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一穷二白”这句话并无不妥之处
近来，网上出现了质疑“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声音，并上帖列举了20多种被冠以“中国第一”的旧中国时期取得的工业成就，例如“中国第一次出口万吨货船”“中国第一架飞机”“中国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以及各种机械设备等，以此证明旧中国并非一穷二白。
实话实说，这个帖子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众多国之贤士在国家贫穷落后的情况下，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做出的杰出贡献应该予以肯定。但“旧中国一穷二白”这句话没有毛病，确实是对旧中国实际状况最精辟的写照，并没有否认国之贤士的贡献。
查询词义，所谓的“一穷二白”意思就是基础差、底子薄，并非赤地千里，一无所有。穷，就是指工农业不发达；白，就是指文化科学水平不高。旧中国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这些国之贤士的创造，最终又有几项进入了批量生产阶段，在反侵略中发挥了作用呢？实话实说，几乎没有。在这里，我们列举几项：
中国为美国建造的万吨级运输船“官府”号
一、就第一艘国产万吨轮而言。一战期间中国确实为美国建造了四艘排水量为1.4万吨的运输船，但这是由于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协约国远洋货运损失惨重，急需补充运输船，协约国各国造船厂已处于满负荷状态才找到中国的。由于国内配套工业极其落后，这四艘船不仅设计图纸是美国的，造船所用的钢板等主要材料、工艺和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并且聘请了美国的工程师，江南造船所实际上就是总装厂，一切配件采购到位直接铆接安装。因此，该船的“国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已。这四艘船交付后，中国万吨运输船建造又陷入停顿，因为国家落后没有市场需求。第二次重提建造万吨级运输船，已是1958年苏联帮助设计的“跃进”号了。而真正采用国产材料，自己设计、批量建造的万吨轮，是1965年交付的“东风”号万吨级货轮。第一艘出口万吨轮，是1978年上海船厂建造的“绍兴”号万吨轮。
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
二、就第一架国产飞机而言。据记载，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曾试制飞机，但第一次升空后即坠机，试飞未成功。辛亥后，马尾船政改为福州船政局，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轰炸机等各型飞机17架。前后，中国还引进意大利、法国、苏联和美国等国家的成品组装，但产量很少，机型较落后，组装质量也不稳定。武汉会战后，真正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应该说还是苏美援华航空队。至于旧中国自行制造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飞机，应该是利用美国航空器材、发动机等，设计制造的“中运1号”木质双发中型运输机，这架飞机于1944年8月试飞成功。但由于二战结束，美国大批剩余物资涌进中国，这架飞机很快就无影无踪了，现在只能在北京航空博物馆看到复制品。
中国第一辆汽车——民生牌75型2.5吨载货汽车
三、就国产第一辆汽车而言。1928年，张学良曾聘请美国人研发生产汽车，后来在辽宁迫击炮厂造出第一辆“民生”牌75型装载量2.5吨的载货汽车，国产化率达到70%，但因“九一八”而夭折，造成的20多辆汽车被日本人夺走。据史料显示，“九一八”后，伪满实业部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将“民生”牌汽车的技术图纸、零部件，连同生产线、厂房等，卖给了日本国内的织布机生产厂商丰田公司。丰田接手后，将已经制造的“民生”牌汽车改造成丰田31C型卡车，这就是丰田公司的第一辆汽车，也就是丰田汽车的来源。四年后，丰田汽车拥有了轿车3600辆、卡车480辆，合共4080辆的产能，继而还在长春、哈尔滨建立了分厂。
1932年，阎锡山成立山西汽车修理厂，仿美国飞德乐牌汽车，设计、试制成功一辆装载量1.5吨汽油载货汽车，命名为“山西”牌，但没有批量生产。1936年12月，在南京成立了官商合办的股份制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由奔驰公司提供7000辆载重2.5吨的柴油机汽车散件，在中国组装整车，并商定5年后汽车零部件自制率达100％等。但这些努力，因战乱等原因都没能继续发展下去。真正投入批量生产的国产汽车，还是1956年7月13日正式投产的“解放牌”。
“龙”号机车
