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日课：存留写作时的生命印记——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
【读书者说】
作者：李成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中心讲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俞国林校订中华书局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任公称道王念孙《广雅疏证》说：
石臞七十六岁才着手著此书，每日限定注若干个字，一日都不旷课，到临终前四年才成，所以这部书可算他晚年精心结撰之作。昔郦道元作《水经注》，论者咸谓注优于经。《广雅》原书虽尚佳，还不算第一流作品。自《疏证》出，张稚让倒可以附王石臞的骥尾而不朽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俞国林校订，第346页）
石臞日课有恒如此，转可见著书之不易。“日课”的传统，历来为读书人所守持，明末复社名士冯京第的《簟溪自课》有这样的规划：“旦明寅，温已读书”，“朝明卯，念未读书”，“蚤时辰，课同卯时”，“禺中巳，钞书”，“正中午，饭罢临法帖”，“日昳未，学射”，“日旰申，作诗一篇”，“日暮酉，著文一篇，大篇以戌继之”。清儒曾国藩也有“日课十二条”，更是屡为后来读书人所效法。梁任公不只在著作中拈出此点，他自己实际也是沿承着这一传统。1910年，任公在致徐佛苏的信中说，自己有“日间一定之功课”，包括“临帖一点钟、读佛经一点钟、读日文书一点半钟、课小女一点钟”；到夜间则专注写作，“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殊不以为苦”。
梁任公一生行止语默，多可为后人矜式，且读书著作，效率惊人。不过，因为他不记日记，后世对其一天之内的“日课”安排并不很清楚。有意味的是，梁任公尽管不设专门的日记册，却习惯夤夜记历，将当日所思所为简略记在所读的书眉或者稿本的天头上，这其实也是一种个人的起居之注。在2020年初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中，校订者俞国林便将任公的稿本眉批迻录在校记之中，为读者存留下任公的“日课”史料，归并一处，颇有可观。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手稿资料图片
一
任公自记著书日课，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当日停笔时记起止；二是记文本增删修润；三是记当日待人接物。例如，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章《荀子》一节的文末，任公注曰：“以上四月十日稿。”后文《墨子》一节，又注曰：“十二日成。昨日入京，本日晚车归，从夜九时至一时半成此。”又后文《淮南子》一节，文末注曰：“十三日成。是日在君、厚生来，共晚饭。休息约二三小时。”直到日午，“续完本讲”，最终完成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第二大章。倘若只是严格地“日课”著书进度，尚不能看出岁月人世的留痕。写作书稿之际的交游、思绪也一并记录其间，便在纸面上存留了生命的印记，甚至温度。在《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一节之后，任公随记曰：“廿二日成。本日起甚早，晚饭后假寐，似感寒。十二时入浴，就寝。”这些当时的琐事如同一勺海水，经过时间的晾晒，仍能从中品出沧海烟波的味道。
