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谦：志振颓纲，力有不逮
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开篇依然提醒大家出行时要注意防护呀。汉末三国时期各地方多多少少有些豪族大姓，其中更容易出现些许名士，或者因名士而兴盛。本篇就来聊聊赵谦，字彦信。
赵谦是益州蜀郡成都人，汉末舞台上有着众多蜀郡人士，之前的文章也有提及，来回顾一遍名单：贾龙、任歧、张松、张肃、张表、张任、张裔yì、张裕yù、杜琼、王伉、柳隐、高玩、何随、何祗zhī、何宗、赵谦、赵温、常播、常勖xù、常洽。
案《华阳国志》，赵氏就是蜀郡地方大姓，成都县更是蜀郡郡治所在。赵谦的家世也足够显赫，他的祖父赵戒历仕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五朝，还在汉桓帝时期担任太尉，赵氏是在他手上走向兴盛的。
“大姓有柳、杜、张、赵、郭、杨氏”——《华阳国志》
赵谦是赵戒之孙，赵温是赵谦之弟，他们三人均官至三公，唯独夹在中间的赵典只是位列九卿，但也是身处高位。案《后汉书·赵典传》、《华阳国志》，赵典是赵戒之子，而谢承《后汉书》则提及赵典只是赵戒的侄子，这里的记载有些矛盾。赵谦、赵温兄弟也不是赵典之子，他们是赵典的侄子。
“典兄子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后汉书·赵典传》
中平元年（184年），《后汉书·灵帝纪》提及了一位太守赵谦，在汝南黄巾作乱时他也被击败了，封观、陈端等人都是在此战中身亡，朝廷下诏命名他们所在的门闾为“七贤”。这位太守赵谦可能与本文谈及的成都赵谦是同一人。
“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及太守刘卫。”——《后汉书·灵帝纪》
赵谦担任过一些高级官吏，并在初平元年（190年）代替黄琬为太尉，这也是赵戒这三代人里第二位太尉，此前他担任着光禄。在讨论迁都长安事宜时，赵谦和司空荀爽苦苦劝谏，但董卓依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改由赵谦行车骑。
“以光禄赵谦为太尉”——《后汉书·献帝纪》
“时董卓秉政，欲迁天子长安。谦与司空荀爽固谏，卓不听，以为车骑。”——《华阳国志》
赵谦在因病辞官后被任命为司隶校尉，他抓住多次犯法的车师王侍子，浑然不顾董卓对其的宠信。这也触怒了董卓，因为董卓向来敬重且忌惮赵谦，所以只是杀了都官从事泄愤。《华阳国志》记载赵谦因为忤逆董卓被罢免，而《后汉书·赵典传》提及他只是迁任前，因为征讨白波贼有功升任司空，重回三公之位，还被封为郫侯。
“车师王侍子为董卓所爱，数犯法，谦收杀之。卓大怒，杀都官从事，而素敬惮谦，故不加罪”——《后汉书·赵典传》
在司徒王允命丧李傕之手后，赵谦又接替了司徒之职，三公官位他已经全都体验过了。不过赵谦没过几个月就因为生病辞官，转任尚书令、太仆，最终在初平三年（192年）逝世，被追谥为“忠侯”，可见朝廷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认可。
志振颓纲，力有不逮。
印度“制造雄心”力有不逮
截至2023年12月底，印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连续31个月超过50的荣枯线，展现其制造业一直在扩张，处于景气区间。不过，在连续扩张的背后也存有不少隐忧，印度“制造雄心”力有不逮。
从产业结构看，印度经济存在服务业“超前”、制造业“落后”的现象。不同于传统升级路径，印度经济直接跳过了工业化阶段，从农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以服务业优先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截至目前，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了50%，制造业占比仅为15%左右。这种“倒挂式”的经济结构虽具有一定优势，但劣势也十分明显。从印度国内来看，服务业虽然表现出对工业的替代式发展，却没能替代工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如近年来印度GDP高速增长，但与之密切相关的城镇化率却增长缓慢。而制造业作为生产务业的需求方，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如果制造业发展长期处于劣势，不仅会阻碍服务业升级，还会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
为扭转经济结构劣势，印度在2014年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目标，要在2025年将制造业占GDP比重提高到25%，为此还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路线图，从“印度制造1.0”计划，到“印度制造2.0”计划，再到“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印度立下了一个又一个“小目标”。然而，10年来，印度制造业占比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不断下滑，从2015年的16.3%降到2021年的14.3%，离25%的目标越来越远。
为何“印度制造”表现不及预期？究其原因，既有内部阻碍，也有外部影响。就印度经济而言，其倚仗的“人口红利”没有发挥应有效力。一方面，民众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劳动力素质难以匹配中高端制造业需求；另一方面，“倒挂式”的经济结构使其无法提供足够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导致大量劳动力“扎堆”农业。
制造业生态系统的缺失，让印度难以施展拳脚。一般而言，中小企业是制造业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印度制造业基础薄弱，供应链不完整，缺乏灵活的中小企业生态系统。以电子产业为例，尽管印度现在对手机整机的进口需求已大幅减少，但在当地缺乏元件、模具等生产配套能力，手机制造商仍需要大量进口相关配件。
