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痛悼二月河
孙荪
一大早有朋友告诉我，二月河走了。我的心咯噔疼了起来，又一个好朋友见不到了！这个呕心沥血的文学长途跋涉者，在海内外华文读者中影响极为广泛的历史小说大家，我国当代文坛一个重量级作家，告别了心爱他的读者和文坛！许多往事浮上心头。前些年二月河出随笔集《佛像前的沉吟》，命我作序，那里记下了我对作家二月河的文学和为人的内心感觉，现在先生走了，我愿重温以为怀念。
二月河近年写了不少随笔，在我，是意料中的事。
这缘于我对二月河的了解。
二月河在文坛成名之后，有人称他为“怪杰”。这称谓肯定二月河是“杰”，但强调的是“怪”。想想，作家二月河确实有不少“非常规”乃至“超常规”的情形。
有一个日子我记得十分清楚：1986年5月25日，我第一次与二月河见面。此前，黄河文艺出版社送来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邀我参加讨论会。我看到书的署名二月河，觉得名字很怪，赶忙打听是哪里的作者，说是南阳一个年轻作者，前几年转业的部队副连职干部，此前名不见经传，没有发表过文学性的东西，一下子拿出长篇，此为其处女作。但是，读了书后，我不无惊奇：于历史饱学而感慨颇深，细节纷至沓来文采飞扬，小说通俗而思想不俗，极想见到此人。会上见了，知其真名凌解放，觉其面善，厚重沉稳，心中有数，寡言低调而不掩其气势，不类常见文人。讨论会人数不多，层次很高。国内几位著名的清史专家对《康熙大帝》第一卷所表现出的史识给予肯定性评价，文学界则对作者初试身手写人叙事的文学才能刮目相看。也就是在此次会后，通过媒体，读者知道了二月河是谁人。
同样，我更清楚地记得一串数字：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二月河开始创作《康熙大帝》，1985年出版第一卷，而后马不停蹄连篇累牍，直到2000年《乾隆皇帝》第6卷，连续15年出版《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大部13卷500多万言。通过小说问世和改编成电视剧播放，二月河的名字逐渐为海内外读者所知，由声名鹊起到声誉日隆，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期达到高潮，其影响至今不衰。
由这些简单的数字，可见二月河的不同常人之处：埋头苦干精神和超常的写作状态，文坛极少见的不给大家任何通报就杀将出来的一员大将，人们会误以为二月河好像没有充分准备就成了戏台上的大角儿。说“无中生有”，玄了；说“横空出世”，大了；说“一举成名”，俗了……但说一直以来总有一点“二月河之谜”缠绕着文坛和读者，是真实不虚的。
二月河有一名言：“要弄就弄大的，决不小打小闹。”比起大部头的历史小说来，随笔形制短小，似乎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了。但短小没有限制住二月河的思路和话题，他照样在随笔中放进大话题，谈大想法。
二月河在朋友圈子里有一绰号“皇帝作家”，起因于他写了清代三个皇帝。其实，研究中国的皇帝确实是二月河大脑中最亮的兴奋点。他喜好谈论皇帝。这部随笔集中除了继续谈论清代帝王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外，秦始皇、刘邦、项羽、陈胜、王莽、刘秀、李世民、武则天、宋徽宗等，都成为随笔的话题，而且往往不是重述历史，显摆学问，而是搜遗解疑，说长道短，发表感受，甚至独持一说。这当然源于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和阅读思考的深广度，由此也可理解写出清帝系列小说不是仅仅掌握清代历史就够了的，亦可见其小中见大的文体掌控能力。
二月河自己说他“对古文化有天然挚爱”，“与古文物典籍有与生俱来的缘分”。二月河对当今并不隔膜，关注现实，每有的论；但他的兴趣更多的在传统文化，喜欢由今论古，古今打通，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大文化观。
二月河随笔中有许多关于儒、释、道的解读，尤其对佛教在印度的式微，禅宗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多有参悟。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名著的研究和体会成为他学问的看家本领，征引和谈论《史记》、《汉书》乃至《二十四史》，评论《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人物、故事、细节及作者、艺术，时见会心独到之论。对中华民族民俗、中原节气的叙述描写，都因其文化功力使得古今对话生气盎然，读来令人神旺。
他不是出色的行者，但是一个执著的思者。在山川美景寺院古迹前流连驻足，如同在案头读书，他的思想野马般驰骋在遥远的时空中，各种感觉被激活，各种联想层出不穷，常常有某些吉光片羽的发现和发明。此类随笔可读作行者沉思录，或者一个思想者的游记。
