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若轻”邓小平
邓小平在70多年的生涯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举重若轻”。
据薄一波回忆，在1950年的七届三中期间，有一天在闲聊中，周恩来若有所思地问他：“你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薄一波更想知道周恩来的看法，就反问道：“，您看呢？”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薄一波说：“完全同意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
记者马骧曾采访过邓小平的孙辈儿们：“在你们印象中，爷爷怎么解压？”
邓小平的孙女眠眠说：“爷爷这个人吧，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压力，他只不过有时候太累了，放松一下，所以睡觉前看看武侠小说，也是放松，但并不是解压。事情来了，在他肩上的责任，他该做就是做了。但是做完了以后经常有人来看他，说这件事情你曾经做过，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很感谢你。爷爷说，‘哦，我记不得了。’他做完了也就忘记了，但是他该做的时候又去做，他肯定会思考很多东西，但是对他来讲我觉得不是一个压力。”
马骧问：“对于工作状况中的邓小平，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很少？”
眠眠答道：“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但是在我妈妈的印象中有。我母亲跟我讲过，就是1974年，因为那时候爷爷复出过一段时间主持工作，我妈妈说那时候他看起来，包括接待外宾都是满面笑容的，但是他坐在家里会皱着眉头思考，怎么去跟‘’斗。这一段对他来讲可能皱过眉头，但是其他时间没见过。”
曾任中组部部长的陈野苹回忆，在解放时期，刘邓大军打了许多关系全局的硬仗。每当战役开始，刘、邓两位首长常常是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作战方案。一旦决定下来，邓小平只是宣示总的战略意图，部署作战目标，“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对具体指挥作战则敢于放手给下级指挥员，让他们发挥主动性，自己则坐镇中枢，沉着调度。正是这种“放手”，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也减轻了自己的工作负担，便于集中精力思考大事。
陈野苹强调指出：“我感到他的艺术之一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道出了父亲“举重若轻”的秘诀：“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工作方法非常好。他不会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处理得很复杂，也不会事无巨细什么都自己去办、去过问。他总是提纲挈领，他把要做的事跟你交代清楚，你可以去发挥。这样也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去做。”
在过程中，邓小平这种“举重若轻”的方式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总是在方针、政策、原则方面作出明确的交代，具体方法不多讲，给人留下广阔的用武之地，使执行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对外开放，办经济特区，一开始也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对改革中诸如证券、股市这些当时看不准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的东西，邓小平的态度是“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从哪里下手呢？
邓小平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他明确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向前进”，并明确指出，毛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经过初步阐释之后，邓小平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他以成熟家的远见和智慧，果断地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用毛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打破了人们心中的固有局限，为解放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有不少人没有突破“左”的思想的困扰，在深化改革中迈不开步子。针对这一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将长期困扰的思想问题一下子解决了。
1977年9月，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谈及教育工作时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邓小平极少事必躬亲，而是集中精力在宏观战略上进行思考，想大事、抓大事、议大事，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经73岁，但工作效率依然很高。他不无幽默地说：“工作要重视效率，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
1986年，美国电视记者华莱士采访耄耋之年的邓小平，有一番很有意思的谈话。
华莱士问：“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邓小平伸出两个手指头，答道：“两个小时。”
记者简直不敢相信，邓小平告诉他：“其他时间用来读书、运动和休息，还要和孩子们在一起。”
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知道，邓小平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的时间的确就是两个小时左右。当然，除了这两个小时，他还要接见外宾、参加会议、听取汇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比较紧张。
为什么邓小平的工作效率这样高？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说：“老爷子生活非常有规律，他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散步，几点干什么事，都非常有规律。他工作也很有规律，而且劳逸结合，该工作的时候集中精力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这个习惯是做总的时候养成的。做总的时候，非常累，如果他每个星期没有放松的时候，身体根本就吃不消。”
