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 || 我的老师——刘海贵先生
作者 朱海燕
我的老师——刘海贵先生
1970年9月，一位刚满20岁的上海青年，插队到淮北固镇县的王庄公社濠铺大队。
固镇位于谷水之北，古称谷阳。因垓下之战发生于此，被称为汉兴之地。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曾在此为官，写下了《说文解字》，开字典之先河。
濠铺，在固镇的东南，紧靠五河县，是全县最偏远贫困之地。这位青年把青春交给大地，把身体交给汗水。因表现突出，1973年他被推荐加笔试录取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工农兵学员六届中的第三届，也是六届工农兵学员中仅有的推荐加笔试的一届。笔试，是邓小平1973年复出时提出的，后被批为右倾翻案风。
那一届学员需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方能录取。张铁生因没有笔试的功夫，成了白卷先生。
同一时期，在固镇西面100公里外的利辛县，一位将文学与新闻混为一谈的中学生，竟能熟背《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篇通讯，渴望日后做一个名满天下的记者。
/刘海贵，出生于1950年9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新闻采访写作学》（新修版）、《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作者，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
十多年后，这位青年与这位中学生在苏州的一所大学里相遇了。当年的上海知青成为这位中学生的老师，他叫刘海贵。那位中学生就是我。
海贵师虽是工农兵学员，心里向往的则是古圣今贤，与之灯灯相映，心心相印，磨砺心志，明堂辨学，辟壅析理，黉门讲论。日子平静如水，心灵却风雲激荡。在知识贱如白菜的时代，他苦读3年，留复旦新闻系任教，以此为业，念兹在兹，唯教书一事。
1984年，先生走进我们课堂时，他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讲师了，教授我们新闻采访与写作。他讲了新闻采访的定义与特点，新闻采访的活动方式，采访与写作的关系，以及采访前的准备、采访中的技巧与采访后的整理。之后，讲写作前的准备、写作的技巧和写作后的修改。
新闻课我听了不少，但听先生的课，使我耳目一新，过去新闻实践中遇到的曲折与障碍，一下子懂得了如何避免，如何排除。我觉得自己像个西行取经的人，终于踏上了一条取经的路。先生讲课，像一个算术老师，一道算式一道算式地拉下来，顺藤摸瓜，找到最终的结果。一路都是干货，能够听懂，能够学会，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先生第一次讲课，提出记者要学会“拆墙”的概念，迅速打开被采访者的心理壁垒，让他与你能够畅通交流，吐出心里话，不能瞎跑瞎问。要作好前期准备，如知识的储备，问话的路径。就好比战士上战场带上充足弹药一样。
/刘胡兰烈士的父母/
这话对我震撼很大。下课时，我跟先生交流，讲我刚做记者时不会采访，不会拆墙，碰钉子的事。那是1983年的中秋节，我去山西文水县的云周西村采访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那天，刘胡兰的父亲正病着，在东间里躺着，胡文秀在外间伤感地坐着。我没头没脑地闯进去，连几句寒喧的话都没说，便开门见山问胡妈妈：“您的生活好吗？”胡妈妈反问我：“我是刘胡兰的母亲，在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你说我生活好不好？”这句话问得我很是尴尬，不知怎么接话。
海贵师语我：这就是不会“拆墙”的表现。事先应该问问刘胡兰的邻居，刘大爷与胡妈妈身体况状，知道刘大爷正在病中，买些月饼和水果看望老人，这样拉拉家常，问候问候老人，可能就出现一种充满人情味的义理气象。即便不知老人患病，作为记者去拜访英雄的父母，又是中秋节，也不应空手闯入。这样，你的采访就能顺流而下了。
这“失”之外，海贵师问我采访中有无所“得”？我向他讲述我采写《振兴大西北的壮举》这篇通讯的细节。此文是庆祝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通车到格尔木的长篇通讯，在《人民铁道》报头版头条发表。建设十年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通车运营，是铁道部的一件大事。采写这篇通讯，自然不能忽略青藏高原艰苦的生活环境。在表现艰苦方面，有成千上百的事实可以选择，但我觉得那些事实缺少陌生化与差异感，少了高原天地的韵律，不能揭示歌哭由己，悲欣在心的荒无人烟、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
/原铁道兵七师政委、中国铁建党委书记孙有礼/
我选择发生在铁道兵七师政委孙有礼生活中这样的细节：儿子孙胜还不懂事时，随父母去了荒无人烟的高原，到七八岁时，没见过河中的鸭子，不知鸭子长腿还是不长腿。吃过苹果，没见过苹果树。下高原到西宁时，见柳树也要吃苹果，见杨树也要吃苹果。由此揭示铁路建设者，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
海贵师说，这个细节用得好，体现出人文精神与高原的地域特点。那时，先生正在写一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学术专著，他将我的这一事例，写进了他的书里。
先生教诲我们，使用技巧要随着受访人的心情，随时拿捏应变，千万不能一条路走到黑，要转变话题破冰，让受访人的心情回暖，慢慢引回正轨，就像开车遇到障碍，巧妙绕开，继续前行。老师的话不一定是什么理论，但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可循的经验。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实践，经验亦有异曲同工之妙。经验多所光大，同样构造出燦然大观之效。
有一年，报社派我去采访大同铁路分局局长常国治。常局长说太忙，无时间接受采访。我说：“我不采访，就是跟着你跑跑，了解分局的运煤情况。”这样，他去哪我去哪，跟他跑了半个月。没专门拉开架子采访，但半个月在路上、在车里，他所吐出的酸甜苦辣，要比一次专访还深刻。据此，我写了12000字的长篇通讯《咽喉的忧患》。文章在一版头条刊发后，大同分局印成文件形式，下发职工学习。分局党政工团组织，分别致信报社表示感谢。如果当初常局长不接受采访，我“偏向虎山行”硬性采访，肯定达不到前者的后果。
