些明显的例子：
1、“二晋出访”中的“两次”在汉代之前只称为“宰”。 《左传·文公十五年》：“五年诸侯再上朝”，就是“五年诸侯两次上朝”的意思。 《古梁传·殷公九年》：“八日又将有大变”，意思是“八日将有两次大变”。 中世纪之前，单位名词（例如“时间”一词）不用于动作的编号方法。 这里的词汇和语法不一致。
2、《补语孔会》中的“会”在汉代之前才被称为“逆”。 《论语》“吾卫鲁”和《孟子》“食酒肉而反”，都是“归”的意思。 在汉代之前，“会”只能表示“回路”、“邪”、“邪”、“违”。
3、《揽涛明诀》中的“道”、《载容斋训目》中的“载”、《特拜遵炎》中的“特”等，当时都是不存在的词。时间。
按照古代作家的理论，这封信本身并不是最好的文章，因为它的格调不高。 所谓文体不高，就是词汇、语法、文体、发音四个方面与汉代以前的文章不一致。
《三国演义》（四位名人解说）
我们模仿清代以前的古文，就像罗贯中模仿汉末、三国时期的古文一样困难。 虽然我们离清朝的距离比洛石离三国的距离还要近，但是这几十年汉语的变化却比四五个世纪的变化还要多。 由于白话文和欧化两种写作形式都侵入了现代写作，我们实在很难辨别它与海通之前的严肃写作有多大的不同。 但是，我们首先要能够认清文言文的特点，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文言文。 现在我们从词汇的角度来谈谈文言文的特点以及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当然，词汇越古老越好。 因此，在写文言句子之前，必须先做一些翻译工作。 例如，如果你想说“返回”，就写“返回”（或“反向”）； 如果你想说“去”，就写“行”； 如果你想说“离开”，就写“走”； 如果你想说“留下”，就写“走”。 就写“刘”； 如果你想说“甜”，就写“甘”； 如果要说“广”，就写“广”； 如果你想说“才”（“你这个时候才来”），就写“开始”； 如果要说“在”（“我说了三遍他不肯，我不想再说了”），就写“福”。 有的还过得去，比如用“会”代替“会”，用“甜”代替“甜”，用“阔”代替“光”。 虽然它们不古老，但仍然被记录下来； 有些在清朝之前被认为是绝对的。 如果不起作用，例如，将“walk”替换为“go”，将“go”替换为“leave”，将“stay”替换为“stay”，将“begin”替换为“cai”，将“recover”替换为“recover”加上“zai”，等等，这太粗鲁了。
虽然词汇越古老越好。 但它一定是一个古往今来都在使用的词。 有些词的古义还没有确定，或者虽然大家都承认它在古代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被后人使用，我们还是不要用为好。 例如《诗·小雅·编》章“尔惑时”，《毛传》云：“诗好”。 后人没有继续沿用这个意思，所以不能写“其言正当时”或“时辰正好”。 法律不及时”之类的。
大多数人对文言词汇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他们认为一个词与我们口语越相反，它就越古老。 事实上，有些文字的寿命很长，可以保存数千年； 有些词的寿命很短，只在人们的口语中存在数百年或几十年。 比如“哭”、“哭”这两个词都是先秦的。 现代白话里有“哭”字，却没有“哭”。 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优雅。 又如“里”字，与现代白话专有的词很相似。 但《史北风》已有“青衣黄礼”，《左传·熙公二十八年》也有“内里”。 “山河”，前者指衣服的里子，后者引申为“内”的意思。 至于唐代李邕《庐山寺碑记》中的“窗外月偷看”二字，与现代白话中的“里”字含义如出一辙。 相反，比如“汉”字，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那么的陌生，但却是南北朝以后的通俗说法。 用在诗歌中可以，但用在散文中就显得不够古雅了。 又如“匌”字，应说“这样”或“这样”。 “so”这个词对于普通人来说肯定比“such”或“such”陌生得多； 然而，“这么多”和“这么大”并不比“那么多”和“那么大”更奇怪。 相反，后者比前者古雅得多，因为《孟子》云：“管仲其为王，其为王；其政事，其其贱；其功，其贱如人”。 ”。 他们之中。 正确的单词是“Rubi”； 而“匌”字不仅古书中没有，现代正经文章中也没有。 以此类推，文言文写作时，与其说“尰”，不如说“弱”； 与其说“懒”，不如说“懒”（懒惰）； 与其说“老公”，不如说“二人”； “哎哟”不如说“不可能”； 与其说“棘手”，不如说“困难”。 官方文献上的词汇历来为古代作家所轻视。 因此，“本学生”、“本学校”、“大错特错”、“立即废止”等词语可以用于官方文件，但适合模仿文言文。 可见文学的低劣。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它们违反了白话就认为它们是最优雅的词句。
《诗经》（中国古典名著丛书，注释、译本齐全）
