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声音最中国？“兵马俑”怎么译？上海世外中学鼓励学生用英语讲中国故事
刀切砧板的“笃笃”声，鱼入油锅的“嗞啦”声，女排夺冠的欢呼声，黄河奔涌的“哗哗”声，过年时的欢笑声、丝竹声、鼓乐声、烟花声……数十种声音，汇聚成独特的“中国之声”，也成了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一群初中生在这个岁末年初送给自己的一份特别新年礼物。今天上午，这段长达8分钟的中英双语视频，为该校第23届英语节拉开序幕。
学习英语，是为了获得一张考级证书，还是为了打通升学之路？演成语故事、讲名人典故、唱古老歌谣，孩子们用行动给出答案——我们要用英语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在世外中学校长厉笑影看来，“中国心、世界眼、现代脑”是孩子们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财富。
第一次知道“冰糖葫芦”英语怎么说
校英语教研组副组长丁文芳告诉记者，之所以将英语节主题定为“讲好中国的故事”，是从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过程中获得的启发。“我们访问一些国外的姐妹学校时，对方对自己文化如数家珍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这就需要我们的学生有能力，将他们知道的一切告诉同龄人。”
皮影戏、杨家将、清明上河图、赤壁之战、艾草、红烧肉、肉夹馍、冰糖葫芦……这些熟悉的词语，翻译成英语，究竟应该怎么说？丁文芳介绍，今年暑假，刚刚毕业的初三学长们主动请缨，为学弟学妹们编写了100题“中国文化知识卷”。经过全校海选，决赛现场，同学们迎接的是翻译“长风破浪会有时”“宝剑锋从磨砺出”等古诗词的挑战。
九（1）班女生陈川禾和她的十余个伙伴眼中，影像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于是，他们从《舌尖上的中国》等纪录片以及各个视频平台，从食物、自然美景、传统艺术、民俗文化等不同方面，选取最能代表中国的声音，剪辑完成了《The Voice of China（中国之声）》。中英文解说和配音，也全由同学们自己完成。“有敲锣打鼓的欢乐场面，也有鸬鹚捕鱼、放孔明灯等非常安静的民俗场景。”陈川禾告诉记者，自己可能会出国继续学业，到时候，一定会把这段视频，秀给将来的同学们看。
用现代的方式讲历史故事
刻舟求剑、滥竽充数、完璧归赵、一鼓作气……舞台上，同学们说的是英语，演绎的却是熟悉的历史故事。“要把绕口的长句改成短句，语气也不能咄咄逼人。”为了表现蔺相如在“完璧归赵”故事中的不卑不亢，六（3）班女生孙阅微在家没少让妈妈当观众，反复琢磨。九（2）班男生高远、徐行霈一身铠甲，故意僵手僵脚地“挪”上了场。原来，他们是两个从秦朝“穿越”而来的兵马俑，被游客的闪光灯唤醒。“我去过西安，还买过一个模拟挖掘兵马俑的模型玩具。”徐行霈说，他从这个模型中受到启发，决定用有趣的方式，讲述一个尘封多年的兵马俑醒来的故事。秀肌肉、玩自拍，“时髦”的“兵马俑”们称自己是行走的“pose王”。沉睡了千年，“兵马俑”们忘不了美味的“Rou（肉夹馍）” 和“Pita Bread Soaked in Lamb Soup（羊肉泡馍）”，更望着眼前的摩天大楼感叹和平的美好，幽默的剧情惹得台下笑声连连。
带着当归、党参、金银花等中药材，六（4）班女生陈若初登上了演讲台。陈若初说，选择这个主题，是受了从事中医的亲戚的影响。不过，虽然从小对望闻问切有所了解，但是，如果不是准备这场演讲，自己并不会想到，中医的英语缩写是TC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也没想过，如何用简单的语言让同学们明白常见药材的功用，阴阳平衡的道理。“你了解得越多，会越觉得中医的神奇。”陈若初说。
新民晚报记者 陆梓华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咸宁15所小学一同“赛”趣味配音
极目新闻记者 柯称
通讯员 袁玲秀 张燕
孙悟空、花木兰、神笔马良……他们的故事用英语讲出来，别有一番风味。12月19日，咸宁市通城县第一小学教联体举办了首届三至六年级“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趣味配音活动。教联体15所成员学校的106名学生，展现了扎实的英语口语能力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故事，可歌可泣。本次活动中，学生们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用流利的语句、生动的语调，演绎了《我是孙悟空》《功夫熊猫》《守株待兔》《亡羊补牢》《精卫填海》《神笔马良》《刻舟求剑》《木兰从军》等耳熟能详的作品。
“声”临其境，“英”你精彩。同学们自信大方地展示后，评委根据学生语音语调、音画同步、整体表现、服装道具、创意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进行评分，评选出了一、二等奖。
通城一小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英语风采的平台，让学生在“磨耳朵”“练嘴巴”中感受英语学习的乐趣，提升了学生对英语的热爱与自信。同时，英语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幸福感，有效促进了英语教学与文化传承的有机融合。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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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西向之反思（一）刻舟求剑
作者：王随学
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基本上对的行为不做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
——费正清
两次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催生出中国越来越多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而且其着眼的方向，逐渐从“师夷”之“坚船利炮”，转向介绍引进西方的科学、经济、政治制度乃至哲学、宗教等综合体系。