后来，我在采写京沪高铁《当惊世界殊》这部1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采访南京大胜关大桥北段的项目经理袁先流，他说，没时间。又说，给我20分钟的时间。我说：“我只需15分钟的时间。”
/刘海贵 著《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在那短暂的对话中，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按照海贵师的教诲，“破冰”，让采访突破时间的牢笼，借时间以重组时间，让他的话语驰骋八极。不宁唯是，这是一个彼此拥有价值和尊严的时间，关键在于如何拿捏提问的方法。我问他：“你是哪里人？”他答：“红安。”红安是将军县，“将军”这两个字是否可以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我问：“你家有将军吗？”
袁先流一下激动起来。他说：“中将胡其才是我母亲胡其华的堂哥，我爷爷是胡其才的姑父，是爷爷带胡其才参加红军的。在黄麻起义前，爷爷就参加了革命，我家是革命者的据点，徐向前、李先念、周纯全等老一辈革命家常在我家开会。因煤油灯太暗，不易记笔记，周纯全从武汉买了一盏马灯。这盏马灯，常映照着徐向前、李先念、陈昌浩等革命家的身影。后来，我爷爷随红军西征时，我奶奶举着这盏马灯为我爷爷送行。解放后，我父亲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时，奶奶和母亲举着这盏马灯又送走了我的父亲。1961年，作为段长的父亲，在修南京长江大桥时，为救工友牺牲了。”
袁先流一路讲来，时而仰天大笑，时而流泪不止。他说：“1973年，讲成份论的时候，我在中学里入团遇到麻烦。这麻烦来自我爷爷，他是叛徒，是逃兵？是牺牲，是活着？弄不清这个问题，我就入不了团。无奈，我给解放军总后勤部周纯全副部长写去一信，询问我爷爷的情况。1934年至1935年间，周是政治局委员，是他带我爷爷参加革命的。我爷爷的情况，他是最可靠的证人。不久，周纯全给我，同时也给红安县委回信，证明我爷爷在红军西征时是先谴营营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由此，红安县委确认我家是红军家庭与烈属。1977年，我到大桥局参加铁路工作时，我母亲又是举起这盏马灯送我上路。我家在大别山山区，距县城几十里路，必须起早，在早晨才能赶到县城，从那里坐车去武汉。
围绕这盏马灯，他哭着笑着讲了一个上午。仍不尽兴，又和我谈了一个下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博导刘海贵先生/
海贵师教诲我们，采访一定有一个双轨、多轨一体间的架构，这条路不通，迅速转向另一条路径，让谈话兴趣一直处于沸腾的状态。他说，如果采访一位创业青年，你问他：你创业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是一种开放式问话，能让他畅所欲言，说出背后的酸甜苦辣。到此还不够，再补上一句：这个挑战解决了没有？这是封闭式跟进，锁定关键信息，不让回答跑偏。也使整个信息链条圆满。
先生教导我们，“反常”就是新闻。在采访中，遇到某件事反常，刨根问底，肯定会获得出乎意料的新闻。此法，让我受益匪浅。1994年5月13日，我带一个通讯员去京九铁路采访，二人订三张卧铺。当我把剩余的一张票号退给列车员时，她连“感谢”二字都忘了，转身就走。我断定这张票会有文章，因为她的表现反常。围绕这个铺位，从北京到郑州，倒卖两次。跟进我对全列车进行暗访，发现整个列车敲诈勒索旅客现象多达几十起。我将这一问题直接报告给铁道部部长。铁道部对此专门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对南昌分局提出严厉批评，整顿数月，开除路籍数十人，从车队到分局领导几十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在青藏铁路的采访中，我也遇到一件“反常”的事，接着刨出像电影一样的故事。那是采访一位女职工引起的，女职工的家在大兴安岭林区，他爱人的家在广东花县，南北相距万里之遥，这对青年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原来女职工的父亲当年是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的侦察连长，大军南下解放花县时，侦察连长找一位当地的放牛娃当向导，进城侦察敌情。花县解放后，连长投入解放海南岛的战斗，接着抗美援朝，归国后转业到大兴安岭做了林场的场长。“文革”中说他在解放花县时当了叛徒，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的，只有当年的放牛娃。好在，他记住着放牛娃的名字。外调人员找到了这位放牛娃，为他的与解放找到真凭实据。这位场长重新工作后，为感恩特地飞赴广东，感谢这位放牛娃。这时的放牛娃已是近50岁的中年人了，他的儿子在铁道兵二师当兵，这样，场长便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放牛娃的儿子。故事，迭宕起伏，离开历史就没有人，人性就是历史性，历史性就是人性。故事皆史，史即故事。恰如古贤所言：“天地始者，今日是也”。
/刘海贵 总主编《外国名篇卷》/
先生教诲我们，采访素材一大把，怎么写成一篇好新闻？标题最重要，标题是纲，好标题一下子可把利用的素材拎出来；标题不好，许多可利用的素材会被舍弃。
对此我体会尤深。1996年9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刚通车的京九铁路。铁道部向总书记的汇报，是韩杼滨部长指定由我执笔撰写的。与总书记同行的，铁道部除部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外，我是唯一的铁路人。从北京至深圳，一路收获满满。但是，当构思这篇15000字的通讯时，标题怎么也想不出来。从深圳到北京想了一路，一直到火车驶入北京站时，一个鲜亮的标题《正是金秋送爽时》突然蹦了出来。
每一个新闻标题都是“使绝劲”的产物，皆因使绝劲，一个个标题的推出，又都是记者的自我挑战与自我超越。青藏铁路由格尔木、安多南北两向铺轨，在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接轨。对这一重大新闻，吕正操将军与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阴法唐都打电话表示祝贺。我便以《青藏铁路飞上唐古拉》作为消息的标题，自己甚为满意。但是，之后又一个新闻标题困惑了我。唐古拉接轨有这么好的标题，青藏铁路铺到拉萨用什么标题呢？论重要，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为想一个好标题，两个月，把自己折磨得寝食难安。最后终于想出《中国铁路实现飞天梦》这一标题。此消息荣获中国新闻奖。
