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这些英雄的故事，再一次泪流满面……
“如果我有个万一，让儿子向着武汉的方向磕个头就行，不用为我难过。”
“今天干不完，就把我埋在这！”
“我一边骑，一边念叨：‘甘如意，加油！加油！走一段就少一段了！’”
“前方，我们为了抢救病人不顾一切，背后，鼎力支撑我们的，是整个中国。”
……
期间，英雄的城市武汉，涌现出无数英雄的故事。
近日在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先进事迹报告会现场，来自抗疫一线的医生、、社区工作者、建设者讲述的战“疫”故事，勾起泪点无数。
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先进事迹报告会现场 马芙蓉 摄
赵军：“火神山”“雷神山”彰显中国速度
赵军讲述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建设故事 报告团供图
“今天干不完，就把我埋在这！”这是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一名负责人面对没有按期完成的场平，立下的军令状。此前，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
在人力、物力、材料设备都短缺情况下，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分别历时10天、12天从无到有，彰显了“中国速度”。
资料图：火神山施工现场 黄文瑞 摄
“这是中国众志成城、不懈奔跑的速度！”中建三局安全总监、火神山医院项目指挥部工程赵军说。
赵军介绍，建设医院消息传开后，“我是党员，我带头”“我在湖北，我请战”“我在武汉，马上到”的消息刷屏工作群、朋友圈。短短几天，4万多名建设者火速集结。
资料图：雷神山医院施工现场 胡琛 摄
面对材料紧缺的问题，全国各地的箱式房、大型设备、防渗膜、电线电缆等物资在短时间内源源不断运往武汉。听闻需要防水卷材时，一名因社区封控无法外出的武汉货主立马打来电话：“把（我的店）门撬开，要什么，自己拿！”
施工昼夜进行。连续作战，不眠不休，对建设者们是一场生理和心理的极限大考。大家困了靠灌花椒水提神，实在坚持不下去，躺在地上眯一会儿，醒来继续战斗。
资料图：建设中的火神山医院 张畅 摄
万众一心，其利断金。常规需要至少两年的工期，分别压缩到10天和12天，实现上百家参建单位、近千道工序、几万名建设者的无缝对接、高效协同。
资料图：雷神山医院施工现场 胡琛 摄
张定宇：我必须跑得更快
“英雄”张定宇讲述战“疫”故事 报告团提供
武汉金银潭医院是此次的“风暴之眼”和“离炮火最近”的战场。该院院长张定宇拖着渐冻之躯，带领全院夜以继日奋战，先后开启21个病区，收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患者中，年龄最大的94岁，最小的15岁。
张定宇回忆说，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春节前一周，患者从一个一个转诊到一拨一拨地转诊。医院卫生员、安保人员、医护人员、防护用品均告急。但医院257名党员争相奔赴急难险重岗位，没有一个逃兵。
“作为一名医生，也是一名普通的武汉市民，在那一个个日夜，我的内心始终充满感恩。”张定宇表示，在身后鼎力支撑他们的是整个中国，他想对所有援鄂医护再说一声“谢谢”，向捐献逝者遗体用于病理解剖的家属表达敬意。
参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表彰大会，走进时，张定宇坦言“心是提着的，有点紧张”，他担心腿不好，走路不稳，很怕在全国面前摔跤。
“人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但宽度和厚度却是无限的。”张定宇说，“作为一名员，我的生命早已不仅仅属于我自己，它属于我们宣誓并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
甘如意：我们青年一代是经得起考验的
骑行4天3夜返岗的甘如意讲述战“疫”故事 报告团提供
“加油！加油！走一段就少一段了！”凭借这股信念，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技士、24岁的甘如意顶风冒雨骑行4天3夜，跨越300公里，从荆州县老家返岗支援。
春节前夕，甘如意已从武汉回到老家，准备迎接过年。武汉“”后，她决定逆行返岗，“哪怕是回去喊一声‘武汉加油’，我也要和同事们在一起！”
此时，所有去往武汉的公共交通全部停运。带着一个背包，装了几件厚衣服和一些零食，揣着通行证，她骑着自行车上路了。
途中下起小雨，没有雨衣的她手冻僵了，羽绒服里却是一身汗，甚至不慎摔进一个大水坑；长时间骑行，她膝盖疼痛难忍，上坡只能推着车一步步往上挪……历时4天3夜，她终于回到熟悉的武汉。
甘如意从老家骑行至武汉 中新视频截图
“因为我姓甘，所以不怕苦。”再度回望那段艰险的骑行之旅，她这样说道。
“在父母眼中，我们‘90后’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但我们知道，穿上这身防护服，我们就是战士，我们必须扛起肩上的这份责任！”甘如意说，“行动是青春的证明，我想用顶风冒雨、骑行返岗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们青年一代是好样的、经得起考验的。”
邵玉春：以生命赴使命 以大爱护
背疑似患者就医的邵玉春回忆战“疫”经历 报告团提供
“每个在入警时，都曾庄重许下‘勇于担当作为、甘于奉献’的誓言。”邵玉春说，作为其中一分子，他愿和千千万万战友一道，以生命赴使命，以大爱护。
邵玉春是武汉市局江岸分局新村街派出所副所长。1月30日，他和战友在社区执行“四类人员”转运任务时，遇到一名瘫倒在楼梯间、疑似感染的老人。来不及多想，他背起老人送医。
老人身材壮实，比邵玉春高出半个头。邵玉春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不一会汗水打湿贴身衣物和。老人已近昏迷，身体一直往下坠，每走几步，邵玉春不得不停一停，蹲一蹲，再往上托一托。
从楼道到转运车不过几百米，邵玉春足足走了十几分钟。放下老人后，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双腿直打颤。