印度营商环境也饱受诟病。市场需求不如预期、基础设施不完善、劳动力素质不高等因素，让外企不敢轻易投资。更糟糕的是，印度常以莫须有罪名打压外国企业，谷歌、亚马逊、诺基亚、三星等均曾遭遇“天价罚单”。数据是最直观的体现。截至2022年7月份，在印度注册的5079家跨国公司，已有1777家选择“跑路”。据印度储备统计，2022至2023财年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6.3%，是近1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有预测认为，2023至2024财年印度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可能还会继续下滑。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大环境也给印度制造业发展前景带来影响。总体来看，印度推动制造业发展的计划过于依赖出口增长，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抑制海外需求的情况下，想要有所作为变得更加困难。而且美联储持续加息叠加印度国内通胀高企，迫使印度央行不得不提高基准利率，抬高了企业借贷成本。此外，印度还面临来自越南、孟加拉国等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外部压力不断上升。
目前来看，“印度制造”2025目标想要实现，恐怕真是不太容易。 （作者：孙昌岳 来源：经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依然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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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今天依然是最有效的方法，行万里路是深入生活、扎根，到现实生活的深处更深处去增加阅历、体验人生、孕育情感，读万卷书则是不断提高知识素养和艺术修养，丰富文化艺术上的储备
文学不变的价值是真善美。善是动机，要对社会人生有建设性；美既要焕发艺术的形式之美，又要有情感上、理想上、人性上追求光明温暖的内在之美；通过善和美，会让我们认正有价值的东西，接近本质，接近真
好作品永远都是好题材和艺术创新表达的结合
记者：2019年众多年度书榜里都能看到长篇小说《云中记》的身影，这部回望汶川大地震的作品赢得读者好评。它体现你在处理社会现实题材方面怎样的文学追求？
阿来：对文学来说，题材固然重要，重大历史、重大社会现实和独特现实感能成就一部作品。但题材并不决定一切，文学止于题材、止于现实生活的话，会使写作者忽略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这个题材跟社会生活主流、时代精神主流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些所谓现实题材写作，捕捉的只是浮光掠影、泡沫一般转瞬即逝的表面现实，没有发掘出本质；二是过于注重题材，有意无意间忽略文学在艺术层面上的规范与要求，本来占有了很好的题材，却因为语言、形式等方面欠缺努力，作品效果大打折扣。好作品永远都是好题材和艺术创新表达的结合。
记者：题材发掘和艺术表达这两方面在今天都面临挑战。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和信息资讯，有人说，现实比虚构更精彩，人心比匠心更复杂，文艺在表现现实和艺术创造方面是否有些力有不逮？
阿来：变化是新变化，应对方法恐怕还是老方法，对创作者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今天依然是最有效的方法。行万里路就是深入生活、扎根，到现实生活的深处更深处去增加阅历、体验人生、孕育情感。读万卷书则是不断提高知识素养和艺术修养，丰富文化艺术上的储备。毕竟，积累是创造的前提。这种积累既有纵向的对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精神溯源，也有横向的对其他文化的汲取借鉴。举个例子，我们用中文进行写作，对中文修辞从古到今怎么一点一点丰富起来的审美经验应有充分了解，对中文在形、意以及音韵上的强大表现力不该视而不见，应该深潜其中，不断体悟。
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是文学创作与修养的一体两面。去往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先作知识准备，深入乡村要有乡村的知识，深入文化要有文化的知识，深入脱贫攻坚也要对脱贫攻坚各个层面有认知和了解，要提前做足案头功课。有些时候，我们四处行走却收效甚微，重要原因就在于把行走和读书割裂开来。如果走进山岳大川，连一点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的知识都没有，那就只能写些老生常谈。“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固然好，但古人已经说过了，今人的表达在哪里？今人的表达必须建构在新的认知基础上。可惜在有些作品里，常常看不到科学进步给我们认知世界带来的改变，更不要说利用现有的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在内的很多学科工具和方法去观察社会现实了。
如果过于依靠“二手生活”，文学对情感的提炼和表达就会变得愈加困难
记者：身处媒介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接近现实、汲取知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新兴媒介了，微博上找素材、抖音上看生活也在影响不少文学艺术的创作生产。