海贵师教我们时，常让我们解构某一新闻名篇，打破重组，重新改写导语，组织结构内容。开门见山式也好，缓延式推出也罢，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让我们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赶上或超越范文名篇。古人说“读史宜映雪，以莹玄鑑。”名篇在前，我辈参合，意气恢宏，为我们营造了通天绝地的精神大厦。开始，我在《人民铁道》报被视为只会写通讯，而不会写消息的记者，在先生的教诲下，我苦读阎吾、郭玲春及中国名记者的消息，通向消息的路径渐渐青春般的敞亮豁朗。后来，我8次荣获中国新闻奖，其中有7篇是消息。
另外，对新闻的鉴别审美的意识提高了，知道了好新闻好在哪里。那时，班里订的《》，刊发了李克林的《今日大寨》，《解放军报》刊发了昆明女工邓阳昆爱上对越反击战受伤战士安忠文的通讯，《新民晚报》刊发了吴复民的《大上海正在崛起》的消息。我说这三篇新闻将获本年度全国好新闻奖。次年评比结果揭晓时，三篇新闻赫然在列。
一字之师为师。而我从先生那里，除学得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仁爱之心，另外学到了扎实的学识，学到了程咬金真正“三板斧”的真功夫。学以致用，立竿见影，落纸为墨，一清二楚。何谓名师，此可是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刘海贵先生/
有一年，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邀我去与他们的博士生与硕士生座谈，会上我见到了海贵师，这是自苏铁师毕业之后第一次见到先生，那时，他已是著名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了，他诚恳地邀请我去复旦，在新闻学院的讲台上站它3个小时，讲一讲做记者的酸甜苦辣。由于那时还在职场，忙于事务，终未成行。
先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人，有不凡的心智与心性，与他相识时，在我们眼里他就是名师。但他认为自己的学历与知识不够，不能光大与天地，不能彰显知识的优美与强毅，1987年，38岁的先生又投入著名教授徐培汀门下，攻读研究生，最终完成的是一个“学以成人”的伟大凄美，展示先生知识结构的曲折幽微与浩瀚澎湃，借知识之舟横渡至彼岸。这种自我砥砺之精神，毋宁，如寅恪先生所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行文至此，我心久久不能平静……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朱海燕 || 我的老师——钟元凯先生
作者 朱海燕
我的老师——钟元凯先生
一
写钟元凯老师，我“文虑”甚久，不知从哪里起笔，更不知如何去写。“文虑”，是指写文章前后的种种思考。苏东坡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我尽意是尽意了，但笔力却显苍白。试想，年近七旬，且是写自己的老师，宽松、宽容、自由的环境与心情，自不必说了，为何思前想后，百虑重重，而不敢落笔呢？归根结底还是对恩师了解不够。作为写作，主要是写有关知道的事实、经历、见闻和体悟的心情与思想，没有这些作基础，巧妇也难作无米之炊。
/原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院长、苏州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钟元凯先生/
元凯师1983年底由北大调苏铁师中文系任教，我是1984年9月入校。因是新校，条件艰苦，教职工没有住房，除校内挤挤巴巴住少量老师外，大部分在校外租房。东一家，西一家，作为读书的学生，谁也不知老师住哪个小巷，哪条里弄。我在“不知魏晋”中度过两年的大学生活。两年里，没与元凯师单独接触过。毕业多年后，他来京，或是开会，或是借看望林庚师的机会，在南礼士路附近的一家歺馆，宴请在京的苏铁师毕业的部分学子，我有幸忝列其中。他没让学生出钱，这是我与恩师第一次吃饭，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因是饭场，人多，故而也没有向他请教学术方面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写元凯师。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体会，对于人生有较深的体会。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人的自觉”。“人的自觉”，是一种独立人格的内涵即独立的意识。这种自觉与意识，经常敲打提醒我：“必须写写你的元凯师啊！”这不仅是一种感情，更是一种社会责任。若不写他，以后，悔愧之感一定会咬我的心的。我决定写他！写，不就是个动词吗？元凯师，不就是个名词吗？由动词到名词，并不是隔着千山万水。当然，好文章应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真情实感只有融入字里行间中，才能成为好文章，才能产生感人的力量。我怕难以做到，但我会尽心，让文章呈现天然的本色。
/钟元凯先生/
当年，元凯师第一次走进我们教室，我突然想起两个词来。第一个是“儒林清风”。清风来自《诗经.大雅.烝民》，是指清微之风化养万物者也，它可调和人之性情，如清风滋养万物，表示人的品质高尚，刚正不阿，具有儒雅脱俗的精神意象。我想，如果他不是穿着中山装进入课堂，而是穿一身丝绸长衫，风度翩翩立在讲台上，他的形象与气度，多么像民国学术大师胡适啊！可以说这种像，不仅是形体像，而且像到了里。他立在讲坛，像一股清风，吹过儒林。
第二个词是“人淡如菊”，是说他的品行、性格，像菊花一样，总是保持着淡泊名利、平和恬然的精神风貌与孤傲的风骨。同时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人生哲理，不与人争，不事张扬、不慕虚荣，静静地享受着秋日的每一份馈赠，不与春花争艳，不与夏花斗香，默默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幽香，他活出了自己独特的风采，不谄媚，不屈从，保持内心的坚韧与独立。