“选择无畏，只因头顶。”邵玉春介绍，从1月29日到2月14日，武汉共协助街道、社区收治隔离“四类人员”14334人，当时冲在转运第一线的千千万万，而他不过是其中最普通的一员。
资料图：1月23日，武汉火车站关闭 张畅 摄
和平年代，是最多的职业。此次新冠肺炎战中，湖北共有6名、2名辅警献出了生命。
周宁：我是医生，不能对病毒认怂
周宁讲述战“疫”故事 报告团提供
从感染到康复再到回到抗疫一线，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周宁坦言“说不害怕，那是吹牛”，但他始终没有“向病毒认怂”。
周宁1月中旬在接诊病人过程中不幸感染。经过自我隔离治疗，4天后症状渐渐好转。2月8日隔离期一结束，他立刻打电话请战。
“你都被感染了，救人也不缺你一个。”面对家人的劝阻，周宁却说：“我的职责是治病救人，这时躺在家里会被人笑话的！”
2月9日，周宁作为第一批医务人员来到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新开辟的战场。面对狡猾的病毒，医院多学科联合组建重症治疗攻关团队，周宁担任护心小分队负责人。
资料图：3月10日，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前医护人员核对患者信息 张畅 摄
他介绍，在新冠病毒战斗中，让他尤为钦佩的，是护士姐妹们。
护心小分队只有7名护士，4小时轮班守一个ECMO病人，每小时需要检测的数据达数十种之多，工作量极大，随时还会遇到各种突发并发症。但这些年轻护士们在关键时刻变成了勇敢的战士，拉得出，顶得上，扛得起。
桂小妹：群众有难，我们必须上
桂小妹讲述期间社区服务居民的战“疫”经历 报告团提供
青和居社区是武汉最大的公租房小区之一，有5235户8230人。该社区党总支桂小妹在报告会上骄傲地说：“期间，我们社区居民没有一户吃不上饭、没有一人用不上药！”
骄傲的背后，是社区工作者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
为在72小时内彻底完成“四类人员”排查任务，21名社区工作者和21名下沉党员干部“白天敲门、晚上数灯，逐户逐人、监测体温”，用时两天完成排查，第三天查漏补缺。
资料图：社区干部腰部疼痛难忍躺在地上处理工作 李维明 摄
小区封控后，居民吃喝成为问题。社区组建15个由1名网格员、1名下沉干部和3名志愿者组成的敲门小分队，为居民解决各种需求。针对困难人群，社区组织志愿者免费送餐。
面对疑似病例，社区工作者一边帮忙协调车辆和医院，一边安慰家属和病患；一位婆婆有智力障碍，家人因社区封控无法来照顾，网格员每天上门看望……在以真心换真心的服务中，社区人员打开居民认可的心门。
资料图：2月29日，志愿者为市民送药 张畅 摄
每天在外东奔西跑，桂小妹也会害怕。但听到居民说“你们辛苦了”时，她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是一次大考。桂小妹介绍，如今112名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青和居社区，服务居民的力量更强了；社区工作者待遇提高了，大家的干劲更足了，“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服务好群众，让灯火在夜晚更加温暖。”
向为抗疫贡献力量的每一个人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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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新闻社
舍身跳崖的，不只是狼牙山五壮士，还有这三位开国
在我军历史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在弹尽粮绝的绝境下，五位英雄宁死不屈，舍身跳崖，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其实，在我军波澜壮阔的历史上，宁可跳崖也绝不投降的故事还有很多，甚至包括不少开国。
比如开国中将韩伟，就曾经上演过同样英雄的一幕。
韩伟是湖北省黄陂县人，参加过北伐、秋收，跟着毛登上了井冈山，是一位老资格的。
长征开始后，韩伟担任红34师100团团长，强渡湘江时，红34师的任务就是在后面追击的敌人，掩护主力过江。
韩伟的第100团担任主力掩护任务，伤亡非常大，打到最后，都打光了，韩伟就下令拼。
此时，韩伟的部下只剩下十几个人了，而敌军却是上来一批又一批，源源不绝，最后，韩伟等人被困在宝界岭的悬崖峭壁之上。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韩伟没有犹豫，大声说：“们，跳吧！宁死不当俘虏！”
于是，在韩伟的带领下，大家高喊着口号，转身跳下了悬崖！
幸运的是，有三个人活了下来，就包括韩伟，还有一个营长和司号长，但也都是身受重伤，奄奄一息。
好在当时有老百姓上山采药，发现了他们，就把他们抬回了家。
那几天，每天都有军过来搜查，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藏在了一个位置非常隐蔽的红薯窖里，每天都有人给他们送饭、送药。
在乡亲们的照料下，韩伟的伤势很快就得到了好转，就和营长一起出去追赶大。那个司号长伤势很重，走不了路，韩伟就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他，委托乡亲们继续照顾他。
后来，这个司号长因为伤势实在太重，不能再参军打仗，就留在了当地，以编筐为生。直到50年后，这个司号长有一次看报纸，看到了韩伟的名字，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韩伟看到信后，非常激动，拍着信说：“没错，这就是我的司号长老罗，他还活着，太好了！”
韩伟当年率领的100团，都是福建子弟，在那场战役中几乎都拼光了，这也让他终生都难以释怀。
1992年4月8日，韩伟病逝，在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带的那批闽西子弟，在湘江都了，我却活了下来，真的对不起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我是开国中将，可我肩上这块牌子是他们用命换来的，我是替他们活着的。我死之后，要和闽西子弟兵埋在一起。”