正是这些规律的工作生活习惯，使得邓小平能在繁忙而艰巨的工作中，展现出“举重若轻”的领袖风范，并带领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
摘自 | 《文萃》2022年11月上
稿件来源 | 《文史精华》
本文作者 | 刘明钢
责任编辑 | 井宁
微信编辑 | 笺迟
《掬水月在手》：弱德之美
王芊霓
10月16日，《掬水月在手》登陆艺术院线首映。
10月16日，古典诗词研究大家叶嘉莹的传记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登陆艺术院线首映，影片同名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也同步发布。
主创团队辗转十个地区、采访43位受访者、采访稿近百万字、历时近两年拍摄制作。采访了叶嘉莹本人和她的学生白先勇、席慕蓉、汉学泰斗宇文所安等名家，众人关于叶先生的所有记忆，在佐藤聪明创作的雅乐配乐中、将这位诗词大家苦难而又精彩的一生娓娓道来。
弱德之美
我对古典诗词的了解仅仅是高中语文的水平，更对所谓“传统文化”一直疏离隔绝，也正因此，我一度怀疑自己无法进入这部纪录片。
没想到影片非常吸引人，我更是数度落泪，这都是因为叶嘉莹的魅力。
本文剧照来自纪录片《掬水月在手》
导演陈传兴说这部纪录片比较难进入，我倒发现不难，你甚至不用懂古典诗词，只要稍微有点人生阅历，就会感佩叶嘉莹那样的一种生存姿态，她的一生用来探讨“诗与存在”的主题再合适不过了。
尤其推荐女性观众去观看这部影片。一个女人一辈子可能会经历的所有忧患，叶嘉莹都一一经历并且坚韧地挺过来了。
17岁时母亲因为术后感染，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去世；婚后她南下到台湾，身为海军的丈夫遭遇白色恐怖被捕，她自己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坐牢；之后在台大教书得到出国交流的机会，几经波折把家人都带出国，生活稍感完满时大女儿女婿又在车祸中双双丧生。
经历了失母之痛、丧女之痛的叶嘉莹是怎么走过来的呢？她靠诗词，诗词就是她的存在方式，已经与她的生命经历合二为一。她曾说：“我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叶嘉莹对于诗词的爱好，是她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幼时的她就着家里四合院里看到的景物作诗，看见花说花，看见草说草，感叹花草昆虫的生存与死亡。母亲突然去世后，诗也从她心里跑出来，那样沉重的悲痛让她一连写了八首《哭母诗》，这是其中的两首 ：
噩耗传来心乍惊，泪枯无语暗吞声。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
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
老年遭遇大女儿女婿车祸去世，也是诗词创作让她的悲痛得以抒发和缓解。她回忆说：“我把自己关在家中，避免接触一切友人，因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自己的悲哀。我仍然以诗歌来治疗自己的伤痛”。
苦难在叶嘉莹生命中时时出现，幸而有诗词拯救她，幸好她足够坚韧。她的学生席慕蓉说，有人因为经过那样的苦难，脾气完全变了，随之对人生彻底绝望。叶嘉莹没有，她反而用生命践行了她在词学中的创见——弱德之美，是在外界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自我约束和收敛以委曲求全的一种品质。
“叶先生是以弱德之美，以风中芦苇，而不是一棵大树的态度去面对暴风雨，即使有再大的强风暴雨，风雨之后依然存在。”陈传兴说。今天很多人会去报基于西方心理学理论的写作疗愈课，而叶嘉莹是早就把生命和诗词创作融为了一体。诗词与她相融，理解，感怀，帮助她淡化、溶解了生活中的悲苦。诗歌也是她的寄托，是她的远方，只要有诗歌的世界，她就不怕现实的残酷。
“我没有见她很兴奋过，也没有见她很悲伤过，我们普通的人往往高兴也表现出来，悲伤也表现出来，而她永远是那个样子。这是很难的，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去轻而化之。她把悲痛和快乐都一样处理，能够感知，但不沉溺其中，做什么都是举重若轻的样子。我们中国古代的君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这是影片的点睛之笔，叶嘉莹的女友刘秉松对她的评价，是啊，在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少见了，看完《掬水月在手》，真是忍不住感叹一句，这个世界有叶嘉莹，真好。
她的诗歌和她的生命是融为一体的，她的哭母诗和哭女诗，我们不一定能看懂，但你听她吟诵，能感觉到生命在诗歌中流淌。
你会羡慕她有一种资源和工具能够去支撑她，去化解掉她生命中的那些悲苦。就像已故台大教授柯庆明评价的，叶嘉莹就像诗词的传教士，诗歌是她的信仰啊。
现代人好像很难找到那样一种方式，现代人的方式都是消费主义的，是要花掉金钱的，诗歌这种方式当然更美更纯粹。
叶嘉莹挑战了现代女性主义
叶嘉莹是古典诗词研究泰斗、是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是捐出毕生积蓄传承中华文化的神一样的人物，这部影片让我们知道，她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她经历了那个年代大部分女性都会经历的夫权的压迫。
在影片中，叶嘉莹极克制地谈到了她的丈夫赵钟荪。她只提到在台湾生大女儿的时候羊水破了，羊水流尽了，她却被一个人留在医院。
更多的内容我是从她的自传《红蕖留梦》中窥见的。
“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先生在产房门口等候消息，当我从产房里被推出来时问他几点钟——因为又是一个女儿，他连一句话都不肯回答，掉头就走了。”
“我在很多学校兼课十分繁忙。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的气血精力都已经全部耗尽，每呼吸一下都有被掏空的感觉。同时我还有以没有时间做好家事的负疚心情，接受来自夫权的责怨。那时，对于一切加在我身上的咆哮欺凌，我全都默然承受……因为当时我实在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做任何争论了。”
“那时过圣诞节，我不愿在我们艰苦的时候，让孩子们觉得人家过圣诞节都挺高兴的，我们家怎么不同。我的愁苦从来不跟孩子说，总是愿意她们都好好的。我就买了圣诞树，而且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上去就把它毁了，把树上的装饰扔了一地。”
有人说，经历了这些，她为什么不抗争？她为什么不离婚？
用今天的眼光看，肯定应该离婚的，或者至少要愤怒要控诉，但她就是那样忍下来了，她那一代人的观念是“离婚的人是有问题的”，她就没有离婚。
如果让她和当代的知识女性比较，现代的知识女性当然也很聪明敏感，智识上很能提炼现在社会的问题，遇到性别上的不公能站出来去发声去打官司，你可能也会觉得她们有勇气，但你可能不会说一句这个人活得美活得漂亮。
