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包拯：立朝刚毅一身胆，铁面无私辨忠奸
作者：老谈，来源：唐诗宋词古诗词(ID:tsgsc8)
尤其是古代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人，不惧怕阎罗王。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其实是外来户，并不具有中国国籍。
佛教传入中国时，作为地狱主神的信仰，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开来。
中国文化兼容并蓄，和今天的你我一样，老祖宗也讲究以和为贵，凡事好商量。所以，偌大的中国地，几乎不存在“异教徒”这一称谓。
其余的文明古国，因为宗教信仰，彼此不惜兵戎相见，甚至血流成河。外国人肯定诧异，在我们这里，某个寺院旁边，坐落着一个小小的道观，其实并不足为奇。
虽然历史也不乏“灭佛”，但在古老的中国，佛、儒、道三教，彼此却能和谐相处。那些名垂千古的名士，譬如白居易、苏东坡，本身虽是儒学大家，对道教和佛教，也都有沉浸。
面对外来事物，中国文化总是先同化之，再影响之。“被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共有的命运，可想而知，来自于佛教的阎罗王，同样也被中国化了。
在民间传说中，北宋名臣包拯，是公正的化身，“日断人间，夜判阴间”，他死后便成了阎罗王，继续审理阴间的案件。
及至近代学者，也会通过诗文，在隐约间提及，包公通晓阴阳，有伏妖之能，妥妥就是阴间的阎罗：
包公正气贯丹霄，出入阴阳路两条。
黑幕沈沈谁揭举，惟公明镜澈群妖。
包拯隶属于北宋仁宗时期，与其余皇帝不同，仁宗更注重实际，对佛老思潮，其实皆有所反对。
既然上有所好，身为一个臣子，包拯也不太可能多么崇尚佛教。不喜欢佛教的士大夫，反而被佛教所推崇，中国文化之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1
治 学
北宋仁宗时期，最富战斗力的辟佛著作，非欧阳修的《本论》莫属。
在《本论》中，欧阳修如此问道，“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盖三军，然而见佛则拜，闻佛之说，则有畏慕之诚者，何也？”欧阳公所认可的原因是，“其中心茫然无所守而然也。”
而一介之士，眇然柔懦，进趋畏怯，却义形于色，心有所守，又当作如何解释？“中心有所守以胜之也。”
欧阳修以为，文人心中所守之物，即儒家所信奉的礼仪。
日后的铮臣包拯，以刚正坦荡的形象示人，正是因为他心中有所守。毕竟幼年的包拯，就如欧阳修所言，“眇然柔懦，进趋畏怯”的一介书生。
包拯六七岁时，被父母送至宅院附近的香花墩读书。香花墩位于合肥城南，四面环水，菱荷满池，岸柳成行，是办校兴学的最佳场所。幼年的包拯在此启蒙，他勤学苦读，终于学有所成。
香花墩因此成为包拯心中的圣地，时至今日，在包公祠里，还有一副楹联，代表他少年读书的情景：
深柳依然读书处，香花不改旧时墩。
无独有偶，清代学者游香花墩，观其优雅景致，同样留下不朽的诗篇：
孝肃祠边古树森，小桥一曲倚城阴。
清溪流出荷花水，犹是龙图不染心。
在官宦世家长大的包拯，极具上进心，29岁那年，他高中进士。
考取进士有多难？唐朝人有句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明经易考，进士难得。
包拯治学成绩有多出色？我们不妨拿同时代的人物相互比较，作为中国历史一等一的文士，苏东坡中进士的年龄是21岁，他的父亲苏洵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考上。
2
为 官
考中进士意味着，既取得了文凭与学历，同时也可以直接入工作。
令人惊愕的是，包拯却拒绝外出为官，原因则是，父母双亲年迈，需要有人侍奉左右。
在家一呆就是10年，包拯再出山时，已临不惑之年，但包拯就是包拯，一出来依旧是愤青。
包拯仕途的第二站是广州端州。众所周知，端州盛产砚台，从唐朝开始，端砚已然誉满天下，成为贡品，当时的史载曰：“端州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包拯之前的诸多前任，趁着进贡的机会，一般要克扣数十倍的端砚，赠送给权贵。
包拯则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该进贡多少，就制作多少，及至任期结束，被调至任职，包拯“岁满不持一砚归”。
端砚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最珍爱的雅器，它同时也是一方试金石。
唐朝初年，武则天将刻有“明合璧，五星联珠”的端砚，赐给名臣狄仁杰，狄仁杰反而上奏，请求武则天减少贡品数目。北宋名臣包拯，在端砚的发源地，犹然不受诱惑，其一片赤诚，足以感天动地。
藉由历史公案小说的演绎，包拯被刻画成一个类似于福尔摩斯的名侦探，如民国学者胡适所言，他是一个有福之人，宋朝的包拯是“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胡适还说，古往今来精巧的折狱故事，虽然流传于民间，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积在一两个人身上，譬如包拯。
坦率地说，胡适所言非虚，但他因此将包拯称作“有福之人”，似乎有失公允。
公元1045年八月，包拯年逾50岁，那一年他离开大宋，出使契丹。
