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梅 |《幽怪诗谭小引》解读
——纪念《金瓶梅》问世信息传递410周年
袁宏道《与董思白》信，传递了《金瓶梅》抄本问世的第一个信息。《金瓶梅》的问世，震撼了晚明文坛。
相继有王世贞、屠本竣、谢肇淛、薛冈、冯梦龙、沈德符等著名文人作家评论传播《金瓶梅》，抄本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
《与董思白》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今已410周年。
晚明与《金瓶梅》有关文献，称此巨著为《金瓶梅》、《金瓶梅传》，无有称《金瓶梅词话》者，欣欣于序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
因此，有学者猜测原抄本曰《金瓶梅》，“词话”二字，是书商刊印时加上去的。
《幽怪诗谭小引》称《金瓶梅词话》，至今所见文献，是最早传递词话本的信息。
《幽怪诗谭》六卷九十六则，题西湖碧山卧樵纂辑，栩庵居士评阅。存明刊本与清抄本，较稀见。
书前有崇祯己巳（二年，1629）听石居士《小引》。《小引》解释了《幽怪诗谭》取名的含义，阐述了作者的诗学观点，概述了魏晋至唐宋诗歌发展的代表诗人诗作特点，尤为重要的是传递了“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这一重要信息。
因此，《小引》在诗歌史与小说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评价。《小引》全文如下：
尝读袁石公集于吴门，诗艺一概抹杀，独谓“挂枝儿”可传不朽。
夫“挂枝儿”俚语也，石公何取焉？彼见世之为诗者，碎采成句，叠缀成篇；譬玉玉相接，本非一玉；珠珠相累，原为万珠；不若“打草竿”等曲极近极远愈浅愈深。率口数语，即镂肝刻髓亦寻彷不到。作诗如是，乃为真诗。
俗儒不察，遂谓辽豕白头，可掩虎豹之文；楚鸡丹质，堪傲鸾鷟之彩。而小说一途，瞥与金版秘文，瑶毡怪牒共尊于世。讹传讹幻，解自陈氏之颖为之尽秃，剡州之藤因以一空。不独冤煞古人心事，抑且乱尽今人肺肠。若风行一时，几如败箨。此《幽怪诗谭》所以破枕而出也。
何言“幽”？蝉噪深林，鸥眠古涧，各各带有生意，不似古木寒鸦。何言“怪”？白狼啣钩，黄鳞出玉，每现在人间，非同龟毛兔角。以此谭诗，真堪捉麈耳。
诗自晋魏以至唐宋，号称巨匠七十余家，或开旺气于先，或维颓风于后，雅韵深情，谭何容易？然披览一过，觉集中绛云在空，舒卷如意者，则诗中之陶彭泽也。
有斜簪插髻，风流自喜者，则诗中之陈思王也。有东海扬波，风日流丽者，则诗中之谢康乐也。有秋水芙蓉，嫣然独笑者，则诗中之王右丞也。
有凤笙龙管，汉宫秦塞者，则诗中之杜工部也。有百宝流苏，千丝铁网者，则诗中之李义山也。有海外三山，奇峰陡峙者，则诗中之李长吉也。
有高秋独眺，霁晚孤吹者，则诗中子柳子厚也。有狂呼醉傲，俱成律吕；姗（嬉）笑怒骂，无非文章者，则诗中之李谪仙、苏学士也。
其余或仙或禅，或茗或酒，或美人，或剑客，以幽怪之致与诸家相掩映者，不可殚述，而总之以百回小说作七十余家之语。
不观夫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然则此集邮传于世，即谓晋魏一部《诗谭》亦可。
时崇祯己巳阳生日 听石居士题于绿窗
《小引》阐发了《幽怪诗谭》的宗旨，概括说明了作者的大文学观念，即把诗歌与小说联系起来，把文言小说与长篇白话小说联系起来，打破了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观念。行文完全是作者本人的语气。
由此可知，听石居士却碧山卧樵，《小引》是作者的自序，也是《幽怪诗谭》纂辑的总纲。
《幽怪诗谭》与其《小引》的重要特点与意义，有如下几点：
1．《诗谭》从《玄怪录》《续玄怪录》《剪灯新话》《广艳异编》等中选取了一些篇章，加以精炼改写，增强了原作的艺术效果。保存了《湖海奇闻集》中的《碧玉簪记》《伏氏灵应传》等，使我们可以窥知《湖海奇闻集》的局部面貌。[1]
《诗谭》对选辑作品作了艺术加工。《荔枝分爱》据《荔枝梦》（见《广艳异编》）改写，将原作开头介绍荔枝生物特点一段删去，将原作谭徽之友人这一人物删去，文字加工如原作“张目视之，乃偃卧于荔枝树下，心始悟其感妖，甚惊叹之。”改作：“徽之方欲辞归，欠伸而觉，乃偃卧于荔枝树下，始寤其感梦云。”
不但简炼，而且去掉“感妖”使此篇成为了一篇优美的童话式作品，把食荔枝的味觉美感与性爱美感联系，表现了味觉与触觉美感相通之点：“吸残甘露，则齿颊皆香，吮尽琼浆则梦魂俱醉”。
所以，不可把《幽怪诗谭》看作“辑集而非创作”的产品。
2．《诗谭》的《小引》云：“诗自晋魏以至唐宋，号称巨匠七十余家”，“以百回小说作七十余家之语”，“此集邮传于世即谓晋魏来一部《诗谭》亦可”。
虽有夸张之嫌，但其基本精神在于打通诗与小说之分界，以小说与诗相结合，以小说作诗家之语，在小说中创造诗的意境、神韵。
《幽怪诗谭》作者自觉地追求小说与诗的结合。在《幽怪诗谭》中，诗词或作人物对话，或抒发情感或渲染气氛。
有时还让小说中人物以诗歌讲解一种道理；如《泰山鹿兔》中二叟与章奏对话所吟律诗即是哲理诗。诗词均不游离在作品之外。
有时小说中人物还评诗，如《神交玉女》中玉女评鸿渐诗作：“始焉触物感怀，既而因时叙景，末叙别离眷恋之情，深得诗人性情之正，佳作也。”
3．《小引》中有“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一语，这是一句极有份量的历史证言，传递了一条重要历史信息。
汤显祖是欣赏肯定《金瓶梅》最初的读者之一，但从未在他的诗文尺牍中提及此事。
刘守有是汤显祖的表兄弟，刘守有之子承禧是《金瓶梅》抄本收藏者。汤显祖从刘承禧处读《金瓶梅》抄本。
汤显祖创作《南柯记》（完成于万历二年，1600）受《金瓶梅》影响，至迟在万历二年（1600）已经读完《金瓶梅》。[2]《金瓶梅词话》刊印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幽怪诗谭小引》题写在崇祯二年（1629），汤显祖逝世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碧山卧樵写《小引》时，汤显祖已逝去十三年。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此时可能正在改写刊印，尚未流传，仍是《金瓶梅词话》刊本传播年代。