现在很多女性身上会有矛盾，家庭和工作的矛盾，这种矛盾和张力，在叶嘉莹身上体现到极致。
她在公共生活领域是那么受人敬仰爱戴的一个人，但是回到家里，回到私人领域要受到她丈夫阴晴不定的对待，要么冷漠要么呵斥，临盆之际竟把她一个人丢在医院，甚至也遭受过暴力，这是多大的矛盾，她还是给化解掉了。
这对很多女性来说会是一个启发，还是弱德之美——你们可以欺负我，生活可以对我不公，我也不硬着跟你们去对抗，我就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我还是要做我自己，任凭生活怎么亏欠我，我还是要完成我这辈子要完成的事情。
弱德之美好像是跟现代的女性观念对立， 一种被动的美德，不就是逆来顺受？但叶嘉莹说“我有弱德，但我不是弱者，弱者知识趴在那里挨打，弱德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德才是弱德。”
叶嘉莹的存在让我的女性主义观念有一点松动。比如我之前很坚持，如果遭遇了性别上的不公，你就要说出来，然后震慑伤害了你的人。这个跟弱德之美完全是不同的策略。
当然女性主义可能会认为如果大家都不斗争，到最后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就会有更多人受到侵害，所以要激进要主动，但这种呼号会有一个问题，它会有一种取向，就是那些被动的人是不够勇敢的甚至是在审美上不够美的，这是为什么？但叶嘉莹太特别了，她打破了这个，她的存在在我的价值坐标里面是更美的。
除了叶嘉莹，很多讲诗词的人，我们看上去都会觉得他们很保守很落伍，但是叶嘉莹没有给人这种感觉，反而会觉得她超越了时代。一个激进的人也能欣赏她身上普世的人性的美：面对挫折能够扛过去，能够不怨天尤人，不变成另外一个人，不失掉生命的光彩。叶嘉莹太耀眼了，面对她会顿感自己的渺小。
戴锦华说叶嘉莹是她心目中的大女主，虽然她很认自己的传统的角色，包括在家里要做家务还要带孩子，但同时也去当家庭里的供养者和成功者，仅凭这一点，女权主义者是没有理由去批判她。
叶嘉莹这么特别的人生经历到底有什么普遍意义？弱德之美这样的观念能打动其他的年轻人吗？可能很难。不过最重要的启示是，无论你是强德还是弱德，都别忘了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叶嘉莹她就是不断在事业上去追求并取得了成就，没有把精力耗费在跟恶龙缠斗上。并不是说要学习她的忍，最关键的是要完成自己这一点，无论反抗还是不反抗，都不要忘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这一生要完成什么事情？能不能把性别忘掉，不管不顾地去实现它。
戴锦华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她是现代又独立的女性，但身上传递的又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形式和美感。叶嘉莹的存在其实会让我们反思究竟要如何重新对待中国传统社会的那种遗产，前现代的遗产。是啊，也许“弱德之美”还是离不少年轻人很远，但可能“弱德之美”一直都写在这个民族的基因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抛掉，完完全全拥抱西方，拥抱来自西方的女权主义，叶嘉莹是提出了一个挑战的。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张艳
周恩来对邓小平特征的形象概括——举重若轻
文/完颜亮
举重若轻，是周恩来对邓小平特征的形象概括。意思是说，邓小平在风格上，有一种迅速摆脱细枝末节的纠缠，直指战略目标的大气。确实，举重若轻，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高远目光、战略气魄、高超智慧、达观胸襟的体现。邓小平能继毛之后改变中国历史和命运，正是得益于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能从容镇定地驾驭局势，即“举重若轻”。
抓住大事
邓小平能够“举重若轻”，在于他对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进行认真思索，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抓住事物的根本点，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抓住大事、要事，从大的方面驾驭全局，而对于小事、次要的事情，则放手让部下去办,从而轻松自如处理在人们看来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年代，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指挥打了许多重要战役。上党战役、定陶战役、鲁西南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许多战役都是在敌强我弱、情势极为严峻情况下打的，邓小平面临的指挥任务无疑是艰巨、沉重的。但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站得高，能从全局看到发展趋势，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诸多头绪中，迅速地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果断地加以解决。每次指挥重大战役之前，邓小平都全面深入了解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及时了解动向，广泛征求意见，又在层反复研究酝酿，反复比较作战方案，最后确定最佳战役方案，然后布置下去，让下级指挥员自主行事，放手指挥。他自己则坐镇中枢，沉着调度。这样，既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使自己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大事，把握全局，又在实践中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曾是邓小平部下的陈野苹评价邓小平举重若轻的艺术时说过：我感到他的艺术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
◆1977年8月，叶剑英与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接见十一大代表。
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是邓小平抓大事的生动例子。
