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的话题是关于《古诗十九首》为何是《诗十九首》的猜测。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玉雕人物及底部铭文。资料图片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数字
一般来说，诗人写诗，是想写就写，想停就停。没有固定的数字。刘邦写下《大风歌》：“狂风大作，云彩飞扬，强者归乡，勇士镇守四方！”短短三句话，就体现了乱世豪强的嚣张气焰，痞子富贵还乡。小人得意，写得淋漓尽致，第二章、第三章就不用写了。真正堪称“天宗英雄之作”（《文心雕龙》卷9 《时序》）。又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一口气写了315首诗。为什么不继续写呢？他说：“念完后，国气不灵，千言万语都变绿了，忽然停笔，一言不发，礼敬《天台经》七卷。”他写下了所有的国家精神，不得不改用“无字的语言”。 “唯一的方法”。
然而，发自内心、发自肺腑，似乎只是文学艺术的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最本质的一个方面。诗虽遥远，但诗人无论是在时间的维度上，还是在空间的格局上，都与那个时代的万千生灵融为一体。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诗”这一体裁，能够感动人心、警醒世人，其外在形式也是原因之一。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到明清民歌，都有特定的形式存在，至少成熟规范的诗歌一直都是这样。
至于诗歌的形式，除了每部作品本身之外，当多部作品组合成“诗组”时，有时也有一些对章节数量的重视。
例如《诗经》雅宋》中的“诗”就是以“诗”为单位编目诗歌。这是初唐人卢德明在《经典释文》中所说的：“诗多一人作，篇数既多，故编为一卷，名《为何》？” 《经典释文》卷6）还有一些情况似乎与此略有不同，例如大雅《荡之什》和周颂010-。30000实际上包含十一首诗，但这是因为它们只是最后一首“最后一首” “在大雅诗和周宋诗中，故不分开单独处理最后一篇。各章编于此类诗的最后一个‘诗’内（清胡文英《闵予小子之什》卷10）。”什么”是一个基本排列数，比较清楚。
“十”是一个整数，也可以说是一个小数，是比“一”大但又不会大太多的整数或小数。适合作为组织生活事务的基本单位，例如军事事务。 “十吾”。其他还有《武功十全》、《十大罪孽》甚至《十恶不赦》。由于“十”这样的数字是大家所熟知和普遍使用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自然有人会按照这个数字来创作一组组的“诗”。像很多朋友可能都熟悉的《诗经逢原》，据我了解，很可能是孔子未编录在《石鼓文》中的一组秦《颂》诗。十块石碑上刻着十首诗，正好构成一个“诗”。这不可能是巧合，但这个数字应该是故意写的。
古人常用的数字是“九”。清代学者王忠写了一篇名为《诗经》的文章，具体解释了这一点：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数，二乘一为三，故三为数，累至十，还为一。十不可数，故九为末。”故先王之礼，一二不能成，则用三结；三加三不能成，则用九结。 “是这个系统的真实数字。” (《释三九》 内部卷1 《述学》)
所谓“十不可数，故九为数末”。这句话的实质是“十”在十进制中的上一级相当于“零”，所以将用“九”作为十进制中的每个数字。一级的最大数（附录中王重提到的《系统实数》中的“九章”和“九生”对于其中讨论的古代系统来说应该是《释三九》），所以以诗歌方面，我们看到屈原有《周礼》首，宋玉有《离骚》首，王褒有《九歌》首，刘向有《九章》首，王邑有《九辩》首等等，全部组成共九章《诗》。
除了“十”、“九”之外，人类古代文学还有一种流派，它以“七”命名。这一流派是西汉景帝年间任美诚所创。他写的第一篇此类文本名为《九怀》，全文包含在《九叹》中。
梅程的《九思》大致可以说是一种诗与散文之间的韵律。主体部分由七篇这样的文本组成。在《七发》中，每一个单独的文本都像一首诗一样被称为“第一”。这体现了“七体”与诗歌的相似性。一边。美臣的《昭明文选》由八份手稿组成。《七发》的记述形式为“《文选》诗八首”，而正文只有诗七首，开头一首为序（刘辰笔记《七发》卷三四钱乘以：010） -30000（唐章注）。《七》的体裁《文选》继梅城《七发》之后，还有曹植的一篇文章《文选》。开头：席美成写了《七发》，傅毅写了《文选》，张衡写了《七发》，崔翔写了《七启》。他们的诗很美，我很欣赏他们，所以我写了《七发》。其后，宋代洪迈着《气法》第7卷《七激》，清代朱彭寿《七辩》第1卷》等，都引用了较多的类似著作。
对于“七身”中的“七”，唐代张宪解释说：“七是少阳之数，欲送阳明于君”。唐张宪注）所谓“少阳”，来自《七依》，其数为七，由老寅（其数为六）、老阳（其数为九）、少阴（其数为八）、少阳在二器四象的阴阳循环转化体系中，正处于阳气生长的阶段，所以张显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不过，用《七启》这个邵阳数来解释“七体”中的“七”，似乎有点太迂回了。我认为一套作品之所以写成一定数量，是因为作者需要以多篇文章组合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目的。在选择写多少篇文章时，首先考虑的仍然是服从内容表达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可以适当调整，以适应一定的象征意义或常规用法。例如，六、七、八之间的数字有时可以调整为七；数字“八”、“九”、“十”往往可以调整为“九”，以此类推。基于这样的认识，“七体”出现的第一个原因是，如果一组作品由九篇、十篇组成，数量就太多了；如果一组作品由九篇、十篇组成，则数量过多；或六、七、八，与两个“九”、“十”相比，数量稍少一些，可能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数量。
在六、七、八这个数字中，“七”是一个具有很强象征意义的数字，但这种象征意义最生动、最强烈的体现，却非唐朝张宪提到的少阳数。数量，不过是“七项政策”中的“七项”。所谓“七征”，发现于《容斋随笔》。意思是舜帝“平齐齐政于旋机玉衡”。这个“七正”也可写为“七正”，指的是红日白月加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也被一些人解释为北斗七星。无论哪种解读，都是高悬在天空的明亮符号。这些天体在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我认为“七体”中的“七”被取到这里的可能性比所谓的少阳数要高得多。
