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当天，剧组正在拍摄一场涉及大量群众演员的戏。
陆川导演给拍摄《南京！南京！》的群众演员讲解剧本
我只是想传播那段历史的真相。
新京报：《南京！南京！》的筹备过程一波三折，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陆川（博客）：说实话，当时是在等待立项的那段时间。当时有三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要同时上映，电影局权衡利弊很正常。我和剧组成员都在忐忑地等待。就算题材能通过，也需要时间让投资方入局，剧本也需要修改。这些所谓的波折对我来说很正常。对于年轻导演来说，有片子拍是件好事。
新京报：拍摄《南京！南京！》这样大规模的历史题材，你是有意挑战难度的，还是内心深处有想要拍这部电影的愿望？
陆川：确实是一个愿望。《可可西里》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有了拍这部电影的想法。摄影师曹禺听我这么说，很惊讶，没想到三年后真的在拍。我相信缘分，希望电影能把生活表现到极致。
新京报：南京大屠杀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非常熟悉，大家对它的看法也比较统一，这是否显得压缩了你的创作空间？
陆川：我相信中国人对那段历史还是有些了解的，但可能不全面。一些史料刚刚被发现，我们这些致力于此事的人可以读读这些资料。另外，《南京！南京！》着力梳理那段历史的各个环节，从起因、发展到最后惨案的爆发。我拍这个题材，重要的是让中国人反思自己。大屠杀是现实，不要总抱怨别人打败了我们，更不要反思自己为什么被打败。
新京报：屠杀中的暴力、血腥场面似乎无法避免，您如何面对它们？
陆川：作为导演，我表达的方式比较直接，至于最后放到电影里怎么样、怎么剪辑，我还在考虑，但是拍摄的时候一定要用最真实的方式去表达。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反日情绪在网络上十分高涨，您是否担心《南京！南京！》的上映会激起这些情绪？
陆川：民族主义、反日情绪有理性的，也有盲目的，后者当然需要警惕。我在筹备这部电影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这些东西，我更关心的是让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更多了解南京大屠杀。从全球范围来看，只有张纯如系统地揭露了南京大屠杀，引起了国际观众的关注。《可可西里》在40个国家放映，让我感受到了电影在传播文化方面的力量。我希望把1937年12月中旬发生在南京的事实，通过电影这个媒介，传播到世界各地。
票房看重的是电影本身的质量
新京报：您拍摄的《可可西里》带有纪录片的感觉，还宣布《南京！南京！》将以黑白片拍摄，您更喜欢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吗？
陆川：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需要真实，无论是情感还是场景、人物，我只想尽量贴近真实。是不是纪录片风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营造观影现场的真实感。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有很多。其实《可可西里》我们多用定焦镜头，而真正的纪录片更多是手持拍摄。所以现场的真实感，并不一定需要“手提肩扛”才能跟上。希望《南京！南京！》能拖着你一起看，让你看电影时不打瞌睡、不走神，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好了。
新京报：黑白拍摄会不会影响票房和成本回收？
陆川：票房要看电影本身的质量。斯皮尔伯格拍了很多赚钱的电影之后，要说服投资人拍《辛德勒名单》，投资人也抱着一定会亏钱的心态。没想到这部电影赚的钱比谁都多，奠定了导演和制片公司在电影史上的崇高地位。斯皮尔伯格也坦言这是他的巅峰。从这个角度看，《辛德勒名单》也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商业就等于影响力。不能说黑白片就不是商业片。对我们来说，就是拍一部有影响力的电影，贴近现实，逼迫自己去感受所有的真实。我坚信中国观众很期待这部电影，我也非常期待。
新京报：《南京！南京！》也有较多定点镜头吗？
陆川：这部电影用了很多手持镜头，不是常见的晃动镜头，它带着一种人情味。我经常开玩笑说摄影师曹禺是演戏团的一员，因为他经常扛着摄影机，在演员中间走来走去“表演”，必要时，让摄影师像观众的眼睛一样，经历灾难。
新京报：之前有拍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美国人拍的纪录片《南京》也在今年上半年上映，您不怕观众抱怨您在重复、比较吗？
陆川：历史确实不会改变，但关于清朝的电视剧每年都有一百多部，普通人不会觉得太重复。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讲故事的方式和角度。应该说纪录片《南京》很好，但就像4×100米接力赛，他们跑完了第一圈，剩下的三圈留给我们。
演技并非选演员的首要标准
新京报：《南京！南京！》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但范伟的小品形象却深入人心，高圆圆(博客)、秦岚(博客)都是偶像型美女，她们的形象会不会影响影片的严肃性？
陆川：他们是偶像演员吗？其实你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普通人。选择这些演员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很年轻。我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参与屠杀的日军都是年轻人，遇难者也大多是年轻人。所以，这是一部给年轻人看的电影。这部电影选择演员的感觉是最重要的，演技是次要的。
新京报：另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拉贝》，讲述的是一个外国人的故事，您这次的演出重点会是什么？
陆川：约翰·拉贝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但作为中国创作者，我绝对不能把南京大屠杀归咎于一个外国人拯救了20万中国人。南京大屠杀中，那些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那些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他们的眼睛共同构成了南京。此外，大屠杀实施者的人性如何走向黑暗和扭曲，也是影片关注的重点。
我们一直在说日本人杀了我们三十万，但很少有人想过，是什么样的国家打败了我们。70年前的日本比70年前的中国繁荣得多，借鉴了西方文化，改革了民主制度，军事力量强大得多，做好了战争准备。一个国家战败，屠杀和强奸都是副产品。站在弱者的角度哭诉是没有意义的，对方也不会听你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反思我们为什么失败，以及我们未来是否有可能再次失败。
新京报：这次选了好多日本演员，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陆川：我们去日本好几次，我自己去了，见了60多个演员，但那60个人最后没定下来。我们希望来的演员，有的来不了，他们有顾虑，受到威胁，有的制片公司、经纪公司不让他们来。我觉得来的日本演员都是英雄，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一个演日本水手的孩子，到中国的第一天看完剧本，就用英文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痛哭流涕，说他快崩溃了，不敢想象他的祖先干过这些事，但又不得不相信是真的，强奸妇女、屠杀平民，他不知道该怎么演。当然，日本演员很专业，他们在表演中的激情给了中国演员很大的刺激，让中国演员都投入120%的精力去应对。本文由本报记者杨琳撰写。本文由本报记者郭彦兵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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