粉碎反集团后，我们党面临着全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任务，又有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工作千头万绪，事情成堆，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但是，“左”的思想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有人提出“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凡是毛作出的决策，都要始终不渝地维护”。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提出后，使人们的思想受到压抑和束缚，不能大胆工作，更迈不出前进的步伐。也给一些人用毛指示过的决策过的来压人、整人以借口。1977年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以他大家的眼光深刻洞悉到：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就难以迈开新的步伐。他复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突破“两个凡是”。他意识到，“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以维护毛为名而坚持毛晚年的错误。因此，摈弃“两个凡是”，端正思想路线，是拨乱反正，迈开新步伐的关键，抓住这个关键，就能打开突破口，从全局上赢得主动。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通过这次全党范围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突破“两个凡是”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毛思想和毛说过的话（包括错误的话）。面对这个问题，邓小平以他的理论智慧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把我们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明确指出，毛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我们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思想，不能从本本出发，“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重要观点，把毛思想的科学体系与毛的个别词句区分开来，既维护了毛思想的权威和毛的威望，又为纠正毛晚年错误打开了道路，把人们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邓小平紧紧抓住并解决了突破“两个凡是”从而解放思想这件大事，在矛盾累积，问题成堆，千头万绪中，统一了全党思想，众多重大问题、历史难题，迎刃而解，迅速开辟了新局面，为团结全党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奠定了基础。
不纠缠旧账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是这类问题难解的重要根源。邓小平的大智慧在于：他面向未来，不纠缠历史旧账，从而举重若轻。以他纠正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为例。“”结束后，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得到纠正，许多“”中又翻出来的历史旧案也亟待清理，对于这些积压的历史问题，如果长期纠缠下去，很多问题会搞不清。许多历史案子涉及重要人物和重要历史评价，看法不一，历史问题又难以查清，如果互相纠缠，会剪不断理还乱。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功过是非也需要重新评价。还有一些人由于个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存在很大的怨气，再纠缠历史旧账，他们的怨气会更大，容易形成无休止的纷争。特别是一些在错误方针指导下发生的由群体进行的，如果纠缠起来将涉及许多人，搞不好会新伤害一些人不说，还会使人们不能把意志统一到党重新确立的、思想、组织路线上来。而当时中心工作是搞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些重大国际关系也需要调整。为了集中精力搞建设，实现党和国家最重要的目标，邓小平决心不纠缠历史旧账，放眼未来，开拓新局面。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第三部分专门讲“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他讲到：解决历史问题，是解放思想的需要，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历史问题应该解决，“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对于犯错误的，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
邓小平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而对毛的功绩则不容否定，他说：“毛在长期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的伟大功绩。”
◆年代，邓小平在重大和关键问题上抓得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
正是邓小平始终坚持不纠缠历史旧账，团结一致向前看，才在历史和现实问题成堆，矛盾众多而复杂中，举重若轻，在分清是非、团结前提下，实现了工作重心平稳而顺利地转变。
处理国际关系问题，邓小平也主张不纠缠历史旧账，“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典型的例子是处理中苏关系。中国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与苏共和一些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分歧而关系逐渐疏远，最后发展到国家之间关系出现裂痕以致恶化，直至长期对立。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不仅不利于中国争取良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部环境，而且给西方霸权主义以可乘之机。邓小平从中国国家安全和长期发展大战略角度思考，认定：改善中国同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对于中国有利无害。而苏联方面也有改善两国关系的意图。
但是，中苏两党长期分歧，两国长期对立，还一度刀兵相向，积怨甚深，改善两国关系，是一件重大而极不容易解决的事情。但邓小平却轻松解决了。他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基本方针就是不纠缠历史旧账，即对于中苏两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矛盾不再提起，“一风吹”。1989年，邓小平与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说：“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邓小平提出的不纠缠过去的旧账，而着眼开辟未来的主张，得到了当时苏联的赞同，中苏两国关系很快得到改善，不仅消除了威胁我国安全的一些热点，使中国获得了搞建设的安定周边环境，也使中国在国际大国博弈中，更占据有利地位。