绣像本与词话本
碧山卧樵应是熟识与推崇汤显祖的文人作家，是其学生辈，或晚一辈友人。“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一语，是从汤显祖那里真接听到的，或从友人那里间接了解到的。
至今，袁宏道《与董思白》（1596）被认为是关于《金瓶梅》的第一条重要信息。看来，“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这一事实，大约可能要早于袁宏道《与董思白》。
碧山卧樵是何人？笔者初步考证，碧山卧樵可能是莫是龙的别号。莫是龙，字云卿，后以字行，乃更字廷韩，号秋水，又号后朋，松江华亭人。有《石秀斋集》十卷，《画说》十六条。
《皇明世说新语》有七条记载莫是龙的言论，卷五《夙惠》中有一条：“莫云卿曰：余尝独居山中时，借榻僧舍，每见林峦新霁，鸟声碎耳，岩扉初晓，云山盪胸一启，山椒紫翠，正落枕上，仙！仙乎！觉身世之欲浮也。”
卷五《栖逸》中有一条载：“廷韩曰：山非高峻不佳，不远城市不佳，不近林木不佳，无流泉不佳，无寺观不佳，无云雾不佳，无樵牧不佳，古之真隐旷士多托迹于名岳。要之，山无隐士则林虚，故世有巢居于山林道尊矣。”
由此可知莫是龙喜爱山居，流泉，羡慕樵牧，以稳士自居之心态，别号碧山卧樵，听石居士表明了这种追求与喜好。
莫如忠（累官浙江布政史）、莫是龙父子传列董其昌传后（明史卷288）。董其昌少年时占籍华亭，曾附读于莫氏家塾。
董其昌在《崇兰帖题词》中称“余师方伯而友廷韩”，莫是龙与董其昌为同时人，其生卒年无考。
莫是龙著《画说》十六条，董其昌所论多与之相同。《明人室名别号索引》谓碧山樵为莫是龙别号，不知据何文献。待考。
《王汝梅解读<金瓶梅>》
注 释：
1《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云：“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由于欣欣子引述周静轩之作品，周礼（字静轩）为现代学术界所关注。周礼著有史作《通鉴外纪论断》《朱子纲目折衷》《续编纲目发明》《训蒙史论》《通鉴笔记》，小说《秉烛清谈》《剪灯余话》（与李昌祺《剪灯余话》书名相同而非一书）《湖海奇闻集》《警心崇说》，诗集《读史诗集》《北游诗稿》，医学著作《医学碎金》，戏曲《东窗事发》等。《秉烛清谈》已佚。《湖海奇闻集》，大连图藏残本（今不知流落何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孙楷第在大连馆查阅，著录了该书序文（见《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湖海奇闻集》第六卷为《伏氏灵应传》《碧玉簪记》，《幽怪诗谭》卷一第九则《玉簪传信》，卷四第三则《伏氏忠烈》即《湖海奇闻集》第六卷之《伏》《碧》两篇。陈国军据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66有一篇注出自《湖海奇闻集》中的《画美人》，考索出《幽怪诗谭》卷五第二则《画姬送酒》保存了《湖海奇闻集》中这则小说的原生形态。（见《文学遗产》2005年6期）。《幽怪诗谭》六卷96则小说，均为四字一题，为统一题例，《玉簪记》改题《玉簪传信》，《伏氏灵验传》改题《伏氏忠烈》，《画美人》改题《画姬送酒》。由《幽怪诗谭》所录周静轩之作品，而知风格特点，从而有助于解读欣欣子序的引述。
2见徐朔方著《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23页，齐鲁书社1988年1月出版。
附录：《幽怪诗谭小引》明刊本清抄本。
文章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王汝梅<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李桂奎：《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追踪
在与《金瓶梅》发生错综复杂关联的难以数计的小说中，冯梦龙编订的“三言”（即《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与其可谓“过从甚密”。
它们不仅大致共同诞生于晚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一起摹写世态人情，而且还交互参用了许多叙事细节、叙述文法乃至遣词造句。
借助当今风行的“互文性”理论，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视角，[①]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金瓶梅》与“三言”之文本关联，并加以审视，可以进一步破解《金瓶梅》“作者学”“文本学”乃至整个“金学”研究中的诸多学术悬疑与谜案。[②]
一、《金瓶梅》与“三言”同年生并肩长
《金瓶梅》与“三言”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
对此问题，人们的回答向来是非常审慎的。从现存版本情况看，“三言”刊刻的年代介于《新刻金瓶梅词话》（简称“词话本”，因刊行于明代万历年间，故又称“万历本”）与《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简称“绣像本”，因刊行于崇祯年间，故又称“崇祯本”）二者之间。[③]
它们之间的关联貌似是清晰的，其实颇含悬疑。[④]按照时序常理，词话本可能会影响“三言”，而“三言”则又有可能影响及绣像本。
对此，以往研究大多将其纳入《金瓶梅》之“作者研究”与“素材渊源研究”中，基本上采取文献记载与文本比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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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单向的“传承影响”研究并不能揭示《金瓶梅》与“三言”文本关联之错综复杂。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它们传播的历史时空几乎相同。对此，我们可套用传统小说经常使用的一句熟语来说，即“同年生，并肩长”。这是二者发生文本关联的基本前提。