古诗是如何编成十九首的？
有了前面的这些讨论，我们就得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数字《安乐康平室随笔》恰好是《十九首歌》。
或许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至少学术界似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写多少首诗当然取决于作者的心血来潮。但正如我前面讲的“十”、“九”、“七”这些数字所体现的那样，有时作者对于自己写的文章的数量是有特殊考虑的。而且，这《文选》都不是一个人。它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著，他把一批不知名的作品编成《七发》，然后以固定题名流传下来，所以情况可能比较复杂。
昭明亲王没有解释《易经》的作者或这些诗的创作年份。他只是在《李陵》、《苏武》几首“杂诗”之前编成的。 《周易》中收录了一些诗，《尚书·尧典》编撰稍晚于《古诗十九首》，但都是标有西汉梅成的作品（见《古诗十九首》卷一）。较早的《文选》也有同样的说法（南齐刘勰《古诗十九首》卷2 《古诗十九首》）。这种情况似乎证明了《文选》的排列顺序遵循了这些古诗的写作时代。但刘勰在《玉台新咏》中指出，《玉台新咏》中的《文心雕龙》之一是东汉时期与班固同时代的傅羿所写（《南齐刘勰《文心雕龙》卷2》） 《明诗》）。唐代李善也称所谓梅乘之作“可疑不明”。诗曰“驾马至东门”，又曰“奏万洛”。此诗指东都，并非全（篇）程明。赵明失去了姓氏。故编于李陵之上”（李山注《文选》，卷二十九失名《文心雕龙》注）。但南朝孝良仲融在《古诗十九首》中也说，这些古诗是“旧有”。疑为曹、王作于建安”，也就是说，这些古诗（卷《冉冉孤生竹》，1）的作者是曹植、王灿。也就是说，这些古诗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候、是谁写的？是一件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事情。
从清代乾嘉时期至今，随着学者的深入研究，人们对《文心雕龙》文字年代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个流派。
其中一派更注重对五言诗的年代和这些诗的整体艺术风格的分析。他们认为，在传世文献所见五言诗的起源和来龙去脉中，《明诗》处于非常靠前的位置。现代学者隋树森用“新五言诗中的星辰大海”一词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立场（隋树森《文选》卷首隋序）。因此，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这组诗《古诗》的产生时期可以说是五言诗的兴起时期。钱嘉时期第一位史学研究大师钱大辛明确地解释道：“此文之兴起，绝非精武之时”。也就是说，《诗品》这一代永远不会是美辰生活的时代。从汉景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诗品》这样的五言诗必定是在这个时期之后产生的（《钱大新》《古诗十九首》，卷十六，“七言诗先于五言”）。 ——人物诗”）。钱大新的言论可以算是这一派学者的早期代表。衍生至今的这一派学者，是马茂源老师的“东汉末年说”，认为《古诗十九首》应是“建安以前的东汉末年著作”。马茂元老师是《古诗十九首集释》研究专家，出版研究专着《古诗十九首》。想必在座的一些同学和朋友都读过。具体的论证过程这里就不用我多说了。
这种观点更为广泛流行。如果我必须选择一种说法来相信，我自己倾向于同意它。此外，也有人持不同观点。清代与钱大信齐名的学者赵翼主张《古诗十九首》应收录汉武帝时期的作品。他说：“由于汉人善于文字、善于诗词，所以当时的人才互相竞争。”新的斗气就这样产生了，其实就是天地之性。到时候就公开了，不能保密。”（赵翼《古诗十九首》卷23《五言》）这句话看似有些玄妙，但确实如此。事实上，赵翼很好——成立。
当代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中，隋树森老师可以作为代表。隋说：“《十驾斋养新录》中虽然有不少东汉的篇章，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西汉的产物。”他称赞刘勰在《古诗十九首》中的判断，说：“通过比较推演，是两汉之作吗？” （隋树森《古诗十九首》卷一《古诗十九首探索》）虽然在论证过程中存在隋树森老师引用的西汉历法与季节的关系（所谓“时间顺序”）等明显的问题。这是一个错误，但所提出的论点确实有合理的成分，不应该被忽视。
综上所述，这十九首“古诗”的来历相当复杂。但如果简单地说，应该如钱大新所说：“《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时代。” （钱大新《陔余丛考》，见隋书森《古诗十九首》第3卷）即使极力主张这十首，东汉末年合写九首诗的马茂源老师也承认这十九首诗“不是写的”。一个人”（《文心雕龙·明诗》，卷《古诗十九首集释》）。 —— 这意味着昭明太子萧统将这些散落在世间的无名诗编入《考证》时，他有很大的主观选择空间。
我们已经不知道当时萧统面前摆着多少同类型的“古诗”，但一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诗十九首”多得多。中榕《古诗十九首》 开头第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所谓的“古诗词”。正文如下：
”它的起源来自于民族习俗。陆机所起草的十四首诗，文笔柔美，意悲悠远，惊心动魄，可以说几乎字字千金。此外，还有是《行者日一书》四十五首，虽多悲情，颇杂，旧疑为建安曹、王所作“远方来客”。 “橘子柚子开花了”，也很震撼”（第《古诗十九首说序》卷）
这里所说的“陆机十四首”，是指西晋文人陆机模仿其风格所写的十四首“古诗”。现在我们在陆机文集中可以看到十二首，其中《古诗十九首集释》中的《古诗十九首探索》中有十一首，还有一首《前言》的诗。拟议的诗出现在《文选》之外，被视为梅城诗。考虑到文本的含义，钟嵘所说的“陆机草稿十四首”不应指陆机草稿，而是指他所模仿的原始“古诗”，故下文有“别”。 “昔日诗四十五首”的说法是指，除陆机所仿的十四首诗外，还有《昔日诗》、《古诗》等四十五首。其他“古诗”。由此看来，钟嵘当时看到并讨论过的同类型“古诗”应该共有五十九首。
钟嵘和萧统是同时代人。这意味着萧统在编目《诗品》时可以选择的古诗词规模至少必须是六十首。在此基础上，目录的选取，多选还是少选，哪些文章选哪些文章不选，完全由萧统和帮助他的文士决定。