尽管说，这种既有自觉、更也无奈的选择，无可否定；但这并不等于说，知识和文化界精英们在“观世界（西方）”的思维和引入“改造世界（中国）”的方法上，就不存在稚幼简单、乃至路径与目标相互悖离的问题。
即以被康有为称作“精通西学第一人”严复所译《国富论》及《天演论》等为代表，包括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早期维新派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等在内的一大批“引西”、“观西”及“师西”之著述为例：从“睁眼看世界”的角度看，今人和后世便给予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但当时其所“观”所“引”的，大抵都并非是与己同步、而是处于上升初期时西方的镜像及著述，那么，如此给自己、尤其给受众造成的影响，岂不等同于刻舟求剑的楚人？而如果以这般所“观”所“引”为基准，用以“师”之，岂不又类同于荒唐的引婴投江者？而况，如若将当时的中国比作被欲投入江中的“婴儿”，“很会游泳”的还并非其“父”，而是远在千里之外、连“邻居”都算不上的西方列强？
1902年，严复满怀“富国”的美好理想，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今译作<国民财富原因及性质的研究>）》，亦即把18世纪后半期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的“善游”之经引入中国，冀望在“工商立国”的基础上，发展中西贸易，互相调剂，在竞争中追求用以自强的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然而，暂不论因文化传承之迥异，英国的“富国”模式能否在中国克隆复制，便是行至20世纪初时的西方列强，在业已“用铁血消灭了殖民地（包括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上有竞争力的任何生产能力，用屠杀与掠夺带回了无数的财宝”2，从而成就“工业革命”，坐稳了科技、经济、军事的“食物链顶端”后，其卧榻之侧，能容得他人跻身来竞争么？何况，欲循其路径“富”而“强”之、从而“制夷”的，又还是早已被夷狄们群起饕餮的中国？
再看他名为“翻译”、实为“改译”的《天演论》。一般认为，严复腰斩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与学（ Eovlution and ethies and other essays）》而形成《天演论》，翻译中加进许多自己的看法；有更深研究的学者则称，“严复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遵循了斯宾塞……赫胥黎不过是斯宾塞的一个陪衬”3，或更为具体地指出，“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学》时，不是采取通常意义的意译或直译，而是‘借壳发挥’、‘洋为中用’”，即“根据当时中国的现状、思想需求和自己的认识，有选择地对赫胥黎的原著进行了取舍、改造和发挥”4，甚至认为他“假借赫胥黎对‘进化’进行质疑的两次演讲来传播斯宾塞的思想”、“如果说赫胥黎着意要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区别开来，严复则是竭力要使之复归为一……”5概括来说，严复不但将赫胥黎批判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学说的《进化论与学》，“译”成以斯氏“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调的《天演论》，且在其“适者生存”的口号中，又加上“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一更为刺激的说法。
毋庸置疑，选择在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时“做”6出的《天演论》，所阐发关于生存竞争、救亡图存的思想，极易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所接受。故而，《天演论》刊出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翌年虽戊戌变法失败，但其后短短十余年间，就发行过三十多种版本，足见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渗透之深。
然而，难能回避的是：如严复所说，正因为翻译《天演论》是一种“急则治其标”的思想选择，而其时所引进基于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学说的斯宾塞的线性发展的进化论，不但与达尔文对进化的理解有天壤之别，更将生物界的“适者”等同于“强者”，将“生存竞争”引入人类社会——这一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不仅给严复随后的“缓则治其本”造成极大的困惑，更成为推使国人百多年来屈从西方“文明等级论”、自认低其一等，由而形成以胡适为先声、延续至今的以“贬低、诋毁中华文化，宣扬、贩卖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所谓“自由主义（Liberalism）”流派的滥觞7。
严复所称“缓则治其本”，是循从斯宾塞《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一书中所论，认为相比起西方，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故不能立即变法、更不能进行革命而实现共和，只能运用进化论的法则，以提倡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显然，这正是《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批的“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而对于“的行为”所造成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生一直到文化的断崖式跌落——“新文化的领袖们……基本上不做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此外，除了硬是把中国自秦以降、大一统之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模式，强行纳入欧洲模式的“封建社会”外，尤其把“清朝的体制和问题”——即其晚期已沦为列强在华代理人的的问题，当成中华文化和文明的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8。