四、就第一辆铁路机车而言。目前有多种说法，其中流传较广的是，中国第一辆铁路机车是1881年开平煤矿工程处利用蒸汽锅炉，参照英国乔治-斯蒂文森制造的“火箭”号仿制造成的，当时被称为“中国火箭”号，后来改成“龙”号机车。但是，这台机车也是孤品，此后再未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铁路上的机车还是“万国造”。
“平远”号铁甲舰
五、就国产舰艇而言。清末和民国时期也建造了一些国产舰艇，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福州船政局1886年建造的“平远”号铁甲舰，排水量2150吨，2400马力；福州船政局1906年造的，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江南造船所1930年建造的轻巡洋舰“逸仙”号，1550吨，4000马力等。但这些舰艇与上述其他产品一样，重要部件如材料、舰炮、、装甲、轮机等几乎都来自国外，以“平远”号铁甲舰为例，主要舰材几乎都来自法国，而舰炮则是来自德国的克虏伯炮。
至于帖子中列到的其他产品，如第一台船用蒸汽机、第一台万能铣床、第一台卷扬机、第一台汽锤、第一台刨床、第一台铣齿机……在此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说了。这些旧中国取得的工业成果，绝大部分是制造者四面八方购置材料或成品部件，参照国外成品，手工打造加工制造出来的，设计谈不上规范，零件不能标准化，部件不能通用化，产品更谈不上系列化。通常是这个工厂画的图纸，另一个工厂就看不懂；这个工厂制造的机器出现故障，到别的工厂就修不好；甚至同一工厂生产的同一种机器，零部件无法互换，多数产品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昙花一现、自生自灭。
中国工业落后，没有完善的工业基础，尤其是没有自己的重工业。但话又说过来，中国从洋务运动至新中国建立，为什么没有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呢？原因有很多，我们简单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
一、统治阶层忽视。清朝末期对发展重工业比较重视，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创办了一些重工业项目，比较有规模的有江南制造局、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铁厂等。江南制造总局在甲午前就制造出了120mm速射舰炮，只是在中来得及应用。汉阳兵工厂引进生产德国“委员会式”，也就是“汉阳造”，直到我军仍在使用。这些企业有的至今仍在，并且发展得很好。
汉阳兵工厂
汉阳铁厂
如果说清朝末年，国家尚能力所能及的完善工业体系，国民时期则有很大变化，首先是政局不稳，北洋是“一方唱罢我登场”，更换就像走马灯，无人关注国家工业建设。此外，一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向中国大量倾销重工业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远低于国产货，且当时中国重工业又没有关税保护，在竞争中势必处于劣势。紧接着又是经济大萧条，当时苏联曾抓住这一机会，以很低的代价从西方国家引进了大批工业成套设备，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就使工业水平在旧俄的基础上实现了升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老二”。苏联之所以能抓住机会寻求发展，前提条件是国内局势稳定，层发展工业决心坚定，斯大林曾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而当时中国内乱不断，显然无法做到。
工业对一个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民国也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打算。1932年实业部长陈公博就提出投资16亿以建设冶矿、机械、汽车的四年计划。1935年，国民资源委员会也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发展计划，并开始筹划实施。但由于爆发，很多项目都中途夭折，建成的项目发挥作用也有限。即便是1927年至1936年的“黄金十年”。也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引导和强有力的执行，最后发展较快的只有租借地和军阀控制东南沿海地区，主要产业是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其中发展最快最好的是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也就是说“黄金十年”中，面粉、布匹、火柴实现了国产化。而对国家工业化至关重要的钢铁、机械、仪表等行业则停滞不前，某种程度上说，最好的准备时机也就这样错过了。
日军缴获的中国德国制造反坦克炮
