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中国人人性觉醒的时期。原本温和、淳朴、温和的中国人一夜之间变了模样，变得多情、疯狂、蛮不讲理。他们吃药，他们说话；他们在葡萄酒的世界里疯狂；他们赤裸裸地出去，说说笑笑；他们在温暖的阳光下捉虱子；当屠刀架在他们脖子上时，他们很平静；他们在竹林中咆哮，他们是葬礼上的驴子；他们为爱而生，为爱而死。
他们是那个黑暗时代最热情的人。
总之，魏晋时期的人都是性情之人。他们将人性视为自然之物，从不压抑自己的情感。相反，他们把人性的情感发挥到了极致。魏晋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时代，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是重情重义的人。
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将《魏晋演义》的特点概括为“有情”。那么，魏晋时期的中国人为何会出现人性大爆发呢？
这来自于魏晋时期出现的道家哲学热潮，来自于道家哲学特别是庄子思想的转变。
当一个时代变得不可预知和残酷；当人们对未来迷失时；当一个时代的命运如一片草时，人们就会更加关注生活，更加关注把握现实的幸福。当你不知道是否能看到明天冉冉升起的太阳，当你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最终将走向何方，当你被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包围时，何不抓住时间的尾巴呢？时间，抓住青春？崇尚世间一切有趣的事物，何不放纵享受来表达自己的心灵？因此，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充满了适时享受的气息。
哲学是时代的引领者。魏晋时期，儒家儒家思想的温和正直退去，强调全身修养、灵魂自由的道家学说开始浮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强调克己，克己可以恢复礼制。事实上，礼仪是一种等级秩序，秩序自然是人性的枷锁。儒家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能得到什么，而在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克制自己的欲望。如果你能做到一半，也许你就会成为圣人。与儒家思想相反，道家哲学主张人们应该忘却世俗，不喜得失，超越自我，徜徉在自然之中。与崇尚自我约束的儒家思想相比，崇尚自由自在的道家哲学对于生活岌岌可危的魏晋时期的人们来说更有趣，更有吸引力。
魏晋时期人性的觉醒，始于圣人是否有情感的争论。何晏、王弼都是当时伟大的哲学家。何衍认为圣人无情感，王弼则认为圣人有情感，但不能为情感所累，可以超脱情感。
人应当感性的观点实际上出自庄子，魏晋人按照庄子的逻辑对其理论进行了天才的修正。正是这种哲学修正，引领魏晋进入了深情爱情时代。时代。
庄子主张自由自在，自由应该是“无以待”，“物应有物而不是物”，应该顺应自然，自在于天地之间，“与天地之气相交”。但在与老朋友惠施的辩论中，庄子也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情感，就不能称为人。在此理论的基础上，魏晋哲学认为，人既然要顺应自然，而情感是人的自然本性，所以人就应当有感情。凡是声称能忘记自己感情的人，要么是正经人，要么是流氓。
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魏晋时期的人们尽情地抒发情感。他们不矫揉造作，不做作，随心所欲，不顾世俗的眼光。
任展当时是一位青年才俊，但当他出席欢迎王主任的集会时，却神情阴郁、心不在焉，说话语无伦次。原来，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路过一家棺材店，感叹生命的易逝。他伤心极了，痛哭起来。王导听说后表示：“这就是爱，就是疯狂。”这也正是欧阳修“人间有情有痴，此恨无风月”的由来。这是对自然生命大道的深沉热爱。
戴奎和支道临是好朋友。当他路过支道林墓地时，他情不自禁地对墓中的朋友说话。
著名学者孙楚参加好友王绩的葬礼迟到了。到达后，他趴在尸体上痛哭起来。然后他站起来对死去的王吉说，你平时喜欢听驴叫，那我给你学学叫吧。于是他真的开始像驴子一样嘶叫，宾客们都忍不住笑了。孙楚怒道，为何你们这些人不去死，却让王吉去死？这就是朋友的浓浓的爱。
王子友病重。当他听说弟弟王子敬去世的消息后，他非常悲伤，去参加了葬礼。葬礼上，他拿起哥哥生前弹过的钢琴，准备弹奏一曲，但他不会调琴弦，于是他呼唤哥哥。名字，把钢琴摔在地上，哭得晕倒，很快王子游也死了。这就是兄弟之爱。
荀灿与妻子感情深厚。一年冬天，妻子发高烧，他脱掉衣服到院子里去感冒。然后他抱着妻子让她冷静下来。他的妻子不久就去世了。这就是夫妻间深厚的爱。
阮籍的侄子、著名音乐家阮咸爱上了姑姑家的鲜卑丫鬟。然而，父亲去世后，姨妈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她原本同意留下这个女孩，但突然改变了主意，把她带走了。阮咸闻言，最后身穿丧服，骑着毛驴，将少女追了回来，并告诉其他人：“人族不可除。”这就是繁殖的冲动或者爱的深度。
王伯玉爬上茅山，哭着喊着自己的名字，说道：“琅琊王伯玉终会为情而死。”这就是哲学之爱的深度。
在魏晋时期，人们对名利看得很淡，但对真爱却很重视。王伯玉说自己最终会为情而死，这正是他在魏晋时的感受。他们可以抛弃一切，但他们的真情和灵魂永远在他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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