韩伟去世后，家人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闽西公墓，让他和闽西子弟兵们陪伴在一起。
还有一位开国中将，叫王道邦，是江西永新县人，在时期也曾经跳过崖，侥幸逃生。
1940年2月，杨成武去晋察冀边区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王道邦率领队伍一路保护，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队日军。
王道邦临危不乱，派几个战士护送杨成武先走，自己率领这伙日军。
因为实力悬殊，王道邦的很快就没了，大刀也都卷了刃，最后又用石头砸，但还是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
王道邦知道，绝不能让日军追上杨成武，就故意把他们往一处悬崖上引。打到悬崖边上时，王道邦的身边已经没有一个战士了，他望着黑压压冲上来的日军，冷笑一声，转身跳下了悬崖！
幸运的是，这处悬崖生长着很多大树，王道邦被大树挂住了，虽然受了伤，但好歹保住了一条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道邦在建国后还遭遇过一次车祸，受了很重的伤，但同样大难不死。
不过，王道邦没有死于车祸，却在这次住院治疗时，被查出患了肝癌，不久就遗憾离世。
相比这两位开国中将，还有一位开国少将傅崇碧的跳崖求生，就更幸运了。
傅崇碧是四川通江县人，1932年参加了，到了1933年，川陕根据地发展得红红火火，就包括傅崇碧的家乡通江县，傅崇碧也担任通江县委兼独立团团长。
这时候，四川军阀刘湘纠集了20万大军，兵分六路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围剿”，而且，根据地内部也有很多反动民团叫嚣着要“里应外合”，到处搞破坏。
这天，傅崇碧带着十几个人组成的工作队外出，结果在山上遇到了一伙民团，交上了火。
傅崇碧带的武器不多，很快就打光了，被逼到了一处悬崖上，民团上来后，叫嚣着要抓活的，傅崇碧对大家说：“我们干早就想到了这一天，今天我就决定死在这里！”说完，纵身就跳了下去。
万幸的是，傅崇碧在即将落地时，被一根粗大的树藤挂住了，保住了一条命，但在挣扎着跳下来时，脸先着地，正好碰到了地上一块尖利的石头，脸被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从此，这道伤口就跟着傅崇碧一辈子，成了“刀疤”。
其实，这根树藤救了傅崇碧两次命，当他跳崖后，上面的民团不知道他死了没有，就往下扔了一颗手，结果，这颗手也被树藤挂住了，傅崇碧再次躲过一劫！
直到晚年时，傅崇碧还不无庆幸地说：“要不是这根树藤，我早就死过两次了。”
（参考资料：《开国轶事》《文史春秋》《文史博览》）
——了解更多的开国将帅故事，可以看看历史客栈的专栏，共100篇开国将帅列传。
关于钱学森的30个故事
他是杰出科学家，美国人称他“一个人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他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坚信“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他是科学家群体中以身报国的代表——钱学森。
在钱学森109周年诞辰将近之际，我们摘选了和他有关的30个故事。这些细小或重大，欢欣或沉痛的人生切面，令我们更加敬爱这位前辈。
今夜，一起怀念钱学森先生。
01
钱学森曾说：“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父亲钱均夫在花钱给钱学森买书上毫不吝啬，并坚持为儿子挑选图书、画报。钱学森行将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求学时，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大箱“中华文化丛书”。
满周岁的钱学森和父亲钱均夫
02
钱学森3岁时，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举家从杭州迁居北京。当时钱家的四合院附近住着许多穷困人家。母亲乐善好施，力所能及地帮助这些邻居。钱学森说：“我的母亲是个通过自己的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
03
念小学时，钱学森叠的纸飞机比同学们的飞得又稳又远。钱学森的同学张维回忆：“钱学森叠飞机叠得非常精细，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从这里就能看出，尽管年纪还小，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用科学办法达成目的。”
04
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除了父母和毛、周恩来、聂荣臻5位外，其余12人都是钱学森的老师。
05
钱学森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实施了一套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钱学森回忆，他和同学们临考前不开夜车，不死读书，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1926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的钱学森
06
钱学森报考大学前夕，他的中学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好，应报考数学系；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写得好，应报考中文系；美术老师则认为钱学森在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学画画。此时，钱学森做出选择：学铁道工程，学造火车头。1929年，钱学森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机械学院。
