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书丨唐德刚想说却没说完的历史
55岁的作者用十年的时间写下了这首《山丘》。在歌中，他用翻越一座又一座山丘的人生比喻，唱出了过来人的感悟。默然回首，年少时心中的涓滴意念，攒着攒着，不觉已汇成了长河。
其实，每个人的时间细流，交织在一起，便是历史这条弯弯的大河。在河畔，有位这样一位老者，他曾是一个聆听者，也是一个说书人。如今，越过山丘的他也已经随流而去，融到大河当中去了。
他就是唐德刚，一个最具独特性的历史学者，近代以来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来。
胡适先生的“小门生”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大学历史学系毕业，194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
在五十年代的纽约，唐德刚遇到了最低潮、最失意、最孤独的胡适。
年轻的唐德刚初到美国，少不了要靠打工赚取口粮。年老的胡适则是贫病交加。长期患有心脏衰弱、胃溃疡不说，学术上还受到美国同行的排挤，难以教书谋生。漂泊海外的胡适有心回国，可是海峡隔绝，两边都不许上岸。
如果说唐德刚尚可谋生，胡适则“不能自生，只能自灭”了。
说来胡适是“安徽出生，哥大毕业，北大成名”，对三个地方都有极厚的温情主义，并且“老而弥笃”。唐德刚是哥大图书馆唯一的一个华裔小职员，胡适先生常来借书。两人讲起徽州话来，不禁涌起浓浓的乡谊。一来二去，胡适便不时让唐德刚来家里“添双筷子”。
胡适太太烧菜的手艺如同她打麻将一样精湛。可有趣的是，师母从厨房里端出的各种“安徽口味”，唐德刚从来没有吃过。师母一个劲儿的问“可吃的惯“？唐德刚赶忙答应着“吃的惯、吃得惯”！
唐德刚回忆起当时的两人，就像一个“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一同箕坐在草窝里，草窝里的斋饭则是胡适太太亲手作的“安徽菜”。
胡适是位询询儒者，在育人方面可谓桃李天下，唐德刚就是胡适学生的学生。没曾想到，”徒孙“竟和“祖师爷”成了忘年交。胡适倒也很喜欢这位小友，常常打趣唐德刚是自己的“小门生”。
出于二人的师徒缘分，才有了后来胡适口述、唐德刚执笔的《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聆听着胡适的徐徐诉说，不仅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胡适之的朋友“，也意外的开启了自己独特的史学人生。
口述历史的由来
说起唐德刚，一般人会讲他是近代史大家，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他留下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回忆录》是近代史研究的珍贵史料。而这口述历史的“第一”其实来的颇为偶然。
图中从右起分别为唐德刚，张学良和赵一荻（赵四小姐）
一九四九年，美国的驻华记者罗伯特（RobertA.Burton）脱离新闻界，转而给寓居香港的张国焘做了口述自传。这几百页独特的史料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罗伯特也辗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最后的订稿工作。
唐德刚此时正在哥大的东亚研究所，给代所长韦慕庭（C.MartinWilbur）先生作研究助理。说来也是辛苦，东亚研究所的主题是“汉代社会史”，韦慕庭教授研究的范围是“北伐”，唐德刚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是“美国的外交史”。因此，唐德刚上午搞汉书，下午参加北伐，夜晚钻美国档案，可谓是“一鸡三味”。
唐、罗二人相识后，朝夕见面，处的如兄如弟。罗伯特见唐德刚疲于奔命，便建议他赶快脱离三个不同的“势力范围”，自己招兵，做一个“割据一方”的小军阀。当时中国“名人”在纽约的“难民”真的是“车载斗量”，考虑过后，唐德刚决定从最熟识的胡适开始着手，进行口述自传的尝试。
胡适听到昔日学生张国焘写自传的故事，也感到很兴奋，大谈了一整晚如何写自己的“自传”。顺利拟订了计划，唐德刚便找到韦慕庭，希望能得到东亚研究所的资助。哪能料到，韦慕庭正在筹划一个更大规模的“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唐德刚成为“小军阀”的梦想便因此化为泡影，转而变成韦慕庭的“雇佣兵”了。
丨 历史的三峡 丨
其实，唐德刚真正为国人所知的，还是《晚清七十年》等通俗性的历史著作。论史学功力，唐德刚的文章曾在顾颉刚的上古史课上拿过第一，基础很好。可最令唐德刚服膺的还是《史记》的文笔，他认为学术语言太过正经枯燥，只有富于文学性的表达才能更好的传递历史的温度。
因此，口述历史研究之余，“不务正业”的唐德刚悄悄地完成了一次从“聆听者”到“说书人”的转身。
所谓“说书人”，就是让历史的卷轴随着故事打开，在鲜活的场景中展露人性的五彩斑斓。复杂而诡谲的历史，在唐德刚的讲述下，总能如抽丝拨茧一般，裸露出其内在的肌理。比如在《袁氏当国》中，唐德刚以其细致入微的洞察，还原了一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别样，几乎引起了对袁历史评定的翻案。
不过，虽然是“说书”，唐德刚的史学思考却从未停止。研究近代史一生，他念及最多的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转型。转型就像要经过”历史的三峡“，进入”三峡“，水流湍急，社会各层面的变革巨大。等到出了峡口，社会定型，便能进入长久的稳定期。 唐德刚猜想，晚清以来的“三峡路”，大概要走上俩百年。
未完成的民国军阀史
《段祺瑞政权》
唐德刚遗稿编成的民国军阀史，因为直系军阀的内容没有完成，书名定为《段祺瑞政权》
唐德刚的近代史作品，是最具趣味性和可读性的。遗憾的是，在2009年，唐先生就于世长辞了。
长年于海外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唐德刚一直有心建立、台湾之外的历史研究第三方阵营，故而数十年来笔耕不辍。《段祺瑞政权》这部书就是由唐先生多年的文章编合而成的，分为上、下、外三部分，从袁氏势力崩溃讲到了张氏父子当权。
原本这部书应当是部完整的民国军阀史，遗憾的是，直系军阀的故事，唐德刚先生没有来得及讲完。
唐德刚笔下的军阀
的洪宪帝梦破灭后，解体，全国上下顿时成为了无状态。于是，大大小小的军阀“偶然”的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大的军阀如段祺瑞，张作霖，阎锡山，韩复渠，名声至今如雷贯耳。小的军阀只有枪兵数十人，也能做个最小最小的皇帝。
书中的历史真实照片，图中为皖系军阀段祺瑞
唐德刚回忆幼年时在徽州的乡下，就有个诨名魏三闹的“”。他拥兵二三十人，发派民夫，征收赋税，“保护”一个镇的治安达数年之久。上级的县长也不闻不问，彼此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于是魏三闹稳坐钓鱼台，在镇上做了多年的土皇帝。
暮年的“少帅”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访问时，也毫不避讳的讲起“大帅”张作霖是“胡子”（土匪）出身。这个“张三闹”在东北地方上收保护费，后来越闹越大，被招安当了管带（营长），进而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直到总而大元帅，割地为王，变成了管领中国半壁江山的“张大帅”。
的转型下，传统社会在生活上也跟着转变，军阀的日常也过得不中不洋。比如某个向往现代享受的四川军阀，特地从上海雇佣了网球秘书。结果这个东北小伙被年轻漂亮的夫人看中，一起私奔。更为荒诞的是，醋海兴波的的军阀竟然被二人的爱情感动，不仅未判死刑，反而资助他们的情奔。
唐先生总讲从“帝制到民治的转型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各个小阶段中的变动往往是不可捉摸和反复无常的。我们看军阀混战时期，无疑就是近代转型过程中最混乱也是最精彩的小阶段。
这些军阀一共胡闹了十六年，而这十六年又整整齐齐的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每段都有一个军阀当权。、段祺瑞、吴佩孚、张氏父子，每个叱咤风云的军阀都曾掀起过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深远影响的。
他们得失故事，还是在书中听唐德刚先生一一讲述吧。
编辑：清林
图片：独木鸟
《鹿鼎记》第一章纵横钩党清流祸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名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
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文士，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不禁长叹一声，眼眶也红了，说道：“可怜，可怜！”
那小孩子问道：“爹爹，他们犯了什么罪了？”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他说到“无辜株连”四字，声音压得甚低，生怕给押送囚车的官兵听见了。那小孩道：“那个小女孩还在吃奶，难道也犯了罪？真没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没道理，真是好孩子。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镬，我为糜鹿！”那小孩子道：“爹，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砧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镬，我为糜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道：“正是！”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
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和平，只吃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欢，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
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口大鼎。
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只有天下之主，方能保有九鼎。楚王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哪一个做成了皇帝。”
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
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他说着走到窗边，向窗外望去，只见天色阴沉沉地，似要下雪，叹道：“老天爷何其不仁，数百个无辜之人，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来，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
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戴着斗笠，并肩而来，走到近处，认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黄伯伯、顾伯伯来啦！”快步迎将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哪一阵好风，吹得你二位光临？”
右首一人身形微胖，颏下一部黑须、姓黄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氏。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黝黑，姓顾名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氏。黄顾二人都是当世大儒，明亡之后，心伤国变，隐居不仕，这日连袂来到崇德。顾炎武走上几步，说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紧事，特来和你商议。”
这文士姓吕名留良，号晚村，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士。他眼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临事镇定，既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气。”当下请二人进屋，吩咐那小孩道：“葆中，去跟娘说，黄伯伯、顾伯伯到了，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
