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许多聚会娱乐项目的原型都来自中国古代。除了饮酒作诗之外，还有一些新奇的娱乐项目，让各个年龄段的文人雅士都乐在其中。
文人荟萃：曲水水尚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聚会时，饮酒作诗是最重要的娱乐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的兰亭集。兰亭集也以“流酒杯成诗文”而闻名于世。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时任会稽内史王羲之及其侄子王宁之、王徽之等名人共42人，其中谢安、谢万、孙绰等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祈邪聚会。辟邪习俗起源于周朝。春天三月，人们来到溪边沐浴，以涤去一年来的旧病。这种延续了数千年的习俗，在魏晋时期已经没有明显的礼仪意义，逐渐成为文人雅士出行、聚会的机会。
王羲之环顾兰亭，只见“山高林修竹，溪水清急，映照左右”。伴随着潺潺的溪流，名流们玩起了“曲流饮水”的游戏：兰亭雅客坐在溪边。将装有酒的杯子从水的上游释放出来，让它顺流而下。杯子到了谁，就接过酒喝下去，即兴赋诗一首。不作曲者，罚酒三杯。用来盛酒的杯子也很有讲究。器形呈椭圆形，浅腹，平底。两侧有耳，形似飞翔的翅膀，故又称“羽杯”。
兰亭晚会没有华丽的车服，也没有盛大的排场。相反，文士们根据自己的心情、美丽的风景、竞争的心态，举起酒杯赋诗。他们在“一杯一吟”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知识，畅所欲言地畅谈自己的感受。夕阳西下，酒曲曲流尽。王羲之、王凝芝、谢安、谢皖、孙绰等十一人作诗两首。王焕之等十五人作诗一首，其中包括王羲之九岁的儿子王献之。十六人作诗不成，罚酒三杯。会议结束时，王羲之组织大家将三十七首诗编成一卷，即《兰亭集》。他在醉酒的情况下为它作了序，这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席间助兴：发号施令扔锅
兰亭集形成了“诗酒文化”。不仅是曲水饮酒，饮酒仪式期间的一系列文人娱乐活动也对聚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点酒是陪酒助兴、活跃聚会气氛的重要游戏。文人聚会的诗酒文化在宴会酒令中进一步发展。
酒令源于酒令。当大家聚集时，推举一人为发令官，其他人按照顺序轮流玩诗词、对联等游戏。唐宋时期，文化繁荣，酒令广泛出现并不断完善。唐代白居易诗有云：“花醉时春愁散，醉时花枝折作酒片”。其中，酒筹码是下订单时使用的计数筹码。
宋代的酒令大多有文字。例如，北宋初期，宰相丁谓在一次聚会上下令：“有酒如丝，倒之即见。”他答道：“有饼如月，但因粮食，必有短缺。”这是一个重复的韵律。欧阳修等人执行命令时别出心裁，要求犯罪必须判处监禁。一说是“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另一说是“月黑杀人是夜，风高天放火”。欧阳修的时候，命令是“酒贴袖子，花压帽檐”。众人疑惑，欧阳修答道：“此时我也犯了上述罪行”，也就是说，我竟然敢犯上述的酗酒、通奸等罪行。
除了按令饮酒外，还有乱饮酒、不按令行事的代表：北宋名臣范震，每年春天花开时，都会在花下招待宾客。 “大白”，一阵微风吹过，春花四散，众宾客的酒杯里盛满了花瓣，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一饮而尽。
字面饮酒令有“名令”、“五行令”、“裂字令”、“飞花令”等。“击鼓过花令”是曲水良的演变。不仅如此，曲牌、中医、节日、花木都被纳入了秩序之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在聚会中很难应付。这也是酒令在文人聚会中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舍甫不同于字面上的饮酒令，它是一种猜谜游戏。汉代至魏晋时期，宴会、聚会更为盛行。李商隐在宴席上写道：“每座赐一钩春酒暖，每座涂蜡灯红。”就是这个猜谜游戏的写照。