运用这种眼光审视，《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悬案或许能够更多地浮出水面。
长此以往，人们乐此不疲地对《金瓶梅》与其他小说之文本关联问题进行过各种索解。为理出头绪，此姑且先作一简要追溯。
在小说传播伊始，题名“欣欣子”者曾作《金瓶梅词话序》，谈到《金瓶梅》文本所涉及的九种“互文性”对象，即《剪灯新话》《莺莺传》《效颦集》《水浒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如意传》《于湖记》，只是尚未涉及“三言”中的话本小说。
上世纪三十年代，《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激起一代学人钩稽和考察这部小说素材来源的兴趣，人们陆续指出其与“三言”之多重关联。
如赵景深于四十年代所作的《〈喻世明言〉的来源和影响》指出，《金瓶梅词话》第九回及九十九回本自《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第三十四回引用了《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故事，第七十三回引了《明悟禅师赶五戒》的佛曲。[⑤]
五十年代的主要研究成果是毕晓普的《〈金瓶梅〉中的白话短篇小说》。
六十年代，谭正璧的《三言两拍资料》在考察各篇小说的本事时，也自然将赵景深所提到的《金瓶梅词话》中的相关段落录出，并对“三言”故事之源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追索。[⑥]
（明）冯梦龙 编撰
继而，除了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在其博士论文《金瓶梅的写作和素材来源研究》的基础上撰成《〈金瓶梅〉的版本》和《〈金瓶梅〉素材来源》等论文外，国内周钧韬热衷于这一研究，他先后撰有《<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金瓶梅>抄引戏曲考探》《<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等论文，并汇成《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
其中，《<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一文重点对《金瓶梅》“抄引”《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志诚张主管》《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五篇前人话本小说的情形进行了分析。
他虽然旨在说明此书非“集体创作”，但所谓“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地抄借”云云正是而今我们所谓的“互文性”。
后来的一系列研究大致沿承这一路数进行下去，所论及的对象也主要集中于以上几种话本小说。
大致说，以往有关《金瓶梅》“素材来源”以及“成书方式”研究大多置于“历时性”视角下，每涉及《金瓶梅》与话本小说之关联问题，往往拿较早出版的《清平山堂话本》或所谓“影元人写本”的《京本通俗小说》中的小说文本进行比照。
即使涉及“三言”中的作品，人们也定要列举其中诸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宋元旧作”进行比对，以示其合乎情理，而不敢贸然择取“三言”中其他作品来与《金瓶梅》的两个主要版本进行对照，以免惹出时代错乱之讥。
这无形之中限制了对《金瓶梅》与“三言”文本互涉复杂性与双向性的认知与考察。
事实上，以往学人在探讨《金瓶梅》素材渊源时所重点论及的《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戒指儿记》《西山一窟鬼》《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杨温拦路虎传》七篇话本小说，
有六篇被收辑到“三言”中（仅《杨温拦路虎传》不见于“三言”），相应为《警世通言》第三卷《蒋淑真刎颈鸳鸯会》、《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又称《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喻世明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喻世明言》第三十卷《明悟禅师赶五戒》、《喻世明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苹华堂本
“三言”中的六篇话本小说与《金瓶梅词话》文本关联情况大致如下表：
其中，《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现存最早文本仅见于《喻世明言》，如果定要依据其成书于《金瓶梅》之后，那只能得出它“当有宋元旧作”的推断。
另外，如果依据前人研究将《京本通俗小说》视为伪书，那么，《警世通言》之《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以及《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也该是直接与《金瓶梅》发生“互文性”链接的小说。
为说明问题，且比照一下如下两段文字：
通过文字比对，我们不难发现以上两段文字的相似性非常明显。
进而考察，我们还会得出结论：《金瓶梅》直接抄引《警世通言》而非《京本通俗小说》。
因为《京本通俗小说》“应道”下的原文是：“你快开门，却说与你。”而《警世通言》中的“你则开门”显然与《金瓶梅》之“你开门则个”更相近。
《京本通俗小说》封面
这意味着，尽管“三言”较《金瓶梅》“词话本”晚出数年，但我们不要忽视二者基本上处于一个共时的话语空间之中，况且出版时间的前后并不绝对代表创作或编辑时间的先后，而且某单位时间内的文学共时创作本身也容易造成双向渗透。[⑦]
