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金银兽首形青铜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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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金银兽首形青铜軏，长13.7厘米，高8.8厘米，管径4.8厘米，战国中期魏国车马器，1951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軏属车马器，是套在车辕前端的饰件，筒形，一头封顶，封顶处多呈兽首状。这件青铜軏即为兽首形，兽首似马头，大眼浓眉，双目圆睁，阔鼻筒耳。面目、头颈上满饰错金银卷云纹、延长式勾卷云纹、鳞纹和斜线纹等，用以模仿皮上毛发，纤毫毕现，生动逼真。口、鼻、眉、耳、颈等错金，额顶、耳后、眼睛错银，精美华丽。两侧图案布局高度对称，纹样变化以形就势，依形而变，舒卷流畅，颇具动感。軏侧视作弧形上曲，颈部为圆管，中空，正好套入辕端，起到保护辕首并以持车衡的作用。管口左右对称出两钩。
《论语·为政》：“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大车指牛车，小车指马车。商代马车为木质双轮单辕车，辕前端有一道驾马的横木称为“衡”，軏就是置于辕前端与衡衔接的关键。殷墟小屯20号车马坑所出的车已有兽首形铜軏。西周铜軏多为喇叭形，顶有圆当。战国时，铜軏又恢复成兽首形。
关于车子何时开始使用，目前尚未知。古文献称，夏代奚仲发明了车，《左传》《墨子》《荀子》《世本》等先秦典籍均有“奚仲造车”的记载。但造车在古代中国是一个集大成的工艺部门，被称为“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车的创制，需要建立在若干世代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而积累起来的经验基础上，因此很难说是某一个人的发明。目前，年代最早的实物遗迹见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马车，双轮、独辀，结构已经比较定型，据此，研究认为至迟在商代早期已有车子使用。
商周时期，马车不仅是交通工具，也作战车及田猎之用。商末武王伐纣的牧野大战中，周武王曾亲率戎车三百乘。《诗经·小雅·车攻》：“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叙述了周宣王会同诸侯举行田猎之事。《墨子·明鬼篇》亦载：“周宣王会诸侯而田于圃，车数万乘。”春秋时期，东方大国齐国的战车已达三千辆，晋国战车更是多达四千辆。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列国军事实力的标志之一，故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
商代马车多驾两匹马，也有的驾四匹马。为求坚固耐用，许多关键部位如踵、軎、轭等处，都采用了铜构件或包上铜饰。西周车战初盛，军事上用车颇多，造车技术比商代更为精良，车马的配件也更加完备。如辖是插在轴端孔内的车键，作用是防止车轮脱落。商代辖多为木质，个别加了铜质套头，西周已有完全为铜质的辖，东周时期辖一般均为铜质，除美观之外，更重要的是起保护作用，从而延长使用寿命。
西周礼制成熟，车马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马车被作为身份等级的象征，贵族热衷于用精美的构件和饰件来装饰车辆，增加了许多前代没有的新部件，如舆上安装车盖、銮铃等。为使车马更华丽更漂亮，东周时期，许多铜构件还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嵌错工艺。
嵌错是一种金属器物表面装饰技术，根据嵌入材质不同，分别称作“错红铜”“错金银”或“金银错”。其工艺是将黄金、白银、红铜等质地较软的金属做成细条、片或丝，嵌入青铜器表面预留好的凹槽中，捶打使其坚实牢固，然后再用厝石、木炭加清水依次磨厝器表，错平磨光。利用不同金属的色泽对比构成纹饰、铭文、图案，或红黄相间，或黄白辉映，绚丽多彩，使器物显得富丽堂皇，异常华美。最先出现的是错红铜，该技术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已臻成熟，图像多为表现攻战、宴乐、采桑、射猎等场面，主题明确，是反映当时社会大变革的现实图画。其后是错金，错银工艺出现最晚，约在战国早期。战国中期以后，错金银工艺更为流行，错金、错银多同时使用，几乎完全取代了错红铜，秦汉时仍有延续。
礼、乐、兵、车是东周统治阶级厚葬的四大属类。辉县固围村1号墓是一座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葬，此墓是目前所知魏国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出土器物多工艺考究，精美绝伦。该错金银兽首形青铜軏的制作，即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错金银工艺，从造型到图案，设计巧妙，工艺高超，错金银色彩分割清晰，线条粗细有致，自然纤秀流畅，充分显示了战国金属细加工技术的精湛，代表了魏国错金银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也是这一时期青铜器工艺进步的缩影。