与射击相比，投壶更为出名。投壶，起源于古代射礼，是饮酒仪式中的一种投掷游戏。壶颈高七寸，腹高五寸。里面有小豆子，可以防止箭头弹出。掷壶比赛由首席弓箭手裁决。宾主交叉，用箭将壶掷出，距壶约七尺。胜者为胜，败者为罚。抛盆活动中蕴含的“不走得太远，不至于功亏一篑”的“中正”思想，可以陶冶人的道德品质，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唐高适在《钜鹿赠李少府》中写道：“抛壶使宫廷清静，饮酒夜凉”。到了宋代，司马光也曾与弟弟张明恕聚会喝酒、抛壶，直至黄昏才散去。
户外聚会：球类运动
如今的保龄球、高尔夫等聚会娱乐活动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古人除了赏山玩水、郊游外，在户外聚会时还会玩一系列精彩的、富有文化气息的球类游戏。
唐朝时期，中国出现了类似于保龄球的娱乐方式。木射，又称“十五针球”，以球为箭，以木柱为靶，故称“木射”。唐代《木射图》详细记载了游戏规则：首先，在远处立十五根木柱。这十五根木柱下粗上窄，不易倒下。十五根柱子上全部刻有文字，其中十根漆成红色，上面刻有仁、义、礼、智、信、柔、善、敬、俭、让四个字。另外五根黑色柱子上则刻画着嚣张、嚣张、阿谀奉承、贪婪、辱骂。参加木制射击比赛的选手将球撞在木柱上滚动。如果他们击中了上面有红字的柱子，他们就赢了。如果他们击倒了黑色的柱子，他们就输了。如果他们击倒了红柱，他们就是胜利者。这种游戏的发明创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体现了古代文人的道德追求。与保龄球相比，木杆射击的难度更大。木射既可以在户外空旷的场地进行，也可以在室内文人聚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木射之外，马球在唐代也逐渐流行起来。马球，又称“打马”、“射球”，价格相当昂贵。但在宫廷组织的文人聚会中，文人不用担心费用，可以放心在马球场上大显身手。唐中宗神龙年间，进士考生在长安慈恩寺塔下被提名，然后参加朝廷组织的曲江宴。晚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这些文人雅士上马一展身手，在月灯阁进行马球比赛。《唐摭言》有两处记载：“咸通十三年三月，新进士聚于月灯阁聚会，捶拂后，于佛阁重饮”；乾符四年（877年），进士出身的刘潭到宫廷与军中出身的击球手较量。 “跨马执棒……谭池猛然出击，风驱雷电，二人皆愕然。二策得球子，向天呐喊，不知何处来。”是。”可见，唐朝的文人聚会时，不仅能吟诗作画，还能骑马打球，其气度丝毫不逊色于将领。唐朝的繁荣可见一斑。
在马球运动的基础上，演化出一种新的运动形式：踏步打球、下马格斗、争球。到了宋代，由于战马的短缺和观念的转变，激烈对抗的踏步球逐渐演变成一种不对抗的顺序击球的娱乐项目。进入洞口的就是胜利者。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位超级球手，在皇家园林中开设了捶丸场地。他带了很多捶丸，在太监的簇拥下表演捶丸。
以射木、马球、捶丸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球类运动，是文人雅士聚会的户外娱乐活动。离开了酒桌，文人墨客仍然可以为他们的聚会带来新的想法。
另类派对：赌博游戏
古代文人雅士在室内聚会时，喝茶、下棋、观赏古玩更为常见。但带有游戏味道的游戏也会让聚会的气氛变得更加热闹，甚至逐渐出现了以游戏为目的的文人聚会。
“博”指六局，“弈”指棋局，“棋”是两者的统称。六博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最早的六博是两人游戏，有十二个棋子，六黑六白，掷骰子，移动骰子。六博自诞生以来就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汉代文人雅士宴饮时，气氛十分热闹。六博和头虎同时出现，出现了“头琼在游戏里，整天下博子”和“头虎下棋”，比赛都是“复赛”的情况。
隋唐时期，出现了艾朴、双鹿等一系列游戏游戏。艾普的玩法相对复杂，但却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与同事聚会时玩艾普，总让他们想起青春时代，衣着鲜艳，怒马冲天。但当时的人们也对这种游戏提出了警告。李白在《少年行》中写道：“君不见淮南少侠，白天猎球，晚上抛球，葫芦不惜百万，报仇近在咫尺。”丢弃。”其中Hulu是爱普计算中最好的Lucai。到了宋代，不仅男性文人官员沉迷其中，就连李清照也难逃赌博之乐。他说“我生性好赌，所谓的赌徒都沉迷其中，日夜废寝忘食”。