以重工业必需的钢铁为例，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而且用于制造枪炮等军事装备的特种钢材几乎为零。汉阳钢铁厂在北洋统治时期年产量就稳定在5万吨，但1925年停产后，国民统治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恢复生产。由于缺乏合格的钢材等原材料和加工技术，八年全国兵工厂才生产了98门大炮，其中94门是从国外购买零件组装的。面对武装到牙齿、拥有完善工业基础做支撑的日本侵略者，我们是处于全面劣势的。
二、买办阶层作梗。建立重工业是一个系统并且比较复杂的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特别是重工业，不但需要大量的一次性投入，还需要以大项目为主骨干，以具体的生产目标引导为数众多的众多配套企业发展，逐步构成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发挥作用，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短期时间内无法获得收益。所以，买办阶层大力鼓吹和推行向国外采购成品。
买办们的理由也很现实，那就是当时发达国家钢铁等各种重工业产能过剩，再加上接踵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国内买家从国际市场轻易买到重工业产品，质量高、价格更便宜，比自己生产更划算。
民国时，虽说蒋介石、张作霖、阎锡山等都建立了规模相当的工业，但这些工业并没有形成体系，仅仅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军阀混战，只要买来国外图纸或样品，简单的七拼八揍造出枪炮，壮大实力，躲过当时国际联盟对中国军阀混战的“制裁”，也就基本实现了生产目标。这些企业不仅机械设备大部分是进口的，原材料、技术等也是进口的。表面上虽说会造枪造炮，但重要的零部件尤其是枪钢炮钢及炮管、复进装置等都需从国外进口成品，自己再组装。这样的军工产业，没有外来威胁时尚可。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很快被日军占领并封锁，外援断绝后，这些工业立马被打回原形，只能生产迫击炮以下的枪炮。
战乱频乃，无暇发展重工业
三、战乱灾害频乃。发展工业需要稳定的国内秩序，但民国时期的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外部有列强侵略干涉，内部军阀之间相互征伐，地方割据，战乱不断，你死我活。为了在混战中占据上风，各派军阀大肆盘剥百姓，稍微有点闲钱都用在了军事上。没钱是当时的第一个大问题。况且军阀朝不保夕，也没有心思发展重工业。
遭遇水灾的流离失所
没有钱完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的缺乏也导致中国灾难多发：1927年国民建立后，长江中下游、甘肃山东等省水灾；1928年全国13省旱灾，8省水灾；1929年全国8省旱灾，3省水灾……单1928年水灾，就造成了7000万灾民；1931年安徽等省大水，造成了1亿灾民，而中国当时的总人口不过4亿多。（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旱地种出玉露香梨 我国旱作农业技术居于世界前列
农历牛年春节将至，在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的乡村里，留守的老人们已经开始准备过年的年货，过年的气氛渐渐浓了起来。不过，和以前不一样，这个寒冷的冬天里，除了忙过年的事儿，寿阳县上湖乡常村的村民们，还要忙地里的活儿——给4600多亩旱地果树剪枝。在种果树之前，村里主要种玉米，整个冬天，一直到来年清明前后，曾经都是农闲时节。
常村的村民们正在进行冬季剪枝，4000多亩旱地香梨，改变了这个原本一穷二白的村子。受访者供图
我国旱作农业占比49%，灌溉农业占比51%
常村是一个典型的半湿润偏旱区的山村，海拔1000米左右，常年降水量在500毫升左右，村里的土地都是旱地，以前主要种植玉米，靠天吃饭。2011年，在种果树之前，村里人均收入只有3000多元，村集体的收入是0。
2011年，常村老侯志强发动党员集资6万元，又连续开了13次村民会议，终于说动部分村民，启动了村里果树产业的第一步——种了200亩玉露香梨，这是一种适合旱地种植、且品质非常好的香梨。到2020年，村里的香梨面积已经达到4600亩，2019年卖梨的收入700万元，仅这一项收入，全村660口人，人均就超过1万。
常村靠玉露香梨实现了增收。受访者供图
“完全依靠自然降水进行生产的农业，叫做旱作农业，和它相对的概念是灌溉农业，所以，旱作农业包括全部不进行浇灌的农业生产。这其中，在降水量入不敷出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则叫做旱地农业，也就是在干旱、半干旱的耕地上进行的旱作农业。”2021年1月27日，在中国农科院举行的“旱地农业创新发展报告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说，“在全球，旱作农业占全球耕地的比例是81%，灌溉农业占19%，这个比例前些年还是80比20，这几年全球灌溉面积有所下降。在中国，灌溉农业是51%，旱作农业占49%。”