读二月河的随笔常常让我想起京戏《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二月河，有一点不修边幅随心所欲，似乎是经历过大的阵仗，看惯了春风秋月，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因而，文章不着意于谋篇布局，更不雕琢文字，一任所见所闻所思，如水银泻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说他者直说感觉，说自己直抵内心。这形成了二月河随笔的基本风格：散淡。读这等文字，不必特别用心，但难免动心，容易引作者为知心朋友。
这与阅读二月河的小说适成对比。敷演康、雍、乾三代一百多年历史的“落霞系列小说”，基本内容是王位之争，国土之战，功名利禄之计较，得失进退之谋划，虽也有玉宇呈祥、光风霁月的时光，但感觉上在封建专制集权下一直是惊风密语、兵连祸结、刀光剑影、如麻。写作历史小说时的二月河，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攻城略地，志在必胜，殚精竭虑，急于事功。此为二月河性格中的又一面：壮怀激烈。
二月河就是这样，把散淡与壮怀激烈集于一身。正因为有后者，他才能进入历史，敢于把封建帝王当人写，当正面人物写，甚至当英雄写，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因为有前者，他才能够俯瞰历史，说破英雄，写出具有强烈悲剧感的“落霞”挽歌。
以我的感觉，作为作家和学人的二月河的基本人格特质，应当是散淡。这不光在成功后的晚年，即使在盛年，已成定型。在他40岁时出版的《康熙大帝》第一卷中，二月河虚构了一个重要人物，即少年天子康熙的老师伍次友，在康熙亲政后坚决归隐江湖，“伴清风，对明月，挥狼毫，长浩吟诵”，此可以代表他的人生理想，也可以解读他的随笔的意蕴和风格。
我相信，二月河以小说让许多读者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文学，他的随笔也将帮助更多读者走近二月河。
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痛悼二月河
孙荪
一大早有朋友告诉我，二月河走了。我的心咯噔疼了起来，又一个好朋友见不到了！这个呕心沥血的文学长途跋涉者，在海内外华文读者中影响极为广泛的历史小说大家，我国当代文坛一个重量级作家，告别了心爱他的读者和文坛！许多往事浮上心头。前些年二月河出随笔集《佛像前的沉吟》，命我作序，那里记下了我对作家二月河的文学和为人的内心感觉，现在先生走了，我愿重温以为怀念。
二月河近年写了不少随笔，在我，是意料中的事。
这缘于我对二月河的了解。
二月河在文坛成名之后，有人称他为“怪杰”。这称谓肯定二月河是“杰”，但强调的是“怪”。想想，作家二月河确实有不少“非常规”乃至“超常规”的情形。
有一个日子我记得十分清楚：1986年5月25日，我第一次与二月河见面。此前，黄河文艺出版社送来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邀我参加讨论会。我看到书的署名二月河，觉得名字很怪，赶忙打听是哪里的作者，说是南阳一个年轻作者，前几年转业的部队副连职干部，此前名不见经传，没有发表过文学性的东西，一下子拿出长篇，此为其处女作。但是，读了书后，我不无惊奇：于历史饱学而感慨颇深，细节纷至沓来文采飞扬，小说通俗而思想不俗，极想见到此人。会上见了，知其真名凌解放，觉其面善，厚重沉稳，心中有数，寡言低调而不掩其气势，不类常见文人。讨论会人数不多，层次很高。国内几位著名的清史专家对《康熙大帝》第一卷所表现出的史识给予肯定性评价，文学界则对作者初试身手写人叙事的文学才能刮目相看。也就是在此次会后，通过媒体，读者知道了二月河是谁人。
同样，我更清楚地记得一串数字：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二月河开始创作《康熙大帝》，1985年出版第一卷，而后马不停蹄连篇累牍，直到2000年《乾隆皇帝》第6卷，连续15年出版《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大部13卷500多万言。通过小说问世和改编成电视剧播放，二月河的名字逐渐为海内外读者所知，由声名鹊起到声誉日隆，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期达到高潮，其影响至今不衰。
由这些简单的数字，可见二月河的不同常人之处：埋头苦干精神和超常的写作状态，文坛极少见的不给大家任何通报就杀将出来的一员大将，人们会误以为二月河好像没有充分准备就成了戏台上的大角儿。说“无中生有”，玄了；说“横空出世”，大了；说“一举成名”，俗了……但说一直以来总有一点“二月河之谜”缠绕着文坛和读者，是真实不虚的。