若运用“共时”眼光看问题，我们便发现《金瓶梅》与“三言”发生“互文性”的小说不仅上面提到的几篇“宋元旧作”，而是还有很多，且其关联也是多重的。
以往关于文学的“传承影响”研究通常带着“历时”意识，而《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却超越了这种观念。
非但《金瓶梅》词话本与绣像本出版与修改几乎同时进行，而且“三言”的编辑与出版也大致与之同步；
如果说《金瓶梅》的两个版本是父子关系，那么它们与“三言”则算是兄弟姊妹关系。
它们的孕育与生养有赖一个人，即冯梦龙。
从编撰与出版时序看，与《金瓶梅》发生关联的话本小说大多直接来自冯梦龙编撰的“三言”，而很少牵扯其他所谓的早期话本小说集。
冯梦龙与其友人兰陵笑笑生相互消磨故事与揣摩字句，使得“三言”基本与《金瓶梅》“同时生，并肩长”，从而导致二者之“互文性”层出不穷。
当然，《金瓶梅》在海纳百川地接受其他文本时，也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凭着自身的渗透力，向“同年生，并肩长”的“三言”中的小说进行回馈和反哺，使得它们在明末几十年时间里形成共时双向式的“互文性”奇观。
二、《金瓶梅》与“三言”命相依脉相连
《金瓶梅》与“三言”血脉相连，拥有多重“互文性”。
对此，我们不妨借用赵孟頫之妻管道升的爱情词《我侬词》之言来概括，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首先，我们可以对前人提到的“三言”中的六篇话本小说进一步考察，以发现其与《金瓶梅》发生“互文性”关联的更多形迹。
如《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与《金瓶梅》的重叠就不限于其词话本第一回开始的抄引，更有一些行文用语的借鉴。
前者有这么几句文字：“本妇便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后者有两处类似笔墨：
第八十二回写道：“未免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懒匀，茶饭顿减，带围宽腿，恹恹瘦损。”
第九回写道：“这韩爱姐儿见敬济一去数十日不见来，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边之目，田下之心。”
戴敦邦绘·韩爱姐
除了用拆字法来道出“相思”二字，《金瓶梅》还沿用“三言”写女性害相思后让人去找寻男性下落这一故事套路。
即如《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对《蒋淑真刎颈鸳鸯会》抄引而言，除了开头那段说教几乎直接搬用，还表现在关于潘金莲第一次出场的描写中：
“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
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致，乔模乔样。”
试比较《蒋淑真刎颈鸳鸯会》这样一段：
“况这蒋家女儿如此容貌，如此伶俐，缘何豪门巨族，王孙公子，文士富商，不行求聘？
却这女儿心性有些跷蹊，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个纵鬓头儿，着件叩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或倚槛凝神，或临街献笑，因此闾里皆鄙之。”
二者写女性化妆、穿着、作态之用语基本雷同。由此可见，《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是多么细密！
不仅如此，除了前人所提到的六篇小说，“三言”其他更多小说文本也与《金瓶梅》构成雷同性的“互文性”关联，或叙述文本挪用，或移花接木、改头换面，或脱胎换骨、点铁成金……
就整体构思和命意而言，《金瓶梅》似乎与《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存在密切的“互文性”关联。
前者的“绣像本”宣称“只这酒、色、财、气四件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
后者起笔便劝告世人“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
（明）兰陵笑笑生 著
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道不得那‘色’字利害。”非但传达了相同观念，而且表述语也很相似。
再说，“词话本”之题名“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说：“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
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也有言：“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从二者所叙故事的走势来看，《金瓶梅》叙述西门庆死后，其妻妾各奔东西，另择高枝，
尤其是第二十二回“西门庆私淫来旺妇”一节写西门庆与来旺媳妇宋惠莲勾搭，而第九十回写来旺重温旧情，前来西门府盗拐西门庆之妾孙雪娥，孙雪娥也甘愿携财跟来旺私奔（尽管未能成功，孙雪娥被拘捕而官卖周守备府）。
这岂不是“淫人妻者，其妻遭人淫”逻辑的推演？
相对而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所叙之事所包孕的“果报不爽”气息更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奸占蒋兴哥之妻王三巧的陈商之妻平氏最终竟然改嫁到蒋兴哥门下。
这种冥冥之中注定的“天理昭彰”“一报还一报”令当事人都“好怕人也”“毛骨悚然”。
如此构思传达了怎样的信息？是前者生发了后者，还是相反？抑或是因秉持同样的叙事理念不谋而合？
《金瓶梅词话》序（书影）
无论如何，由这种观念的相似，我们可以推知“欣欣子”似乎带有冯梦龙的影子。
