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会长：出家道士要守规守矩、完善自我
中新网北京9月6日电(记者 阚枫)“你穿上了道衣，挽起了头，就如同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人人都是监督者。”谈及一些宗教人士道风不正，甚至借机敛财的现象，中国道教会长李光富6日在北京表示，作为出家道士，要守规守矩、完善自我、规范自我，只有自身做好了才能引导社会、带动社会。
9月6日上午，由中华文化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中华宗教文化交流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中国道教会长李光富在论坛发言。
6日上午，由中华文化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中华宗教文化交流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中国五大宗教团体负责人、宗教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相关主题进行研讨。
出席论坛的李光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道教要随方设教、与时偕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道教的精神已经融入社会之中。道教的社会教化功能，一方面是尊道贵德、积德行善，引导人们做好事、做善事；另一方面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崇尚自然。
李光富表示，社会的商业化进入道教的领域，有些宗教人士道风不正，甚至出现借机敛财的现象，带来了不好的社会影响，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方面。道教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规范化、制度化，把道教打造成社会的一片净土。
“道教要服从国家的管理，也要接受社会的监督。中国各种宗教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一直坚持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宗教部门让宗教自我管理，一是管好庙，保护好文物古迹，管理好宗教活动；二是要管好自己，要完善自己教职的规章。”李光富说。
9月6日上午，由中华文化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中华宗教文化交流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论坛在北京举行。
道教作为中国五大宗教之一，是唯一一个中国本土宗教。不过，不少人对道教存在一些误解，提及道教，一些人首先联想到的多是算命、八卦。
对此，李光富称，很多人忘记了道教的精髓，肤浅地认为道教只是算命、看相、风水。其实，诸如婚丧嫁娶等礼仪，都是道教的形式。风水只是一种片面的叫法，实际上是道教几千年来的宗教经验的总结。
“在合适、顺意方面，现在的人们走偏了，只说风水。城市的设施条件好、便捷、安全，人们就说城市风水好。从道教的角度说，这是在表达城市给了人们安逸、平安。”
李光富说，道教崇尚天人合一、祈福太平，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随方设教，就是用道教礼仪为社会祈祷，为社会服务，引领人们向善，从礼仪这方面把社会引导好。
李光富表示，道教要解经释典，通过经典与传统引导人们，比如“忠孝诚信”，这样的理念就贯穿始终。
“道教讲求忠孝诚信、修成正果，引导大众孝敬长辈、尊老爱幼，让人们崇尚功德心，在这方面多个层次而不是单方面引导他们。同时，道教尊道贵德、崇尚自然，也在引导每个人多做善事、多做好事。”李光富说。(完)
道教的起源、创立与发展（三）
张三丰
明朝统治者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管理上的措施也较为完善。
朱元璋推崇地方神祇土地和城隍，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数以千计的城隍庙和数以万计的土地庙。在尊崇道教的同时，为了提防群众利用道教作乱，朱元璋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在礼部下设置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构，颁发度牒制度来限制道士数量。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罢黜元朝授予龙虎山张氏子孙为“天师”的称号，分为全真、正一两种来分别管理，标志着道教由官方正式划为正一道、全真道两大派别。
真武大帝
明朝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对全真道不太重视，却使得全真道能够潜心自守内炼。
武当派：到了永乐年间，全真道才迎来转机。属全真一系的张三丰开创武当派，以其隐仙风范受到明朝统治者的推崇，全真道因此又兴盛了起来，全真道士著述不辍，著名的道教学者有张三丰、何道全、王道渊。
武当派主张三教合一，以道为三教本源，重视内丹丹法，以真武大帝为主神。
张三丰代表作有《金丹直指》、《玄机直指》、《大道论》，他的道教思想强调三教归一，糅合儒学，具有浓厚的道学气味。张三丰的丹法属于全真北宗先性后命、性命双修一路，首重筑基修性，进而还丹修命。
葛天师
明朝道教世俗化：
明朝道教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中后期的道教世俗化和民间化。
内丹东派：嘉靖（1521—1566）年间，陆西星开创了内丹东派，用浅显易懂的通俗语言来讲述深奥玄妙的丹法，使道教内丹逐渐走向民间。
全真龙门派第八代传人伍守阳著有《天仙正理直论》等，将佛教禅学引入内丹修炼理论中，强调仙佛合宗，认为返还先天的金丹、太极、圆觉是一体的。
罗祖教：正德（1506—1521）年间，罗梦鸿将道家老庄思想、道教教理教义与佛教禅宗、净土宗以及儒家的忠孝仁义融合，创立了罗祖教（亦称无为教），提出了“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的简明教义，受其影响的各种民间宗教雨后春笋般出现。