我国的灌溉农业面积占比很高，但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旱地农业的作用不可替代，这些旱地，主要分布在淮河、秦岭、昆仑山以北的北方地区。“旱地农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生产方式，它提供了全国43%的粮食、75%以上的牛羊肉，60%的温带水果，同时也聚集了70%以上的生态脆弱区，在全面脱贫之前，还聚集了80%以上的贫困人口。因此，旱地农业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及此前的消除贫困中，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30年耕耘，改变旱地生产的历史
30年前，梅旭荣就带领团队开始研究旱地农业生产技术，那个时候，也正是我国旱地农业技术研究刚刚起步不久。
梅旭荣，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学科首席。受访者供图
我国的旱地农业技术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六五”计划时期。梅旭荣介绍，整个“六五”计划时期，我国主要对北方旱地做了类型分区工作，对整个北方旱农区的资源禀赋做了摸底。到“七五”计划时期，则开始实施中低产田改造提升的工作，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九五”时期，也就是上世纪末，改造提升的中低产田包括当时的三江平原、黄淮海、南方旱区、黄土高原和北方旱区等。
“我们做的工作，一是查明了北方旱地自然降水利用的状况，当时的利用率只有56%。第二是查明了主要农作物生产潜力的开发程度，当时是35%，这个数字到今天已经上升到45%。而从经济角度考虑，适宜的开发度是65%。”梅旭荣说，“这个阶段，我们还研发了一批集雨聚水保墒的技术，建立了不同区域的旱地发展模式。”
进入新世纪，“十五”时期，旱地农业的研究开始转向，此前主要的重心在粮食增产上，此后开始重视农林牧协同发展，要产量也要效益。到“十三五”期间，科研人员又开始关注生态保护，重视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及农林牧的协同发展。
常村的香梨产业，其实就是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优化调整及农林牧协同发展的结果。老侯志强告诉记者，种香梨之前，村里“穷得叮当响”，村集体如此，村民也是如此。侯志强曾经在苏州学习，在苏南看到过当地的农村，“和我们完全是两种生活，那里有些村庄，人均存款都过百万了，我们村里，十万的都很少”。
从种子到管理，在旱地里淘金
在苏南的见闻，成为侯志强改变村庄的动力，而旱地农业技术，则让他们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在山区的旱地里种水果，这是侯志强此前不能想象的。玉露香梨，这种成活后几乎不需要浇水的果树，正是旱地农业科技创新的成果。侯志强告诉记者，当地几乎完全符合玉露香梨的种植条件，它适宜海拔为800-1300米，而当地是1040米，适宜纬度为36度到39度，当地是37.4度，适宜降水要大于450毫米，当地是500毫米，适宜平均温度要不低于8摄氏度，当地独特的小气候则是8.9摄氏度。
侯志强告诉记者，玉露香梨对水的需求不高，在果实成熟期需水更少，水多了反而不好。所以，他们只在栽种的时候、特别干旱的年份补浇一点儿水，其他时候不需要人工补水，自然降水就足够了。
选育抗旱作物无疑是旱地农业技术创新的基本工作之一，梅旭荣介绍，仅中国农科院，就选育了70多个抗旱丰产作物品种。
除了育种技术，田间管理技术同样重要，这包括收集雨水、改良土壤、覆盖保墒等方面的数十项技术，这些技术适用于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旱地生产。
同在寿阳县的郭三平，也是旱地农业技术的实践者。郭三平是寿阳县景尚乡张韩村的种植大户。10多年前，他和兄弟、亲戚共同成立了一个合作社，主要为留守人口提供耕种服务，他们置办了全套的农机，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近几年，他们的合作社流转了土地，自己也开始种地，主要种玉米。
春节前，郭三平就开始准备在玉米地里施有机肥了。受访者供图
和传统的种植模式不同，郭三平的玉米，采用了多种旱地农业技术，比如宽覆膜，这是一种保水增密的种植技术，使用1.6米宽的地膜，可以覆盖4行，而普通地膜通常只覆盖2行。宽覆膜使用降解膜，到秋收的时候，地膜就基本上可以降解，秋收之后，地里就看不到白色的地膜了。宽覆膜还利于增加种植密度，每亩可种植5000株以上，比普通种植多1000株左右，这可以使每亩产量提高100-200公斤。近几年的测产中，他的玉米平均亩产都在1300-1400公斤，在旱地，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产量了。
利用好每一滴水，和低产对抗
旱地农田地膜覆盖，可以很好地保持土壤里的水分，防止水分蒸散到空气中。而密植宽覆膜的技术，正是来自于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
寿阳模式是梅旭荣研究员和他的团队打造的典型模式之一，在那里，来自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常年入村下地指导，和当地农民一起实践旱地农业技术，开发新的技术模式。