况且，这两篇（部）小说中的“勾搭成奸”叙事和人物设置，尤其是媒婆王婆与薛婆贪财谋划，女主角潘金莲和王三巧之落入圈套，也存在惊人的相似。
可见，创始于《水浒传》而又经《金瓶梅》发挥的“王婆贪贿说风情”与话本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贪贿说风情”，叙事形式与叙事功能如出一辙。
就连某些叙述用语也很是雷同，比如写男主人公图谋所思慕的女性，《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说：“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这与《金瓶梅》第四回写西门庆期盼勾引潘金莲之语相仿佛。词话本的用语是：“眼望旌节至，耳听好消息。”
另一处用语是：“眼望旌节旗，耳听好消息。”绣像本的用语是：“眼望旌捷旗，耳听好消息。”显然存在互相抄袭的问题。
还有一些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薛婆接触王三巧并将其诱惑的时间是雨天；《金瓶梅》第六回写“王婆帮闲遇雨”的时间同样是雨天。
二者都借助写雨天来铺垫渲染“云情雨意”“尤云殢雨”，显然均是由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中的“朝云暮雨”等意象生发而来。
绘画·金瓶梅人物
此外，甚至具体细节和字句也多有谋和，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薛婆向王三巧讲述“再造处女方”时用了这样几句话：
“我的老娘也晓得些影像，生怕出丑，教我一个童女方，用石榴皮、生矾两味，煎汤洗过，那东西就揪疮紧了。我只做张做势的叫疼，就遮过了。”
而绣像本《金瓶梅》第五十四回也叙述了应伯爵所讲的这样一个荤话：“一个小娘，因那话宽了，有人教道他：‘你把生矾一块，塞在里边，敢就紧了。’”用如此雷同笔墨写一个处女方，恐怕并非偶然所致。
可见，“三言”与两个版本的《金瓶梅》均发生了多重的“互文性”。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互相启发的相似段落层出不穷。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在谈到《金瓶梅》第九十三回的文本来源时，将敬济的故事与《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的杜子春故事进行对比，发现《金瓶梅》对杜子春故事存在“借用与颠覆”，借用者如均在寒冬遇见身穿道服的老人，都被荐作道士；
颠覆者如杜子春是无意遇到道士，敬济是主动走来磕头，杜子春有羞耻之心，而敬济面皮是一次比一次厚，结局是“敬济处处规模不如子春，败于爱欲则一”。[⑧]
【美】 田晓菲 著
此外，这里再通过举两组关于“打人”情景的叙述文字，来看看《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状态。
先看第一组：
词话本《金瓶梅》第八回写潘金莲打武大原配生的女儿迎儿：
“于是不由分说，把这小妮子跣剥去了身上衣服，拏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杀猪也似叫。”
《喻世明言》第三十五卷《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写皇甫松听信诬陷，拷问妻子的丫鬟：
“皇甫殿直拿起箭篺子竹，去妮子腿下便摔，摔得妮子杀猪也似叫。”用语颇为相似。
再看第二组：
“词话本”与“绣像本”《金瓶梅》第八十六回所叙“雪娥唆打陈敬济”一段与《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也似乎存在某种“互文性”关联。
兹录原文对比如下：
这两段文字有较大相似度。
另如，以往人们只关注到《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中的两首赞词与《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所用的两首赞词相同，殊不知更大的文本叙述雷同还出现在第一百回《韩爱姐路遇二捣鬼，普静师幻度孝哥儿》的叙事话语借鉴中。
木刻版·毒打秋菊
附带提及的是，论赞性的诗词、俗语、熟语、套话的交互引用。
尽管因为小说家对此可以从流行口语中信手拈来，而不必依托某种文本去抄录，对考证小说文本的“互文性”难以为据，但也能表明《金瓶梅》与“三言”之间关联的多重性与紧密性。从事理看，某些语句的雷同似乎是历史传承的结果。
如词话本《金瓶梅》第八回与第三十一卷《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均有这样两句诗：“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而这两句诗又见于《水浒传》《西湖三塔记》，似乎形成时间已久，流播场域也广，超越了《金瓶梅》与“三言”得以发生“互文性”的时空。
再如，《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回《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有一首诗与《金瓶梅》互见，而这首诗也见于《水浒传》第三回。
该诗是：“风拂烟笼锦旆扬，太平时节日初长。能添壮士英雄胆，善解佳人愁闷肠。三尺晓垂杨柳外，一竿斜插杏花傍。男儿未遂平生志，且乐高歌入醉乡。”
常理告诉我们，既然《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向来被认为是“宋元旧作”，那么根据时序推测，三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应该是：
《水浒传》抄改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而《金瓶梅》又抄改于《水浒传》。
而就事实来讲，这种“历时性”抄引事理其实完全可以坐实为《金瓶梅》与“三言”之间的两相关联。
况且，这种两相关联更有其他例子可证。如《喻世明言》第三十五卷《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与《金瓶梅》第八十三回都引用了“淡画眉儿斜插梳”一词。