任公一生著述丰硕，陈达曾回忆，兼任《清华学报》总编辑期间请梁启超写稿子，不几日便送来了《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令他感叹任公运笔之神速。黄伯易也提到，任公治学勤恳，连星期天也有一定工作计划，不稍休息。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复弟子的问学。从《学术史》的多处停笔时间的记录里，我们亦可以理解“不几日”的背后，任公写作的精神之饱满和用功之劬劳。这些细节，更给了读者以时间的缝隙，去窥探他何以能够产出如此卷帙汗漫的学术成果。
我们平日所熟知的“文不加点”，只能是文学化的描摹，实际的写作过程，大都不会是太轻松的。在讲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为了呈现郑庠、顾炎武、江永、段玉裁对于古韵分部的异同，任公特地绘制了《郑顾江段古韵分部比较表》。此表完成后，任公当颇有成就感，便眉批道：“此表费一日之力乃成，因吾夙未治此学也。”倚马千言并不一定是一位学者的真实日常，相反，最为平常的状态很可能是焚膏继晷。任公在稿本中多处记下了夤夜写作的印记，有“十二时睡”“一时半睡”“二时寝”“二时半睡”“三时睡”等。特别是在《谱牒学》一节天头，任公自记曰：“四时就寝，几达旦矣。”当这些存留在正文之外的文字跳脱出来时，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位学者曾经那么真实地生活于人世间，虽然身后留下了逾千万字的作品，令人瞠乎其后，但那些著作也都是一笔笔写就、一日日熬成的。
二
《学术史》在论及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时，评价此书为清证学的先导，故而清儒甚重之。不过，在属稿之初，任公并不很确定清儒中有谁为《困学纪闻》做过注，便夹条备注曰：“《困学纪闻》，惠定宇似未有注本，而何义门、阎百诗则有之，已补入。未悉对否？”撰就这一部分后，饮冰室的窗外大约晨曦微明，他便于稿本上注曰：“十四日成。阁笔时四点钟了。”到了第二天，任公又开启了《辨伪书》章节的撰写，大约写了2800余字，这较他平日5000字左右的写作进度自然显得低了一些。个中原因，任公在稿本中注曰：“十五日成。本日百里由京来，约在君共谈共饭，掇笔颇久。夜一时已甚倦，便睡去。”到了第二天，任公奋笔追补，将《辨伪书》一气呵成，写毕时又至夜永，稿本上留下了当时的情景：“三时睡。”又比如在完成《上古史之研究》一小节后，眉批注曰：“十九日成。昨夜枕上阅黄莘田之游俄记，达旦乃寝。午约莘田饭，故所成较少。一时寝。”“掇笔颇久”“故所成较少”，似是自我省思，也似是给另一个“自我”进行日课完成情况的交代。
文字诉诸笔端之后，仍需要打磨，力求简明，此即卢延让捻断茎须、欧阳修粘稿于壁的故事。校订本《学术史》以校记的形式，为世人呈现出任公字句琢磨之痕迹。任公在《科学之曙光》一节论及梅定九的地位时，稿本谓“历学脱离了占验独立，而建设在真正科学基础之上”，而删润时便用墨笔将“真正”二字圈去了。察其意，盖谓“科学”表意本明，故无需再缀一“真正”的定语。又者，避讳作为一项曾经重要的礼制和风俗，其遗风余韵还一直延续在民国著述中。任公作为前清举人，在书写中，于避讳代字是根深蒂固甚且是融入血脉之中的。即便到了民国，他著述的手稿，依然是习惯性地或不自觉地使用避讳，比如他会将“丘”写作“邱”，避孔子讳；将“玄”写作“元”，避康熙玄烨讳；将“弘”写作“宏”，避乾隆弘历讳。校订本也都在正文、校记中予以回改并说明。在著述架构层面，稿本中也留下了“又补作三叶余”“右边两叶，六日改作”“废去旧稿二叶半”“十四日改补”等说明。在《地理学》一节完稿后，任公附注曰：“以上三叶廿七日成。是日何慧珍远来，耽阁时间颇久。又此次撰地理学，因资料搜集未完，率尔落笔，故结构屡变，颇感狼狈。二时半寝。”遍观大方之家者难为言，任公对著述，悬起的自然是古今著作之林的高标准。
三