阿来：的确，接近现实、感受生活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发生很大变化，但文艺特别是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是靠情感靠思想参与生活，而不只是客观的、表面的、知识层面上的了解。要想真正深入生活，获得深刻生活体验，情感体验必不可少。文学感动人、能够诉诸人心，归根结底在于“以情动人”。如今，文学对现实的提炼和思想情感表达容易肤浅，原因之一就是过于依靠二手生活。资讯发达使得大量二手材料甚至三、四手材料可以便捷得到，靠这些材料可以把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甚至也能把细节做得很好，但不在现场、不在人群里、不参与进程，创作者跟生活之间永远隔着“情感”这道障碍，作品和读者之间也就永远隔着一层。
记者：影视文化和网络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有目共睹，你的作品《尘埃落定》《攀登者》都有影视改编的“触电”历程。如今很多读者是通过影视改编、通过网络综艺的“译介”进入文学，如何看待这种逆向的文学接受？
阿来：经常有人说，我们到了影像时代、读图时代，我觉得不能这么看，人类在没有发明文字之前，一直就处在图像时代，处理图像是我们人类由来已久的能力。但人之所以为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使用语言文字进行抽象思辨，分析、演绎、推理。我们思维的依凭是语言。我担心的是，重图轻文、过分依赖图像视频，会使人的文字感受能力、文字使用能力和表达能力退化。这不仅仅是人均少读几本书的问题，更关系到人类的思维思想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
中国有世界上最漫长的没有中断的文字传统，所以才有如此丰富的审美资源和思想资源，我们文化财富的重要依托就是文字。接近文学的人，也是想通过文字来提升审美和思想能力。这一点是文学难以被取代的关键原因。文学就是创作者与现实、与社会、与时代相遇的反应。这个反应不是化学的，也不是物理的，而是情感的、审美的、思想的。影视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发展，使得我们越来越重视消费，重视文艺的娱乐功能，文学教化、熏陶、提升人的作用显得似乎有些“过时”。如果随着时代发展，需要把文学掉，来迎接一个可以取代它的更高级的文化形式，那我当然举双手欢迎。问题不在于失去什么，而在于失去的同时，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用来取代文学的东西能够提供胜于文学的价值吗？
越是身处变化的时代，越应该保持对文艺永恒价值的笃定之心
记者：脱贫攻坚是中国当下社会的重要时代主题，许多作家艺术家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脱贫攻坚助力加油，也将广大基层当作自己创作生产的“一线”。
阿来：参与脱贫攻坚，既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也是我作为四川作协的工作。四川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的地方。这几年，我们组织作家深入基层、定点到村到户、广泛跟踪脱贫攻坚工程的各个方面，陆续拿出一些有分量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作家们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复杂现实有了更深了解，跟干部群众建立了感情。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切感受到，脱贫攻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浩大工程，不仅是一村一户摘掉贫困帽的问题，也不仅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它涉及交通、电力、通信、教育、卫生、文化等方方面面，是包括产业发展、生活方式改变、精神面貌提升在内的全方位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面对这样重大的社会现实和史无前例的历史进程，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如果视而不见，那与社会实在是太隔绝了。
记者：关切社会、回应时代、影响人的精神世界，这是文学艺术存在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文学艺术的根本原因吗？
阿来：古人说“目眩于五色”，身处变化的时代，我们既要追逐“变”，又要有对永恒价值的笃定之心。这关系到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建设问题。现实如同茫茫大海，蕴藏丰富，一味在海边追逐浪花，而不是沉潜到大海深处，那就永远不会知道大海伟大的力量来自哪里。不论中外，好的文学一定引领读者面对真实人生、正视复杂社会，这是文学认知的力量。文学不变的价值是什么？我以为还是真善美。善是动机，艺术的动机是善，是对社会人生有建设性的；美既要焕发艺术的形式之美，又要有情感上、理想上、人性上追求光明温暖的内在之美；通过善和美，会让我们看清楚种种浮光掠影、光怪陆离的现实之下，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样才会接近本质，接近真。德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这方面有类似认识，美通向善，善通向美，至善至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对这种文化内核的价值认识，其实是趋同的。文学艺术的形式会变，媒介会变，但恒定价值不变。无论什么时代，一个读者捧起文学，他期待的都是领略文字之美，感受文字背后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并且跟写作者的情感发生美好共鸣。这和我们今天阅读杜甫、苏东坡时的期待是一样的——文学也是一种升华，包括情感的升华，精神的升华。
制图：蔡华伟
《 》( 2020年02月07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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