不纠缠旧账，结束过去，放眼未来，体现了邓小平成熟的家思维。他按此思维，确定处理许多重大而沉重的经济问题的方针政策办法，迅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政策主要目标上的认识一致和团结和谐，轻松而又恰当地解决了许多常人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事业发展和国家富强创造了良好条件。
超脱的境界
对于重大的方针政策，党内出现不同认识，是正常的，尤其是在新条件下进行新的实践时，人们看问题的角度、认识水平存在差异，出现不同看法更是在所难免。如何对待和处理党内在重要方针政策上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是关系党内团结和意志统一的重大问题，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后果。处理这类重大问题，过去党内有不少教训，既发生过不讲原则，一团和气，掩盖分歧的情况；也存在过以势压人，强求“舆论一律”的情况，都曾给党内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如何处理党内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确实是个既大又难的问题。但邓小平处理这类大而难的问题却举重若轻，超脱，则是他得以举重若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做到超脱，是需要有很高境界的。邓小平的超脱，体现在他提出“允许看”和“不争论”的方针上，其实，这是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大智慧。
以如何对待在改革问题上存在的争论为例。改革之初，党内以至社会上，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意见分歧很大。对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及改公社为乡等一些重要举措，就有不少人持怀疑甚至反对意见，有人说，这样搞，毁掉了集体经济，从而毁掉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存在的基础，实质上是在搞资本主义。有人还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对于上述种种反对、质疑的意见，邓小平一不采取压制办法，二不采取“打通思想”的办法，而是采取超然态度，用他的话说就是“允许看”。持不同意见的人，怎么想，怎么说，都不去理会，而是大胆实践，大胆改革，在实践中发现错误就赶快调整、修正。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说话”。由此，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一整套农村改革措施和办法，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农民热烈拥护农村改革。这样一来，反对、质疑的人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转而采取拥护农村改革的态度。后来，在农村改革问题上，党内意见基本达到了统一。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有的“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邓小平就是用这种方法，既不搞批判运动，也没有搞“统一思想”的教育，而是以宽宏大度的境界，采用超脱的方式，轻松解决了党内在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当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时，怀疑、反对的意见又出来了。邓小平同样采取超脱的办法对待。他曾回顾说：城市改革时，“同农村改革一样，起初有些人怀疑，或者叫担心，他们要看一看”，“处理办法一样，就是拿事实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
◆邓小平的超脱，体现在他提出“允许看”和“不争论”的方针上。
一些重大改革实践，是新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由此产生重大意见分歧在所难免。对于这种在别人看起来极难处理的重大意见分歧，邓小平也采取了超脱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不争论”。办经济特区之初，有人就提出了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还有人直接认定，这是引进资本主义，在一块地方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搞新的殖民地。对于这个严峻而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的方针。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就不能陷入无意义的抽象争论。我们“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从而“拿事实来说话”。建立经济特区后，特区在短时间内大量引进外资、技术、人才，一座座现代化新型城市迅速崛起，不仅没有改变特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为国家总体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区建设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绩，让人们服气，怀疑、反对的人逐渐少了，党内认识基本统一。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的：“深圳的建设的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在实践结果已经证明了真理的情况下，邓小平于1984年为特区题词以肯定特区，而他的题词也基于实践经验。这年1月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正是实践中创造的成就，解答了一切问题，而邓小平让实践结果说话的办法，既保证党内不因认识不一致，意见不统一而产生震荡，维护了大局的稳定，又不误党和国家建设、改革事业的推进，可谓举重若轻。