有些自述著作经过的文字，可以在稿本中记下，也可以于讲演时随口讲出，但在写定著作时，往往是无法径自录存的。翻检《饮冰室合集》版的《学术史》，可以注意到，任公在介绍顾祖禹时，对其生卒年交代得很明确：“生明天启四年，卒清康熙十九年（一六二四—一六八○），年五十七。”不过在稿本中，任公却是用小字进行了一段近于白话体的说明：“生卒年无考。我考了许久，考不出来。尤奇者，连《读史方舆纪要》成书年月亦无考。他自己虽作有几篇狠长的序，旁人也有几篇序，但都不署年月。”（任公语体文用“狠”而不用“很”）他曾经“考了许久，考不出”的疑惑，有的日后自己进行了填补，如在论及王寅旭时，稿本、清华讲义本等初期文本都记录下了任公的“不知阙疑”：“生卒年无考。惟知其明亡后二十余年犹存（见丁子复所作传），而年仅中寿（见杭世骏所作传）。”后来，待查明王氏生平后，任公便改写为“生明崇祯元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二八—一六八二），年五十五”。
有的阙疑之处则，留给了后世校订的人。如在论清学的实践实用主义时，任公提到，戴望曾批评“皖北某钜公序程绵庄书，颠倒白黑”。但是，他一时没有查考出此“钜公”姓甚名谁，便直言“不知其人为谁也”。经俞国林考索，我们便知道“钜公”原来指的是姚鼐，因为姚鼐曾撰有《程绵庄文集序》。有关一些历史文献的细节问题，任公也没有粗疏带过，而是常常用眉批的形式写下“查卷数”之类的标识。本文开篇，曾征引任公述王念孙“七十六岁才着手著此书，每日限定注若干个字，一日都不旷课，到临终前四年才成”的话，其实他对此评述并非完全有把握，故而在稿本眉间补记“年岁记不真，尚须细查”。
陈达曾描绘过任公写作时的情形：“写东西，材料都在脑子里，不用查书翻资料。他的书桌很大，四面都是抽屉，桌上砚台里的墨永远是不干的。”（姚雅欣《海燕飞来窥画栋——清华园北院旧址梁启超故居摭忆》）稿本所留下的“待查”之类随记，可与此描绘相印证，为写作中的梁任公作一还原实情的“写真”。
《学术史》是颇为独特的一本书，任公撰讲义、作讲演、修旧稿、发报刊以及学生记笔记诸环节交织在一块，令人有治丝而棼之叹。不过，俞国林的校订已经最大程度地梳理了此书文本谱系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给世人存留了稽考此书成书过程与早期版本的线索。例如，第二讲《清代学术变迁与的影响（上）》一节，底本是任公在清华学校的讲义。后来《晨报》纪念号征文，任公因专注于清华的课程，无暇另起新稿，便“录副塞责”。交给《晨报》发表的文本前，任公还特地说明，自己近期在师范大学国文学会续讲此题，“或将来该会有笔记，可资参考也”。在撰稿时，任公有时会将部分预先印发的讲义加以剪切，直接粘贴在稿纸上。这在今天看来，倒颇有几分自我征引“文本环流”的趣味。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任公曾有相当严苛的自我评价：“启超务广而荒……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涉及清代学术史的具体评价问题时，他也多有犹疑不决的地方。关于钱谦益撰《明史》的计划，任公有子注评论：“钱牧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无成，可不复论。”过后又加浮签曰：“拟改：钱牧斋亦撰有《明史》二百五十卷，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不传，可不复论。”任公躬身反省自己的学术“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但一种博大的通儒气象，却只能在此“务广”“爱博”的气度中方得涵育。后世对任公的评价，并没能超拔于他的饮冰自知。
四
《颜氏家训》云“光阴可惜”，任公也曾书写“无负今日”四字勉励年轻学子。任公作为士林之望，访客交游自多，这自然会占用他大块的著书时间，也会让他在客去人定之后有一种空落之感。在撰写《学术史》时，他便曾随手记下“今日两次客至，废时不少”，“昨日由京返津，未属稿。今日亦随意泛览各书，故所成甚少”。对写作进度的眉批，实际上也是对每日生命是否荒废的检视。在《乐曲学》一节中，任公自记：“是日作应酬杂文二篇，又改稿七八叶，故所成仅此。二时半寝。”等到第二天奋笔将《乐曲学》写毕，复自记曰：“此题如此繁重，夙所未习，一日之力能成此，颇自喜也。二时就寝。明日入京，须一来复乃归。暂阁笔。”我们今日读来，尚能感受到任公从奋袂追补、痛快写作的光阴流逝中获得的心安。