（明） 施耐庵 、罗贯中 编 撰
还有，《喻世明言》三卷《任孝子烈性为神》与《金瓶梅》词话本、崇祯本第五回起首都用了这样的诗句：
“参透风流二字禅，好姻缘作恶姻缘。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闲花野草且休拈，赢得身安心自然。山妻本是(稚子)家常饭，不害相思不费钱。”
另如，词话本、绣像本《金瓶梅》第八十六回“雪娥唆打陈敬济，金莲解渴王潮儿”用到这样一首诗：
“云淡淡天边鸾凤，水沉沉波底鸳鸯。写成今世不休书，结下来生欢喜带。”
《醒世恒言》第三十卷《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文本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诗，只是改“波底”二字为“交颈”。
如果将这种诗词互用纳入“互文性”审视，那么，《金瓶梅》与“三言”二者之发生“互文性”的详情实景就更昭昭然了。
当然，从宗教态度及其表达来看，《金瓶梅》与“三言”都将佛教世俗化，这也是二者发生“互文性”的表现。
《喻世明言》第三十卷《明悟禅师赶五戒》叙述了明悟禅师与五戒禅师同去涅槃的前世今生，融入了平凡百姓世俗性解读。
《喻世明言》第三十七卷《梁武帝累修归极乐》也同样叙述了梁武帝以修行和尚的身份来经历轮回过程，终于觉悟而圆寂，重视佛教轮回业报。这种思想格调同样见诸《金瓶梅》。
（明） 冯梦龙 编 撰
难怪有人猜测《金瓶梅》写西门庆意在影射明武宗。就性观念及其描写而言，《金瓶梅》与“三言”皆善于大胆夸饰，著名的文学家郑振铎先生认为《金主亮荒淫》（《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和《金瓶梅》“或竟是出于一个作家的笔下”。
二者不仅描写露骨，而且有类似叙事和语句。如前者这样写一场：
“一头说，一头就抱了贵哥走进厢房。恰好有旧椅子一张靠着壁，海陵就那椅子上，与贵哥行事。”
后者第五十二回也有如许描写：
“穿着大红素缎白绫高底鞋儿，妆花金栏膝裤，腿儿用绿线带扎着，抱到一张椅子上，两个就□起来了。”
仔细比照“三言”与《金瓶梅》，像如此这般的雷同叙事单元当有不少。《喻世明言》第十二卷所写“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与《金瓶梅》第八十九回所写“清明节寡妇上新坟”，均写清明时节多名女性祭奠一名男性，有很大可比性；
《玉堂春落难逢夫》所写玉堂春被卖与《金瓶梅》所写潘金莲、庞春梅被卖，均传达出古代女性如同物品可以随便被买卖的命运。
《金瓶梅》中的“互文性”文本之所以带有复杂性乃至双向性，主要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文学文本之生成环境和传播时空带有共时多元互动特点。
总体而言，“三言”与《金瓶梅》“词话本”“绣像本”这两个主要版本之间的关联尽管“剪不断，理还乱”，但其文本血脉相依是天然。
三、《金瓶梅》与“三言”剪不断理还乱
借助文本比对发现雷同或抄引，只能确定《金瓶梅》“互文性”的广度与密度，而不能完全凭此作为鉴定其作者为谁的“内证”。
否则，便会招致“可怜无补费精神”之讥。
根据“互文性”并非“原创性”原则，不能仅仅凭文本求同将冯梦龙、李开先、汤显祖、徐渭、李渔等论定为《金瓶梅》的作者。
可以说，若剔除错把“互文性”当“内证”的考证，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五六十候选人将去其大半。
通过研究《金瓶梅》与“三言”所存在的多重关联这个话题，一系列衍生话题，诸如冯梦龙在《金瓶梅》成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他编订的“三言”与《金瓶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关联？即可昭然若揭。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关于冯梦龙与《金瓶梅》之关系问题，学界曾提出过两种看法：
一是索性认定冯梦龙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一说法由陈昌恒先生率先在其《<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述》一文提出，
该文从考索冯梦龙的名号入手，得出“东吴弄珠客”“兰陵笑笑生”“欣欣子”等“都是冯梦龙的化名”这样的结论，认为《金瓶梅》的三篇序跋，署名、尾语不同，但实为一文，倘排比研究，则构成一篇完整的《金瓶梅》研究论文，并进而论证冯氏创作《金瓶梅》的三个阶段。[⑨]
二是将冯梦龙视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认为“东吴弄珠客”即是冯梦龙的化名。
姚灵犀《瓶外卮言》、小野忍《金瓶梅解说》等曾早就怀疑为《金瓶梅》作序的“东吴弄珠客”即是冯梦龙。
后来，台湾魏子云认为，在冯梦龙所编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凡例”中有“金陵游客”冯梦龙写《头巾赋》的记录，
再比照《开卷一笑》和冯梦龙的《古今谈概》《古今笑林》《智囊补》等著作后的文句，“不惟有其语态雷同处，且有引言惯用语”，因而便可以“肯定《金瓶梅词话》是冯梦龙参与的改写本，连‘欣欣子’与‘东吴弄珠客’都是冯梦龙的化名”。[⑩]
对此，黄霖先生也进行过这样一番推测：
“写序的人很可能就是冯梦龙。中国民间历来有‘龙戏珠’或‘二龙戏珠’等传说。出身于苏州的名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的冯梦龙用‘东吴弄珠客’为号不是顺理成章吗？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冯梦龙见到《金瓶梅》抄本后十分‘惊喜’，并‘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沈德符当时不愿将自己的书拿出去付刊，但书坊还是从别处购到了一部抄本《金瓶梅词话》。在付刊前，请曾经为之‘惊喜’并怂恿书坊刊刻的冯梦龙作序，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这篇东吴弄珠客序及同时请人作的廿公跋明显与欣欣子序有所不同。当《新刻金瓶梅词话》出版后，书坊主觉得书中问题多多，很可能即商之于冯梦龙，将词话本进行修改与评点，于是就有了‘崇祯本’。”[11]