07
1930年暑假，钱学森因为染上伤寒，不得不选择休学一年，在杭州养病。这一年，父亲聘请了一位画家，教钱学森画国画。钱学森很快掌握了国画技巧。后来，在大学临近毕业时，钱学森所在的1934级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封面，都是他设计的。
08
除了作画，钱学森还以音乐为友。他在大学同学动员下加入铜管乐队，当时钱学森每天要花半小时练习圆号。他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有一次得到一笔奖学金，他第一反应是到上海南京路买一张《音乐会圆舞曲》唱片。
钱学森（前左一）在交大铜管乐队合影
09
1933年6月的一次水利学考试后，任课老师金悫（què）教授宣布钱学森拿了满分。钱学森拿到试卷后，发现了自己的一处笔误被教授疏漏了。他毫不犹豫地举手说：“报告老师，我不是满分！”金教授看了试卷点了点头，把试卷改成96分，但他说：“钱学森同学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态度，在我心目中是满分。”
改为96分的试卷
10
钱学森非常尊敬教工程热力学的陈世英教授。陈世英有一次把钱学森应该得100分的热力学考卷，批了99分。他对钱学森说，之所以这样打分，是因为钱学森成绩一直非常优异，为了防止他自满，没给100分。钱学森明白原委后，非常感谢老师。
11
1932年 “一·二八”中，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目睹着天空中肆虐的日军飞机，钱学森做出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学造飞机。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航空方面的书，还发表了多篇关于航空的文章。钱学森最终考取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
12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学习上如鱼得水。但是他不能容忍美国同学瞧不起中国人的态度。他对同学说：“中国现在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期末考试时，有位教授出了一些难题，大部分同学做不出来，认为老师故意刁难学生。谁知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门前，看到门上贴着钱学森的试卷，卷面工工整整，试卷右上角有老师批阅的分数，一个大大的A后面还跟着三个+。本想闹事的学生看着这份试卷，目瞪口呆，从此对钱学森刮目相看。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
13
1936年，钱学森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当时航空工程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他想，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研究航空理论。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并成为世界著名力学家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生。
14
钱学森跟冯·卡门之间，曾因为对一个科学问题的见解不同而争论。有一次，师生之间因为对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观点不一争辩起来。冯·卡门一气之下把文章扔到地上，两人不欢而散。第二天，冯·卡门在办公室见到钱学森时，给他鞠了一躬，并对钱学森说：“我昨天一夜未睡，想了想，你是对的。”
15
1941年，钱学森在美国《航空科学学报》发表科研成果《柱壳轴压屈曲》一文，攻克了困扰航空界多年的难题。这篇文章仅有寥寥10页，极为简明，而钱学森在研究过程中仅编有页码的推导演算手稿就达800多页，其中有些计算数字精确到了小数点后8位。论文完成后，钱学森把手稿存放到纸袋里，并在纸袋外面写下了“Final”（定稿）字样。但他立刻想到，科学家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于是，他又写上“Nothing is final”（永无止境）。
钱学森存放论文最后一稿的纸袋
16
钱学森与妻子蒋英，自幼相识，两家是世交。1947年回国探亲时，钱学森已经36岁。此时，蒋英已成为签约歌手。他追求蒋英，没有甜言蜜语，也不懂送花，只是常常到蒋英家做客。钱学森对蒋英说：“你跟我去美国吧！”蒋英问为什么，钱学森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句话：“现在就走，跟我去美国。”没说几次，蒋英就“投降”了。
与钱学森结婚前夕的蒋英
17
1947年，对于钱学森来说，是双喜临门的一年：他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终身教授；这一年，他和蒋英结婚了。
18
1950年9月，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无理拘禁，随后被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移民局拘留所。15天的非人折磨，使钱学森瘦了15公斤，还暂时失去了语言能力。
19
1954年，钱学森在被美国软禁期间写成的专著《工程控制论》出版后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科学美国人》杂志希望作专题报道，并将钱学森的名字列入美国科学团体。这个想法被钱学森回信拒绝，信中写明了一句话：“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2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来到洛杉矶港口，等待登上回国的邮轮。码头上挤满记者，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美国。钱学森回答说：“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今后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55年钱学森一家启程回国时，在邮轮甲板上合影。