正因如此，自1898年起相继译出《天演论》、《国富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社会通诠》、《论法的精神》、《名学浅说》等8部著作（被称为“严复八大译”），致力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严复，晚年时日益认识到保持“国种特性”的重要，遗嘱中更是认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9。（【译文】要知道只要中国不灭亡，其旧有的法度可以有所增加或删减，但必定不可以完全背离舍弃。）”；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的身上10——显然，若单只就思想由“向西”到“悖西”的转圜看，简单地批之为“倒退”和“复归传统”，难以服人。
但历史是有惯性的；故而，在尚未有新的思想和参照前，从清末开启的“西向”之旅，尽管有“荆人涉江”、“刻舟求剑”或“抱婴投江”之嫌，仍还是跌跌撞撞地蹒跚前行……
参考文献
1、清末，甲午海战惨败，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四洲志》，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成书于清朝末年，书中简要叙述了世界四大洲（亚洲、欧洲、非洲、美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海国图志》，《校邠庐抗议》是一部政论集，也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代表作。“校邠庐”是作者居住处，“抗议”二字语出《后汉书·赵壹传》，即位卑言高之意。1885年广仁堂刻本。书中主张对洋务派曾产生很大影响，对维新派也有所启迪。《弢园文录外编》凡12卷，是王韬自编的论文集。集中地反映了王韬的变革思想。对于变革的重要性、必要性，书中有<变法>上、中、下三篇和<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认为中国到处是因循苟且、蒙蔽粉饰、贪罔虚骄，不变法难以进步。有多种刊本，常见的有1882年、1883年刊本。薛福成，从1875年开始担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幕僚。1879年，他网罗见闻，将自己认为应采用的“应变之道”写成书面文字，即《筹洋刍议》。该书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陈虬的《庸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一起，被公认为19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领域的重要成果。《盛世危言》，郑观应编成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被后世认为对其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作者注）。
2、参见《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第163页>（生民无疆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5月版）。
3、参见《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62页>（【美】B·史华兹 叶凤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参见《是误译、误读，还是主动选择——近代科学文化的传播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思潮的变迁》（邢兆良/文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5、参见《严复的<天演论>和赫胥黎的<进化论与学>》（耿传明/文 《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
6、鲁迅曾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参见《浅论严复<天演论>对于晚清中国社会的影响》 杨红/文 《海外英语·翻译研究》2013年10月）。
7、参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谈谈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林治波/文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1月3日）。
8、参见《“内部体系”到“天下体系”：生产性帝国的崛起》 （李晓鹏/文 《中华红德智库》2016年12月13日）。
9、参见《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董永在 马丽娜/文 《北京日报》2015年5月17日）。
10、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极力主张发扬传统文化。（参见《饮冰室文集合集之二：<破坏主义>》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欧游心影录>》 梁启超著 中华书局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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