这也影响了当地农民，在采访中，水分利用率、保墒之类的专业名词，郭三平随口就能说出来。郭三平告诉记者，仅覆膜一项技术，在科学家们的监测中，就能将降水利用率提高1.5到3个百分点。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农业的命脉。旱地农业，没有灌溉水源，尽可能地提高对自然降水的利用率，用好天上之水是关键。
“农业是用水大户，甚至是第一用水大户。其中，如何更好的利用水，对节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意义重大。比如，在粮、棉、油、蔬菜等生产中，全国每年总耗水量在7500亿方左右，如果水的利用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其意义就非常重大，其中，提高自然降水利用率尤其重要，在7500亿方的农业用水中，只有2000亿方左右是灌溉水，其余5000多亿方来源于自然降水。”
旱地农业不仅是种植粮食，也可以种植蔬菜、水果等。中国农科院供图
我国旱地农业中的自然降水利用率是多少呢？2000年前，这一数据是56%，20年后的今天，提升到了65%，提高了9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多了近500亿方的水。而在梅旭荣他们建立的示范区中，甚至可以达到70%以上。远比全球平均利用率的50%要高得多，其背后，是一系列旱地农业技术的应用。“我们的旱地农业技术，在全球都位于前列。”梅旭荣说。
秸秆还田，保护我们的水土
秸秆还田也是提高旱作农业效率的技术之一。在郭三平的玉米地里，收获后留下的玉米秸秆，在离地30厘米左右的地方被砍断，上半部分粉碎后洒在地里，下半部分还直直地矗立着。
这一做法，也来自于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指导，是一种高留茬少耕全覆盖技术，可以通过相应的机械完成作业。秸秆还田覆盖，可以达到保墒的作用，而高留茬则能够防止风把还田的秸秆刮走。
待到来年清明前后，翻地播种的时候，这些留在地里的秸秆茬，才会被农机再一次处理，一次性砍断、粉碎，翻耕到土壤中。
“用这样的方法，春天翻地时，土壤和其他地块的明显不一样。”郭三平告诉记者。
在作物生长中，土壤中的有机质提供营养，从土壤中转移到作物中，按照传统的方法，秸秆被收走，这些有机质也就永久地离开了土壤，而秸秆还田，则能够最大限度地把这些有机质留在土壤中，让他们循环起效。
与此同时，再配合有机肥、农家肥等，可以更好地改善土壤。
郭三平告诉记者，他的玉米地里，每亩平均施用1.5方的猪粪或牛粪，这能够代替20%-30%的化肥，而且对土壤更友好。“用有机肥的土壤更松软，而只用化肥，用不了几年，土壤就变得硬邦邦的。”
“中国有几千年旱地农业的历史，当然也积累了大量相关的技术，其中的核心之一，就是有机质的循环利用，这也可以称为有机旱地农业，这个有机，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有机农业，而是生产过程的有机化，可以尽可能地保留土壤中的有机质。”
持续发展，旱地农业仍有危机
更多的抗旱产品和技术在不断应用，比如抗旱节水制剂、生物降解地膜、垄沟覆膜集雨技术、培肥蓄水聚墒技术等，在不同土壤、不同作物中应用。
过去数十年中，中国旱地农业的生产技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技术的发展，在未来，也必将改变更多旱作农业的生产模式。
甘肃冬小麦旱地农业技术试验。中国农科院供图
但这并不意味着，旱地农业的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旱地农业仍面临着重重危机。“首先是可持续的问题。从整个农业布局来说，秦岭淮河以北，占国土面积的65%，耕地面积的56%，水资源只有19%。但也是这个区域，生产了全国58%的粮食，其中旱地生产了全国43%的粮食。北方还在向南方一些地方销售粮食，这意味着，缺水的地方，在为不缺水的地方生产粮食。而粮食生产本身要耗费大量的水。”梅旭荣说，“从数据来说，我国几个重要的南水北调工程，每年可以从南方调300亿方的水，但北粮南运带到南方的虚拟水高达500亿方-600亿方。这其中，固然有南北区域适合不同类型作物生长的原因，但也应该思考，这样的模式，是不是可持续的？事实上，北方持续的高产下，土地得不到休息，压力会越来越重。”
全球气候变化同样威胁着北方旱地农业，梅旭荣说，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环境变化的节点，东北、华北都出现了暖干化的趋势，由此造成的压力也已经凸显出来了。比如华北的地下水超采，东北的黑土地退化，以及未来东北是否也可能因为地下水超采，而造成湿地萎缩，湿地功能丧失，进而引发酷寒等问题。
旱地农业的发展，粮食生产、生态涵养、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重大，但也因此，旱地农业的危机，同样可能会造成这些方面的问题。
未来紧迫，技术开发仍需重视
在未来，旱地农业又该如何发展？