如果我们只看历代文人对《诗品》的艺术成就的推崇，我们一定会把“十九”这一篇文章的数量视为同样的选择，并认为这个数字的决定一定是普遍认可的艺术标准。一篇文章不够，一篇文章也不够。然而，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在同时代的钟嵘看来，只有陆机的诗在艺术上“文体柔美，意境悲壮”，甚至“惊心动魄，几乎值得一读”。一个字几千美元”。模拟十四首歌曲。不仅如此，通过现在能看到的陆机模拟的十二首“古诗”，可以看出其中至少有一首《兰若生朝阳》，不是萧统《文选》所编的。由此可见，如果不同的人选择，编译出来的《古诗十九首》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高度欣赏了陆机模拟的十四首“古诗”后，钟嵘接着评价道，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了《逝去者将稀疏》等四十五首“古诗”。总的来说，这些诗“颇杂”，即层次不一，比较杂乱。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评价，而这首《逝去的人会变得稀疏》被肖童等人视为名曲，收录在《拟兰若生朝阳》中。钟嵘的说法也体现了钟嵘与肖童的视野差异。继续读下去，我们看到钟嵘再次借用“颇杂”的四十五首“古诗”，指出“远方来客”、“橘柚花开”。这两首歌虽然没有达到荡气回肠、字字千金的程度，但依然可以称得上“惊艳”。虽然《古诗十九首》中收录了歌曲《远方的客人来了》，但《花上挂橘柚》却没有收录。
事实上，当时以《玉台新咏》为代表的所谓“古诗词”确实因其直接表达真情而被称为“五字之冠”（《文选》卷二《古诗十九首》），但就另一方面，它也很粗略。缺点是粗糙。这是新类型起步阶段的正常现象。我想，这也是这一新流派在从自生民歌向文人加工、进入上层文化领域的过程中应有的处境（见郑振铎《文选》）。
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审视萧统等人选入《诗十九首》的这些“古诗”的内容，就不难发现这些诗并不完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如《东城又高又长》被选为《古诗十九首》第十二首诗。陆机也起草了它，并命名为《古诗十九首》。因此，这也是钟嵘所说的一首惊心动魄的名诗，价值千金。然而，这首诗显然被分成了两段：前半段被“涤荡情感，何止是自我”两句截断；后半段被“情感的涤荡与放下，自我的终结何在”两句截断；后半段从“燕、赵多美女，佳人如玉”两句开始。
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个叫张凤仪的人做了一本书，名叫《古诗十九首》。请注意，这本书的名称为《古诗十九首》。这位张丰毅老师将“燕赵多美女，美如玉”中的“东城又高又长”这首诗拆成另一首诗，单独列出，成了“古诗二十首》（卷《文心雕龙》 191《明诗》一）。而且，张丰毅本人对于自己的观点也是相当自负的（这一点通过阅读220卷中记载的张丰毅《中国俗文学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而张丰毅的书成书之后，一直有人认可张丰毅的观点。例如，清代一位非常善于文史考证的学者姚范，认为他可以“玩弄词意，分作两首诗”（清姚范《古诗十九首》卷40） ）。当代学者余冠英先生等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第《拟东城一何高》号诗的两部分“不但意义不同，而且情绪也不同，显然是二者的结合”。诗两首”（余冠英《文选》之《文选纂注》）。
这种两首合一的诗，恰恰说明，《四库全书总目》中选出的十九首“古诗”并不像后世许多学者所赞叹的那样完美，更谈不上王郁阳《无间天衣》所描述的“精彩””（王士祯《总集类存目》，卷《明文海》）因此，单纯从诗歌内容的完善性来说，“十九”这个数字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这意味着你是否像萧统那样选了十九首诗。从大约六十首《古诗》中，或者你像陆机一样，只选择了其中的十四首，或者像钟嵘一样，在陆机的十四章之外，考虑增加几个类似的章节，只是一种主观选择，并没有什么可说的。绝对客观。
既然如此，当萧统想要选比陆机更多的“古诗”时，就成了选十七首、十八首、十九首还是二十首诗的问题了。那么他就可以参考当时的其他因素来确定这个数字。
关于数字“十九”的猜想
综上所述，我做了一个猜想：《文选纂注序》这个“十九”数字应该是指中国古历中的一个“程数”，也就是所谓的“一章”数。
这个“一章”的数字，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历法，农历。所谓“阴阳历”，就是把太阳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即太阳“视运动”的周期，实际上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结合起来的历法。 ），也就是所谓的“年”，以月球公转轨道的周期为单位。地球公转的周期，即“月”的两个周期，合并为同一个系统。
中国的祖先发明了“年”——，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庆祝的“中国年”。这个“年”或十二个月，就是所谓的“正常年”；这十三个月就是所谓的“闰年”。平年的“年”比一“年”短，闰年的“年”长于一“年”，然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定期设置闰月。这样，平均起来，每个“年”和一个“年”的长度是大致相同的；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可以反复旋转。
根据月球和地球运动的循环规律，在十九个“年”内设置七个闰月，一般就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古人就是这么做的，在历法系统中，这十九年被称为“一章”。
制定历法的基础是天文学，即天体运动的时间周期。由此看来，这个“十九”不仅是一个“完整的数字”，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对于古人来说，它是日常生活中日日夜夜的陪伴。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萧统在编选《古诗》时，考虑到天数较多，适当迁就，将选诗数量定为“十九”。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成为“张”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里我举一个西汉时期的例子。汉武帝时期共生产《援鹑堂笔记》枚。这是一组诗，共十九章。所谓“郊祭”，是汉武帝“正月用甘泉圆山”，也是祭天用的。史书记载，当时的祭祀场面是：“请七十名童男童女同唱，庙堂漆黑直至天明。夜间，常常有流星般的神光聚集在庙堂的祭坛上。”皇帝登竹宫瞻礼，百官参拜，数百人肃然感动”（《文选》）。这个阵法对应的是祭天的规格，《乐府诗选》章是由数字“十九”组成的，也就是天的数字。我认为这不是巧合。