二月河有一名言：“要弄就弄大的，决不小打小闹。”比起大部头的历史小说来，随笔形制短小，似乎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了。但短小没有限制住二月河的思路和话题，他照样在随笔中放进大话题，谈大想法。
二月河在朋友圈子里有一绰号“皇帝作家”，起因于他写了清代三个皇帝。其实，研究中国的皇帝确实是二月河大脑中最亮的兴奋点。他喜好谈论皇帝。这部随笔集中除了继续谈论清代帝王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外，秦始皇、刘邦、项羽、陈胜、王莽、刘秀、李世民、武则天、宋徽宗等，都成为随笔的话题，而且往往不是重述历史，显摆学问，而是搜遗解疑，说长道短，发表感受，甚至独持一说。这当然源于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和阅读思考的深广度，由此也可理解写出清帝系列小说不是仅仅掌握清代历史就够了的，亦可见其小中见大的文体掌控能力。
二月河自己说他“对古文化有天然挚爱”，“与古文物典籍有与生俱来的缘分”。二月河对当今并不隔膜，关注现实，每有的论；但他的兴趣更多的在传统文化，喜欢由今论古，古今打通，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大文化观。
二月河随笔中有许多关于儒、释、道的解读，尤其对佛教在印度的式微，禅宗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多有参悟。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名著的研究和体会成为他学问的看家本领，征引和谈论《史记》、《汉书》乃至《二十四史》，评论《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人物、故事、细节及作者、艺术，时见会心独到之论。对中华民族民俗、中原节气的叙述描写，都因其文化功力使得古今对话生气盎然，读来令人神旺。
他不是出色的行者，但是一个执著的思者。在山川美景寺院古迹前流连驻足，如同在案头读书，他的思想野马般驰骋在遥远的时空中，各种感觉被激活，各种联想层出不穷，常常有某些吉光片羽的发现和发明。此类随笔可读作行者沉思录，或者一个思想者的游记。
读二月河的随笔常常让我想起京戏《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二月河，有一点不修边幅随心所欲，似乎是经历过大的阵仗，看惯了春风秋月，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因而，文章不着意于谋篇布局，更不雕琢文字，一任所见所闻所思，如水银泻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说他者直说感觉，说自己直抵内心。这形成了二月河随笔的基本风格：散淡。读这等文字，不必特别用心，但难免动心，容易引作者为知心朋友。
这与阅读二月河的小说适成对比。敷演康、雍、乾三代一百多年历史的“落霞系列小说”，基本内容是王位之争，国土之战，功名利禄之计较，得失进退之谋划，虽也有玉宇呈祥、光风霁月的时光，但感觉上在封建专制集权下一直是惊风密语、兵连祸结、刀光剑影、如麻。写作历史小说时的二月河，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攻城略地，志在必胜，殚精竭虑，急于事功。此为二月河性格中的又一面：壮怀激烈。
二月河就是这样，把散淡与壮怀激烈集于一身。正因为有后者，他才能进入历史，敢于把封建帝王当人写，当正面人物写，甚至当英雄写，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因为有前者，他才能够俯瞰历史，说破英雄，写出具有强烈悲剧感的“落霞”挽歌。
以我的感觉，作为作家和学人的二月河的基本人格特质，应当是散淡。这不光在成功后的晚年，即使在盛年，已成定型。在他40岁时出版的《康熙大帝》第一卷中，二月河虚构了一个重要人物，即少年天子康熙的老师伍次友，在康熙亲政后坚决归隐江湖，“伴清风，对明月，挥狼毫，长浩吟诵”，此可以代表他的人生理想，也可以解读他的随笔的意蕴和风格。
我相信，二月河以小说让许多读者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文学，他的随笔也将帮助更多读者走近二月河。
少年毛泽东傲视同侪的《咏蛙》，来历还存疑？视梁启超为自己偶像
小的时候，母亲总会给我讲关于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那些砥砺前行、永不言败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着我。
毛泽东
当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冲来到湘乡，以期继续自己的求学之路。