无疑仍是应对旱地农业未来局势的重要力量。梅旭荣说，“从整体上看，我们对旱地农业的重视程度仍需要加强。重视旱地农业，不仅要重视生产功能，也需要关注可持续发展，以及北方旱地农业在建设生态文明里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其中，农业技术仍是重要的力量，梅旭荣介绍，“过去有个说法，叫吨粮千方水，意思是生产1吨粮食，需要1000方的水。目前，全球平均水平是生产1吨粮食的耗水量，在1100- 1200方之间。中国平均是800方左右，对水的利用率已经很高了，但这并不是极限，极限的节水潜力仍需要挖掘。比如玉米，甘肃曾经实现的极限潜力是250方，再如小麦，我国小麦的平均耗水量是900-1000方左右，但极限节水，可以降到吨粮耗水400-500方。可挖掘的潜力仍然很大，当然，难度也同样大。”
甘肃旱地水分高效利用技术应用。中国农科院供图
生产潜力也同样有可挖掘的空间，梅旭荣说，“未来仍需挖掘抗旱作物的遗传潜力。事实上，当前，我们对遗传潜力的挖掘还不够，抗旱作物的单产潜力，目前开发程度是45%，几十年中，提高了10%，但经济上可行的合理开发程度，是65%，这中间的20%，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梅旭荣认为，未来旱地农业技术攻关的重点和难题，在于高产和生态保护的平衡，“在粮食生产优势区，深挖潜力、提高单产、稳定总产能的同时，腾出空间，发展旱农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旱农区的生态环境，这是未来整个旱地农业需要重点关注的技术区域和难题。”
被改变的和等待被改变的乡村
不管如何，对侯志强和郭三平他们来说，旱地农业技术，已经改变了他们生活。
时近春节，郭三平正在想办法购买足够多的有机肥，“我们这里主要是猪粪和牛粪，要早点儿买，晚了可能就买不到了。”
侯志强所在的常村，一些技术高超的果农，除了为本村的玉露香梨剪枝外，还受其他村邀请，去帮助剪枝，侯志强告诉记者，附近多个村都开始种玉露香梨，目前已经有12000多亩。近十年来，当地的玉露香梨已经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绿色食品博览会上，得了一个金奖。侯志强打算继续扩大种植面积，争取产值达到1000万元。
梅旭荣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建立了包括位于山西的寿阳模式在内的多个模式，如甘肃镇原模式、辽宁阜新模式、内蒙武川模式、河北衡水模式等。这些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旱地农业技术体系，适应不同环境的旱地种植。
如今，这些模式正在不断广到更多的旱农区，改变当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但技术的推广并不容易，紧靠科研单位自身的推广，远远不足。“技术的最后一公里非常重要，这需要更多新型的农业服务组织，尤其是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共同努力。”
近年来，农业社会化服务备受关注，事实上，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社会化服务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大部分地区，农民一个电话，就有相应的农机来进行耕作服务，从种到收，完全不需要人力。
梅旭荣告诉记者，旱地农业技术看起来复杂多样，但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化服务来推广，“比如说，在不同的旱农区，由科研人员根据当地环境，选择种什么作物，种哪些品种，匹配适合的技术，秸秆适合全量还田还是半量还田，覆膜是全覆膜还是半覆膜等，这些组合起来，开出技术清单，再由服务组织或服务者结合当地情况适度优化，就可以直接服务于农户，”梅旭荣说，“技术的开发需要很多专业的知识，做出巨大且长期的努力，但技术的应用，并不是非要高精尖才行。”
（梅旭荣：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学科首席。从事旱地农业研究30年，主持了国家攻关计划课题“北方旱区高效农业结合发展模式与技术研究”“主要农作物优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和“区域生态农业技术规范与保障体系研究”等。）
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王心
来源：
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含义
我们常常听过这样一句话：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里的“穷”和“白”具体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穷”表示数量很少，“白”的意思则是完全没有！
我们先来详细说说“白”的含义。
1945年，毛在七大作的《论联合》报告中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工业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因为现代工业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在工业领域，旧中国不会制造的产品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或许换个角度会更好描述一些：旧中国会制造哪些东西？
