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古文运动:唐代文学变革与儒学复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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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 史坦阿

编辑 | 石坦一

前言

韩愈古文运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以古文作为创作方向的作家并不多,但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影响,古文运动在唐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他们以自己的实践与理论,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典文学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的联系。

自汉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文学也随之发生变化,汉以后文学以经学为主导,走向骈文、骈赋,在此情况下,骈文、骈赋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然而到了唐代,特别是中晚唐,开始兴起一场以古文作为创作方向的运动——古文运动。

韩愈的古文运动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也被后人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一生的创作都以古文为主,从韩愈到宋代欧阳修、曾巩等人,古文运动达到高潮。

在他之后,宋代出现了许多古文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等人,这些人在散文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韩愈的贡献。

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是“以文为本”的,他认为文章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必须以正确的内容为依据,这样文章才能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正如他所说:“凡物之总有其根源,凡事之始有其终。”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唐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的古文运动对于唐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唐宋文学改革的开端。

正是因为他的存在和影响,才使得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的实践和理论为古文运动提供了方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愈的贡献是巨大的。

唐代古文运动与汉代古文运动最大的不同,就是以“文学为本”为宗旨;唐代古文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他们都是唐代的古文作家,对古文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唐代不仅有韩愈这样的大文学家,还有柳宗元这样的思想家。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和继承。

韩愈与古文运动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中一位十分重要的作家,韩愈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且在文学理论方面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文德合一”的观点,对唐宋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韩愈的理论中,他认为文章与道德一样,是由“道”决定的,这一观点既继承了孔孟“文载道”的观点,也继承了汉代以来对文章的作用和性质的认识。

在这一点上,韩愈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其他作家有着明显不同;唐代古文运动的其他作家都是以文章为工具,来表达自己所认为的“道”;但韩愈不同。

韩愈通过其作品表达了自己对“道”的看法,与汉以来的传统文学观念有很大不同,同时韩愈还对文学与道、文学与理性、文学与自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些观点不仅对唐宋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对唐代古文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代古文运动时期,韩愈的“文德合一”理论以及他对文章的作用和性质的认识无疑对整个唐代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韩愈对古文运动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他本人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古文作品。

他的《师说》、《学说》等散文是代表作品,对唐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师说》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愈不仅在文学理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在文学实践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他担任过国子监主课等官职,还做过御史,这些职位虽然不是很高,但都是重要的职位。

儒学复兴

韩愈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儒家思想为方向进行发展;但是,如果仔细分析韩愈的古文创作,就会发现,韩愈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家经典,尤其是在韩愈的《答李益》和《佛骨讲》中,也有对儒家思想的弘扬;他之所以强调“尊孔”,就是希望为古文运动提供新的方向。

这是因为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强调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主要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但在韩愈看来,儒家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消极的思想,而是一种积极的思想。

韩愈在《答李益》中说:“圣人智者,心有仁义”;可见韩愈的思想中有积极的一面,也正是这种积极的思想成为古文运动中儒学复兴的重要力量。

韩愈的思想中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他并不以此为借口,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古文运动提供新的方向;他在《书李益》中说:“圣人智者,心有仁义”,这也是他强调儒家思想对古文运动的重要性的原因。

柳宗元亦然,他认为唯有儒家思想才能救世,他说:“今儒者,不知其善也!”可见柳宗元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以及对儒家思想复兴的期盼。

我们看到,儒家思想是古文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儒家思想对古文运动的影响,古文运动才得以发展到如此繁荣的地步。

韩愈的“师古”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韩愈是第一个提出“师古”观念的人。他认为要想写出好文章,必须师古人。他说:“古之文,何以学今之文?吾所作,皆古之文。”

他认为,唐代以前,中国古代文学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而创作的;他认为“文学无今古之分”,即写作必须以古人文字为标准。

同时他还提出了“文学载道”的观点,韩愈的师古论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影响很大,直到近代仍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探讨;但同时也要看到韩愈的师古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是因为韩愈在历史上不可能看到古文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他看到的更多的是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古文运动的特点,韩愈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衰落,国家和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韩愈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亲眼目睹了社会上各种不稳定因素。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忍不住要揭露这种现状。但在他看来,这种社会现状是无法改变的。

因此,他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在文学上,希望通过文学为社会寻找出路。但由于当时人们对古文运动缺乏了解,韩愈的文学倡导和实践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这也是韩愈被历史上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原因。

选集评论

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文选》的批评;《文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选总集,对后世影响深远。

韩愈是最早对《文选》进行批判的作家之一,他在《本道论》一文中指出,《文选》所选文章“尽其情而无其言”,“有取之理而无存之法”,所以说:

天地所造万物,天地所设之器,日月照之,寒暑而有秩序。草木虫鱼之性,自然得道。故经说其性,纬说其理,子说其文。圣人精通道术。……道不尽言而圣人意可知;理不尽言而圣人意可知。故读经者不通其文,读纬者不通其用。若如此,则天地之理不尽言而圣人意可知。此天地之理也。

韩愈的思想继承了孟子的“道言有道,义无止境”的思想,《孟子》中的《用心》和《离娄》就是很好的例子;韩愈对《文选》选文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不能言说真情”,他认为《文选》选文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韩愈也借用孟子关于“道”与“义”关系的观点来批评《文选》

孟子说:“吾善养我大德之气,气至大而刚强,养之以正直无害,则天地间充满​​,唯我无欲无求,则不去也。……道之所为,以道体之;言之所为,以道言之。故道不可言,道之本源,自然之道也。……故言之用,以言义。只守言而不顾义,则失其功力,惑于言。”

韩愈在这里阐明了“道”与“意”的关系,即“道不可言,意无穷。”他说:

天地之间,是否如风箱?空而不弯,动则多产。言多必倦,不如居中为妙。

《文选》所选文章,多为能抒发自己思想、“言其情”的文章。但韩愈认为,这并不符合孟子的观点:

道不可言,而其义无穷。道无尽,故能言者不能知。道有尽,故能言者不能知。

结论

“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这场运动不是韩愈直接领导的,但是韩愈的理论和实践对这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见韩愈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且他在古文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也正因为如此,后人才可以以他为研究的典型,虽然“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儒学复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虽然晚唐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古文运动”在唐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它对文学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

[1]王夫之,《资治通鉴读要》,中华书局,1962年。

[2]何卓,《义门读书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杨荫深,韩柳宗元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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