不多时，那小孩吕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书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吕留良待三人退出，关上了书房门，说道：“黄兄，顾兄，先喝三杯！”黄宗羲神色惨然，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杯。
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正是！”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吟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我每逢饮酒，必诵此诗，必浮大白。”
吕留良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保荐他为“山林隐逸”，应征赴朝为官，吕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再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博学鸿儒”，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侮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削发为僧，做了假和尚。地方官员见他意坚，从此不再劝他出山。“清风、明月”这两句诗，讥刺满清，怀念前明，虽然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之间传诵已遍，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黄宗羲道：“真是好诗！”举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吕留良道：“两位谬赞了。”
顾炎武一抬头，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宽约丈许的大画，绘的是一大片山水，笔势纵横，气象雄伟，不禁喝了声彩，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如此江山”，说道：“看这笔路，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吕留良道：“正是。”那“二瞻”姓查，名士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黄宗羲道：“这等好画，如何却无题跋？”吕留良叹道：“二瞻先生此画，颇有深意。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既不落款，亦无题跋。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一时兴到，画了送我，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顾黄二人站起身来，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是画中云气瀰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意。
顾炎武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题诗一首，将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吕留良道：“好！”当即取下画来，平铺于桌。黄宗羲研起了墨。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顷刻诗成，诗云：
“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
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桌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泚。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璧完，何处登临不狂喜？”
书完，掷笔于地，不禁泪下。
顾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绝妙好辞。”吕留良道：“这诗殊无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好教观画之人得知。”黄宗羲道：“何日故国重光，那时‘山川开霁故璧完’，纵然是穷山恶水，也令人观之大畅胸怀，真所谓‘何处登临不狂喜’了！”顾炎武道：“此诗结得甚妙！终有一日驱除胡虏，还我大汉山河，比之徒抒悲愤，更加令人气壮。”
黄宗羲慢慢将画卷了起来，说道：“这画是挂不得了，晚村兄须得妥为收藏才是。倘若给吴之荣之类奸人见到，官府查究起来，晚村兄固然麻烦，还牵累了二瞻先生。”
顾炎武拍桌骂道：“吴之荣这狗贼，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吕留良道：“二位枉顾，说道有件要紧事。我辈书生积习，作诗题画，却搁下了正事。不知究是如何？”黄宗羲道：“我二人此来，乃是为了二瞻先生那位本家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吕留良惊道：“伊璜兄也受了牵连？”黄宗羲道：“是啊。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特来探访。”吕留良道：“他……他却没有来。不知到了何处。”顾炎武道：“他如在府上，这会儿自已出来相见。我已在他书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他若归家，自然明白，知所趋避，怕的是不知讯息，在外露面，给公人拿住，那可糟了。”黄宗羲道：“这‘明史’一案，令我浙西名士几乎尽遭毒手。清廷之意甚恶，晚村兄名头太大，亭林兄与小弟之意，要劝晚村兄暂且离家远游，避一避风头。”吕留良气愤愤的道：“皇帝倘若将我捉到北京，拚着千刀万剐，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出了胸中这口恶气，才痛痛快快的就死。”
顾炎武道：“晚村兄豪气干云，令人好生钦佩。怕的是见不到皇帝，却死于一般下贱的奴才手里。再说，皇帝只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朝政大权，尽操于权臣鳌拜之手。兄弟和梨洲兄推想，这次‘明史’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吕留良道：“两位所见甚是。清兵入关以来，在江北横行无阻，一到江南，却处处遇到反抗，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不断跟他们捣蛋。鳌拜乘此机会，要对我江南士子大加。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
黄宗羲道：“是啊。因此咱们要留得有用之身，和周旋到底，倘若逞了一时血气之勇，反是堕入的算中了。”
吕留良登时省悟，黄顾二人冒寒枉顾，一来固是寻觅查伊璜，二来是劝自己出避，生怕自己一时按捺不住，枉自送了性命，良友苦心，实深感激，说道：“二位金石良言，兄弟哪敢不遵？明日一早，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黄顾二喜，齐声道：“自该如此。”
吕留良沉吟道：“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只觉天涯茫茫，到处是的天下，真无一片干净土地，沉吟道：“桃源何处，可避暴秦？桃源何处，可避暴秦？”顾炎武道：“当今之世，便真有桃源乐土，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去躲了起来……”吕留良不等他辞毕，拍案而起，大声道：“亭林兄此言责备得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暂时避祸则可，但若去躲在桃花源里，逍遥自在，忍令亿万百姓在铁蹄下受苦，于心何安？兄弟失言了。”
顾炎武微笑道：“兄弟近年浪迹江湖，着实结交了不少朋友。大江南北，见闻所及，不但读书人反对，而贩夫走卒、屠沽市井之中，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晚村兄要是有意，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吕留良大喜，道：“妙极，妙极！咱们明日便去扬州，二位少坐，兄弟去告知拙荆，让她收拾收拾。”说着匆匆入内。
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说道：“‘明史’一案，外间虽传说纷纷，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二来说话之人又顾忌甚多，不敢尽言。兄弟独处蜗居，未知其详，到底是何起因？”
顾炎武叹了口气，道：“这部明史，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其中对不大恭敬，那也是有的。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相国之手，说到关外建州卫之事，又如何会对客气？”吕留良点头道：“听说湖州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从朱相国后人手中将明史原稿买了来，以己名刊行，不想竟然酿此大祸。”
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处于太湖之滨，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稻米蚕丝。湖州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清时分为乌程、归安两县。自来文风甚盛，历代才士辈出，梁时将中国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的沈约，元代书画皆臻极品的赵孟?，都是湖州人氏。当地又以产笔著名，湖州之笔，徽州之墨，宣城之纸，肇庆端溪之砚，文房四宝，天下驰名。湖州府有一南浔镇，虽是一个镇，却比寻常州县还大，镇上富户极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其时庄家的富户名叫庄允城，生有数子，长子名叫廷鑨，自幼爱好诗书，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到得顺治年间，庄廷鑨因读书过勤，忽然眼盲，寻遍名医，无法治愈，自是郁郁不欢。忽有一日，邻里有一姓朱的少年携来一部手稿，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向庄家抵押，求借数百两银子。庄家素来慷慨，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既来求借，当即允诺，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但那姓朱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要出门远游，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恐有遗失，存在家里又不放心，要寄存在庄家。庄允城便答应了。那姓朱少年去后，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朱国桢这部明史稿，大部分已经刊行，流传于世，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是最后的许多篇列传。庄廷鑨听清客读了数日，很感兴味，忽然想起：“昔时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却因一部史书《左传》，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我今日眼盲，闲居无聊，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流传后世？”大富之家，办事容易，他既兴了此念，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的读给他听。他认为何处当增，何处当删，便口述出来，由宾客笔录。
但想自己眼盲，无法博览群籍，这部明史修撰出来，如内容谬误甚多，不但大名难享，反而被人讥笑，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延请许多通士鸿儒，再加修订，务求尽善尽美。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庄廷鑨便辗转托人，卑辞相邀。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受到庄家邀请的，一来怜其眼盲，感其意诚；二来又觉修撰明史乃是一件美事，大都到庄家来作客十天半月，对稿本或正其误，或加润饰，或撰写一两篇文字。因此这部明史确是集不少大手笔之力。书成不久，庄廷鑨便即去世。