元凯师的人生道路，验证了我的这一感觉。后来，他做了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与苏州城建学院合并为苏州科技大学后，他做了这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在几十年的风雨磨练中，他始终抱着一种宽厚、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他身上有着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道德传统与文人的风骨，把正直与骨气看得比生命还重；同时，为践行人民敬重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使命，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以最清明的思想启迪学生，把最健康的精神送给后人。几十年来，无论为师为官，师生们对他没有任何不良反映。文人的道德与风范，扛起坚实的人生。时间与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教养、有尊严、有学问、有良知的教师与学者。在权力、知识、事业纵横多元的坐标系上，他实现了人生的目标与全方位的优势。赢得师生们的钦佩和颂扬。我以为，他代表了改革开放进步与变革时代，一个独特的人文现象。
元凯师教我们古代文学，主讲魏晋南北朝部分。魏晋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时期。诗、赋、小说等，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气象，并奠定了此后的发展方向。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魏晋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综观这近400年的文学，主要是以五七言古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言古诗在魏晋时期进入高潮，七言古诗和五七言近体诗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这一时期文学的巨变，表现在文学的自觉和创作的个性化，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在另一时期又呈现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奠定了以后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他在讲课之前，关于魏晋人文，向我们作了一个概括性的导读。他说：“魏晋人生活与人格上的Y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他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起一个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艺术境界造诣之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有他们的一往情深。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有至深的感受，就是对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的。所以魏晋人这种宇宙的深情，在艺术文学上获得了不可企及的成就。
他说：“魏晋文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他们的精神是最哲学的，是最解放的，是最自由的，把自己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博大与深沉。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同魏谯郡（今安徽宿县西南）人。稽康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以至博学多才，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精通并成就非凡。曾官拜中散大夫，世又称嵇中散。嵇康作为魏晋名士，是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
就“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八个字，他整整讲了两堂课。他站在讲台上，不看书，不拿讲稿，偶尔在黑板上写出关键的要点。他身体挺拔，气宇轩昂，眼镜闪闪发亮。心意清澈如云，品性豪迈嘹亮，有一种看杏花如雪，梦江南天阔的文人气质。他表达“手挥五弦”时，总把右手扬起，激越浪漫，凛然浩瀚。此刻，我感觉站在讲台上的他，就是魏晋时代的嵇康，隔着近2000年的时光与我们对话。他把我引向了那个朝代，引向了临涣集的浍水河边。
“目送归鸿”的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寄托和象征主义。鸿雁作为候鸟，每年春秋两季都会进行迁徙，其南归的景象往往被视为季节的更替，时光的流转。在嵇康的笔下，归鸿不仅代表了自然的韵律和生命的循环，更寄托了诗人对远方战场的牵挂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通过“目送归鸿”，表达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而“手挥五弦”则展现了深厚的音乐素养和文人情怀。五弦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乐器，嵇康作为魏晋时期的音乐大家，对五弦琴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到理解。手挥五弦，不仅是在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更是以音乐抒发内心的感情和对生活的感悟。这种将音乐与情感相融合的表达方式，体现了诗人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情怀。