除了专门设计的赌博游戏外，世间万物也都在文人赌博的范围之内，斗草就是其中之一。斗草又名斗百草，魏晋时期流行，隋唐宫廷甚至为其谱写了专门的音乐。文人斗草主要是比较花草的品质和品种，以那些极其名贵、有吉祥寓意的为上品。这种战斗需要掌握相应的花草知识，而且是季节性的。史书记载：“唐长安王世安，春季举行花卉比赛，以奇花多者为胜，将名花尽种于园中，为春季比赛做准备。 ”
由于是斗草，所以其奖项与斗鸡、斗狗相同。斗草似乎更受女性欢迎，而斗草的获奖奖品往往是金钗。郑谷有诗云：“何不如斗百草，赌凤簪”，李白也有诗云：“百草巧求花斗，只赌一桶珍珠”。 ”。这些都点明了百草聚斗的游戏性。直至宋代，斗草游戏并未消失。王安石的“园中寻草，花下赌金钗”就是真实的写照。
古代文人聚会的变迁
古代文人聚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娱乐项目逐渐丰富，文人娱乐逐渐下沉到民间；二是娱乐项目逐渐丰富，文人娱乐逐渐下沉到民间；其次，聚会逐渐变得更有目的性，特别是政治目的。
以六博为例，其雏形在创作后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丰富，随后出现了爱扑、双鹿等游戏。国际象棋也是如此。到了宋代文化繁荣的时候，围棋、象棋不仅与今天基本一致，而且还发展和丰富了新的内容，如司马光创造的“七国棋”，使参加人数增加到七、与今天的桌游颇为相似。这些改进不仅丰富了文人聚会的娱乐项目，而且简化了许多游戏的规则，使之更受儿童和妇女的欢迎，因而更具生命力。
古代文人聚会经历了一个政治目的的过程。魏晋时期的文人聚会成员，多以籍贯、姻亲为依据。他们在一些重要的节日聚集在一起，抒发山水之情，饮酒作诗。无论是石崇举办的兰亭聚会，还是金谷聚会，从记载中都可以看出。聚会以宴饮赋诗为主，体现了魏晋时期的洒脱风范。北朝在汉化过程中，也有意举办这种性质的文人聚会。拓跋焘和苻坚都组织过大规模的文人聚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世纪魏晋时期的风格逐渐褪去，文人聚会也从最早的娱乐演变为“外有娱乐，内有论政”。唐宋时期，通过文人聚会，拉帮结派之风再次兴起。北宋士大夫将“君子无党”改为“君子有党”。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人的《朋党论》为文人聚会提供了《杏园雅集序》。很有理论依据。以苏轼为首的“苏门文人”逐渐形成政党。欧阳修说，党员“不思国家，而培养个人恩惠”。北宋统治者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文人聚会的政策。有些文人因为“交谊不善，道德不修”而受到惩罚。这种不明晰的愧疚感也能反映出统治者对于集会的态度。
由于有拉帮结派的嫌疑，士大夫们也减少了社交活动，对聚会也变得谨慎起来。聚会的内容和目的也变得模糊。人们不再阅读魏晋时期的聚会故事，而是通过参与者、画家甚至特务组织一睹风采。明代的星源聚会就是一个例子。
正统二年（1437年），杨士奇等九位内阁大臣齐聚杨蓉家杏园。画家谢欢描述了这次聚会的情景。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台湾政府的重要部长，其中有七位来自江西，大部分是同一年份的。他们组成了以杨士奇为首的江西公务员团。
在宴会和聚会中，三阳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政治家的本色。杨士奇在《010-30000》中写道：“我未曾闲居一日而不忘天下”。所以，即使参与者对杏园聚会保密，我们也有理由猜测，杏园聚会很可能是针对当前形势，尤其是宦官猖獗而举行的政治聚会，而三阳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选拔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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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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