庄允城心伤爱子之逝，即行刊书。清代刊印一部书，着实不易，要招请工匠，雕成一块块木版，这才印刷成书。这部明史卷帙浩繁，雕工印工，费用甚巨。好在庄家有的是钱，拨出几间大屋作为工场，多请工匠，数年间便将书刊成了，书名叫作《明书辑略》，撰书人列名为庄廷鑨，请名士李令晰作序。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有茅元锡、吴之铭、吴之熔、李祈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徵、韦金祐、韦一园、张隽、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共一人。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删而成，不过朱国桢是明朝相国，名头太大，不便直书其名，因此含含糊糊的只说是“朱氏原稿”。
《明书辑略》经过这许多文人学士撰改修订，是以体例精备，叙述详明，文字又华瞻雅致，书出后大获士林赞誉。庄家又是志在扬名，书价取得极廉。原稿中涉及满洲之时，本有不少攻讦指摘的言语，修史诸人早已一一删去，但赞扬明朝的文字却也在所不免。当时明亡未久，读书人心怀故国，书一刊行，立刻就大大畅销。庄廷鑨之名噪于江北江南。庄允城虽有丧子之痛，但见儿子成名于身后，自是老怀弥慰。
也是乱世之时，该当小人得志，君子遭祸。湖州归安县的知县姓吴名之荣，在任内贪赃枉法，百姓恨之切齿，终于为人告发，朝廷下令革职。吴之荣做了一任归安县知县，虽然搜刮了上万两银子，但革职的廷令一下，他东贿西赂，到处打点，才免得抄家查办的处分，这上万两赃款却也已荡然无存，连随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他官财两失，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说道为官清苦，此番丢官，连回家也没有盘缠，无法成行。有些富人为免麻烦，便送他十两八两银子。待得来到富室朱家，主人朱佑明却是个嫉恶如仇的正直君子，非但不送仪程，反而狠狠讥刺，说道阁下在湖州做官，百姓给你害得好苦，我朱某就算有钱，也宁可去周济给阁下害苦了的贫民。吴之荣虽然恼怒，却也无法可施，他既已被革职，无权无势，又怎能再奈何得了富家巨室？当下又来拜访庄允城。
庄允城平素结交清流名士，对这赃官很瞧不起，见他到来求索，冷笑一声，封了一两银子给他，说道：“依阁下的为人，这两银子本是不该送的，只是湖州百姓盼望阁下早去一刻好一刻，多一两银子，能早去片刻，也是好的。”
吴之荣心下怒极，一瞥眼见到大厅桌上放得有一部《明书辑略》，心想：“这姓庄的爱听奉承，人家只要一赞这部明史修得如何如何好，白花花的银子双手捧给人家，再也不皱一皱眉头。”便笑道：“庄翁厚赐，却之不恭。兄弟今日离别湖州，最遗憾的便是无法将‘湖州之宝’带一部回家，好让敝乡孤陋寡闻之辈大开眼界。”庄允城问道：“什么叫做‘湖州之宝’？”吴之荣笑道：“庄翁这可太谦了。士林之中，纷纷都说，令郎廷鑨龙公子亲笔所撰的那部《明书辑略》，史才、史识、史笔，无一不是旷古罕有，左马班庄，乃是古今良史四大家。这‘湖州之宝’，自然便是令郎亲笔所撰的明史了。”吴之荣前一句“令郎亲笔所撰”，后一句“令郎亲笔所撰”，把庄允城听得心花怒放。他明知此书并非儿子亲作，内心不免遗憾，吴之荣如此说，正是大投所好，心想：“人家都说此人贪赃，是个龌龊小人，但他毕竟是个读书人，眼光倒是有的。原来外间说鑨儿此书是‘湖州之宝’，这话倒是第一次听见。”不由得笑容满脸，说道：“荣翁说什么左马班庄，古今四大良史，兄弟可不大明白，还请指教。”吴之荣见他脸色顿和，知道马屁已经拍上，心下暗暗喜欢。说道：“庄翁未免太谦了。左丘明作《左传》，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是传诵千载的名作，自班固而后，大史家就没有了。
欧阳修作《五代史》，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文章虽佳，才识终究差了。直到我大清盛世，令郎亲笔所撰这部煌煌巨作《明书辑略》出来，方始有人能和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三位前辈并驾齐驱，‘四大良史，左马班庄’，这句话便是由此而生。”
庄允城笑容满面，连连拱手，说道：“谬赞，谬赞！不过“湖州之宝’这句话，毕竟当不起。”吴之荣正色道：“怎么当不起？外间大家都说：‘湖州之宝史丝笔，还是庄史居第一’！”
蚕丝和毛笔是湖州两大名产，吴之荣品格卑下，却有三分才情，出口成章，将“庄史”和湖丝、湖笔并称。庄允城听得更是喜欢。
吴之荣又道：“兄弟来到贵处做官，两袖清风，一无所得。今日老着脸皮，要向庄翁求一部明史，作为我家传家之宝。日后我吴家子孙日夕诵读，自必才思大进，光宗耀祖，全仗庄翁之厚赐了。”庄允城笑道：“自当奉赠。”吴之荣又谈了几句，不见庄允城有何举动，当下又将这部明史大大恭维了一阵，其实这部书他一页也未读过，只是史才如何如何了得，史识又如何如何超卓，不着边际的瞎说。庄允城道：“荣翁且请宽坐。”
回进内堂。
过了良久，一名家丁捧了一个包裹出来，放在桌上。吴之荣见庄允城尚未出来，忙将包裹掂了一掂，那包裹虽大，却是轻飘飘地，内中显然并无银两，心下好生失望。过得片刻，庄允城回到厅上，捧起包裹，笑道：“荣翁瞧得起敝处的土产，谨以相赠。”
吴之荣谢了，告辞出来，没回到客店，便伸手到包裹中一阵掏摸，摸到的竟是一部书，一束蚕丝，几十管毛笔。他费了许多唇舌，本想庄允城在一部明史之外，另有几百两银子相赠，可是赠送的竟是他信口胡诌的“湖州三宝”，心下暗骂：“他妈的，南浔这些财主，都如此小气！也是我说错了话，倘若我说湖州三宝乃是金子银子和明史，岂不是大有所获？”
气愤愤的回到客店，将包裹往桌上一丢，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天已大黑，客店中吃饭的时候已过，他又舍不得另叫饭菜，愁肠饥火，两相煎熬，再也睡不着觉，当下解开包裹，翻开那部《明书辑略》阅看。看得几页，眼前金光一闪，赫然出现一张金叶。吴之荣一颗心怦怦乱跳，揉了揉眼细看，却不是金叶是什么？当下一阵乱抖，从书中抖了十张金叶出来，每一张少说也有五钱，十张金叶便有五两黄金。其时金贵，五两黄金抵得四百两银子。吴之荣喜不自胜，寻思：“这姓庄的果然狡狯，他怕我讨得这部书去，随手抛弃，翻也不翻，因此将金叶子夹在书中，看读他儿子这部书，谁便有福气得此金叶。是了，我便多读几篇，明天再上门去，一面谢他赠金之惠，一面将书中文章背诵几段，大赞而特赞。他心中一喜，说不定另有几两黄金相送。”
当下剔亮油灯，翻书诵读，读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太祖努儿哈赤即位，国号金，建元“天命”，突然间心中一凛：“我太祖于丙辰建元，从这一年起，就不该再用明朝万历年号，该当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
一路翻阅下去，只见丁卯年后金太宗即位，书中仍书“明天启七年”，不作“大金天聪元年”。丙子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这部书中仍作“崇祯九年”，不书“大清崇德元年”；甲申年书作“崇祯十七年”，不书“大清顺治元年”。又看清兵入关之后，书中于乙酉年书作“隆武元年”、丁亥年书作“永历元年”，那隆武、永历，乃明朝唐王、桂王的年号，作书之人明明白白是仍奉明朝正朔，不将清朝放在眼里。他看到这里，不由得拍案大叫：“反了，反了，这还了得！”一拍之下，桌子震动，油灯登时跌翻，溅得他手上襟上都是灯油。黑暗之中，突然间灵机一动，不由得大喜若狂：“这不是老天爷赐给我的一注横财？升官发财，皆由于此。”想到开心处，不由得大声叫唤起来。忽听得店伴拍门叫道：“客官，客官，什么事？”
吴之荣笑道：“没什么！”点燃油灯，重新翻阅。这一晚直看到雄鸡啼叫，这才和衣上床，却又在书中找了七八十处忌讳犯禁的文字出来，便在睡梦之中，也是不住的嘻笑。
换朝改代之际，当政者于这年号正朔，最是着意。最犯忌者，莫过于文字言语之中，引人思念前朝。《明书辑略》记叙的是明代之事，以明朝年号纪年，原无不合，但当文字禁网极密之际，却是极大的祸端。参与修史的学者文士，大都只助修数卷，未能通阅全书，而修撰最后数卷之人，偏是对清朝痛恨入骨，决不肯在书中用大清年号。庄廷鑨是富室公子，双眼又盲，未免粗疏，终予小人以可乘之隙。次日中午，吴之荣便即乘船东行，到了杭州，在客店中写了一张禀帖，连同这部明史，送入松魁府中。他料想松魁收到禀帖后，便会召见。其时满清于检举叛逆，赏赐极厚，自己立此大功，开复原官固是意料中事，说不定还会连升三级。不料在客店中左等右等，一连等上大半年，日日到府去打探消息，却如石沉大海一般，后来那门房竟厉声斥责，不许他再上门啰唣。
吴之荣心焦已极，庄允城所赠金叶兑换的银子即将用尽，这场告发却没半点结果，又是烦恼，又是诧异。这日在杭州城中闲逛，走过文通堂书局门口，踱进去想看看白书，以消永日，只见书架上陈列着三部《明书辑略》，心想：“难道我所找出的岔子，还不足以告倒庄允城？且再找几处大逆不道的文字出来，明日再写一张禀帖，递进府去。”浙江巡抚是汉人，则是满洲人，他生怕巡抚不肯兴此文字大狱，是以定要向满洲告发。
他打开书来，只看得几页，不由得吓了一跳，全身犹如堕入冰窖，一时宛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见书中各处犯忌的文字竟已全然无影无踪，自大清太祖开国以后，也都改用了大金大清的年号纪年，至于攻讦建州卫都督（满清皇帝祖宗的亲戚），以及大书隆武、永历等年号的文字，更是一字不见。但文字前后贯串，书页上干干净净，更无丝毫涂改痕迹，这戏法如何变来，实是奇哉怪也。他双手捧书，在书铺中只呆呆出神，过得半晌，大叫一声：“是了！”眼见此书书页封函，洁白崭新，向店倌一问之下，果然是湖州贩书客人新近送来，到货还不过七八天。他心道：“这庄允城好厉害！当真是钱可通伸。他收回旧书，重行镌版，另刊新书，将原书中所有干犯禁忌之处，尽行删削干净。哼，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吴之荣所料果然不错。原来杭州松魁不识汉字，幕府师爷见到吴之荣的禀帖，登时全身吓出了一身冷汗，知道此事牵连重大之极，拿着禀帖的双手竟不由自主的颤抖不已。
这幕客姓程，名维藩，浙江绍兴人氏。明清两朝，官府的幕僚十之八九是绍兴人，所以“师爷”二字之上，往往冠以“绍兴”，称为“绍兴师爷”。这些师爷先跟同乡先辈学到一套秘诀，此后办理刑名钱谷，处事便十分老到。官府中所有公文，均由师爷手拟，大家既是同乡，下级官员的公文呈到上级衙门去，也就不易遇到挑剔批驳。因此大小新官上任，最要紧的便是重金礼聘一位绍兴师爷。明清两朝，绍兴人做大官的并不多，却操纵了中国庶政达数百年之久，也是中国史上的一项奇迹。那程维藩宅心忠厚，信奉“公门之中好修行”这句名言。那是说官府手操百姓生杀大权，师爷拟稿之际几字略重，便能令百姓家破人亡，稍加开脱，即可使之死里逃生，因之在公门中救人，比之在寺庙中修行效力更大。他见这明史一案倘若酿成大狱，苏南浙西不知将有多少人丧身破家，当即向告了几天假，星夜坐船，来到湖州南浔镇上，将此事告知庄允城。庄允城陡然大祸临头，自是魂飞天外，登时吓得全身瘫软，口涎直流，不知如何是好，过了良久，这才站起身来，双膝跪地，向程维藩叩谢大恩，然后向他问计。程维藩从杭州坐船到南浔之时，反复推考，已思得良策，心想这部《明书辑略》流传已久，隐瞒是瞒不了的，唯有施一个釜底抽薪之计，一面派人前赴各地书铺，将这部书尽数收购回来销毁，一面赶开夜工，另镌新版，删除所有讳忌之处，重印新书，行销于外。官府追究之时，将新版明史拿来一查，发觉吴之荣所告不实，便可消弭一场横祸了。当下便将此计说了出来。庄允城惊喜交集，连连叩头道谢。程维藩又教了他不少关节，某某官府处应送礼若干，某某衙门处应如何疏通，庄允城一一受教。
程维藩回到杭州，隔了半个多月，才将原书及吴之荣的禀帖移送浙江巡抚朱昌祚，轻描淡写的批了几个字，说道投禀者是因赃已革知县，似有挟怨吹求之嫌，请抚台大人详查。
吴之荣在杭州客店中苦候消息之时，庄允城的银子却如流水价使将出去。其时庄允城的重赂，已经送到衙门、巡抚衙门和学政衙门。朱昌祚接到公事，这等刊书之事，属学政该管，压了十多天后，才移牒学政胡尚衡。学政衙门的师爷先搁上大半个月，又告一个月病假，这才慢吞吞的拟稿发文，将公事送到湖州府去。湖州府学官又耽搁了二十几天，才移文归安县和乌程县的学官，要他二人申复。那两个学官也早得到庄允城的大笔贿赂，其时新版明史也已印就，二人将两部新版书缴了上去，回说道：“该书平庸粗疏，无裨世道人心，然细查全书，尚无讳禁犯例之处。”层层申复，就此不了了之。
吴之荣直到在书铺中发现了新版明史，方知就里，心想唯有弄到一部原版明史，才能重揭此案。杭州各家书铺之中，原版书早给庄家买清，当下前赴浙东偏僻州县搜购，岂知仍是一部也觅不到。他穷愁潦倒，只好废然还乡。也是事有凑巧，旅途之中，却在一家客店中见到店主人正在摇头晃脑的读书，一看之下，所读的便是这部《明书辑略》借来一翻，竟是原版。这一下大喜过望，心想若向客店主人求购，一来他未必肯售，二来自己也无银子，买不起，只好偷。深夜之中悄悄起床，偷了书便即溜出店门，心想浙江全省有关官员都已受了庄允城之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告到北京城去。吴之荣来到北京，便写了禀帖，告到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说明庄家如何贿赂官员，改镌新版。