如上所引，任公写作《学术史》时，常往来京津讲学，故凡入京前，例皆自注：“明日入京，暂阁笔。”等从京城返津，则立即投入到《学术史》的撰写之中：“十二日成。四时寝。昨日晚车始归，昨夜未属稿，今日亦颇为客所嬲，然并所改旧稿已成十叶矣。”在《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一小节之后，任公特意于稿本中记下：“廿三日太戈尔北来，往车站接他，回来写这几行。忽然又做了《亡友夏穗卿》一篇，做成已两点钟，便睡觉去。明日入京，此稿暂阁。”在北京参加接待泰戈尔的诸方活动，整整用了十天，回津后任公立即开始着手撰写《方志学》一节，并注曰：“五月四日成。入京凡十日，昨夕始归。在京未成一字，中间曾作《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一篇，为欢迎泰谷尔也。夜二时就寝。”泰戈尔访华是当时文化界的盛事，因任公等人以“讲学社”的名义力邀而促成，任公将其事记于正在写作的书稿中：一桩盛事，寥寥数笔，与一部正在形成的著作有了真切的连接。
写作者离开世间之后，其命运往往以书的命运为命运。在生前，很多人为了对抗这种“命运”的安排，会尽心尽力地去记录，这是存在的本能，也是可悲悯的徒然。如今能读到的学人日记中，平常起居、学业交游以及生活志趣诸般原貌，是当时的琐屑，更是心史之留痕。惜乎任公不作日记，好事者如吾辈，只得在他著作的副文本里去下一番“考证”功夫。《学术史》中的夹注、眉批，甚至是散落于书页边缘的模糊字迹，都是这部学术著作的独特组成——学人书事，正是由这些可能失落的文字，默默地载记着。
《光明》（ 2020年05月16日12版）
李白的偶像“倚马千言”袁宏为何终生不得意？
本文系时拾史事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作者手挥五弦
东晋袁宏年轻时家贫，给人驾船运送租米为生。某天夜里在江上吟诵自己的诗作，被泛舟赏月的谢尚听到。谢尚邀请袁宏上自己的船中，一宿交谈下来，对袁宏的文才大为赏识。谢尚后来任镇西、豫州刺史，便将袁宏聘为参军。这一际遇令后来的大诗人李白极为羡慕，自己一身才华，却碰不到像谢尚这样能赏识并提拔自己的贵人。
李白奔走一生，以诗文干谒王侯，希望能走捷径入仕，却偏偏没得到什么机会，也就难怪会在牛渚这个袁宏得遇谢尚的地方停船夜泊时大为伤感，叹息"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不过李白也不用太过挂怀，因为袁宏后来并没有就此青云直上。袁宏大部分时间都是桓温的记室，相当于文字秘书，一直埋头写材料，在桓温死后才被谢安推荐为东阳太守。这样的仕途经历，与李白自己的期望相比也还差得太远。
袁宏的文才确实没得说，也得到了名流的认可甚至推崇。当时门第等级森严，世家大族把持名士圈，掌握着绝对话语权。这些人处理政事的能力不一定强，但舞文弄墨的水平却绝对不俗。袁宏所在的陈郡袁氏当时式微，袁宏本人更是接近寒素，以不高的出身背景，能让向来眼高于顶的名士们给予好评，没有真材实料是做不到的。
牛渚江上的那次偶遇，谢尚未见其人，先闻其诗。能让谢尚初闻便觉得惊艳，并驻足聆听许久，袁宏的诗作自然非同小可。邀入舟中谈论算是面试，而谢尚通宵不倦，很快决定录用为参军，足以说明袁宏的学识和口才更是不凡。
谢尚死后，袁宏进入桓温幕府。因为文笔太好，桓温让袁宏专掌文书。袁宏才思敏捷，写文章能够即兴创作，是个快。跟随桓温北伐，临时需要写露布公告，袁宏当场靠着马一挥而就，片刻间就是七页纸的雄文，留下了"倚马千言"的美名。
在桓温手下时，袁宏曾作《东征赋》。此文只留下一点残篇，赋的何事不详。从袁宏在赋文后面逐一称颂过江诸人的名德来看，所谓的东征也许是指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这件事。开创东晋基业的第一代南渡者后人，都对先父先祖是否进入被称颂之列极为在意，简直将之是当成了东晋的功臣榜。陶侃之子陶范甚至不惜持刀威逼，袁宏临场现编称颂陶侃的好词，骗陶范说早已拟就这才脱身。就连袁宏的顶头上司，权倾朝野的桓温，对自己父亲桓彝是否在列也极为关注，亲自过问。能够让当时的名流以自己先人被记入赋中为荣耀，说明袁宏的文章质量实在太好，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凡。