犹记课间，元凯师向我提问：从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八个字，怎样理解诗的意境？
我避开了意境这个词，回答：“在战争与和平的宏观背景下，理解这八个字更有意义。诗的题目是《赠秀才入军》，而秀才入军与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浪漫情调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出嵇康是积极的反战者，是和平的追求者。他对和平的追求，不仅仅是文人超然物外、心游物外的个人心境，而是普天下人民共同的愿望。
我不知这一回答元凯师是否满意？但课堂上一问一答的场景，却金石般凿进我的记忆。
二、
元凯师浙江上虞人，生于1945年，在上海长大。1962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受教于刘大杰、章培恒等名师。1967年毕业，分到湖北黄石大冶龙角山矿做井下工，1969年调入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子弟中学任教。因为该校有位叫钟显华的物理老师，比他年长，被称为大钟老师，故而元凯师被称为小钟老师。冶中是企业下属学校，但这里名师云集。全校六七十名专职教师，大多是本科毕业，不乏北大、人大、复旦、武大、华中科大、中山大学、北师大、华师大等名校毕业的。有人说，冶中之所以名师云集，主要是文革因素。那时许多地方把知识不当知识，把老师以臭老九视之。而冶中则把这些人，当人上人，许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便从各地奔来，到大治新下陆的冶金公司的子弟中学任教。他们的学识、学风、授课水平，超越了那个时代。这么强大的阵容，犹如璀璨的星群，放在今天就是最好的省重点中学都无法相比。在这所中学任教的，有著名作家碧野的女儿黄蓉与爱人李航，有北大毕业的石定果老师，她的母亲钱钟霞，则是大学者钱钟书的胞妹，杨绛先生是她的大舅妈，父亲石声淮是华中师范大学名宿。
元凯师不愧是复旦的高材生，通今博古，满腹经纶，许多事例、典故，信手拈来。他授课时细而不杂、多而不揉，条理清晰。他对学生说：“一个人一辈子受两种影响：一是家庭影响，二是社会影响。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学习，这是主要阵地与站位，由此出发，选择前进的路径，直逼确定的目标。同时社会与家庭也是受教育的主要课堂，只要明确了学习方向，广阔天地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他讲鲁迅的《自嘲》诗。他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全诗的精髓，集中体现了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在敌人面前毫不妥协，对人民，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德。他讲课总是那么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前排左二为钟元凯先生与冶中76届9班师生合影/
他在冶中做过76届9班的班主任，除教授语文以外，还带学生军训越野拉练。从学校出发走到老下陆南边的牛角山，从罗桥公社的徐家铺经龙蟠陆村返回，拉练强度很大，班上有不少同学掉队。元凯师以此给同学出了一道作文题：《军训的感想》。这篇作文，同学们不仅写的快，而且写的好，内容十分丰富，大家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每一个文字都是从感情里跳出来，发出自己的呼吸。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有着超强的教学水平。读书与行路相结合，以行路牵引知识，以知识记录感受，让知识插上腾飞的翅膀。
记忆总是停留在青春的山岗。冶中76届9班的学生们，没有忘记他们当年的恩师——钟元凯。几十年后，这些当年青葱的学生已迈入老年之境，他们搞了一次毕业后的首次聚会。选唱的歌曲则是《鸿雁》，当唱到“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时，他们忽然想起自己的班主任——钟元凯，禁不住泪如雨下。40多年过去了，钟元凯老师您在哪里？学生想您！同学们在网络上搜索，通过各种人脉关系，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退休在上海安度晚年的钟老师。元凯师满怀深情地给他当年的9班学生写下《寄赠》：“青春相遇时，生命的火焰如春花之璀璨。同学一段情，看千山踏万波归来总少年。”
元凯师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著名教授林庚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有这样一个讹传，说是考试三人面试选其一，那两位面试者也十分优秀，一位是开国将领之后，另一位本科就读在北大。但最终大学者林庚先生选了钟元凯。
事实并非这样。实际情况是北大中国古典文学方向，从全国考生中遴选了12名进京参加复试、笔试加面试，最后录取5名，分别交由四位导师指导。钟元凯分到林庚门下。
1981年，他研究生毕业留北大任教，同时兼林庚先生的学术助手。因其爱人无法解决北京户口，1983年底调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任教。一路升任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2001年该校与苏州城建学院合并为苏州科技大学，钟元凯任大学党委书记。他在任大学领导的那些年，始终没忘记大冶下陆的冶中，下陆的学子与当地职工也没忘记当年冶中的小钟老师。有许多下陆的孩子高考投奔到他所在的学校。每当春节后开学，他和夫人刘医生总要摆上一桌宴席，请下陆来的孩子们。元凯师虽然离开下陆近半个世纪，但他对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对那里的人民，对那块土地，一直怀着深深爱，厚厚的情。
三、
元凯师在北大，有名师林庚先生亲炙，是何其幸运。林庚先生字静希，福建闽侯人，1933年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后在厦门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任北大中文系教授，1956年任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1933年他的第一部自由体诗集《夜》出版时，俞平伯在序言中称他为“异军突起”。