不料在京中等不到一个月，三处衙门先后驳复下来，都称细查庄廷鑨所著《明书辑略》一书，内容并无违禁犯例，该革职知县吴之荣所告，并非实情，显系挟嫌诬告，至于贿赂官员云云，更系捕风捉影之辞。那通政司的批驳更是严厉，说道：“该吴之荣以贪墨被革，遂以天下清官，皆如彼之贪。”原来庄允城受了程维藩之教，早将新版明史送到了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有关官吏师爷，也早已送了厚礼打点。
吴之荣又碰了一鼻子灰，眼见回家已无盘缠，势将流落异乡。其时清廷对待汉人文士极为严峻，文字中稍有犯禁，便即处死，吴之荣所告的若是寻常文人，早已得手，偏生遇着的对手是富豪之家，这才阻难重重。既无退路，心想拚着坐牢，也要将这件案子干到底，当下又写了四张禀帖，分呈四位顾命大臣；同时又在客店中写了数百张招纸，揭露其事，在北京城中到处张贴。他这一着却大是行险，倘若官府追究起来，说他危言耸听，扰乱人心，不免有杀头的重罪。
那四个顾命大臣，名叫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均是满洲的开国功臣。顺治皇帝逝世之时，遗诏命这四大臣辅政。其中鳌拜最为凶横，朝中党羽极众，清廷大权，几乎尽操于他一人之手。他生怕敌党对其不利，是以派出无数探子，在京城内外打探动静。这日得到密报，说道北京城中出现许多招贴，揭发浙江庄姓百姓著书谋叛，大逆不道，浙江官员受贿、置之不理等情。
鳌拜得悉之下，立即查究，登时雷厉风行的办了起来。便在此时，吴之荣的禀帖也已递入鳌拜府中。他当即召见吴之荣，详问其事，再命手下汉人幕客细阅吴之荣所呈缴的那部原版明史，所言果是实情。
鳌拜以军功而封公爵、做大官，向来歧视汉官和读书人，掌握大权后便想办几件，镇慑人心，不但使汉人不敢兴反叛之念，也令朝中敌党不敢有甚异动，当即派出钦差，赴浙江查究。这一来，庄家全家固然逮入京中，连杭州松魁、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大小官员，也都革职查办。在明史上列名的文学之士，无一不鎯铛入狱。
顾炎武、黄宗羲二人在吕留中，将此案的来龙去脉，详细道来，吕留良听得只是叹息。当晚三人联榻长谈，议论世事，说到明末魏忠贤等太监陷害忠良，把持朝政，种种倒行逆施，终至明室覆亡，入清后汉人惨遭屠戮，祸难方深，无不扼腕切齿。
次日一早，吕留良全家和顾黄二人登舟东行。江南中产以上人家，家中都自备有船，江南水乡，河道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一般人出行都是坐船，所谓“北人乘马，南人乘舟”，自古已然。
到得杭州后，自运河折而向北，这晚在杭州城外听到消息，清廷已因此案而处决了不少官员百姓：庄廷鑨已死，开棺戮尸；庄允城在狱中不堪虐待而死；庄家全家数十口，十五岁以上的尽数处斩，妻女发配沈阳，给满洲旗兵为奴。前礼部侍郎李令晰为该书作序，凌迟处死，四子处斩。李令晰的幼子刚满十六岁，法司见杀得人多，心肠软了，命他减供一岁，按照清律，十五岁以下者得免死充军。那少年道：“我爹爹哥哥都死了，我也不愿独生。”终于不肯易供，一并处斩。松魁、朱昌祚入狱候审，幕客程维藩凌迟弃市。归安、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因此案牵连，冤枉而死的人亦是不计其数。
湖州府知府谭希闵到任还只半月，朝廷说他知情不报，受贿隐匿，和推官李焕、训导王兆祯同处绞刑。
吴之荣对南浔富人朱佑明心下怀恨最深，那日去打秋风，给他抢白了一场，逐出门来，当下向办理此案的法司声称，该书注明依据“朱氏原稿增删润饰而成”。这朱氏便是朱佑明了；又说他的名字”朱佑明”，显是心存前明，咒诅本朝。这样一来，朱佑明和他五个儿子同处斩首，朱家的十余万财产，清廷下令都赏给吴之荣。
最惨的是，所有雕版的刻工、印书的列工、装钉的钉工，以及书贾、书铺的主人、卖书的店员、买书的读者，查明后尽皆处斩。据史载，其时苏州浒墅关有一个榷货主事（关吏）李尚白，喜读史书，听说苏州阊门书坊中有一部新刊的明史，内容很好，派一个工役去买。工役到时，书店主人外出，那工役便在书铺隔壁一家姓朱的老者家中坐着等候，等到店主回来，将书买回。李尚白读了几卷，也不以为意。过了几个月，案子发作，一直查究到各处贩书买书之人。其时李尚白在北京公干，以购逆书之罪，在北京立即斩决。书店主人和奉命买书的工役斩首。连那隔壁姓朱老者也受牵累，说他既知那人来购逆书，何以不即举报，还让他在家中闲坐？本应斩首，姑念年逾七十，免死，和妻子充军边远之处。至于江南名士，因庄廷鑨慕其大名、在书中列名参校者，同日凌迟处死，计有茅元锡等十四人。所谓凌迟处死，乃是一刀一刀，将其全身肢体肌肉慢慢切割下来，直至犯人受尽痛苦，方才处死。因这一部书而家破人亡的，当真难以计数。
吕留良等三人得到消息，愤恨难当，切齿痛骂。黄宗羲道：“伊璜先生列名参校，这一会只怕也难逃此劫。”他三人和查伊璜向来交好，都十分挂念。
这一日舟至嘉兴，顾炎武在城中买了一份邸报，上面详列明史一案中获罪诸人的姓名。却见上谕中有一句说：“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虽列名参校，然事先未见其书，免罪不究。”顾炎武将邸报拿到舟中，和黄宗羲、吕留良三人同阅，啧啧称奇。
黄宗羲道：“此事必是大力所为。”吕留良道：“大力？倒要请教。”黄宗羲道：“两年之前，兄弟到伊璜先生家中作客，但见他府第焕然一新，庭园宽大，陈设富丽，与先前大不相同。府中更养了一班昆曲戏班子，声色曲艺，江南少见。兄弟和伊璜先生向来交好，说得上互托肝胆，便问起情由。伊璜先生说出一段话来，确是风尘中的奇遇。”当下便将这段故事转述了出来。
查继佐，字伊璜（《觚剩》一书中有“雪遘”一文，述此奇事，开首说：“浙江海宁查孝廉，字伊璜，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愁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这一天家居岁暮，命酒独酌，不久下起雪来，越下越大。查伊璜独饮无聊，走到门外观赏雪景，见有个乞丐站在屋檐下避雪，这丐者身形魁梧，骨格雄奇，只穿一件破单衫，在寒风中却丝毫不以为意，只是脸上颇有郁怒悲愤之色。查伊璜心下奇怪，便道：“这雪非一时能止，进来喝一杯如何？”那乞丐道：“甚好！”查伊璜便邀他进屋，命书僮取出杯筷，斟了杯酒。说道：“请！”那乞丐举杯便干，赞道：“好酒！”
查伊璜给他连斟三杯，那丐者饮得极是爽快。查伊璜最喜的是爽快人，心下喜欢，说道：“兄台酒量极好，不知能饮多少？”那乞丐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两句虽是熟套语，但在一个乞丐口中说出来，却令查伊璜暗暗称异，当即命书僮捧出一大坛绍兴女儿红来，笑道：“在下酒量有限，适才又已饮过，不能陪兄畅饮。老兄喝一大碗，我陪一小杯如何？“那乞丐道：“这也使得。”当下书僮将酒烫热，分斟在碗中杯内。查伊璜喝一杯，那乞丐便喝一大碗。待那乞丐喝到二十余碗时，脸上仍无甚酒意，查伊璜却已颓然醉倒。要知那绍兴女儿红酒入口温和，酒性却颇厉害。绍兴人家生下儿子女儿，便酿酒数坛至数十坛不等，埋入地下，待女儿长大嫁人，将酒取出宴客，那酒其时作琥珀色，称为“女儿红”。想那酒埋藏十七八年以至二十余年，自然醇厚之极。至于生儿子人家所藏之酒，称为“状元红”，盼望儿子日后中状元时取出宴客。状元非人人可中，多半是在儿子娶媳妇时用以飨客了。酒坊中酿酒用以贩卖的，也袭用了状元红、女儿红之名。书僮将查伊璜扶入内堂安睡，那乞丐自行又到屋檐之下。
次晨查伊璜醒转。忙去瞧那乞丐时，只见他负手而立，正在欣赏雪景。一阵北风吹来，查伊璜只觉寒入，那乞丐却是泰然自若。查伊璜道：“天寒地冻，兄台衣衫未免过于单薄。”
当即解下身上的羊皮袍子，披在他肩头，又取了十两银子，双手捧上，说道：“些些买酒之资，兄台勿却。何时有兴，请再来喝酒。昨晚兄弟醉倒，未能扫榻留宾，简慢勿怪。”那乞丐接过了银子，说道：“好说。”也不道谢，扬长而去。第二年春天，查伊璜到杭州游玩。一日在一座破庙之中，见到有口极大的古钟，少说也有四百来斤，他正在鉴赏钟上所刻的文字花纹，忽有一名乞丐大踏步走进佛殿，左手抓住钟钮，向上一提，一口大钟竟然离地数尺。那乞丐在钟下取出一大碗肉、一大钵酒来，放在一旁，再将古钟置于原处。查伊璜见他如此神力，不禁骇然，仔细看时，竟然便是去冬一起喝酒的那乞丐，笑问：“兄台还认得我吗？”那乞丐向他望了一眼，笑道：“啊，原来是你。今日我来作东，大家再喝个痛快，来来来，喝酒。”说着将土钵递了过去。
查伊璜接过土钵，喝了一大口，笑道：“这酒挺不错啊。”那乞丐从破碗中抓起一大块肉，道：“这是狗肉，吃不吃？”查伊璜虽觉肮脏，但想：“我既当他是酒友，倘若推辞，未免瞧他不起了。”当下伸手接过，咬了一口，咀嚼之下，倒也甘美可口。两人便在破庙中席地而坐，将土钵递来递去，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吃肉时便伸手到碗中去抓，不多时酒肉俱尽。
那乞丐哈哈大笑，说道：“只可惜酒少了，醉不倒孝廉公。”
查伊璜道：“去年冬天在敝处邂逅，今日又再无意中相遇，实是有缘。兄台神力惊人，原来是一位海内奇男子，得能结交你这位朋友，小弟好生喜欢。兄台有兴，咱们到酒楼去再饮如何？”那乞丐道：“甚妙，甚妙！”两人到西湖边的楼外楼酒楼，呼酒又饮。不久查伊璜又即醉倒。待得酒醒，那乞丐已不知去向。
那是明朝崇祯末年之事，过得数年，清兵入关，明朝覆亡。查伊璜绝意进取，只在家中闲居，一日忽有一名军官，领兵四名，来到查府。
查伊璜吃了一惊，只道是祸事上门，岂知那军官执礼甚恭，说道：“奉广东省吴军门之命，有薄礼奉赠。”查伊璜道：“我和贵上素不相识，只怕是弄错了。”那军官取出拜盒，拿出一张大红泥金名帖，上写“拜上查先生伊璜，讳继佐”，下面写的是“眷晚生吴六奇顿首百拜”。查伊璜心想：“我连这吴六奇的名字也没听见过，为何送礼于我？”当下沉吟不语。
那军官道：“敝上说道，些些薄礼，请查先生不要见笑。”说着将两只朱漆烫金的圆盒放在桌上，俯身请安，便即别去。查伊璜打开礼盒，赫然是五十两黄金，另一盒中却是六瓶洋酒，酒瓶上缀以明珠翡翠，华贵非凡。查伊璜一惊更甚，追出去要那军官收回礼品，武人快步，早已去得远了。查伊璜心下纳闷，寻思：“飞来横财，非福是祸。莫非有人陷害于我？”当下将两只礼盒用封条封起，藏于密室。查氏家境小康，黄金倒也不必动用，只是久闻洋酒之名，不敢开瓶品尝，未免心痒。
过了数月，亦无他异。这一日，却有一名身穿华服的贵介公子到来。那公子不过十七八岁，精神饱满，气宇轩昂，带着八名从人，一见查伊璜，便即跪下磕头，口称：“查世伯，侄子吴宝宇拜见。”查伊璜忙即扶起，道：“世伯之称，可不敢当。不知尊大人？”那吴宝宇道：“家严名讳，上六下奇，现居广东省通省水陆提督之职，特命小侄造府，恭请世伯到广东盘桓数月。”
查伊璜道：“前承令尊大人厚赐，心下好生不安。说来惭愧，兄弟生性疏阔，记不起何时和令尊大人相识。兄弟一介书生，素来不结交贵官。公子请少坐。“说着走进内室，将那两只礼盒捧了出来，道：“还请公子携回，实在不敢受此厚礼。”
他心想这吴六奇在广东做提督，必是慕己之名，欲以重金聘去做幕客。这人官居高位，为满洲人作鹰犬，欺压汉人，倘若受了他金银，污了自己清白，当下脸间颇为不悦。
吴宝宇道：“家严吩咐，务必请到世伯。世伯若是忘了家严，有一件信物在此，世伯请看。”在从人手中接过一个包裹，打了开来，却是一件十分敝旧的羊皮袍子。
查伊璜见到旧袍，记得是昔年赠给雪中奇丐的，这才恍然，原来这吴六奇，便是当年共醉的酒友，心中一动：“占我天下，若有手握兵符之人先建义旗，四方响应，说不定便能将逐出关外。这奇丐居然还记得我昔日一饭一袍之惠，不是没良心之人，我若动以大义，未始没有指望。男儿建功报国，正在此时，至不济他将我杀了，却又如何？”当下欣然就道，来到广州。吴六奇接入府中，神态极是恭谨，说道：“六奇流落江南，得蒙查先生不弃，当我是个朋友。请我喝酒，送我皮袍，倒是小事，在那破庙中肯和我同钵喝酒，手抓狗肉，那才是真正瞧得起我了。六奇其时穷途潦倒，到处遭人冷眼，查先生如此热肠相待，登时令六奇大为振奋。得有今日，都是出于查先生之赐。”查伊璜淡淡的道：“在晚生看来，今日的吴，也不见得就比当年的雪中奇丐高明了。”
吴六奇一怔，也不再问，只道：“是，是！”当晚大开筵席，遍邀广州城中的文武官员与宴，推查伊璜坐了首席，自己在下前相陪。
广东省自巡抚以下的文武百官，见提督大人对查伊璜如此恭敬，无不暗暗称异。那巡抚还道查伊璜是皇帝派出来微服察访的钦差大臣，否则吴六奇平素对人十分倨傲，何以对这个江南书生却这等必恭必敬？酒散之后，那巡抚悄悄向吴六奇探问，这位贵客是否朝中红员。吴六奇微微一笑，说道：“老兄当真聪明，鉴貌辨色，十有九中。”这句话本来意存讥刺，说他这第十次却猜错了。岂知那巡抚竟会错了意，只道查伊璜真是钦差，心想这位查大人在吴提督府中居住，已给他巴结上了，吴提督和自己向来不甚投机，倘若钦差人人回京之后，奏本中对我不利，那可糟糕；回去后备了一份重礼，次日清晨，便送到提督府来。
吴六奇出来见客，说道查先生昨晚人醉未醒，抚台的礼物一定代为交到，一切放心，不必多所挂怀。巡抚一听大喜，连连称谢而去。消息传出，众官员都知巡抚大人送了份厚礼给查先生。这位查先生是何来头，不得而知，但连巡抚都送厚礼，自己岂可不送？数日之间，提督府中礼物有如山积。吴六奇命帐房一一照收，却不令查先生得知。他每日除了赴军府办理公事外，总是陪着查伊璜喝酒。
这一日傍晚时分，两人又在花园凉亭中对坐饮酒。酒过数巡，查伊璜道：“在府上叨扰多日，已感盛情，晚生明日便要北归了。”吴六奇道：“先生说哪里话来？先生南来不易，若不住上一年半载，决计不放先生回去。明日陪先生到五层楼去玩玩。广东风景名胜甚众，几个月内，游览不尽。”查伊璜乘着酒意，大胆说道：“山河虽好，已沦夷狄之手，观之徒增伤心。”吴六奇脸色微变，道：“先生醉了，早些休息罢。”查伊璜道：“初遇之时，我敬你是个风尘豪杰，足堪为友，岂知竟是失眼了。”吴六奇问道：“如何失眼？”查伊璜朗声道：“你具大好身手，不为国为民出力，却助纣为虐，作的鹰犬，欺压我大汉百姓，此刻兀自洋洋得意，不以为耻。查某未免羞与为友。”说着霍地站起身来。
