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成语: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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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名字】:分庭抗礼
【成语拼音、注音】:fēn tíng kàng lǐ、ㄈㄣ ㄊㄧㄥˊ ㄎㄤˋ ㄌㄧˇ
【成语释义】:庭：庭院；抗：对等；相当；抗礼：行平等的礼。古时宾客和主人相见；分别站在庭院两边相对行礼；以平等地位相待。后比喻对方以平等或对等的关系相处；不分上下。有时比喻互相对立或搞分裂、闹独立。
【成语出处】:《史记·货殖列传》：“（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成语用法】:联合式；作谓语、宾语；用于双方
【近义词】:平起平坐、平分秋色
【反义词】:和衷共济、同心协力
【成语造句】:
1、他敢和我分庭抗礼，真是胆大妄为。
2、一个是短跑金牌，一个是长跑健将，如今在这场比赛中分庭抗礼，不知谁会胜出？
3、唐代虽有不少著名诗人，但恐怕只有杜甫能和李白分庭抗礼吧！
【成语故事】:
古代礼节，主人和客人在庭院里相见或相别时，主人在东，客人在西，分立两边，相对行平等之礼。这叫做“分庭抗礼”。“抗礼”也写作“伉礼”。这句成语，比喻不按上下尊卑，彼此平等相待。后来也比喻向地位髙于自己的对方要求平起平坐。
“分庭抗礼”，此语较早见于《庄子•渔父》。它说的是孔子和渔翁的故事。
孔子偶然遇到一个渔翁。这渔翁谈吐不凡，颇有见识。 孔子认为他是圣人，对他十分恭敬，问他住在哪里，表示愿意向他求教。可是渔翁不理，撑船而去。孔子的门生子路问孔子道：“老师，我服侍您多年了，从来没见过您以这样的态度对人的。无论是天子或是诸侯国君，对您全都分庭抗礼，平等相待，而您有时还不免面带倨傲之色，今天这个渔翁昂然站着，您倒弯着腰，如此恭敬，岂不是太过分了吧？ …”
《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贡到各诸侯国去，“所至， 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子贡也是孔子的门生〉
《儒林外史》第四十回，说有个叫萧云仙的，聘请老师来教孩子们读书做文章，谁做得好，“萧云仙就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
【成语接龙】:
分庭抗礼 → 礼仪之邦 → 邦家之光 → 光风霁月 → 月缺花残 → 残渣馀孽 → 孽根祸胎 → 胎死腹中 → 中饱私囊 → 囊中取物 → 物美价廉 → 廉而不刿 → 刿目怵心 → 心里有底 → 底死谩生 → 生动活泼 → 泼妇骂街 → 街坊四邻 → 邻女詈人 → 人五人六 → 六臂三头 → 头会箕敛 → 敛容息气
成语故事 257 分庭抗礼
分庭抗礼这个成语故事出自于《史记·货殖列传》：“（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现在比喻平起平坐，彼此之间是对等的关系。
有一天在孔子，独自弹琴。弟子们在傍边读书。
一位老渔夫须眉全白，侧耳恭听孔子的弹奏。一支结束后，渔夫问孔子的弟子子贡：“这个弹琴的老头是什么人啊？” 子路不屑地回答说：“他是大名鼎鼎的孔子呀！他是以忠信、仁义闻名于各国的孔圣人。” 渔夫摇头一笑说：“这个人是忘记了真性，偏行仁爱哦。” 渔夫说完就走了。子路急忙把渔夫说的汇报孔子。孔子听后惊喜地说：“他是圣人呀，马上追他！” 孔子急忙赶到河边，恭敬地向他拜了几拜后说：“我从小读书学习，到了六十九岁，从没有听到过高深的教导，怎么能不虚心地请求您指教呢？” 渔夫说：“所谓的真，那就是精诚所至，不精不诚，就不能动人。。” 孔子听得不住地点头。孔子卑谦地对渔夫说：“我愿意做您的弟子，得到您的教诲。请问您住在哪里？” 渔夫跳上小船，独自划船走了。孔子呆呆地望着渔夫的背影，一直到看不见影儿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子路不解地问道：“这个渔夫这样傲慢。国王见了你都是恭敬有加，平起平坐。您对这个渔夫为何这么恭敬呢？” 孔子叹口气说：“唉，子路啊，你真是不开窍。我告诉：遇到年长的不恭敬是失礼，遇到贤明的人不尊是不仁，不仁不爱是灾祸的根源。今天这位渔夫是懂得道理的贤人，我怎么可以不恭敬他呢？”。
王明与分庭抗礼的十个月
爆发后，对如何在有利于苏联的前提下贯彻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苏共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中国。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和毛放在眼里，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分庭抗礼。
奉命回国
王明是在六届四中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会后不久，他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他成立了临时，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使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他不折不扣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他也因此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团委员和处候补。这也就难怪他回国后，“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
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可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执行中，斯大林却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当时，苏联在西线已与德国成生死对头，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为此，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身上，不相信“农民领袖”毛的武装。而毛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在斯大林看来，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嘱说：“由于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提出谁占优势、谁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说：“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中国领袖是毛，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途中逗留几天后，29日到达延安。当时，虽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告以王明将回国，但具体日期及回来的途径，均没有明确安排，再加上延安没有专门的空中航线，所以当王明的飞机到达延安上空时，人们还以为是日机前来轰炸呢。
据当时参与王明迎接仪式的一名局委员回忆说：“我们到达飞机场，毛、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概毛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毛致欢迎词时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在欢迎仪式上，王明在回话中则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但可反映出王明当时激动而纷乱的心境。
咄咄逼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议下，在延安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与争取胜利》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有人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这些意见，显然与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据张国焘回忆说：“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原则上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身为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的问题。”
在会上，王明和毛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越听越糊涂，感到会议上的精神不一致，回去不好传达。按照惯例，毛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可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一些华北情况和坚持对八路军的绝对权问题。在会上，他并没有支持毛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次由王明所搅局的十二月局会议，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彭德怀事后回忆说：“对八路军的绝对作用有些降低，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的发展也加以限制，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处，成立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任，王明任；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负责与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南方各省工作。显而易见，十二月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