从军事领域到民用领域，我们来列举一下中国不会制造的产品。
军事工业：
旧中国没有成体系的军事工业，只有少量的军工生产企业。
旧中国能够生产弹药和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和迫击炮等。
但即使是这些最简单的武器（如汉阳造、中正式），旧中国孱弱的军事工业也无法提供足够的数量，无法满足最低标准的国防需求，就更奢谈武器的技术先进性了。
1、航空工业：基本没有或者完全没有，旧中国没有造出一架战斗机。
2、船舶工业：完全没有，旧中国没有造出一艘战列舰或驱逐舰，更不用谈航空母舰了。
3、兵器工业：中国能够制造少量的、、迫击炮等轻武器，但是坦克、重型火炮等重型装备完全不会。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未能建起成体系的军事工业，无法为本国的提供足够数量的武器，这是从到中国在历次对外中一直失败的物质原因。
德械师、美械师等名称的存在，就是旧中国军事工业薄弱的最明显例证。
国防安全是主权国家的第一需求，特别是在18-19世纪时期这样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
从1840年的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上百年的时间里中国都未能建立起稍具规模的军事工业，因此根本无力参与国际竞争，自身反而沦为列强的鱼肉。
民用工业
在民用工业领域，能源工业、材料工业、交通运输、通信等各领域需要的设备，中国完全不会制造！
1、电力设备
中国不会制造发电设备和输变电设备，电力工业的发展水平十分低下。
2、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运输设备：基本不会制造。
中国公路上跑的汽车全部都是进口的。
中国铁路上使用的蒸汽机车基本是进口的，国内只有修理能力。
江南造船厂能够造一些轮船，但是产量低，大量设备依靠进口。江南造船厂还是洋务运动的留下的遗产，在民国时期生产能力反而下降了。
3、重要技术装备（生产设备）
例如钢铁工业设备、合成氨设备、煤炭开采机械、石油开采设备、机床等，完全不会制造，全部都是进口的。
4、有色金属工业
旧中国不会生产铜、铝等有色金属。
5、石化工业
旧中国没有石化工业，连汽油、柴油、煤油等基础的油料都依靠进口。
1954年6月，毛在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中国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建设始于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
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工建设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主的重工业，总投资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比过去近百年工业化投资总和还要多，显示了毛等第一代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坚强决心。
我们再来说说“穷”的含义。
“穷”代表数量少，我们首先从温饱谈起。
为什么中国会那么贫穷，广大民众吃不饱穿不暖。
因为粮食不够吃，生产的棉花数量不够。
中国的粮食产量
195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是1.32亿吨，人均粮食总产量是239.4千克。1950年中国的棉花产量是69万吨。
建国之初，除了粮食以外中国其它的食品产量很少，每个人靠着200多公斤的粮食基本不够吃。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的农业还存在严重的粮棉争地问题。
依靠本国生产的棉花根本无法满足全国对穿衣的需求，而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势必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这又会影响到粮食的生产。
解决温饱问题需要依靠现代工业技术：使用农业机械扩大种植面积，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膜提高土地产量，同时培育更高产的良种。
但是旧中国不会制造农用机械，1950年的化肥产量仅有1.5万吨，基本不会生产农药，农业基本上处在靠天吃饭的状态。
中国的能源工业
旧中国能源工业的规模十分有限，只有煤炭和电力工业稍有规模，石油工业还未发展起来。
1950年，中国的煤炭产量是4300万吨，发电量是46亿千瓦时，石油产量仅有20万吨。
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是没有能力将这些煤炭从地下开采出来并运往工厂。
旧中国的少数大型煤矿例如开滦煤矿、本溪湖煤矿、抚顺煤矿基本上是外国资本建设的煤矿，开采技术掌握在日本、英国等外国资本手中。
本国资本拥有的煤矿采用十分原始的方式生产，煤炭生产规模普遍偏小。