虽然宋辽早已订立“澶渊之盟”，但是两国之间，绝对算不上和平相处。更不消说，就在一年之前，北宋在与西夏的中，屡遭失败，损失惨重。
试问，当此之时，契丹怎么可能，给大宋一张好脸色？一个五十岁的老人，被敌国盘问责难，这个老者是否就是“有福之人”？
契丹人几乎就是手握，不怀好意地诘问包拯道：“不久之前，你们在雄州大开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
包拯年纪虽大，思路却很活泛，他竟然反将一军：“涿州也曾开放过城门，刺探边境事务为什么一定需要开放便门呢？”
那人本意是想找茬，最后被噎得哑口无言。
包拯身处险境，游刃有余，还趁机观察辽朝军事形势，《资治通鉴》说他“奉命出境，敌中情伪，颇甚谙悉”。回朝之后，包拯向皇帝上疏，建议朝廷挑选良将，时刻准备应对边境的突发情况。
包拯心理素质之强，为人之机敏，因此而言，后世将精巧的侦探故事，“强加”到他的身上，似乎也能说得过去。
3
经 济
包拯的聪明才智，除了表现在外交之上，同样彰显于经济。
于国家赋税方面，包拯颇有见地。公元1048年——包拯出使契丹三年之后，辽朝果然在北宋边境集结，宋军于是也准备防守，仁宗便让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
通过观察边境形势，包拯得出结论：漳河等地区，土壤虽然肥沃，但是地处边境，因此不能耕种。既然不能种地，那就不妨牧马。仁宗皇帝最终从善如流，采纳了他的建议。
解州地区盐法过于苛刻，百姓的生活甚至到了困竭的地步，包拯前往经营管理，百姓的困境终于得到解决。
三司使是北宋朝廷的一个要职，掌管全国财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为最高财政长官。
经历与欧阳修的论战风波（《因为一个官职，包拯和欧阳修，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包拯最终担任这个职位，并且做出了许多政绩。
宋朝仁宗时期，后宫嫔妃过多，加薪太滥。譬如，加封一个才人，需赐银五千两，金五百两；这还仅是初次封赏，才人的月俸，比之于仁宗继位初期，提高了将近八倍。
另外，这也仅仅是一般妃子的待遇，仁宗宠幸的嫔妃，多达十余人，后宫开支之庞大，可想而知。
包拯的做法也简单，废除所有俸禄标准，恢复成仁宗初继位时候的标准核算，超过的部分一律取消。除此之外，其余方面的开支，也同样作如是改变。
单单这一项整顿，国家的财政收入，竟然扭亏为盈。
在全国范围内，包拯整顿税收、发展养马、开垦荒地、发展生产。
北宋朝廷冗官冗员现象严重，在整个中国历史也算是“赫赫有名”，包拯管不了别的地方，在三司机关这一亩三分地，他毫不留情的予以裁减。
包拯传之于后世的文学作品，有176篇奏议、一篇家训、一首诗歌。实事求是地说，他的作品无论数量与质量，在仁宗一朝，都排不上名次。
但是，他的文章更注重实际。奏议的作用，用曹丕的话说就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包拯愿意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国家大事上。
这不到二百篇的奏议中，有五十五篇指名道姓地揭露出，六十一名与他同朝的官员。
试问，对同朝的官吏，如此不留情面地揭露，能够做到这点的，纵观整个大宋朝堂，又有几人？
更难得可贵的是，包拯不只是裁减，还大力选贤任能，譬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在之后的政坛中，无疑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鉴于包拯出色的工作，皇帝由衷地称赞他道：“使吏谨其职，下安其民，民不加赋而国有余财，以成朝廷大礼。”
除了严以律人，包拯更加约束自己，他唯一的那首传世诗歌中，如此写道：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毋贻来者羞”，这句诗的意思是，不能让后人想到我而觉得羞耻。
很显然，纵然距离包拯出生，已然经历一千余年，再次提及他，今天的你我依旧保持无比的崇敬。
坦率地说，包拯并未留下多么惊艳的诗歌，但是毫无疑问，包拯本人，就是那首最美丽的篇章。
参考资料：
1，脱脱和阿鲁图：《宋史》
2，蒙智扉：《包公祠联与包拯其人》
3，刘复生：《宋仁宗时期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
4，王春江：《包拯与欧阳修》
-作者-
老谈，always talk，老是夸夸其谈之人，除此外，别无长处。
古今清廉故事｜铁面无私的包拯之“为民伸冤披肝胆”
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的意识、行为起着引领、规范的重要作用，受到了中国人和广大群众的大力倡导与推崇。《古今清廉故事精选》选取了从古至今有代表性的清廉文化故事，重点选编了当代干部、人清廉从政、执政为民的典型事例，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古为今用的智慧和清廉养分。
本期为大家讲述的故事是《铁面无私的包拯》之“为民伸冤披肝胆”。
为民伸冤披肝胆
包拯一生中很长时间是担任掌有实际办案权的要员。他曾经亲手处理不少案件，为百姓审清很多冤案，为百姓讨回公道。