分庭抗礼
不久，王明就来到了武汉。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代表团，对内叫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周恩来为副。此后，王明把持了长江局。他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处之上，与公开分庭抗礼。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看的一清二楚，他回忆说：“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 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在十二月局会议上，王明似乎占了上风，但并没有为这次会议作决议。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回到武汉后，他便自作主张，擅自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路线的区别。他还在已发布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1938年2月，在延安的局会议上，王明竟附和“只要一个”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指出在军事上服从的统一，令与会的局委员大感意外。为防止王明再生枝节，毛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明确规定：“王明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规定，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才回到延安。他自己也承认：“不愿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之所以不愿留在延安，说穿了，是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他的言行总得要受之约束，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3月29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王明得知这一消息后，未经同意，擅自将自己起草的《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在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有些不妥，为了补救，立即起草《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王明在收到电文后，并没有立即送达，而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给复电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根据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其实，正是王明自己这种与分庭抗礼的做法，在党内造成了严重分裂。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在延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毛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指导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上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王明这般阻拦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他反对毛对三阶段的科学分析。他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态度：“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王明更是表露了当时的心迹：“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的政策是，中国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正本清源
1938年3月，受委托，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情况，并递交《中国的形势与中国的工作和任务》。同时，任弼时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了解，从而消除了很多误解和成见。7月至8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最新指示。9月14日至27日，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筹备六届六中。
局会议前，王稼祥给王明去电，让他来延安听取并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讨论六届六中的准备情况。可王明却给回电，让毛等和委员去武汉或西安，在那里六届六中。他甚至要王稼祥来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明确拒绝了王明的无理要求，再次让王稼祥致电王明：“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接到这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后，王明只得打点行装，立即奔赴延安。
在局会议第一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一年来建立了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了八路军，执行了政策。国际认为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统一战线是中国的关键，而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一致与者的团结。”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尤其是“以毛为首”的信息，为六届六中的顺利提供了重要保证。毛在会上代表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报告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独立性的重要性，批驳了针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并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独立性的道理。
王明在会上作《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会议后期，王明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这两篇发言稿，从总体上说，对毛的报告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态度。王明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和毛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是，对统一战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王明仍持保留意见。在会后所作《〈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一诗中，王明真实地表现出他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晦暗心态，诗曰：“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
不过，王明在会议的公开场合，表示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再也没有兴风作浪，因此也就得到了的理解和信任。毛为此指出：“王明在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六届六中期间，武汉失守。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组织调整，决定撤消长江局，分别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对王明作了重新任命，王明留延安，任统战部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等职，由此宣告了王明与分庭抗礼时期的终结。
作者：张家康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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