美国学者戴维认为，“邓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一点绝对明智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中的一大进步”。确实，邓小平以他宏阔的境界，大度的胸襟，采用超脱的方法，“允许看”、“不争论”，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整人，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把改革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智慧。
抓住时机
善于审时度势，及时抓住时机，是邓小平能够做到举重若轻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科技进步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发展的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面临着大发展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挑战。19中国发生了，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国内对于也出现类如姓“社”还是姓“资”的种种议论。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许多重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情况下，邓小平以家的大智慧认定，中国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机遇，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发展自己；许多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在发展中解决。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期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邓小平还强调了科技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地方经济，他也强调抓住发展这个机遇。1992年1月30日，邓小平前往上海视察，在与上海市党政见面时，邓小平告诫当时的上海市，“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
由于邓小平指导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使中国在苏联东欧剧变时，不仅稳住了中国的阵脚，妥善解决了许多大而难的问题，而且加快了发展速度，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凝神于全局和未来
邓小平能够轻松处理在别人看起来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难以处理的重大难题，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不拘泥于繁杂细节和具体事务，而是凝神于关系全局和未来的大事，集中精力解决。集中精力妥善解决了这些大事，就会总揽全局，下活整盘棋，开辟光明的前景。邓小平抓接班人的培养这件大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十一届三中后，党和地方各级机构也逐步做了调整，各级职务均由坚持正确思想路线的干部担任，但是，这些干部的年龄都已经偏大。在大局上高瞻远瞩的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解决各级干部的后续接班人问题，是事关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坚持下去，中国是否后继有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关系事业的大局和未来。在党和国家工作众多，各方面问题纷繁复杂的情况下，邓小平不拘泥于具体事情，不囿于繁琐，而是把目光放远，紧紧抓住接班人这一重大问题，着力解决，同时着手建立一整套干部退休制度。
◆不纠缠旧账，结束过去，放眼未来，体现了邓小平成熟的家思维。
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时，首先致力于党内意见的统一。他曾多次同其他交换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当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代非常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局常委多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1980年3月，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事先，中组部给每个局常委发了一份经过他们考察后拟提拔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邓小平在会议上，一开口就直言不讳，他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不满意，认为存在两大问题：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邓小平的意见极大地震动了组织部门。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不久即表示：“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鞭策”。5月，中组部选拔中青年干部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大胆提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参加班子。
在抓接班人选拔问题上，邓小平与陈云意见一致。1981年5月，陈云写了一份建议，分送邓小平、。他在建议中提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50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40岁左右的人、40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干部的后备力量。”邓小平认为陈云的意见非常重要，多次和陈云讨论提拔年轻干部和培养接班人问题。陈云也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就此问题写出不少意见和想法，提交研究。为了引起全党重视，在邓小平的建议下，1982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期间，印发了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会后，部分与会人员留下来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坚决支持陈云提出的要大胆提拔年轻干部，特别是提40岁以下的人的意见，坚定支持陈云关于“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的意见，并且提出了要建立干部梯队的意见。邓小平在即席讲话中严肃地说：“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他面向大家问：“为什么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邓小平说：去年12月工作会议以后，陈云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因为“我和陈云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会后不久，8月7日，组织部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对调整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