民间宗教最初基本上由道教演化而来，道教思想内容被写入民间宗教的“宝卷”经书中，道教神仙被它们纳入神谱，符箓法术、斋醮科仪、内丹修炼成为其宗教内容。
上元一品赐福天官
代表性的民间宗教，如、黄天教、八卦教、红阳教、混元教、一炷香教等，都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明清之际，大大小小的民间宗教组织多达百余种，这是道教通俗化、世俗化的结果。
三一教：道教在学术思想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儒者林兆恩借鉴道教，创立了“归儒尊孔”的三一教（夏教），“其说乃系道教七八分，佛教二三分，而以儒教饰其表面”。
道教对小说、戏曲、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也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明朝四大奇书《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具有浓厚的道教神学色彩。
一大批异彩纷呈的以鬼怪神仙为主题的作品形成了新的小说门类——“神魔小说”，包括《封神榜》、《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飞剑记》等。
明朝道教的教理教义、神仙信仰、思想、科仪方术也深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玉帝、老君、真武、关帝、文昌、财神、妈祖、城隍、门神、土地、福禄寿三星等道教尊神、俗神，在民间被广泛祀奉；
中元二品赦罪地官
清朝的道教政策：
康熙沿袭了册封张天师的定制，但明令禁止跳神驱鬼等道术活动，给正一道很大的限制和打击。雍正是清朝唯一优待道教的皇帝，他主张利用儒道佛三教为统治服务，对道教的治世作用持肯定态度，宠信龙虎山道士娄近垣，也迷恋仙丹方术。
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区原本昌盛的道教。
全真道在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呈复苏之势。北京白云观宗师王常月以振兴教门、光复祖风为己任，开始了振兴全真道的阐教活动，吸引了大批道士到北京求戒，并率弟子南下传教，在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建立支派。
王常月是“龙门中兴”之祖，他的宗教思想体现《碧苑坛经》、《初真戒说》上，将内丹修炼理论贯穿于戒律说中，强调明心见性、无相法门，“戒行精严”是他的修道思想主体，又是他振兴龙门派的主要措施。
内丹西派：全真道在内丹学上成绩斐然，闵一得、刘一明著书立说发展丹道，李西月著有《三车秘旨》、《三丰全书》等，建立了内丹西派；
伍柳派：柳华阳继承了明末伍守阳的内丹思想，形成了伍柳派。
清朝全真道也走向了世俗化和民间化，兼行斋醮祈禳，谋取香火收入。
后，清室加封了一些道教神仙，如吕祖、文昌、关帝、妈祖等，促进了民间信仰的盛行。
下元三品解厄水官
民国时期的道教：
以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道教进一步衰败，在中国五大宗教中降为教团势力和影响最弱的一个。许多道士文化素质低下，宗教知识缺乏。道教组织松散，各地联系和团结不够紧密。
建立后，取消了正一道首领正一真人的封号，对道教没有财政支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把道教作为封建迷信大肆抨击，道教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
1928年，国民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决定废止老君、三官、吕祖、文昌、城隍等祠庙，道观数量大幅减少。
民国时期，道教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也曾仿效西方社会组织，企图建立全国性的道教组织。
1912年成立了“道教总会”和“道教总会”，1947年全真道李理山和正一道张恩溥商议成立“中国道教会”，但由于教派和地域等因素，各种道教组织都昙花一现。
民国时期的著名道教学者有陈撄宁和易心莹，在20世纪三十年代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理论，认为仙学以神仙信仰为基础，是包括外丹和内丹的一门实验性质的学术。
陈撄宁的仙学建立在传统道教的基础之上，又被赋予时代特色，通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瑰宝，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的。
民国时期道教徒发扬了爱国主义传统，在土地、和解放时期，积极参加到各种爱国救亡运动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引导下，道教摆脱反动阶级的控制利用，废除了教内长期存在的封建特权与压迫剥削制度，成立爱国爱教的团体。
经过改革，中国道教徒加强了联系和团结，在沈阳太清官方丈岳崇岱道长的倡议和的支持之下，1957年４月于北京了道教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道教，由岳崇岱任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文化大”时，道教成了“破四旧”的对象，众多道士被迫害，许多宫观被拆毁，古老的道教走到毁灭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后，道教界的拨乱反正活动也展开，1980年中国道教重新恢复工作。1990年中国道教学院成立，道教第一次有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学校。
道教文化的研究得以延续，全真道的“传戒”和正一道的“授箓”仪典得到恢复，各地的宫观得到恢复和新建，各种道教斋醮、慈善活动开展，道教迎来了发展的全新时期。