嘉佑元年（1056年）12月，包拯第三次奉调入京，任开封府知事。开封府是当时京师所在地，皇亲国戚、宦官权贵众多。他们直通皇帝，有后台，有靠山，政令不易推行。据史载，在北宋的100多年中，担任开封知府的有180余人，人事更动频繁，反映出京官难当的事实。包拯到开封府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不合理的诉讼程序。原来百姓申诉，须把状纸先递交给门牌司，有人就从中勒索钱财，营私舞弊。包拯取消这一程序，衙门大开，使百姓能直接向他递交状纸辨明曲直，这样，有理无钱的黎民百姓就能申冤雪恨了。
包拯平日常板着面孔，难得一笑，但执法非常严明，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包公到任后的第二年，流经开封的惠民河暴涨，洪水淹没了大批民房。包拯视察灾情，发现许多达官贵人在河边建有私家花园，楼台、亭阁、水榭触目皆是，两岸伸延而出的地基和建筑物使河道变窄，导致水流不畅，泛滥成灾。包拯要求他们拆除“违章建筑”，但这些官宦人家借口有地契不拆。包拯经核查发现他们的地契全都是弄虚作假，就当场命令立即拆除，而且把这些人的名单一一上报朝廷，追究其罪或撤其官职。
如果说弹劾不法的皇亲国戚，杜绝外戚窃权的通路和避免外戚擅权的悲剧，是包拯从政的一大历史功绩，那么，大力冤狱则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称颂的又一大功劳。
前文提及的那个王逵，在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时，竟然非法预征数十年的谣役，并且限令百姓折交现金。有人变卖房屋、典押田地亦无法缴足这笔钱，王赴就规定其佃户陪纳。这样一来，有的逃进深山老林，有的聚众揭竿反抗。一些州县小官稍有不从命的，王逵就对他们施以酷刑，被其迫害致死者“难以数计”。消息传到京城，王逵怀疑是洪州前任知州卞咸在告发他，于是指使爪牙诬告卞咸，为此受到株连的人竟达五六百。包拯闻知这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震怒之极，他向仁宗皇帝一连递交七道奏折，在奏折里详细列举了王逵的罪行，极力主张依法严惩。他说：“以王逵所在残暴，猥滥之状，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示惩戒于后哉！”包拯还指出：“若命酷吏为之司职，而令一方之民独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方之不幸也。窃恐伤陛下爱民恤物之心。”言辞痛切淋漓，无情揭发，无所畏惧。在包拯披肝沥胆、舍命直谏之下，仁宗终于被感动，下诏细察严办，这一惊天冤案才得以昭雪。
庆历年间，掌握司法大权的审刑院、大理寺收到的案件年年有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捏造事实、诬陷忠良和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因此与日俱增。许多孤弱无援的百姓往往惨遭重刑，而一些豪强刁民却逍遥法外。包拯针对这种社会现象，竭力主张冤狱，发挥监察机关的权力，几次在奏疏中深刻地揭示出酷吏的作弊和造成危害的严重性，同时还具体提出了纠正酷吏弊端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办法。他主张仁宗诏令宰相精选一批清廉能干的官吏去代替那些苛刻、残忍的转运使和提点刑狱，使那些酷吏不能再继续为所欲为。这次仁宗倒很爽快，他很快采纳了包拯的办法，从而有力地制止了酷吏的舞弊行为，亦降低了产生冤假错案的概率。包公为民申冤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在整个封建社会只是风毛麟角，但犹如长夜之光、久旱之霖，是民众急切盼望的。
今天，在开封波光激净的包公湖西畔的包公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瞻仰正气千古的包公。大殿正中高悬着“铁面无私”的匾额，两侧陈列着妇儒皆知的三口侧刀和一组塑像——包拯左手高托乌纱帽，右手直指浑身颤抖、恐惧万状的赵王，看了这不绚私情、勇铡奸逆、为民除害的情景，凡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感到痛快而回肠荡气。包拯任开封知府只有年余时间，但在开封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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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简介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县东乡（今安徽合肥市肥东县解集乡）包村人。曾任知州、知府和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又担任过监察御史、兵部员外郎、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重要职位。尽管一生仕途，晚年位高权重，但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勤政爱民，死后被朝廷赠予礼部尚书，溢号“孝肃”。
来源：太原市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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