按照邓小平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总体战略构想，各级党组织在十二大之前即做了大量考察、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同时着手建立干部退休制度，把岗位腾出来。邓小平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并且下了决心后，要陈云主持了由中组部、总部干部参加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并同中组部的谈话，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要求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省、地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随着上述机构的建立，1981年底至1982年初，从国家机关开始，各级班子结构改革的工作逐步展开。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大批老干部退出班子，中青年干部走上岗位。1982年9月的十二大，在产生的348名十二届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他们当中有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王兆国、田纪云、胡启立、尉健行、张万年、李铁映、宋健、邹家华、罗干、涛等，其中最年轻的是时任甘肃省建委副的涛，当时只有39岁。大会闭幕第二天，邓小平和其他专门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中委。不久，即决定调涛到团工作，先后担任团处，全国青联，团处第一职务。为了加强涛的基层实践，于1985年特别派他到国家欠发达、各方面条件艰苦的西部地区工作，先后担任贵州，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一直工作到1992年。1992年十四大时，又调涛到担任职务。
邓小平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思路是培养一大批年轻、优秀的干部，形成梯队。从到地方的各级班子中不仅要有第二梯队，还要有第三梯队。他的这个意见得到局的赞成。此后，党按照邓小平这个意见，经过认真考察，将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纳入视野。
◆超脱，是邓小平得以举重若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做到超脱，是需要有很高境界的。
但是，岗位是有限的，当时，从到省、地一级的班子中，都有一大批主要负责人是大时期或时期的干部，他们的党性和能力都很强，但年龄偏高，许多人年龄都已经超过60岁，接近70岁。大多是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去世的人也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起。要把优秀年轻干部提拔到岗位上，必须首先建立干部退休制度，让年纪大的老干部到了退休年龄腾出位置，才能把优秀年轻干部提拔到岗位上来。这样做，涉及干部数量大，矛盾多。但邓小平知难而上，下了很大决心，一定要解决这个事关利益的重大问题。他提出了用硬性规定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到局的赞成，此后，形成了“两个三分之一”的规定，即：常委中50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学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这个标准很快推及地委、县委。企业和大专院校这类高文化层次的单位，干部的上述比例，要超过三分之一。后来提拔到，以及省、地一级班子中担任重要职务的许多干部，都是那时在地方或者各部门基层岗位上，按照“两个三分之一”要求，被选拔到基层班子中的，有的则是那时被列入第三梯队或者被列为重点培养的干部。
邓小平抓接班人这个事关全局和未来的重大问题，不是只抓一阵，而是紧紧抓住，长期不放。
1986年，党重要任务之一是筹备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的十三大。此时，邓小平主要思考和着力抓的，还是接班人问题。当时的局常委中，除等比较年轻外，陈云和邓小平都已年过80，李先念也接近80岁，加上几位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去世，使邓小平感到抓紧选拔接班人的紧迫性。1986年的秋天，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相约，到陈云家里做了一次长谈，一致认为培养接班人问题的重大和紧迫。此后一直将这个问题作为重大问题来抓，并在工作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制度。1992年，以中组部的名义下发了关于积极大胆地做好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通知。之后，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组部一直把选拔年轻干部作为特别重要的工作来抓。到邓小平逝世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选拔培养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机制。由于邓小平晚年专注抓这个事关全局和未来的重大问题，保证了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晚年为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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