根据2011年南岳国际道教论坛上的介绍，中国内地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道教有26个，县、市道教300多个；初步统计住观道士有近3万多人，散居正一派道士约6万多人；登记备案的道教活动场所3万多座，其中道教宫观约9000座，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民间信仰祠庙。
儒释道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日讲礼记解义》 资料图片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家国情怀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诸流派都有其历史作用。儒学强烈的家国情怀，历来为世人所公认；而道家和佛家的家国情怀尚未被世人充分认识。例如清代思想家唐甄在其所著《潜书·性功》篇中，就曾提出“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若果真如此，佛家和道家自无家国情怀可言。但儒、道、佛三家的家国情怀其实是各有千秋，而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
一
儒家的家国情怀基于先秦儒家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
相传为曾子所作的《礼记·大学》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在其所著《大学章句》中，对《大学》的中心思想作出概括，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称为“《大学》之纲领”，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称为“《大学》之条目”，后世称为“三纲领八条目”，简称“三纲八目”。儒学从其产生之日起便是“为己之学”，即注重儒者自身道德修养的学问，而这“三纲八目”将儒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家国情怀联成一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途径，儒者应当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而最高的道德境界必须落实于“齐家、、平天下”。这就体现了儒家的家国情怀。
基于“三纲领八条目”这个根本理念的家国情怀，被后世儒家不断发扬。儒家思想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抱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濡染、浸润着历代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形成和发扬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当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力倡有为于天下之时，老子却标举“无为”。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宁、人心的焦灼不安，老子身怀济世救人的一腔热忱，在静观默想之间，为当时、也为后世，留下了“无为而无不为”这种高明而深邃的智慧。
老子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们没有尊重事物的内在本性，没有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从而打破了事物之中本来存在的平衡与和谐。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无为”——顺其自然，使万事万物恢复其本性和秩序。《老子》这部看似玄虚的论“道”著作，从汉代司马谈、班固开始，就指出它是一部讨论方略（“君王南面之术”）的书。唐玄宗李隆基御注《老子》，进一步突出了书中“理身理国之要”的主题。《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圣学》记载：宋太宗读老子之书，对身边的侍臣赞赏老子的“无为”智慧，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并在其内。”可见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主要还是一种智慧。《老子·三十七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十章》还曾设问：“爱民，能无为乎？”对此的回答则见于《老子·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心目中的理想是顺应大道，无为而治。在他看来，治理国家、安定天下，不必费尽心机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而可以“治大国若烹小鲜”，实现天下大治。关键是“我”（侯王）要遵循自然无为的法则行事，让各种事物按照其本性去发展，而不要横加干涉；让每个人无拘无束地成长，而不要扼杀其生命本性和创造才能。从老子的这些议论中，从他的诸如“爱民”之类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无为而无不为”之说中寄托的家国情怀。
道家的另一位创始人庄子，因其“齐万物”“同死生”“泯是非”等思想，在历史上曾被视为崇尚虚无、消极遁世的典型代表。后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必己》的注中，就说庄子“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其实，正是《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认为人内心的道德修养是“圣功”，发挥出来救世安邦则是“王政”。这种“内圣外王之道”表明庄子并非没有家国情怀的“轻天下”者。