但当他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却已过了报名时间。最终，毛泽东以一篇令人惊艳的作文《言志》，被东山学堂堂长李元甫破格录取。
在读书期间，穿着寒酸的毛泽东不太受同门师兄弟的待见，大家都有些排挤他这个“外乡人”。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些破旧的衫裤……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
可想而知，毛泽东在这些势利眼的同学之中受到了多少嘲讽和欺压。然而，这些打击并没有磨灭毛泽东的意志，他一心求学，对于外界的干扰不予理睬。
但是，隐忍并不代表懦弱，某一天，在“东山学校”的石桥边，几个同学一起吟诗，轮到毛泽东时，他出口成章：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咏蛙
听完，几个同学都被毛泽东的才情震惊了。之后，这首诗传到校长和老师的耳朵里，他们则兴奋地惊呼：“我们学校录取了一名旷世之才！”
据考证，这首诗也是从其它经典改写而来，但用在当时的毛泽东身上，也是再恰当不过了，显示出了他缜密的心思与强大的内心。
首先，毛泽东也并不自大，用看似不起眼的“蛙”进行自比，没有狂傲地以“龙”、“虎”自居，这就证明他对此时的自己有清晰的定位，知道自己的不足。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用“蛙”来自喻，听众是能够接受的，也能够引起对方深思的。反过来，此时他如果贸然使用“龙”、“虎”等猛兽来比喻自己，就会在别人心目中造成一种不自量力的印象，得来的更多的可能是对方的嗤笑，而不是尊重。
其次，毛泽东没有因为自己此时的地位而感到自卑。他虽然将自己比喻成地位卑微的“蛙”，然而在他的眼中，身边周围那些泛泛之辈都不过是小虫子。看似不起眼的“蛙”，却有虎踞山林之壮志，号令群雄之气概，霸气之侧漏，真当让人刮目相看。
再次，毛泽东也通过这首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于周围人的排挤和轻视，自己不抗争、不反驳并不代表自己懦弱。相反的，他只是不屑与周围人进行争辩和攀比而已，就像独坐在池塘中的“蛙”，用得着与周围那些虫子去争个高下吗？
这首诗就是毛泽东向周围那些平时欺压他的同学的示威和警告，展现了极高的情商和自信，足以让他傲视同侪。
毛泽东
这首《七古·咏蛙》最早刊登在1987年7月17日的《羊城晚报》上，据说是由湘乡的一位小学教师，也是毛泽东的表亲文端高提供给作者的，并误认为这是毛泽东入学时应试诗《言志》。
然而，毛泽东当时进入东山小学时，入学试考的是文章，而不是诗词。因而现在有人怀疑这首《七古·咏蛙》是有人假托毛泽东之名所作。
其实，我个人认为“假托”一说是将这件事小题大做了！理由如下：
这首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类似的版本流传，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说是借鉴了李世民的作品：
独坐井边如虎形，
柳烟树下养心精。
春来唯君先开口，
却无鱼鳖敢作声。
还有人考证说这首诗是改自明朝重臣张璁留学时候的诗作，有人说是出自明朝权臣严嵩小时候的作品，又有人说是来自清朝名士郑正鹄的诗作。
不管《七古·咏蛙》是改写自谁的作品，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首诗的原创应该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借鉴改写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幼就饱读诗书，对众多诗词典故都烂熟于胸，在特定场合下，将一些诗词稍加修改作为己用，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信手拈来的事情。
正如他当时离开韶山冲时，留给父亲的一首诗《七绝·改诗赠父亲》也是改自日本著名诗人的励志诗。而那首诗的出处和来历，至今也是没有人能够完全说得清楚。
也就是说，即使当年毛泽东还没有独立创作的诗词的能力，但至少他在借鉴经典诗词，稍作修改后，用以抒发情感和表达志向上应用得是十分得心应手的。
因此，我认为当时的毛泽东完全有能力在古人经典诗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历与所感所思，写出一首树立自己威信的诗词《七古·咏蛙》，完全没必要产生“假托”毛泽东之名所作的假想。
毛泽东
东山小学的学习条件自然比韶山冲要好太多，除了课堂上老师所讲的，毛泽东最爱阅读的便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是毛泽东爱不释手的一套刊物。