林庚不是一般的诗人，在新诗当中，他作品的分量，或者说比任何人都重要。在唐诗研究方面，他提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有人认为：“林庚的诗性有他天才的一面，也有先生向来崇敬“寒士”、“布衣”，只与诗往来而不入任何流派，坚持独立思考和诗的观察的性情所在。在学术研究方面，林庚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独树一帜，其中楚辞与唐诗的研究，双峰并峙，高耸云天。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高校教材流传至今。
/青年时期的 林庚先生/
林先生在北大被人列为“四剑客”之一，另外三人是季羡林、吴组缃与李长之。季羡林先生曾称赞林庚说：“先生作为文学青年时状态：放言高论，古今上下，无话不谈。”季先生又以林庚的创作为例说：一日，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风吹帐动，立即写了两句诗：“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
元凯师说：林先生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诗歌格律的探索实践和文学研究，始终贯穿一生。在古律方面，无出其右者。先生治学是以诗学、诗性为大纲，使他笔下文学史的《楚辞》研究，有与众不同、令人拍案叫绝之处。
林先生教诲元凯师，入大学仅仅是拉开了学习的帷幕，做学问，靠的是终身的读书写作。比如《离骚》，课堂上所得的只是开始，你要走向诞生《离骚》的那个时代与那片大地，走进古典诗歌的音韵深处，真正进入屈原当时的环境，屈原的内心世界，理解屈原，才能走向屈原，解读屈原。林先生教导他，要读书，要读出不同，读出妙处，读到举一反三。古人诗中的形象，绝不是一般的形象，深入进去之后，方知它是深不可测的大海。
/林庚（1910年2月22日-2006年10月4日），字静希，原籍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生于北京。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
名师出高徒。在林庚先生的亲授与指导下，他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上渐入佳境。他写了一篇《论李贺诗歌的颜色美》，由吴小如先生推荐给中华书局主办的《学林漫步》丛书。
《学林漫步》的主编、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傅璇琮，上世纪50年代初，是林庚先生的研究生，他为元凯师的这篇文章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当时，我筹办《学林漫步》，1980年、1981年，两年内共出四集，且封面分别请钱钟书、启功、顾迋龙、叶圣陶诸位前辈签署书名。林先生于1981年11月18日给我一信，信中特为提及一事：“前者小如先生曾推荐钟元凯同志李贺诗歌的颜色美一文于足下，已近一年，不知下落如何？该文于艺术分析上颇有见地。元凯同志研究生已经毕业，现为北大中文系任教，治学甚勤者。该文如可用，望早日为之刊载，是所至盼！”
元凯师的文章傅已安排，且出了校样。于是傅接到林先生的信后，马上写信告知。林先生于接信后同一天（11月22日），复信给傅：“21日手书慰悉为谢！该文校样请挂号即寄舍间，由我转去更为甚妥，元凯同志宿舍即在我南墙数武，楼中却无收发，平时信件都通过系里，不如我处直截了当也。”由此可见，林先生不仅对元凯的文章早日刊发甚为关切，且特为告知，校样亲寄他家中，由他转交，可见师辈对弟子关怀之细心。元凯师的这篇文章，即刊于《学林漫步》第五集。
在林先生的亲授指导下，元凯师练就了一双慧眼，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任林先生的助手。林先生最后一次为本科生授“楚辞研究”课，他帮先生批改作业，批改中发现一位学生作业颇有新意。文章内容是论《离骚》中的龙马意象的。他把此文推荐给林先生，先生看后肯定了这篇文章。这位学生即商伟，后来留校任教。再后出国深造，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系。
/商伟，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于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8年，他前往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现为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和东亚系主任。/
1983年11月，元凯师由北大调往苏州。行前与先生合议，以商伟继助手一职。商伟说：有一天“钟元凯忽然来敲门，问我是否愿意在任教之外，接替先生的助手工作。当时，系里或许也有类似的考虑，不过，先生希望先见一面。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元凯的引导下，我第一次走进了燕南园62号。那天，室内的灯光略显暗淡，可是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兴致很高，问了我的年龄后，大笑说，我们之间隔着半个世纪。就这样开始我与先生相处了3年多的时光。
四、
1986年元凯师任苏铁师院长助理。恰在此时，林庚先生要招一名博士研究生，先生与北大最看重元凯师。林先生说，对他网开一面。如此这般，此时此地，长风送月，相思人老，师为生忧，为己忧，家国天下，文脉学术一体皆忧。若元凯师一瓣足迹，重回北大，林下清风，归去来兮，师生围坐，朝夕聚读，相与切磋，天空星光灿烂，人间灯火阑珊。起居不离校园，校园就是家园，唯教书读书一事，念兹在茲，可解林庚先生心忧。
而苏铁师众多师生得此消息，辟雍对谈，少了一份欣悦。若元凯师走，谁与学生行吟泽畔？窗含草青，谁轩昂举目，耳提面命，一卷在手，说往圣今哲，为古人叹，叹今人忧？这风声雨声都是心声啊！
前者是东风拂杨柳，后者是瑞雪育众生。如此楚河汉界，丁一卯二。元凯师因此焦思，为此运思，由此致思，而终亦为学子思。他留在了苏铁师院，决心构造燦然大观的苏铁师学思。
1988年，元凯师任副院长，1995年主持行政，继而升任院长。但他对林庚先生的感情凝炼为时间的一以贯之。昨夜星辰似海，今朝白露如霜，星露连绵，日月迢遥。师生间声气通达，心心相印；文明的星河里灯灯相映。扪心感恩，深报厚意，遂为元凯师苦心焦虑之首。