联系当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所言：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12]
据有人考定，这段文字提及的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是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此时冯梦龙已开始提议书坊刊印，结果“未几时”就在“吴中悬之国门”。
在这段为期不长的历史时期里，冯梦龙对《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和成书起到了关键作用。
（明） 沈德符 编 撰
题名“欣欣子”的序言中称《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为“吾友”，这不该是通过语言游戏制造迷障。
如果“欣欣子”是冯梦龙本人，那么冯梦龙就不再可能成为小说作者的有效候选人。
事实上，冯梦龙扮演的是一个热心的评改者和推动刊行的角色。
通过“东吴弄珠客”的身影以及《金瓶梅》与“三言”文本及其有关评点进行比对而求得的较高重合度，将“崇祯本”的评改乃至“词话本”的加工改定功绩归到冯梦龙名下，合乎情理。
由此推演开来，遮挡我们探究《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视线的重重迷雾就会渐渐散去。
关于冯梦龙与《金瓶梅》的不解之缘还有一点容易被人们熟视无睹，即从现存文献考察，最早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称之为“四大奇书”者也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
而这一点却又是通过清初大文豪李渔之口讲出来的。
李渔在写《三国演义》序言的时候，把冯梦龙拉出来作证，说冯梦龙曾经非常赏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四大奇书”，于是“四大奇书”之说随即形成。[13]
按理，凭着李渔的影响力，他似乎无需“拉大旗扯虎皮”，他的言论应基于冯梦龙与“四大奇书”的不解之缘这一桩固有事实。
总之，从《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我们可以感受到冯梦龙对二者的同步贡献。
明代“四大奇书”
前人在论定“三言”之“叙”是冯梦龙本人的托名之作时，所采用的方法是“跨文本比对”法。
台湾学者胡万川曾将“三言”的批语与冯梦龙编的《太平广记钞》《情史》的批语进行对照，发现相同和相似的多达十几条，指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应同出一人之手，都是冯梦龙。
后来，陆树仑《三言序的作者问题》在论证三篇序言均出冯梦龙之手时又提出了五点理由，其一便是：“三言中有些作品，其故事复见冯梦龙同时编纂的《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其间评语，颇多相同之处。”[14]
而今，一如论定“三言”之三篇序言同为冯梦龙所使用的“跨文本比对”方法，论定《金瓶梅》崇祯本的评点者为冯梦龙，则可拿它的批语与“三言”批语进行比照。
经过这一对照，结果着实令吃一惊。
《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评“薛婆助陈商诱骗王三巧”一段文字，连续五次用“婆子妙算，不得不坠其术中”“堕其计了”等评语。
结合《金瓶梅》崇祯本第八十四回针对“泰山碧霞宫道士石伯才诱骗吴月娘”一节的眉批来看：“又使势，又摊眼，又奉承，语语绵里裹针，妇女稍不见惯，未有不堕其术中者。”表述语和口气又是何其雷同！必当出于同一人。
关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评语尚有“点缀得妙”“又点缀得妙”等，《金瓶梅》绣像本第十回也有诸如这样的眉批：“劈空点缀，令人绝倒。”
第八十二回也曾运用过这样的眉批：“八回中便有此簪，只以为点缀之妙，孰知其伏冷脉，至此始怊，高文绝无穿凿之迹。”
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与《金瓶梅》第九十七回分别用“绝妙关目”四字作眉批与夹批。同样可以见出二者在“点缀”“关目”等概念使用上的类似。
另外，“三言”评点，多有诸如“可怜”“可叹”“恶甚”等寄予情感的批语，这类批语同样在崇祯本评点中亦复出现不少。如此评批，当系同一人所为，此人即是冯梦龙。
概而言之，经过《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研究及相关问题梳理，透过“共时”视角，不再舍近求远，困惑学术界的一系列悬疑问题变得更为清晰起来。
从时间逻辑上看，“东吴弄珠客”当为冯梦龙，“欣欣子”也即是冯梦龙。“兰陵笑笑生”则是与其共同生活于明末、同处江南的挚友。[15]
两位友人凭着挪移、镶嵌、接榫以及移花接木等本领，通力合作完成了《金瓶梅》词话本。继而冯梦龙又单独行动，将其评改为绣像本。
在“兰陵笑笑生”主笔《金瓶梅词话》期间，冯梦龙正在编撰“三言”，顺便将某些文本与其共享。
这样，与《金瓶梅词话》发生“互文性”关联的话本小说均是当时冯梦龙与兰陵笑笑生可顺手拈来的“三言”，而不是什么《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等早期话本集。
本文作者 李桂奎 教授
注 释：
[①]现代西方文论家们针对先后或同时周围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渗互涉等现象，提出并阐发了一套颇具影响力的“互文性”理论体系。所谓“互文性”，指的是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渗透的性质。其拉丁语词源是“intertexto”，意为纺织时线与线的交织与混合。