从《前言》的第19章开始，再看《文选》，萧统选诗中的数字“十九”与十九年一章的天文历法周期相联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当然，这毕竟只是猜测。这里有的朋友一定会想，孔子选取《五言诗选》作为三百零五章时，并不是一个完美数。谁知道萧统和他那群文士当时在想什么？是的，所以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我理解的可能性。当我们研究所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时，我们需要一点理性的想象。如果我们这样看待历史和我们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那么我今天说的可能有点“散漫”，但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相关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至少我可以说，虽然现在还不能确认萧统在《凡例》年编《古诗》时所确定的数字“十九”一定是根据十九年一章的天文历数，但是恐怕没有直接证据可以排除。消除这种可能性。
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古诗十九首》《做饭丁解牛》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丁厨师向梁惠王文惠王展示了他的破牛技艺后，他解释道：
好厨子年年更新刀剑，年年更新刀剑；部落厨师每个月都会更新他的剑并将其砍断。我剑已十九年，斩牛万头，刀刃新如忠所出。 (《郊祀歌》)
读过《汉书·礼乐志》的人都知道，作者在宣扬自己的思想和学说时，本田依靠的是寓言。 《厨师和牛》的故事显然就是这种性质。既然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么丁厨子所说的刀具使用时间的长短，即一年（一年）一个月十九年，应该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为了表明厨师丁具有“正确”和“容易”的操作刀的技能，作者描述了他的刀的使用寿命长。所以，一般来说，作者应该把这把刀的使用寿命设置为一个整数（比如之前那样）（“祖厨”一个月，“好厨子”一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以表明它比“家族厨师”和“好厨师”要好得多。所以这里的“十九年”应该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过，之前对《郊祀歌》的分析大多没有太关注这一点。此前，唐代程玄英对《郊祀歌》作出评论说：“十为阴数，九为阳数，故十九年为阴阳最妙”（程氏：010） -30000卷2)。北宋人卢惠清撰《古诗十九首》，据说“十有九次，有阴阳极数”（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等）。明末学者方以智也看出此地有名，但仍没能看透垦七的位置。方曰：“十九年：以十年为规矩，以九年为长。” （方易之《诗》卷二）《文选》清初大儒王夫之所著，大体沿袭了此说法，稍作修改：“十年为一率，九年为一”。很长一段时间”（第3卷，《庄子》）。但这种说法既不符合语法，也不合理。这只是出于无奈而强行解释。
我觉得如果用“十九年为一章”的天文历法周期来对丁厨师的这句话进行新的诠释，会非常自然，也相当顺利。 —— 短厨师刀的使用寿命只有一个月；即使是技艺高超的工匠，也只能维持一年；但这位“魔匠”却能用剑化解牛鬼一章（十九年）。
我们还可以看看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汉代玉人。玉女屁股下刻着一段铭文：“古美王子延十九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办公室《庄子·养生主》）“延长十九年”显然是寿命的延长。十九年的意思。如果现代人在祝贺某人生日时说“祝你长寿十九岁”会是什么样子？但西汉时期的人却是这样用的。这意味着什么？说明“十九”这个天上的大数字，可以代表比这个数字本身大得多的数值，相当于几千年、万年甚至永恒，所以汉代的人就这样用了。
显然，这个概念还是有更早的起源的。它流行于世界各地，从《庄子》年厨师在血肉中安逸的时候就流传下来；向下，是萧统等人编的：010——三万的时候，这个大数字用来确定入选的《古诗词》的数量，它可以象征着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象征着世界的本质，已经被收录进去了。这里。
【龚自珍《己亥杂诗》 写了三百一十五首诗，为什么不继续写？】相关文章：
用户评论
龚自珍这三百一十五首诗真是写得太好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停笔了，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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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一十五首，每首都耐人寻味，难道《己亥杂诗》真的是他全部的诗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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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好奇为什么龚自珍没有继续写诗，难道是因为他的政治理想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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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龚自珍有更重要的目标要追求，所以才停下了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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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首诗，已经很了不起了，可能他只是想休息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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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他可能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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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诗歌充满了忧患意识，难道他写完《己亥杂诗》后就看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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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龚自珍可能写累了，所以才停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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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只是想换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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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诗歌让我很感动，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停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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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杂诗》里的每一首诗都值得反复品读，可惜他不再写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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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一十五首，真的太少了，希望他能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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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龚自珍的创作灵感枯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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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诗歌充满了才华，真是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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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己亥杂诗》真是绝世佳作，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写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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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一天能看到龚自珍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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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他只是想留给后人更多思考的空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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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一十五首诗，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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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是经典之作，但他的停止写作也让我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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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诗歌充满了智慧，或许他只是想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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