21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抵达北京。第二天清早，钱学森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他在美国日夜想念的天安门。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对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钱学森感慨道：“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22
回国后，钱学森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筹备建立力学研究所。一次，陈赓大将问钱学森：“钱先生，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23
钱学森并没有料到，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任务交给他，让他来做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国家的需要，使钱学森做出人生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
24
1960年，中国的导弹事业才刚刚起步。苏联以为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人根本就搞不出导弹来。钱学森不信邪，带领大家继续自力更生。那段时间，他一心扑在导弹事业上，三天两头要出差。他在酒泉基地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而他的行踪严格保密，连妻子蒋英都不知道，一度非常担心“失踪”的他。
25
钱学森一生中多次捐赠稿费、讲课费和奖金，最大的一笔为100万元。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任教时，钱学森为培养祖国的国防科技人才而悉心授教。20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计算尺是力学系的同学上课时应该人手一把的工具，但因为价格比较贵，许多同学买不起。钱学森拿出他获得中科院科学奖金一等奖的一万多元钱，让学校教务人员给每位学生配一把计算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钱学森捐资为学生购买的计算尺
26
回国以后的几十年里，不论是工作，还是休闲，钱学森经常穿着一身简朴的蓝色卡其上装和军便裤，而从美国带回来的西装则送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直到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受组织委派赴外访问，才临时定做了一身中山装。
27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一位新战士，曾因一件“小事”受到钱学森的表扬。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前，这位战士在进行弹体内外观察时，发现弹体内部24号插头第5接点里有一根大约5毫米长的小白毛，担心因此造成通电接触不良，他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未能取出小白毛，最后用一根猪鬃才把它挑出来。钱学森知道后，极为赞赏，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小白毛包好，带回北京作为作风严谨的典型案例，教育全体航天科技人员。
28
1982年，从国防科研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已经71岁了。他又做出了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他非常看重自己晚年的科研成果，对堂妹钱学敏说：“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
29
儿子钱永刚曾经被老师叫去训话，要求把4个4分都提高到5分。经过半学期努力，钱永刚最后4分消灭了，都是5分。结果钱学森说，我看有两个4分也很好。钱永刚说，父亲的意思是“满分不是最佳的选择”。
30
无论是在从事导弹航天期间，还是从国防科研一线岗位退下来以后，为了及时跟踪世界科技和时政前沿，钱学森特地拿出工资、补贴及稿费等的一部分，设立自己的专项购书基金，用于购买各种最新出版的书籍，订阅各种不同领域的杂志。直到2009年10月31日去世前两天，钱学森仍然在读书看报。
文/整编自《走近钱学森》《钱学森精神读本》等
图/视觉中国等
在30个故事中，蕴藏着钱学森关于人生的五次重要选择。这五次选择，都是钱学森将炽热的爱国情怀融入学习和工作后作出的决定。
世界上有两种矿藏，一种是物质矿藏，很容易被用尽；另一种是精神矿藏，是无穷无尽的。看到一代科学家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我们也备受鼓舞。“只有献身于那些超越自身的存在，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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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丨李浙 主编丨王若璐
编辑丨李明远 校对丨高少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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