清初学者林云铭在《庄子独见》中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在他看似冷若冰霜的“冷眼”后面，是悲天悯人的热切情怀。儒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苦口婆心地规劝君王实行仁政、德治，希图以此救世。而在庄子看来，儒家的救世主张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庄子认为，救世的根本方法在于“救心”，让人们回归淳善的本性，即“归心大道”。所谓大道，就是道家所说的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
三
中国佛家不仅修炼“菩提心”，而且修炼“忠义心”。
佛学本是“出世”之学，但宋代中国佛家却多有“入世”之说。其中最典型的是宋代高僧大慧宗杲（1089—1163）提出的“菩提心则忠义心”之说。
“菩提心”即佛家所追求的“觉悟”之心，它代表佛门的最高智慧。“忠义心”即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之心，它代表着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最高行为准则。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按照当时的教义，“菩提心”与“忠义心”是不相容的。因为佛教徒乃是脱离了世俗生活的“出家”“出世”之人，已不再具有世俗社会的“忠君”“孝亲”等义务，不再具有“家国情怀”。而宗杲则将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引入了佛教。当时由于金举南侵，“忠君”和“爱国”成为宋代社会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宗杲正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明确提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认为佛家追求的“菩提心”与世俗社会提倡的“忠义心”（忠君爱国之心），名称虽异，但实质相同。在这方面佛门弟子与世俗民众之间，不存在“出世间”与“世间”的区别。宗杲还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他认为就忠君爱国而论，“出世”的佛门弟子与“入世”的士大夫同样责无旁贷。
不但要忠于君，而且要孝于亲，“忠”与“孝”不可分割、相辅相成。这本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观念，也是儒家的思想，宗杲却让它成了佛门教义。《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云：
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但圣人所赞者依而行之，圣人所诃者不敢违犯，则于忠于孝，于事于理，治身治人，无不周旋，无不明了。
宗杲不仅强调了“忠”与“孝”的一致性，而且将提倡忠孝的儒家圣人之言，视为佛门弟子的行为准则，认为只要身体力行儒家圣人的“忠孝”之教，也就达到了佛门修行的极高境界。这不仅表明了宋代佛学对儒学的“靠拢和依附”，而且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间化传统和佛教徒的家国情怀。
这种世间化传统和家国情怀，在当代中国佛教代表人物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赵朴初毕生追求“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在1983年12月的中国佛教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初作了题为《中国佛教三十年》的报告，明确提出“人间佛教”思想：
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是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愿行……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此处提出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表明了人间佛教期盼祖国繁荣昌盛、幸福安康的家国情怀。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赵朴初说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的佛教”而非“在中国的佛教”。他还说中国佛教“流传最广的宗派”禅宗，“高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表现出“积极入世的态度”，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特色。赵朴初的相关论述虽然没有使用“家国情怀”这个词语，但他所说的正是中国佛教世间化的优良传统和家国情怀。他在《中国佛教三十年》中提出：“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可以说，赵朴初使“菩提心则忠义心”之说得以发扬和升华，使中国佛教世间化的优良传统和家国情怀得以发扬和升华。
简言之，就家国情怀而论，儒、道、佛三家虽形态有别，却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正由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佛三家都心系天下、志在报国，都具有或强烈或深沉的家国情怀，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培育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家国情怀的民族文化。唯其如此，当我们在全社会弘扬家国情怀时，儒、道、佛和其他学派的优秀思想，都能成为我们可贵的精神资源。
（作者：余秉颐，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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