在一份《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新民说》文章旁，有一段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的最早的政论文字：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毛泽东从梁启超的文章中判断出他是一个爱国且有思想的人物，值得自己敬佩。于是，毛泽东将梁启超树立为自己的偶像。
梁启超极为崇拜墨子，因《墨子》中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所以梁启超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任公”。
少年毛泽东则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做“任”，这不单表示他决心以救国为己任，还因为他对梁启超有敬佩之情。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推崇墨子，他认为墨子“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在延安时，毛泽东大力倡导墨子之道，因为他认为墨家的许多思想和行事风格十分贴近马克思主义，值得在中国推行。
梁启超
由此，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
1911年春天，辛亥革命前夕，17岁的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从当时的先进报刊《湘报》和《民立报》上，了解到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始末和七十二烈士牺牲的壮举，又学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内心感到十分的激动与兴奋，于是写下了一篇表达自己对政治方面看法的文章，贴到了学校的墙壁上。
后来，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回忆说：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可见，少年毛泽东此时对政治的了解与理解还比较浅，并不知道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不相同。在他的此时心目中，只要是爱国人士、有能力的人士都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反对清政府、反对封建帝制。
我认为，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在政见上还不十分成熟，但是他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个人主见和革命意志，为他今后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内，反对帝制人员群体的理论底气和斗争气势明显不如拥护帝制的人员群体。
为了提高反对帝制人员团体的认识，增强他们的斗争理论依据和气势，在学友会担任文牍的毛泽东花费了数日的功夫，从报纸上选出了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一系列文章，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印发给自己学校的同学老师，以及长沙的各学校与机关。
这本小册子为反对帝制人员群体提供了有力的斗争理论依据，有效的提升了反帝制人员的斗争实力，成为了反帝制斗争中的强大武器。
作为帝制的反对者，许多人都纷纷为毛泽东的这个做法点赞，他们认为：“我们只知道暗地里骂，就没有想到如何去做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认为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只是他有先进且深刻的思想和主张，还在于他总是能找到好的办法，去引导和启迪那些有斗争勇气却在思想上还未完全开发的人，从而使他们拧成一股绳，一起去参加斗争。
母亲总会给我讲许多关于毛泽东的励志故事，因此，毛泽东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中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伟岸。
毛泽东
【刮目相看的主人公是谁人 刮目相看的主人公是谁的答案大全】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