袁宏跟随桓温北伐时创作《北征赋》，众人鉴赏之后，认为文章极好，可流传千载，但某句结尾似乎意犹未尽，补上一韵便更加完美。袁宏应声续句，恰到好处，赢得满堂喝彩。王珣更是大赞，声称大家应该共同推举袁宏为当时的文宗。圈内一度以孙绰的文章为冠，看来此时袁宏的文名已经盖过孙绰了。
袁宏只到桓温病死，还是个记室的角色，没有得到重用，感觉桓温不大喜欢提拔手下有能耐的人。
郗超长期追随桓温，是桓温非常倚重的心腹谋主，深度参与桓温北伐、废立等诸多大事，体现出了很强的能力。桓温的、军事动作大都出自郗超谋划，郗超也因此一度让桓温的对手谢安、王坦之十分敬畏。然而桓温却一直将郗超留在身边担任属官，充当参谋角色，不曾外放担当重任。
袁宏作为头号笔杆子，也被桓温一直窝在身边。当然袁宏虽然文采好，是否有独当一面的执政能力倒也难说，可问题是在东晋那个年代，任用地方州郡官员似乎也不需要考察能力。
《晋书》认为是袁宏性格好强，和桓温辩论总是不肯相让，让桓温不高兴而故意压制。桓温一时之雄，就算器量不大，却也不至于小肚鸡肠到因为辩论不胜而怀恨在心的地步。更可能是因为桓温意在大位，不敢对桓氏以外的胆委以重任。要害位置如果不能由桓家得到，那就还不如让一个废柴占着那个坑。
桓温曾经推出门下司马谢奕出掌豫州，大概是因为谢奕在桓温府中的表现经常荒诞不经，估计没有能力对自己构成威胁。而继任谢奕的谢万，是公认的无能之辈，反而更让桓温放心，难怪王羲之专门写信提醒桓温谢万才不配位，桓温却不为所动。而对已经确认能力很强的郗超，和也许有能力的袁宏，桓温不敢放手，牢牢控制在身边加以利用，却就是不提拔。
于是袁宏就悲催了，有点像现在一些单位办公室的文字秘书，材料写得好就继续写下去，非常郁闷地一直写到老。《晋书》说袁宏被桓温礼遇，恐怕也就只限于口头上的表扬，时间长了袁宏也已麻木。就是倚马千言那次，袁宏似乎对这种极为露脸的事情毫无愉悦感，面对王珣的夸赞，说出的却是"也该让我从这方面得点好处"的牢骚话，可怜巴巴但又无可奈何。要知道桓温当时一手遮天，此处不用爷，却也没有别的用爷之处。谢安这样的高门子弟，辞去桓温府中司马的职务还可以隐居，还有别的门路谋官。袁宏如果告归，只怕就只能回去继续帮人运租米了。
这就难怪桓温病重时，向朝廷施压要求加九锡，而派去代为起草袁宏选择改变阵营，寻找新的出路。袁宏主动向朝中的王彪之请示应对机宜，并配合谢安的反复审核，拖到桓温病死，让此事无疾而终，保留了朝廷的颜面，算是立了一功。袁宏果断与桓温划清界线，被执掌朝政的谢安用为尚书郎，后来又出任东阳太守。这一行为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桓温如此对待袁宏，有点压榨袁宏使用价值的味道。
在桓温手下，袁宏纵然有才，终究不会得到大用。但如果自己不是有诸多缺点，却也不至于在桓温死时还几乎是白身。
一是耍小聪明。袁宏的文名很早就已经极盛，日常公文和诗赋本就已经很突出，可袁宏非要另外还采取一些不必要的手段来刻意表现，算是画蛇添足。
袁宏在《东征赋》后面称颂过江诸人，故意不列入桓温的父亲桓彝。同为桓温幕府属官的伏滔苦劝袁宏，袁宏笑而不应，故弄玄虚。桓温心中不忿，找了个机会召袁宏同车，私下过问此事。袁宏这才假装惶恐地解释，颂辞早就拟写好了，但是因为对桓温父亲的称谓不敢自作主张，还没有请示桓温定夺，所以才没有发布。桓温不信，问袁宏拟的什么词，袁宏这才把自己精心拟就的词句念出来，让桓温不禁伤感流泪。
袁宏这一番做作，本想讨好桓温，一并在桓温面前卖弄文采，却实在是有些自作聪明，反而会引起桓温的反感。故意卖关子逼迫桓温主动来求自己，自己一时爽，却让桓温大丢面子。虽然当时解释算是合情合理，可桓温不是，过后必然会明白自己被套路了，心里如何不怒？这种忿恨不好公开发出来，只能摁在心里，却更加对袁宏不利。
二是恃才自傲。当时在桓温府中还有一位同僚伏滔，也是以才学文章著称，与袁宏一起在温府中被称为"袁伏"。但袁宏却很看不起伏滔，以与之齐名为耻。