吴六奇道：“先生禁声，这等话给人听见了，可是一场大祸。”查伊璜道：“我今日还当你是朋友，有一番良言相劝。你如不听，不妨便将我杀了。查某手无缚鸡之力，反正难以相抗。”吴六奇道：“在下洗耳恭听。”查伊璜道：“手绾广东全省兵符，正是反正的良机。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纵然大事不成，也教破胆，轰轰烈烈的干它一场，才不负了你天生神勇，大好头颅。”
吴六奇斟酒于碗，一口干了，说道：“先生说得好痛快！”双手一伸，嗤的一声响，撕破了自己袍子衣襟，露出黑毛毵毵的胸膛，拨开胸毛，却见肌肤上刺着八个小字：“天父地母，反清复明。”
查伊璜又惊又喜，问道：“这……这是什么？”吴六奇掩好衣襟，说道：“适才听得先生一番宏论，可敬可佩。先生不顾殒身灭族的大祸，披肝沥胆，向在下指点，在下何敢再行隐瞒。在下本在丐帮，此刻是天地会的洪顺堂红旗香主，誓以满腔热血，反清复明。”
查伊璜见了吴六奇胸口刺字，更无怀疑，说道：“原来身在曹营心在汉，适才言语冒犯，多有得罪。”吴六奇大喜，心想这“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是将自己比作关云长了，道：“这等比喻，可不敢当。”查伊璜道：“不知何谓丐帮，何谓天地会，倒要请教。”
吴六奇道：“先生请再喝一杯，待在下慢慢说来。”当下二人各饮了一杯。
吴六奇道：“那丐帮由来已久，自宋朝以来，便是江湖上的一个大帮。帮中兄弟均是行乞为生，就算是家财豪富之人，入了丐帮，也须散尽家资，过叫化子的生活。帮中帮主以下是四大长老，其下是前后左右中五方护法。在下位居左护法，在帮中算是八袋弟子，位份已颇不低。后来因和一位姓孙的长老不和，打起架来，在下其时酒醉，失手将他打得重伤。不敬尊长已是大犯帮规，殴伤长老更是大罪，帮主和四长老集议之后，将在下斥革出帮。那日在府中相遇，先生邀我饮酒，其时在下初遭斥逐，心中好生郁闷，承先生不弃，还当在下是个朋友，胸怀登时舒畅了不少。”查伊璜道：“原来如此。”吴六奇道：“第二年春，在西湖边上再度相逢，先生折节下交，誉我是海内奇男子。在下苦思数日，心想我不容于丐帮，江湖上朋友都瞧我不起，每日里烂醉如泥，自暴自弃，眼见数年之间，就会醉死。这位查先生却说我是个奇男子，我吴六奇难道就此一蹶不振，再无出头之日？过不多时，清兵南下，我心下愤激，不明是非，竟去投效清军，立了不少军功，残杀同胞，思之好生惭愧。”
查伊璜正色道：“这就不对了。兄台不容于丐帮，独往独来也好，自树门户也好，何苦出此下策，前去投效清军？”吴六奇道：“在下愚鲁，当时未得先生教诲，干了不少错事，当真该死之极。”查伊璜点头道：“既然知错，将功赎罪，也还不迟。”
吴六奇道：“后来满清席卷南北，我也官封提督。两年之前，半夜里忽然有人闯入我卧室行刺。这刺客武功不是我对手，给我拿住了，点灯一看，竟然便是昔年给我打伤的那位丐帮孙长老。他破口大骂，说我卑鄙无耻，甘为异族鹰犬。他越骂越凶，每一句话都打中了我心坎。这些话有时我也想到了，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是不对，深夜抚心自问，好生惭愧，只是自己所想，远不如他骂得那么明白痛快。我叹了口气，解开他被我封住的穴道，说道：‘孙长老，你骂得很对，你这就去罢！’他颇为诧异，便即越窗而去。”
查伊璜道：“这件事做得对了！”
吴六奇道：“其时提督衙门的牢狱之中，关得有不少反清的好汉子。第二天清早，我寻些借口，一个个将他们放了，有的说是捉错了人，有的说不是主犯，从轻发落。过了一个多月，那位孙长老半夜又来见我，开门见山的问我，是否已有悔悟之心，愿意反清立功。我拔出刀来，一刀斩去左手两根手指，说：‘吴六奇决心痛改前非，今后听从孙长老号令。’”伸出左手，果然无名指和小指已然不见，只剩下三根手指。查伊璜大拇指一竖，赞道：“好汉子！”吴六奇继续说道：“孙长老见我意诚，又知我虽然生性鲁莽，说过的话倒是从未食言，便道：‘很好，待我回复帮主，请帮主的示下。’十天之后，孙长老又来见我，说帮主和四长老会商，决定收我回帮，重新由一袋弟子做起。又说丐帮已和天地会结盟，同心协力，反清复明。那天地会是姓爷郑大帅手下谋主陈永华陈先生所创，近年来在福建、浙江、广东一带，好生兴旺。孙长老替我引见会中广东洪顺堂香主，投入天地会。天地会查了我一年，交我办了几件要事，见我确是忠心不贰，最近陈先生从台湾传下讯来，封我为洪顺堂红旗香主之职。”
查伊璜虽不明天地会的来历，但姓爷延平郡王郑成功孤军抗清，精忠英勇，天下无不知闻。这天地会既是他手下谋主陈永华所创，自然是同道中人，当下不住点头。
吴六奇又道：“国姓爷昔年率领大军，围攻金陵，可惜寡不敌众，退回台湾，但留在江浙闽三省不及退回的旧部官兵却着实不少。陈先生暗中联络老兄弟，组成了这天地会，会里的口号是‘天父地母，反清复明’，那便是在下胸口所刺的八个字。寻常会中兄弟，身上也不刺字，在下所以自行刺字，是学一学当年岳武穆‘尽忠报国’的意思。”查伊璜心下甚喜，连喝了两杯酒，说道：“兄台如此行为，才真正不愧为海内奇男子之称了。”吴六奇道：“‘海内奇男子’五字，愧不敢当。只要查先生肯认我是朋友，姓吴的便已快活不尽。我们天地会总舵主陈永华陈先生，又有一个名字叫作陈近南，那才真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江湖上说起来无人不敬，有两句话说得好：‘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在下尚未见过陈总舵主之面，算不了什么人物。”查伊璜想象陈近南的英雄气概，不禁神往。斟了两杯酒，说道：“来，咱们来为陈总舵主干一杯！”两人一口饮干。查伊璜道：“查某一介书生，于国于民，全无裨益。只须哪一日乘机而动，奋起抗清，查某必当投效军前，稍尽微劳。”
自这日起，查伊璜在吴六奇府中，与他日夜密谈，商讨抗清的策略。吴六奇说道：“天地会的势力已逐步扩展到北方诸省，各个大省之中都已开了香堂。”查伊璜在吴六奇幕中直耽了六七月之久，这才回乡。回到家里，却大吃一惊，旧宅旁竟起了好大一片新屋，原来吴六奇派人携了广东大小官员所送的礼金，来到浙江查伊璜府上大兴土木，营建楼台。
查伊璜素知黄宗羲和顾炎武志切兴复，奔走四方，聚合天下英雄豪杰，共图反清，因此将这件事毫不隐瞒的跟他说了。
黄宗羲在舟中将这件事源源本本的告知了吕留良，说道：“此事若有泄漏，给们先下手为强，伊璜先生和吴固是灭族之祸，而反清的大业更是折了一条栋梁。”吕留良道：“除了你我三人之外，此事自是决不能吐露只字，纵然见到伊璜先生，也决不能提到广东吴的名字。”黄宗羲道：“伊璜先生和吴有这样一段渊源，朝中大臣对吴倚畀正殷，吴出面给伊璜先生说项疏通，朝廷非卖他这个面子不可。”吕留良道：“黄兄所见甚是，只不知陆圻、范骧二人，如何也和伊璜先生一般，说是‘未见其书，免罪不究’？难道他二人也有朝中有力者代为疏通吗？”黄宗羲道：“吴替伊璜先生疏通，倘若单提一人，只怕惹起疑心，拉上两个人来陪衬一下，也未可知。”吕留良笑道：“这等说来，陆范二人只怕直到此刻，还不知这条命是如何拾来的。”顾炎武点头道：“江南名士能多保全一位，也就多保留一份元气。”（按：《聊斋志异》中有“大力”一则，叙查伊璜遇吴六奇，结语说：“后查以修史一案，株连被收，卒得免，皆力也。”评语称：“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而之报，慷慨豪爽，尤千古所仅见。如此胸襟，自不应老于沟渎。以是知两贤之相遇，非偶然也。”《觚剩》一书中叙此事云：“先是苕中有富人庄廷鑨者，购得朱相国史稿，博求三吴名士，增益修饰，刊行于世，前列参阅姓氏十余人，以孝廉夙负重名，亦借列焉。未机私史祸发，凡有事于是书者，论置极典。吴力为孝廉奏辩得免。”至于吴六奇参与天地会事，正史及过去裨官皆所未载。）
他三人所谈，乃当世最隐秘之事，其时身在运河舟中，后舱中只有吕氏母子三人，黄宗羲又是压低了嗓子而说，自不虞为旁人，舟既无墙，也不怕隔墙有耳了。不料顾炎武一句话刚说完，忽听得头顶一声怪笑。三吃一惊，齐喝：
“什么人？”却更无半点声息。三人面面相觑，均想：“难道真有鬼怪不成？”
三人中顾炎武最为大胆，也学过一点粗浅的防身武艺，一凝神间，伸手入怀，摸出一柄，推开舱门，走上船头，凝目向船篷顶瞧去，突然间船篷窜起一条黑影，扑将下来。顾炎武喝道：“？”举向那黑影刺去。但觉手腕一痛，已给人抓住，跟着后心酸麻，已给人点中了穴道，脱手，人也给推进了船舱之中。
黄宗羲和吕留良见顾炎武给人推进舱来，后面站着一个黑衣汉子，心中大惊，见那汉子身材魁梧，满面狞笑。吕留良道：“阁下黑夜之中，擅自闯入，是何用意？”那人冷笑道：“多谢你们三个挑老子升官发财啦。吴六奇要造反，查伊璜要造反，鳌少保得知密报，还不重重有赏？嘿嘿，三位这就跟我上北京去作个见证。”吕顾黄三人暗暗心惊，均深自悔恨：“我们深宵在舟中私语，还是给他听见了，我们行事鲁莽，死不足惜，这一下累了吴，可坏了大事。”
吕留良道：“阁下说什么话，我们可半点不懂。你要诬陷好人，尽管自己去干，要想拉扯上旁人，那可不行。”他已决意以死相拚，如给他杀了，那便死无对证。
那大汉冷笑一声，突然欺身向前，在吕留良和黄宗羲胸口各点一点，吕黄二人登时也都动弹不得。那大汉哈哈一笑，说道：“众位兄弟，都进舱来罢，这一次咱们前锋营立的功劳可大着啦。”后梢几个人齐声答应，进来了四人，都是船家打扮，一齐哈哈大笑。
顾黄吕三人面面相觑，知道前锋营是皇帝的亲兵，不知如何，这几人竟会早就跟上了自己，扮作船夫，一直在船篷外。黄宗羲和吕留良也还罢了，顾炎武这十几年来足迹遍神州，到处结识英雄豪杰，眼光可谓不弱，对这几名船夫却竟没留神。
只听一名亲兵叫道：“船家掉过船头，回杭州去，有什么古怪，小心你的狗命。”后梢上那掌舵的梢公应道：“是！”
掌舵梢公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顾炎武雇船时曾跟他说过话，这梢公满脸皱纹，弯腰如弓，确是长年摇橹拉纤的模样，当时见了便毫不起疑。没想到这老梢公虽是货真价实，他手下的船夫却都掉了包，自是在众亲兵威逼之下，无可奈何，只怪自己单顾得和黄吕二人高谈阔论，陷身危局而不自知。
那黑衣大汉笑道：“顾先生，黄先生，吕先生，你三位名头太大，连京里大老们也知道啦，否则我们也不会跟上了你们，哈哈！”转头向四名下属道：“咱们得了广东吴提督谋反的真凭实据，就这赶紧去海宁把那姓查的抓了来。这三个反贼倔强得紧，逃是逃不了的，得提防他们服毒跳河。你们一个钉住一个，有什么岔子，干系可不小。”那四人应道：“是，谨遵瓜管带吩咐。”瓜管带道：“回京后见了鳌少保，人人不愁升官发财。”一名亲兵笑道：“那都是瓜管带提拔栽培，单凭我们四个，哪有这等福分。”船头忽然有人嘿嘿一笑，说道：“凭你们这四人，原也没这等福份。”
船舱门呼的一声，向两旁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现身舱口，负手背后，脸露微笑。瓜管带喝道：“官老爷们在这里办案，你？”那书生微笑不答，迈步踏进船舱。刀光闪动，两柄单刀分从左右劈落。那书生闪身避过，随即欺向瓜管带，挥掌拍向他头顶。瓜管带忙伸左臂挡格，右手成拳，猛力击出。那书生左脚反踢，踹中了一名亲兵胸口，那亲兵大叫一声，登时鲜血狂喷。另外三名亲兵举刀或削或剁。船舱中地形狭窄，那书生施展擒拿功夫，劈击勾打，喀的一声响，一名亲兵给他掌缘劈断了颈骨。瓜管带右掌拍出，击向那书生后脑。那书生反过左掌，砰的一声，双掌相交，瓜管带背心重重撞上船舱，船舱登时塌了一片。那书生连出两掌，拍在余下两名亲兵的胸口，喀喀声响，二人肋骨齐断。
瓜管带纵身从船舱缺口中跳将出去。那书生喝道：“哪里走？”左掌急拍而出。眼见便将击到他背心，不料瓜管带正在此时左脚反踢，这一掌恰好击在他的足底，一股掌力反而推着他向前飞出。瓜管带急跃窜出，见岸边有一株垂柳挂向河中，当即抓住柳枝，一个倒翻筋斗，飞过了柳树。那书生奔到船头，提起竹篙，挥手掷出。月光之下，竹篙犹似飞蛇，急射而前。但听得瓜管带“啊”的一声长叫，竹篙已插入他后心，将他钉在地下，篙身兀自不住晃动。
那书生走进船舱，解开顾黄吕三人的穴道，将四名亲兵的死尸抛入运河，重点灯烛。顾黄吕三人不住道谢，问起姓名。
那书生笑道：“贱名适才承蒙黄先生齿及，在下姓陈，草字近南。”
注：
本书的写作时日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三日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二日。在构思新作之初，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文字狱。我自己家里有过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我的一位祖先查嗣庭，于清雍正四年以礼部侍郎被派去做江西省正考官，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这句话出于《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爱护之意。那本来是一个很寻常的题目，但有人向雍正皇帝告发，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出这试题，用意是要杀皇帝的头。雍正那时初即位，皇位经过激烈斗争而得来，自己又砍了不少人的头，不免心虚，居然凭了“拆字”的方法，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狱中，雍正还下令戮尸，儿子也死在狱中，家属流放，浙江全省士人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六年。查慎行后来得以放归，不久即去世。
另有一种说法是，查嗣庭作了一部书，书名《维止录》。