每逢铁道部开领导干部之际，元凯师或早来一日，或晚回一日，必到北大看望恩师。他一直关注着恩师的事业，于事业中的无限江山。于是，二人相谈甚欢，師生皆乐，相忘于形。对于学生元凯，一腔忧思铺展为烂漫的文思，劳心劳力，再接再厉，更加用功。
元凯师说：“我有幸在先生晚年时期，多次在先生燕南园的寓所，直接聆听他的有关谈话。记得1997年1月5日，先生在谈话过程中郑重拿出一些夹在红色型胶本子中的纸片，上面写的是些随想的诗的断片。之后，在同年的11月4日，1999年元月5日，2000年的元月6日，数次谈话中，先生都谈及《空间的驰想》。其中尤以1997年元月和2000年元月这两次更是集中地谈到了全诗的总体构思和诗中的若干重要思想。我回到苏州后，赶紧把先生所谈的内容追记下来。这几次谈话都是从下午到傍晚，在黄昏暮霭中，先生神游万仞，思接千载的神情风姿，当时就使我深深感动。”
谈话的要点，都是关乎林先生晚年、抑或说是他一生，乃至中国诗坛最重要的一部诗集《空间的驰想》。从时间来看，1997年1月5日，元凯师拜访先生那天，他向学生传递了这一信息。是关于《空间的驰想》的，但那天林庚把这本诗堡叫成了《空间的随想》。林先生对元凯师说：我晚年对空间的思考是从这首诗开始的：“大海是蓝天下无尘的镜子，小河是清风里明月的忧愁。”空间是真实的存在。“宇宙爆炸”说也好，“宇宙膨胀”说也好，都说明先有一个空间，空间是无限和永恒的。空间无所不在，原子核与电子之间也有空间，物不能离开空间，空间却不因物而存在。时间只是空间的对象化，是认识空间的方式。时间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断流失，“现在”最短暂，转瞬就成为过去。物质是空间的点。供人享受的物质只是渣滓和灰烬。不要把渣滓当做人生的目的。人的青春是最短暂的，过了青春就走下坡路了。青春是面向无限的，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所以，人最宝贵的就是青春。通向大海的海水才具有活力，流不到大海就成不了局面。空间的艺术如阳光的明丽，时间的艺术如月光的梦意。
/林庚先生 著《空间的驰想》/
林先生对元凯师的这次谈话，应该是《空间的驰想》最初萌动的诗性，抑或说是诗最初的多元的意境，是写这首诗的“总纲”。至于以后的几次谈话，都是这一问题深化和延续。
1990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林庚先生的《空间的驰想》，一时震动了学界与诗坛。人们没有想到一位80岁的老诗人，其作品蕴涵了如此丰富的诗学意义，他为21世纪初的诗坛提供了谈不完的话题，新诗的现代诗性是新诗史上人们喋喋不休的话题，与此相关，传统与西方，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也必须面对。
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瓦雷里说：“纯诗是一种探索，探索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效果，一言以蔽之，这是指对语言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的探索。”林先生这首诗当然是“纯诗”，更是新诗。但诗界、学界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诗。它的意境是多向的、深邃的，诗的整体处在相互纠葛的张力状态中，达到整体性语境的自足实现。林先生的这首诗，与“个体主体性”、与简单的“表现自我”，深为不同。在诗歌表现上，他以生命方式不断深化展开自己，展开自然，展开宇宙，将自己的认知意义折射出人类的大记忆，宇宙的大瞩望。这是中国诗人，首次破天荒地勇敢的展示！它从肉体的我，经验的我，感情的我，理性的我，分裂的我综合而来，催动生命诗性的开放！它是诗人生命熔炉晚年辉光的一次显形，从传统既有的诗歌王国里一次冲破重围的较量！它是一团沉思驰想的火球，从屈原的芰荷上滚向我们，又一次向宇宙发出“天问”！
当学界众口一词，高评林先生的《空间的驰想》，探讨了空间、时间和宇宙的奥秘，表达了诗人对宇宙创世纪，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流逝的深刻思考时，林庚的另一个弟子、著名学者袁行霈却发出惊人的断喝：“我们对先生这首诗的理解还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目前，还没有一篇文章，对先生的这首诗作出深刻的解读。”
/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 林庚先生。/
是的。真正的先锋诗歌，从特定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林庚的弟子，抑或说那些杰出的诗评家们，应该尽可能地广泛地对林先生这首人生中最高端的诗歌，进行综合而前沿性的研究，去揭示伟大锐利的诗歌审美的精神历史，发出更加壮丽的审美的先声。
这时，元凯师挺身而出。他在微信对我说：“我对先生晚年的《空间的驰想》所作释读一篇。先生的这首诗汇科学与人文于一炉，堪称现代诗史的奇作，迄无解人，我不揣冒昧，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写下此文，以表纪念，在香港和大陆都有发表，文长难读，你未必有兴趣，聊见我的心迹吧。”
/林庚 著《林庚文选》/
好在林先生构思与写作此诗时，与元凯师曾多次长谈，为元凯师解索《空间的驰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元凯师语我，解读林庚先生的《空间的驰想》，无疑是一场“灵魂的探险”：一是因为诗人在这本诗集中叩问宇宙、时空、生命和美的奥秘，这些都可说是人类的永恒之谜，千百年来无数哲人、诗人和科学界的学人，为之穷智殚虑，汇集成智慧的渊薮，也伴随有许多的困惑和迷惘；二是诗人借用了科学思维，特别是代表了20世纪科学最新成果的相对论、宇宙学，对读者的知识面提出了挑战；三是全诗与诗人以往的诗作不同，呈现出抽象的概念语言与形象语言的交织，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似乎还比较陌生。
元凯师的《世纪的沉思》的释读，长达2万多字，对恩师《空间的驰想》这部诗集的实存情境做了最有力深刻的分析与解读，高蹈着“炼狱”的火焰，使读者的精神再一次历经更高意义上的净化和强化，将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推到强劲的张力地带。这篇释读，既是对林先生诗性的唤回，也是对未来盘诘的回答。