自古文人相轻，互相不服也不是什么奇事，但袁宏的反应有些过头。事实上在当时的评价中，袁宏的文名应该在伏滔之上，不算对袁宏不公正，温府将二人并称算是照顾伏滔。袁宏如果不计较此事，显得有度量，本来可以给自己加分。可袁宏非要把便宜占尽，一点面子也不给别人留，未免太过刻薄，情商实在不高。
其实伏滔对袁宏算是很友好，袁宏在《北征赋》后称颂过江诸人而对桓温耍小聪明，是伏滔极力劝说，也是一番好意。对文才不弱并且善待自己的人尚且如此傲气，对其他人的态度估计也谦逊不到哪去。袁宏难道是学习谢奕、谢安在温府中目中无人甚至不拿桓温当回事的表现？可是谢家有门第光环加持，那种行为就叫"简傲""放达"，你袁宏出身不高却要效仿，便只会招人嫌弃了。这样一来，温府中恐怕在桓温面前为袁宏帮忙说话的人都没几个。在桓温手上，伏滔虽然同样没被起用，却还捞了个闻喜县侯的爵位，袁宏却什么也没有，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
三是言语轻率。桓温第二次北伐，过淮泗时登楼船北望中原，慷慨激昂地发表评论，认为西晋国家覆亡，王衍那些人难辞其咎。袁宏不加思考地就替王衍辩护，说是气运如此，不一定是个人的过失。桓温当即勃然大怒，将袁宏比作刘表在荆州时豢养的千斤大牛，食量是其他牛的十倍，用来驮运东西却还不如羸弱的母牛，后来被曹操杀掉犒赏士兵而人心大快。这是威胁要杀掉袁宏，把袁宏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吭气。
单从这句话来看，袁宏固然是冒失，但桓温一点就炸的反应似乎也有些过头。很可能是袁宏向来如此，让桓温的不满积压以久，在这当口一起爆发。桓温当批评王衍，应该有为自己的北伐行动正名，鼓起手下将士敌忾之心的动机。袁宏公然唱反调，影响桓温的权威不说，还宣称是运数决定国家兴废，不免让人泄气。看来桓温对袁宏平日的轻率还是比较隐忍的，把袁宏惯得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了。
袁宏寿短，任东阳太守没多就便去世，没有在执政能力上证明自己，因此留在后世的还是文名。其实袁宏在史学上也用功不小，编撰了《后汉纪》和《竹林名士传》等史书，其中《后汉纪》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看来在桓温府中，袁宏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学创作和研究历史上，参与政事恐怕不会太多。
既没有经过处理政务的历练，偏偏又性格高傲，言语轻率，真让袁宏主政一州一郡，也很难说就一定称职，说不定还会把事情搞砸，断送一世英名。那么没有得到独当一面的机会或许也是袁宏之幸，谁又知道呢？
END
图片来源于网络
喜欢本文/作者，文末赞赏一下表达支持吧！
网红落马三天前还在赋诗，诗兴大发却忘了党性？
极目新闻评论员 屈旌
9月15日，最高检发布了四个落马官员被逮捕的消息，其中就有已经退休的东北财经大学原党委都本伟。（据9月15日）
都本伟曾经在东北财经大学“五四”诗会上朗诵 （来源：鲁网）
都本伟曾因公开谈论“东北和广东的差距”受到外界关注，被称为“网红”。他高调爱好诗文，被查落马三天前的2月22日，他还饶有兴致地做了一首诗。
都本伟爱写诗，爱得人尽皆知。在《广州》2020年9月15日的一篇报道中，记者提及他爱好广泛，问他如何兼顾，他表示，个人十分爱好文学，特别是作诗填词和朗诵，但这些都是业余水平的，不足挂齿。
都本伟 （来源：鲁网）
普通人的业余水平，就是在诗歌论坛和爱好者群体里互相切磋，平时给报刊投投稿，而都本伟的业余水平，却出版了数本诗歌集和散文集。他曾在诗集暨签售会现场动情地说：“诗人是我最珍视的称谓。”而从通报内容看，他的确很珍视这个称谓，珍视到“违规要求私营企业购买个人出版的书籍”，可见，他这个文雅的爱好，多半是靠滥用职权滋养起来的。他在落马三天前的那首诗中写道：“青年有恋多欢乐，老者无忧福不迟。”这是非常“打油”的水平，参照现实，不妨改成：“青年有志方为乐，老者无贪才有福。”
都本伟曾经出版的书籍 （来源：鲁网）