有一名太监向雍正说“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两字之头。又据说《维止录》中有一则笔记：“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大行”是皇帝逝世，皇四子就是雍正，书中用到“奇哉”两字，显然是讥刺雍正以不正当手段篡位。《维止录》中又记载，杭州附近的诸桥镇，有一座关帝庙，庙联是：“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诸、朱两字同音，雍正认为是汉人怀念前明。至于查嗣庭在江西出的试题，其实首题是《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第三题是《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这时候正在行保举，廷旨说他有意讪谤，三题茅塞于心，廷旨谓其“不知何指，居心殊不可问。”
雍正的上谕中说：“查嗣庭……朕令在内廷行走，后授内阁学士，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系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乖张，平日必有记载，遣人查其寓所行李中，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热河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余人，又书雨中飞蝗蔽天：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着即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雍正所公开的罪名是：看其相而料其心术不端；讽刺时事；日记中记录天灾。本书初在《明报》发表时，第一回称为“楔子”，回目是查慎行的一句诗“如此冰霜如此路”。查慎行本名嗣琏，是嗣庭的亲哥哥，他和二弟嗣瑮、三弟嗣庭都是翰林。此外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是翰林。查慎行的大儿子克建、堂弟嗣珣都是进士。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门户科第甚盛。查慎行和嗣瑮因受胞弟文字狱之累，都于严冬奉旨全家自故乡赴京投狱。当时受到牵连的还有不少名士，查慎行在投狱途中写诗赠给一位同科中进士的难友，有两句是：“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查慎行在清朝算得是第一流诗人，置之唐人宋人间大概只能算第二流了。清人王士祯、赵翼、纪晓岚等都评他的诗与陆游并驾齐驱，互有长短，恐怕有点过誉。康熙皇帝很喜欢他的诗，他中举后三次考不中进士，康熙召他进宫，在南书房当直。进宫之后再考，才中二甲第二名进士，这时他的堂兄、二弟、侄儿、儿子都已中了进士。和查慎行癸未年（康熙四十二年）同科中进士的有他堂弟嗣珣，以及同乡陈世倌（《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父亲）。查慎行和二弟嗣瑮都是黄宗羲的弟子。
查慎行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续集六卷。他在北京狱中之时，仍不断做诗，今录其狱中诗数首，以见其诗风一斑：
“哭三弟润木”：“家难同时聚，多来送汝终，吞声自兄弟，泣血到孩童。地出阴寒洞，天号惨澹风。莫嗟泉路远，父子获相逢。”（原注：上侄先一日卒。）按：润木即查嗣庭，其子早一日死。
“闰三月朔作”：“年光何与衰翁事，也复时时唤奈何。为百草忧春雨少，替千花惜晓风多。”按：“春雨少”当暗指朝廷少恩，“晓风多”，当指政事严苛。
五言绝句：“南所对北监，传是锦衣狱。剩有围外人，追口口夏夏思祸酷。”按“祸”指明末魏忠贤等太监陷害无辜。“虫以臭得名，横行罪难掩，均为血肉害，虮虱当末减。“人间有桃杏，怅望春维暮。风卷飞花来，谁家庭下树。”（原注：清明前一日大风，杏花数片，吹入墙内。）“败群鹊”：“朝喳喳，暮啰啰，鹊声喜，乌声恶。儿童不打鹊，道是纥干生处乐维南（按：纥干，出名，积雪极寒）。两鹊鸷不仁，占巢高树旁无邻，有如鹰化为鸠眼未化，以猛济贪四顾图并吞，每当下食群退避，六国何敢争强秦？我欲驱使去，举火兼巢焚，一回一叹还逡巡。天生万物何物无败群？吁嗟乎！天生万物何物无败群？”“春已尽矣，孤柳尚未舒条，困步其下偶成。”：“围外新叶树，出墙高亭亭，画地乃为牢，独来伴拘囹。我衰何足道，日夜望汝荣。已经三月余，众眼终未青。将毋学病叟，尔作支离形？并生天地间，草木非无情。寄语后栽者，匆依问囚厅。”
查慎行的诗篇中极多同情平民疾苦之作，甚至对禽兽草木也寄以同情心。《敬业堂诗集》当时公开刊行，狱中诸诗也都保留。
本书五十回的回目都是集查慎行诗中的对句。《敬业堂诗集》篇什虽富，要选五十联七言句来标题每一回的故事内容，倒也不大容易。这里所用的方法，不是像一般集句那样从不同诗篇中选录单句，甚至是从不同作者的诗中选集单句，而是选用一个人诗作的整个联句。有时上一句对了，下一句无关，或者下一句很合用，上一句却用不着，只好全部放弃。因此有些回目难免不很贴切。所以要集查慎行的诗，因为这些诗大都是康熙曾经看过的（“狱中诗”自是例外），康熙又曾为查慎行题过“敬业堂”三字的匾额。当然，也有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的私意。当代读书人知道查慎行是清代一位重要诗人，但他的诗作到底怎样，恐怕很少人读到过，毕竟，他不能和真正的大诗人相比。
古人写文章提到自己祖先，决不敢直呼其名，通常在字号或官衔之下加一“公”字。记得小时候在祠堂中听长辈谈论祖先，说到查慎行时称“初白太公”，说到查升时称“声山太公”。现代人写白话文，不必这样迂了，要尊敬祖先，在自己心中尊敬就是了。
本目中，“钩党”是“牵连陷害”，“纵横钩党清流祸”的意思是：对许多有名的读书人株连迫害。“峭茜”是高峻鲜明，形容人格高尚、风采俊朗，“峭茜风期月旦评”的意思是：贤豪风骨之士，当会得到见识高超之人的称誉。
55年授衔详解：粟裕为何没能被授予元帅军衔
本文摘自：《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
一、元帅军衔授予标准之一：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元帅军衔。
黄炎培说：“粟裕是可以当元帅的。”
粟裕大将
1955年9月27日下午2点30分，中华隆重举行授予将官军衔典礼，秘书长宣读了授予将官军衔的命令，其中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10名高级将领为大衔。接着，周恩来将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的将官。同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中华元帅军衔及典礼。全国常委会副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名高级将领以中华元帅军衔的命令。随后，国家毛将授予中华元帅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等在京的7人（林彪、刘伯承因病疗养，叶剑英因在大连准备军事演习均未出席）。与此同时，10位元帅与10位大将均被授予一级八一、一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以表彰他们在工农时期、时期、解放时期对建立的卓越功。
建国后的此次授衔授，既是当时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也可说是对年代出生入死的将士们一次全面的“英雄排座次”。正如李世民在天下一统后，将杜如晦、魏征、房玄龄、李靖、李勣、秦叔宝、侯君集等24位开国功臣绘图形于凌烟阁一样，对诸位将领而言，授衔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其中，元帅与大将因为“双十”的限制设立，更是成为数百万指战员中耀眼夺目的佼佼者。
元帅在汉语词典中有两种意义：一指中的主将、统帅；二是军衔，指高于将官的军官。从第一种意义说，粟裕作为负责一个方面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实际军事主官，统率众多骁勇战将，兵员最多时达到82.5万余人，是除第四野战军员林彪之外直接指挥兵员作战最多的高级将领。军委副刘华清、张震指出，军委“把他（粟裕）放在了华东主将的位置上”。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高锐也认为：“他（粟裕）是我们中国下的中了不起的一位将领、一位统帅。”粟裕既为华东主将、统帅，显然可以称为元帅。但从第二种意义来说，粟裕的军衔为大将，尽管是第一大将，居1955年授衔的1603名之首，但毕竟不是元帅，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与元帅享有的广泛知名度显然尚有一些距离。出版社于1997年7月还专门出版了《版面备要》，在逝世新闻的版面安排上，对元帅、大将和其他军职干部逝世新闻的安排就有区别。
粟裕本人以其一贯的谦逊，对授衔大将是平静处之的。他曾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然而，谋无遗策、战功赫赫的华东主将粟裕未授衔元帅，还是引起当时及后来许多人的由衷感慨，成为关注与议论的焦点。
时为全国副的著名人士黄炎培，应邀参加元帅授衔典礼后对人说，粟裕总参谋长过去打过多次大胜仗，是可以当元帅的。
表示了他对粟裕军事才能和功绩的深深钦佩。《人物》杂志一篇回忆黄炎培先生的文章也提到，黄炎培听说元帅名单中没有粟裕，特意找到毛，力陈粟裕常打胜仗，在华东很有名，应该授元帅衔。粟裕的秘书鞠开也回忆，曾看到党外高层人士在一份材料中有“粟裕应该评元帅”的话。可见，当时的党外高层人士因为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反而能说一些客观之语。1958年5月28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粟裕受到大会主持者的错误批判，被强行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会后被撤销总参谋长一职，从此蒙冤36年。后来有人为此感慨地说：“如果粟裕当时是元帅军衔，好像会又有一番光景。”这个个人观点显然也有一定的市场。
社记者金凤在1949年9月中国协商会议期间，曾经分别采访过同住一座平房的刘伯承与粟裕。随后，写了《四战之地、四战之军》一文称颂刘伯承；写了《常胜粟裕》称颂粟裕。并记载了刘伯承“粟裕智深勇沉，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的赞语。多年以后，她在《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一文中说：“论年龄和资历，彭总（彭德怀）自然领先。但论战功和军事才能，全军公认粟裕高出一筹。但粟裕只授大衔，彭总授元帅军衔”，表达了自己对粟裕未能授衔元帅的遗憾。
《开国将帅轶事》一书说：“粟裕身经百战，曾组织指挥了‘七战七捷’、鲁南、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1955年评军衔，粟裕战功赫赫而未能评上元帅，实为憾事。”
《粟裕大将》一书在叙述粟裕1948年5月谦让陈毅，自己只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员、代政委时也说：“谈起这段历史，人们在称赞粟裕高风亮节的同时，也深深为这位战功卓著的军事家、战略家惋惜：粟裕让出的不仅是当时的华东野战军员兼政委，也让掉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元帅军衔。”在叙述粟裕原本为侗族，本人却一直不知道时，又指出：“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不无感慨地说：如果粟裕早知道自己是侗族，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时候，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华肯定会出现一位侗族元帅。”
全国常委会会议于1955年2月通过《中国军官服役条例》，其中第二章第9条规定了元帅军衔的授予标准：“对创建和民武装力量或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元帅军衔”。
这就是说，授予元帅军衔有“创建和民武装力量”或者“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按此标准，粟裕显然完全符合第二条，所以当时人士认为粟裕“是可以当元帅的”。从“战役军团”来看，粟裕一直负责战略方面军的实际责任。胜利不久，粟裕即是当时全国七个大军区的野战军员之一。其他军区的野战军负责人分别是：晋察冀军区聂荣臻；晋绥军区贺龙；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山东军区陈毅；中原军区李先念；东北军区林彪。这的负责人除粟裕、李先念以外，其余5人1955年均为元帅军衔（授衔时，李先念已在地方工作，担任副，未被授予任何军衔）。