典故往往与现代口语相反，但不一定能称为最优雅的词语。 大家想一想：典故都是根据古人的话来的。 在古代，人们获得书籍是非常困难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典故呢？ 直到汉代，文人才偶尔将典故纳入文章中。 但韩赋只注重描写景物，不注重堆砌典故。 叠典盛行于南北朝，这种风气到唐初仍然存在。 自韩愈、柳宗元以来，古代作家又回到了汉代以前不重视典故的风格。 我们现在学习文言文，除了刻意模仿排比形式外，最好避免典故堆砌。 因此，与其说“龙泉”，不如说“剑”，不如说“钟气”，不如说“钟气”，不如说“农张”，不如说“生子”，说“鼓盆”，不如说“鼓盆”。说“失去妻子”。 因为典故的普及程度远远落后于俗语。 例如，《诗·大雅·生民》篇中有“生子”一词（“祭祀不健，而生子”），并用“农章”。因为“生儿子”的意思大概是最近的事了。 至于“上玉楼召”、“驾回瑶池”之类的陈词滥调，连骈文都没有使用，更不用说一般的文言文了。
方言的差异通常被认为是古代和现代的差异。 自从北京话被定为国语以来，一些人就以自己的方言为“耻辱”，把国语视为雅语，把自己的方言视为俚语。 其实，如果把古代视为优雅的话，普通话并不一定比各地方言更优雅。 北京话和大多数普通话方言称“头”为“头”，称“颈”为“颈”。 显然，“头”和“颈”是俚语，“头”和“颈”是雅词。 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不过，比如广东人把“大小”称为“大小”，似乎是俚语。 在普通话和吴语中，“薄”与“厚”相反，似乎是文雅的语言。 在这种地方很容易让人感到困惑。 其实，“细”和“小”在古代一般是与“大”相对的，所以老子说：“图难于易，因大于细”。 《韩非子·说难》：“与大人讨论，与我谈论别人，就会认为你背叛了我。” 《汉书·匈奴传》：“吾与单于皆捐小物，故同行大道。” 在某些情况下，“息匈奴”比“小”更合适。例如，粤语中，小声叫“小声”。古时候，小声叫“息”，小声叫“息”。至于“细”，说到“粗”，起源也很早，比如“细腰”、“细柳”，但这种“细”字只是表示“长”现在官话和吴语都把不精致的东西称为“粗”，把精致的东西称为“细”，但古汉语却不是这样。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每一种方言都有与古代语言相对应的词。我们不仅不必刻意回避现代口语，也不必回避方言，一切都应该以语言的历史为基础。
《汉语方言词典（修订版）》
据说，唐代诗人刘禹锡想写一首重阳诗，想用“糕”字。 他突然想起五经里没有这个词，于是就不再写了。 宋子敬赋诗嘲讽他：“刘郎不敢写‘饼’字，诗中妄自称伟人。” 其实古代文人像刘禹锡的还有很多。 由于大家都受到“不敢问”的束缚，几千年来文言文的词汇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统一性。 如果每个时代的每个文人都毫无顾忌地使用口语和自己的方言，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必然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难懂好几倍。 但古人并不愿意接受不敢写“饼”的限制，因为他们想让后人容易理解。 他们只是仰慕圣贤，所以就用《经史集》的词汇作为雅语。 “古”与“雅”在历代文人眼中都是紧密相关的。 我们要想学好文言文，就必须首先遵守这第一条规则。
（本文摘自王力《古汉语常识》，略有修改）
《古代汉语常识》
王丽 撰稿
简体中文横排
32 克拉平装本
978-7-101-14686-8
24.00元
简单的介绍
这是一本以简洁易懂的方式介绍古代汉语常识的书。 是一本能够让广大中小学生感兴趣、了解、吸收的书。
古代汉语历史悠久，相关资料十分丰富。 要从中挑选出最重要、最有用的知识，讲给读者，特别是初学者。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组织相关学者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古汉语著作入手。 在相关讨论中，我们精心挑选并适当整理和整理了这方面的十四篇文章。 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词汇、语法、训诂、修辞、天文、历法等与学习古汉语密切相关的方面。 不仅适合初学者自学，也可供中小学生、大学生和教师阅读参考。 即使是专业研究人员也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启发。
关于作者
王力（1900-1986），又名博白，广西人。 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 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研究涉及语法、词汇、音韵学、语言史等领域，在国内外具有深远影响。 着有《诗韵》、《汉语概论》（又名《汉语语音》）、《古汉语常识》、《汉语音韵》、《古汉语》、《汉语语法纲要》 、《现代汉语语法》、《同源词典》、《汉语《史稿》、《龙虫兵调斋斋语》等40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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