落马官员中，喜欢写诗弄文，醉心艺术的也有不少。中国书法家原分党组、原副赵长青，擅长书法，也爱舞文弄墨，平均一周创作一首诗歌，却没有一点诗人风骨，写字收钱，拿权换钱，借艺术之名，行贪腐之实；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局长李量，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被称赞为“诗意家园的守望者”，结果却成了腐败堕落的“落马者”；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原党委、厅长郝泽军，身在司法系统，却遨游文学海洋，发表诗歌380余首，长篇小说一部，是不折不扣的作家官员，他曾写过两篇小说，题为《关进笼子》和《正义没有追诉期》，正好预示了他的结局；
早有人分析过，为什么这么多落马官员爱写诗。一来，当然是因为现在诗坛的水比较浑，写诗的门槛比较低，无需倚马千言，只要寥寥数语，会换行就行。反正这些“诗人”也不需要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身为干部，找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吹捧一番，自然各种头衔和光环就都到位了；
二来，文学文艺都是相通的，写诗写文往往和出书、写书法、收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其中就能形成不少的“雅腐陷阱”。凡事一沾上文学艺术，价格都有了操作空间，给行贿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也让一些闻着味儿就过来的贪腐官员，以兴趣爱好为名形成“小团体”，精心编织起“关系网”，互相利用包庇，一起违纪违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文本应表达对时代的关注，对现实社会的关切，爱好诗歌者，本应有这份关切民生、心忧天下的使命感。但是，这些所谓的“官员诗人”，不但没有理解何为“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反而以诗文当诱饵，引来图谋不轨者“投其所好”，用爱好当，利用手中权力给作品贴金，再用这虚假的光环圈钱，说到底，他们爱好的根本不是写诗作文，而是沽名钓誉，敛财弄权。
有句话说：“不怕讲原则，就怕没爱好。”这并不是说，干部不能有自己的爱好，尤其是写诗作画之类的爱好，如果积极健康，分寸得当，是可以陶冶情操，提升修养的。但是，怕就怕爱好只是个幌子，本质还是想靠名号圈钱，将权力“变现”，诗文千百首，放大了仔细看，其实字里行间就写着一个“贪”字。
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者未尝不穷，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所好反自为祸。如何让爱好不变成堕落之祸，为官者需保持清醒，时刻自省，严守界线，不得越雷池半步。一旦开始大张旗鼓地和利益相关者谈起“私人爱好”，多半就是滑向深渊的开始。
而如何防止党员干部，诗兴大发就忘了党性？还是那句话，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方面要加强曝光力度，警示教育，形成震慑；另一方面更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让任何人都不敢也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唯有如此，官员的爱好才能止于爱好，而不是变成祸患。
（来源：极目新闻）
更多精彩资讯请在应用市场下载“极目新闻”客户端，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即付报酬。24小时报料热线027-86777777。
【倚马千言;倚马千言一准确生肖】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