[②]关于《金瓶梅》这部奇书的悬案与谜案，人们进行过多次考证、探讨与总结，推出许多成果，主要有刘辉、杨扬《金瓶梅之谜》（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马征《金瓶梅悬案解读》（四川出版社2004年版）、《金瓶梅之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张丹、天舒《金瓶梅中的历史谜团与悬案》（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管曙光《金瓶梅之谜》（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霍现俊《金瓶梅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许建平《许建平解说金瓶梅》（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等，除了个别流于猎奇，均各有建树。尤其是吴敢《<金瓶梅>研究的悬案与论争》（载《金瓶梅与临清》，齐鲁书社2008年版）从十个方面对《金瓶梅》研究的“悬案”与“论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清理与总结。未来的“金学”研究将继续探讨并努力破解谁为作者之谜、是否个人独创之谜、有无影射之谜等诸多悬疑性的谜题。
[③]关于《金瓶梅》两大版本系统的刊行情况，黄霖先生《〈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载《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根据书中用字避讳，对其来龙去脉作了这样的勾勒：“假如这100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牙雕的话，刻到第五十七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刻到第六十二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万历后期《金瓶梅词话》以初始面貌问世，继而刊刻者因感觉草率，加工为崇祯本再版。
[④]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关系，王汝梅说得较在理：“大量版本资料说明，崇祯本是以万历本为底本进行改写的，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刊印在后。崇祯本与词话本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按合理的推测是，设计刊刻十卷词话本与统筹改写二十卷本，大约是同步进行的。可能在刊印词话本之时即进行改写，在词话本刊印之后，以刊印的词话本为底本完成改写本定稿工作，于崇祯初年刊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⑤]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24～330页。
[⑥]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7页、第28页。
[⑦]《金瓶梅》这部小说首次被提到的时间是万历年（1590），生于1574年的冯梦龙当时已成年。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最早刊本刊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冯梦龙时年44岁；《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刊于崇祯年间（1627-1644）。《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全像古今小说》，大约成书于明朝泰昌、天启年间（1621），有天许斋刊本；《警世通言》初版本是成书于天启甲子（1624）的金陵兼善堂刊本；《醒世恒言》有天启丁卯年（1627）的金阊叶敬池刊本。“三言”问世时，冯梦龙五十岁左右。现存《金瓶梅》两个版本与“三言”刊刻年代相差仅十年左右，《金瓶梅》“词话本”稍早于“三言”，而“绣像本”则略晚于“三言”，均在冯梦龙精力旺盛的壮年。
[⑧][美]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⑨]陈昌恒：《<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述》，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⑩]魏子云：《金瓶梅探原》，巨流图书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78页。
[11]黄霖：《<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载《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13]康熙年，李渔《古本三国志序》说：“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9页。
[14]陆树仑：《三言序的作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
[15]身为冯梦龙的挚友，这位“兰陵笑笑生”当为明代武进（古南兰陵）人。经遴选，明代大文豪唐顺之之子、通晓稗官野史的唐鹤征基本符合条件。他曾被卷入《西游记》作者之争，是否具备《金瓶梅词话》作者候选人资质，有待进一步考证。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16，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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