1947年1月，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在此之前的1946年10月13日，在员在位的情况下，明令副员粟裕负责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同一时期，其他方面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分别是：西北野战军员彭德怀、东北野战军员林彪、中原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员刘伯承，华北军区（晋察冀军区）员聂荣臻，后来均授衔为元帅。1948年5月，陈毅调任中原军区与中原野战军后，粟裕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员兼政委，本可名至实归担负起华东野战军的与指挥重任。如此，作为一个大方面军的最高首长，他在1955年显然将与彭、林、刘同列，成为疑义不多的元帅人选之一。但粟裕真诚谦让，请求保留陈毅华东野战军员兼政委的名义，自己仅任华东野战军代员、代政委、代前委职务。尽管如此，陈毅还是离开了华东野战军，赴中原军区与野战军履职，粟裕以代员、代政委的名义担负起了华东野战军全面的与指挥责任。显然，粟裕虽让掉了员兼政委的名义，却并没有让掉员兼政委的责任，也就是元帅的责任。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后，粟裕以前委的身份继续主持三野前委工作，率领三野全军作战。直至1950年8月全国解放基本结束后，才因病离职休养。
1949年6月，军委两度明示粟裕担任台湾战役总指挥，这一职务显然是野战军正职。从指挥兵员来看，攻台包括第三野战军全部及其他野战军一部达16个军65万人以上，还包括军委配属的空军和海军。从指挥员人选看，粟裕曾经建议攻台总指挥由四野员或二野员担任。由于台湾战役将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局势影响极大，加上粟裕一贯的谦逊和有其他野战军一些参战，粟裕于1950年6月上旬请求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6月下旬，粟裕再次提出，请派二野员刘伯承或四野员林彪来主持台湾战役，他本人作为华东地区的军事全力协助该战役的组织指挥。军委和毛出于对粟裕军事才能的信任，仍决定由他负责攻台作战。这一决定改变了粟裕长期负责大战略区的军事，却只以副手名义出面的局面。
1950年7月，军委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员，准备令其担负指挥之责。
在东北边防军改称为中国于1950年10月19日正式出国以前，第四野战军13兵团、42军以及50军、第三野战军9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等部即相继被划归东北边防军建制，军委计划东北边防军辖11个军36个师连特种兵总队及后勤，共约70万人。显然，粟裕被授予的东北边防军员，同样是典型的野战军（方面军）正职。
1955年授衔以前，粟裕直接指挥过或计划受其直接指挥的大将、上将的高级将领人数，可以说也是十分突出的，是实实在在的方面军统帅级人物。统计如下：大将中有陈赓（1947年12月平汉路战役期间；1954年总参谋部期间），张云逸（1949年6月，华东军区机关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粟裕为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持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员、三野前委，张云逸为华东军区暨三野副员兼山东军区员。1946年6月27日，粟裕致电张云逸等人，指示山东军区攻夺长山列岛，于8月22日胜利结束），萧劲光（1950年6月前后攻台战役准备时期；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计划组建时期）；上将中有王建安、韦国清、叶飞、许世友、宋时轮、张爱萍、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傅秋涛、宋任穷（均为解放时期华东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均为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一度归粟裕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将领），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均为1950年7月计划中的东北边防军所属的原第四野战军将领，或1954年总参谋部期间的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张宗逊、王震、杨成武、李克农（均为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的副总参谋长）。以上授衔将领共为28人，占9名大将57名上将的42％。除此以外，中将及其以下将领更为众多。
在各个方面军中，八位高级将领常常被部下或同事们尊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之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更令后人景仰的称号。朱德，被尊称为“朱老总”，为总、总；贺龙，被尊称为“贺老总”，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被尊称为“徐总”或“徐老总”，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被尊称为“彭总”或“彭老总”，为副总兼西北野战军员；林彪，被尊称为“林总”，为东北野战军员；陈毅，被尊称为“陈总”或“陈老总”，为华东野战军员；聂荣臻被尊称为“聂老总”，为华北军区员；粟裕，被尊称为“粟总”，为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员、代员。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总”。原因是刘伯承本人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他为“刘员”了。建国后的许多文献中，他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常常被尊称为“刘帅”。粟裕与林彪因为统帅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譬如，粟裕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后,调到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1958年9月,叶剑英在欢迎粟裕的常委会议上,既不叫粟裕,也不叫粟副院长,而是叫粟裕为粟总。1984年2月，原华东野战军六纵员王必成得悉粟裕逝世后，又叹又忿地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中，处处飞扬跋扈，但对战功赫赫的粟裕不敢小视，常以“粟总”称呼粟裕。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东野战军13纵员周志坚在其《峥嵘岁月——周志坚回忆录》中回忆说：“我心头很沉重，回到纵队指挥所，参谋报告说，粟裕要和我说话。我接过话筒，里面传来粟裕的声音：‘攻击刚开始，你们伤亡就这么大，进展也很慢，下去整顿一下再打。’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显然，“某老总”或“某总”是对年代方面军级以上的统帅人物的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在方面军中的地位，授予他们元帅军衔是在情理之中的。
从“立有卓越功”来看，粟裕先后指挥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歼灭高达245万，居全军第一，占全军总歼敌人数807万的近1/3。
毛说：“因为蒋（介石）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江北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上。”因此，指挥所部歼灭蒋介石最多的粟裕，对推翻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功是巨大的。因为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一直处在国共的主战场华东与中原，是蒋介石必争的心腹之地，所以遭到蒋介石的精锐嫡系的重点进攻，而粟裕却在将干部、人员重点配备东北野战军的情况下，在自己所处的险恶环境中，创造出许多以少胜多的奇迹。粟裕指挥华东建树了我军解放战史上的众多之最，他在解放短短的近四年间指挥战役之多，规模之大，难度之巨，质量之高在古今中外显然也是罕见的，尤其是在装备与兵员均劣于敌军，没有喘息时间的情况下，以少胜多，打赢如此众多的战役，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粟裕在战略上更为缩短解放进程立下了独特的功。解放期间，的重大战略决策实际上主要有三个：一为胜利后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二是初期的南线“三军进击津浦路”、北线“三路四城”的作战方针；三为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阶段的“南下跃进”战略方针。这三大战略方针，粟裕对后两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第二个大战略方针中的南线计划，也叫“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即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在津浦路两侧作战。当其他两大野战军指挥员遵令而行时，粟裕独陈异议，建议依托解放区先在内线作战，对军委将原定的战略方针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到外线”的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个重大战略方针有两步：第一步由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第二步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过长江南进。粟裕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并以豫东战役成功的作战实践迅速打开了中原战局。1948年3月20日，毛为起草了对党内的通报——《关于情况的通报》。通报中预计：“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仅仅过了7个多月的1948年11月14日，毛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又指出：“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反动从根本上打倒了。”实际上解放进行了3年多一点时间就基本结束了。的进程从开始预计的5年变为后来的3年，粟裕的建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毛做出解放需要进行5年的判断，是建立在敌人江北主力尚未被歼，而的部分主力即过江的设想上的。如此，我军要在短短几个月内歼灭盘踞在江北的军主力，显然不太可能。既打不成豫东战役那样大规模的歼灭战，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济南战役的胜利和举行淮海战役的条件了。
因此，就《中国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9条的元帅军衔授予标准而言，粟裕显然有着过硬的条件。黄炎培“粟裕是可以当元帅的”之语可以说是很中肯、客观的。
二、只争工作、不争职务，只争重担、不争荣誉。
毛：解放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当然，元帅军衔的授予标准除了《中国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9条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规定。1955年1月，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恢复成立）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参照编制军衔，以干部的为主要依据评定军衔。同时，1955年2月全国第6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军官服役条例》，还规定授予军官军衔的条件是现任职务、品质、业务能力、在的服务经历和对事业的贡献，规定每一军官职务均须在定员编制表内确定其相当的编制军衔。按这些标准，粟裕依然符合要求。