1950年中国的发电量仅有46亿千瓦时，人均发电量不到10度。
中国的发电量仅为美国的1.2%，苏联的5.0%。
即使是日本、德国这些在二战中遭到摧毁的战败国，其发电量也差不多是中国发电量的10倍左右。
中国的电力工业不仅规模很小，而且技术十分落后。中国基本不会制造发电设备，拥有发电设备也是“万国牌”，没有能力对这些设备进行升级。中国发电装机容量的增长完全依靠进口设备，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旧中国虽然从美国购买了电力设备的制造技术，但是也没有能够形成产能。
1950年，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仅相当于0.42桶原油，这个数字不仅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低于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没有其它数字更能说明中国贫穷的程度了！
旧中国的贫穷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连印度、非洲等这些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都不如。
能源是现代工业运行的基础，能源工业的孱弱既是旧中国物质生产能力低下的表现，也是旧中国物质生产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钢铁工业
钢铁是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的材料，各工业部门的设备制造例如电力设备、火车轮船、炼油设备等都是钢铁制成的。
旧中国的钢铁工业十分弱小。
195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1万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的比例只有0.3%。
中国的粗钢产量不到美国的1.0%，是苏联粗钢产量的2.2%。
中国的钢铁工业不仅十分弱小，而且基本没有任何技术积累。
更可悲的是，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型钢铁厂如鞍钢、本钢、太钢等都是日本人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而建设的。
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基本没有自己建起一座大型的钢铁企业，连洋务运动时期建成的汉阳铁厂也在20年代停产并在时期将设备拆迁至大后方，但是从未恢复最初的生产规模。
旧中国的铁路里程仅有2.2万公里左右，其中将近一半还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修建的。
1950年中国的公路里程不到10万公里，路上跑的汽车全部都是进口的。
一穷二白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
贫穷落后和落后挨打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这都是因为中国没能掌握技术，物质生产能力十分弱小。
旧中国的落后是全方面的，从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全面的落后，这也是中国近代对外一直失败的物质根源。
这就是新中国发展的基础。
为什么新中国的发展困难重重？
为什么我们跟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如此之大？
因为我们的基础实在太差了，我们需要追赶的路途十分遥远。
二战后现代工业技术又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半导体、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技术层出不穷，汽车家电等产品在开始普及。
在我们追赶之时，发达国家依靠技术进步继续快速发展，甚至拉大了和我们的差距，这是后一直到2010年前很多人绝望的原因。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我们重塑了国内的秩序，并走上了追赶之路。
虽然追赶之路困难重重，我们也曾犯了不少错，但是从未停止追赶。
我们在什么时候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从能源消费量、发电量、钢铁产量和汽车产量等数据来看，我们基本上是在2010年前后追上西方发达国家的。
在总量数据上，我们可以比较轻易的追上发达国家，毕竟我们拥有显著的人口规模优势。
但是人均数据上，我们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的追赶之路尚未走完。
我们还没有躺平享受的资本，大家仍要继续努力。
来源：今日头条“郭满天SZ”公众号
编辑：黄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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