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比干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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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宽博”指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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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孙丑上》说北宫黝之养勇，“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这里的褐宽博，赵岐注：“独夫被褐者。”焦循《孟子正义》：“褐宽博即是衣褐之匹夫。”焦循在解释“褐宽博”的时候，只解释了“褐”，没有解释“宽博”。朱熹《孟子集注》：“褐，毛布。宽博，宽大之衣，贱者所服也。”朱熹认为，宽博是贱者之服。
《诗经·豳风·七月》：“无衣无褐。”郑玄注：“人之贵者无衣，贱者无褐。”《后汉书·赵典传》：“身从衣褐之中。”李贤注：“褐，织毛布之衣，贫者所服。”可见，褐为贫者、贱者所服。
《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郑玄注：“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此君子有道艺者所衣也。”逢掖之衣是一种袖子很宽大的衣服。君子有道艺者为了与俗人区别开来，除了穿着逢掖之衣，戴章甫之冠，还要绅而缙笏。《荀子·哀公》：“然则夫章甫、絇屦、绅而缙笏者，此贤乎？”杨倞注：“绅，大带也。缙笏于绅者也。”既然是君子有道艺者所衣，那么像孔子那样的人是贱者吗？
《汉书·隽不疑传》：“（暴）胜之素闻不疑贤，至渤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颜师古注：“褒，大裾也。言着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可见，“褒衣博带”即“宽博”。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以礼，名闻州郡。那么，隽不疑是贱者吗？
关于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穿戴，据《墨子·公孟》：“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逢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可知，齐桓公、楚庄王喜欢褒衣博带，晋文公与越王勾践却不是这样的装束。
宽袍大袖在先秦时期并非权威的象征，衣服短小也不见得地位低下。但周公制礼作乐，儒家复古礼制，的确提高了宽衣博带的地位，使宽衣博带成为身份的象征。短衣更适合生产劳动，只有脱离了生产劳动的人才愿意宽衣博带。而且，宽衣博带显然不便于打仗，所以赵武灵王才要进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衣褐与衣帛代表了贫富差距，蚕丝织成的帛也可以制作短衣，粗布麻衣也可以制成宽衣博带。儒者未必都富有，他们的“逢掖之衣”很可能是由毛布缝制而成。
《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赵岐注：“言残贼仁义之道者，虽位在王公，将必降为匹夫，故谓之一夫也。”“一夫”就是匹夫，《汉书·刘向传》：“臣闻春秋地动，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这里的“三独夫”，指萧望之、周堪和刘向。颜师古注：“独夫，犹言匹夫也。”由此可见，王公之外的人都被称作独夫、匹夫。
隽不疑、萧望之、周堪、刘向地位都不低，他们即便褒衣博带，也被称作独夫、匹夫。王公之外有两种人，一种为衣褐之匹夫，贫者、贱者衣褐；另一种是褒衣博带的匹夫，虽然地位很高，却在王者之下。褐宽博，赵岐注为“独夫被褐者”，将褒衣博带的匹夫隐去了。《孟子·公孙丑上》：“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赵岐注：“曾子谓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恶于己，己内自省，有不义不直之心，虽敌人被褐宽博一夫，不当轻惊惧之也。自省有义，虽敌家千万人，我直往突之。言义之强也。”这里赵岐对“褐宽博”的解释还是非常清楚的，即“被褐宽博一夫”，包括了衣褐之匹夫与褒衣博带之匹夫两类人。
实际上，北宫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意思是北宫黝不受制于任何人，既不怕万乘之君，也不怕褒衣博带之人，更不用说衣褐的贱者和贫者了。为了说明北宫黝无所畏惧，孟子进一步说北宫黝“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刺杀一个万乘之君和刺杀一个衣褐的贱者没什么区别。
综上所述，褐是粗布麻衣，指制作衣服的材料，宽博指衣服的样式。“宽博”非贱者所服，宽衣博带之人都脱离了生产劳动。“宽博”不外乎两类人：万乘之君和宽衣博带的匹夫。“褐”也包括两类人：衣褐的贱者和贫者。据此而言，“褐宽博”包括了所有人，可以指任何人。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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