在林先生诞辰百年的学术研讨会上，这篇释读如春雷炸响，将元凯师本质的学术力量发挥得非常杰出。一位北大学者说：“元凯虽不在北大，心却在林先生学术与精神的空间里，他是林先生学术的真正沉思者。”
结束本文时，我想起元凯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说的话：人生如书，重要的不是长度，而是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坚持与毅力比才华更重要。
元凯师虽然没读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几十年来，他一直凭着坚持与毅力，扎扎实实地做着林先生的“校外博士研究生”，研究着林先生精神与感情象征的领域。
写于2025年春节，正月初三完稿于北京。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好老师的故事要让全社会看见
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文件中反复提及的目标。
今天，评判一个职业是否令人向往，“我们是否愿意从事”“收入如何”是两个感性而又有说服力的指标。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单位曾面向北京市中小学生发起“我的偶像”情况调查，教师名列前十，算是一个不错的名次。国家统计局于2024年公布的2023年各行业平均工资显示，教育行业位居中上水平——各类数据都在说明，教师职业受认可、被尊重的程度越来越高。
不过实事求是而言，教师离“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尚有一定距离。现实中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教师吐槽工作压力过大、不被家长理解，甚至被不实举报，让他们感觉如坐针毡。尤其是社交媒体上有关师德师风的事件被“点燃”后，快速传播、备受关注，往往令教师群体集体蒙羞。一些深感无辜的教师自怨自艾，有抱怨入错行的，也有气愤“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
我常常感到苦恼：教师群体中那么多的好人好事大家看不见，为什么总是盯着几个“害群之马”不放？
工作原因我采访过不少优秀教师，深为他们的故事感动。有的教师品德高尚，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乡村，把青春年华献给了孩子；有的教师技艺精湛，苦心研究提高学生成绩的教学方法，让一个个看似平凡的孩子脱颖而出；有的教师爱生如子，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对待，不求回报……每当写下这样的故事，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如果全社会都了解他们的故事，知道他们身边有那么多优秀的教师，不论他是什么职业，是否会对教师产生更多好感，那样我们离“全社会尊师重教”还会远吗？这是一个媒体工作者的朴素想法。
现实情况是，相比有些老生常谈的好人好事，人们往往对教师惩戒过度、言语过激、收受礼品等更感兴趣——这是舆论传播的特性，不独教育圈如此。但我们能否借助舆论传播的规律，塑造更多新时代好老师的形象，让他们的故事走入千家万户？
也就是说，好老师的故事要“出圈”，而不仅仅在教育圈传播。我们要让全社会看见教师在阳光下教书育人的美丽模样，听见在他们苦口婆心引导下每一粒种子破土而出的声音。那样，社会大众才会真正了解教师的美、教师的难和教师的善；那样，社会大众才能真正了解不负责任的教师只是很小一部分，大多数教师都深深爱着我们的孩子。
让正能量故事跨界传播，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难题。人们天然对刺激眼球或者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信息更感兴趣，互联网上尤其如此。今天，如何让全社会看见好老师的故事、理解好老师的故事，是值得我们迫切而深入研究的课题。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故事就讲得深入人心。她的故事中有许多打动大众的“情绪点”，即使不是教育圈的人，也会在交谈中聊起她孤身一人来到大山里办学的故事，讲起她颤颤巍巍拎着手电去巡楼的细节……张桂梅的故事讲得成功，还在于我们运用了立体化的传播方式——除了新媒体手段，还有根据她的事迹改编的电影《我本是高山》、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在耐人寻味的故事中，人们与影视剧中的张桂梅产生共情，也自然会于无形中对教师这一职业产生认同。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张桂梅”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传播，她不需要多么“高大上”，只要能打动人，就能俘获人心。
我还想起湖北省发起的“荆楚好老师群星计划”，学生去大街小巷采访不同职业的人，让他们讲述自己老师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访谈中，许多难忘的故事喷薄而出——56岁的村妇委会主任还记得当年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念她的作文，让她第一次体会到了自信；49岁的裁缝大叔还记得当年老师从家里带来煤油灯，为他照亮晚读的书桌；35岁的出租车师傅还记得当年背他过河的老师……
哪个人的人生中没有一两个令自己印象深刻的老师？无论你是农民、外卖员、工程师还是裁缝，当我们时不时想起老师对自己的好，是否也会对今天的教师多一些尊重与爱护？要让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全社会”是什么，不就是由千千万万个不同职业的人构成的一个大集体吗？
时代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与其叹息人心不古，不如积极拥抱变化，创新好老师故事的传播方式，形成出圈传播、现象级传播的新路径，让好老师的故事被全社会看见——因为他们值得。
（作者系本报记者）
《中国教师报》2025年01月22日第3版
作者：黄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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