从“德”来看，粟裕有云水襟怀，松柏气节，具备古名将之风，与东汉谦虚隐功的“大树”冯异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堪称的之一。据《后汉书·冯岑贾列传第七》记载：
（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光武以此多之。
当诸将大争自己功劳大小的时候，光武帝麾下的名将冯异却独屏树下，耻于言功。而实际上，据《后汉书·冯岑贾列传第七》记载：东汉“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惟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焉”。就是说，东汉开国将帅中，冯异和另一方面军统帅岑彭的功劳其实是最大的。粟裕也同样“谦退不伐”，且党性原则坚强、胸怀开阔，是极有高风亮节的人。年代，粟裕多次率领与其他整编扩编。在核心的人事安排上，他一贯坚持以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以他人为重的原则，正确地处理本部与友邻、下级与上级的关系，让自己所属的原正职干部担任改编后的副职，把正职让给参与合编的友邻，即使有的暂时不能到职，也要将正职空着留给友邻。如成立苏浙军区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等单位时，粟裕组建和长期指挥的新四军1师的干部，从上至下不少人由正职改任副职。同时，他自己以身作则，曾多次谦让，成为开国将帅中“只争工作、不争职务，只争重担、不争荣誉”的一面明镜之一。
1945年10月，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张鼎丞为副。他当即向华中局负责人提出建议，请求任命张鼎丞为，自己改任副职。张鼎丞年长粟裕9岁，曾经参加福建西部的农民，担任过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新四军组建初期，他和粟裕同在第二支队，张为，粟为副。后来，张鼎丞去延安参加整风，担任党校第二部。从资历看，粟裕显然不如张鼎丞；但从军事才能与战役指挥能力看，粟裕显然略胜一筹。考虑到即将开始的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华中局负责人没有同意粟裕的建议。
粟裕认为，张鼎丞是自己的老上级，让他当副手，不利于工作，不利于团结。
因此，他直接致电提出建议,展示了粟裕博大的胸怀与高尚的情操。内容如下：：
昨在华中局阅悉以职及张鼎丞分任正副之电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而鼎丞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以前，均为长辈；初期，则曾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直接之下，功绩卓著，且对于执行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任，职副之，未蒙允许。为孚众望以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以鼎丞为。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党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
十月十五日
但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由粟裕担任华中军区员是很适当的。因此也没有采纳粟裕这一建议，仍然坚持由粟裕任员。在10月24日明确指示：“同意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组织华中[分]局常委，以邓为兼政委，粟为，张为副，谭为副兼副政委。组织华中军区，粟、谭到前方工作，指挥野战军，邓、张留后方工作”。 10月27日，根据的批复，华中局再次宣布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张鼎丞为副”。
当晚，粟裕出于对全局利益的考虑，以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第二次向发出请求改任副职的电报，重申了15日电报的理由，并恳切地说：“为慎重并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以鼎丞为，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在粟裕一再谦让下，最后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致电华中局并告陈毅等，认为粟裕的提议“是有理由的”，“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粟裕为副并兼华中野战军”。这就是粟裕历史上有口皆碑的一让。在华中军区成立大会上，张鼎丞谈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这不仅仅当员的问题，它反映了员的大公无私、战士的互相尊重。有了这种团结，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就无往而不胜！”
1948年5月，采纳了粟裕提出的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同时，为让粟裕放手指挥华东野战军，“钓大鱼”、打大仗，调陈毅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员，其职责是“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同时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员兼政委。处会议结束时，毛对粟裕说：“陈毅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这个突如其来的组织大调整，陈毅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此前，他在所在地陕北米脂杨家沟住了近两个月，丝毫没有考虑调动其工作的意思。因陈毅坚定地支持渡江南进的战略，毛亲笔写了一个手令面交他，内容是：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由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组成）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员兼副政委，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员兼政委。具体安排是，粟裕率三个纵队先期南进，陈毅率其余三个纵队跟进。办公厅2月2日还专门为陈毅饯行。对于这次重大调整，陈毅系列传记之一的《传檄到中原》一书认为：“这个决定的实质是：实际上是将陈毅调离华东，并且免去了他对的指挥权——军权。军权，这在中国意味着什么，毛阐发得最透彻。陈毅在1932年1月调任省军区工作，一直没有多少能打仗的好指挥，可他还是正职——军区员、支队员。直到黄桥一战，打开了华中局面，才赢得军事上的声誉。（成为）代军长、军长、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员兼政委。饶漱石只是华东军区政委，野战军陈毅是军政全权。对这，陈毅不能不有所感觉。”关于陈毅突然被调中原的原因，《一个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载：“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传檄到中原》后来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和饶漱石关系密切的这人，显然是指一直欣赏粟裕的刘少奇。
后来陈毅在5月10日陪同总朱德赴华东野战军总部驻地濮阳，但直到朱德离开两天后的5月20日，他还没有动身前往中原就职。
于5月21日致电陈毅，指示：“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豫东战役）”，敦促他“尽可能迅速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5月28日，当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与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同行，转往鲁西南城武地区时，《陈毅传》记载有这样一段话：陈毅托杨立三把缴获的交直流电两用的收音机一台带送给“（周）恩来、小超（邓颖超）”，并附一信说：“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品，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两夫妇可以在屋内跳舞。”也就是在这信内，却写着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此信是陈毅5月29日亲笔。周恩来阅后，特意亲笔批转毛、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处成员传阅。他们都圈阅了，不知还在“毫无企图留之意”这一句的旁边用毛笔划粗杠一道以示值得重视。
陈毅抵达中原军区后，还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
同样，的组织大调整，粟裕也毫无思想准备。在军委和毛“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的明确指示下，华东野战军员陈毅恢弘大度，十分支持粟裕的战役决策和战役指挥。在战役发起以后，他常常离开指挥室，说：“我离开这里很必要，免得粟事事向我报告，延误时间。”这一点令粟裕心情舒畅。而且，陈毅在资历上比张鼎丞更老，此次陈毅调中原，明确分工是管后勤，即“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的经常工作”，粟裕认为这不是陈毅的特长。
因此，粟裕以其一贯的与人为善的谦抑，向毛请求：“陈毅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说：“已经决定了，陈毅和邓子恢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粟裕只好提出了最后的请求：陈毅在华野的员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毛沉思片刻，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此后粟裕成为华野的代员兼代政委。这是历史上影响到粟裕后来评级、授衔的“二让”。让掉员之名，却勇敢地担负员之责，功名归于他人，职责留给自己，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值得指出的是，这次谦让，因无正式员的名义，也客观上导致了粟裕知名度较低，后来战功还被淡化、转移以至于磨灭。
1948年10月下旬，在淮海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为发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粟裕向军委建议，由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同意后，在此基础上，又于战役发起10天后组成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两军联合作战，最要紧的是紧密团结与协调统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内部是存在大大小小的山头的。毛说，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两军会合在一起作战，难免会生出种种问题。“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懋功会师的教训曾令后来的害怕会师。懋功会师，一方面由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向党伸手要军权，另一方面也由于会师工作没做好，没有注意团结，致使两军由欢呼会师很快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很显然，粟裕是注意到了这些方面的。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代员兼代政委粟裕建议并首先发起的，初期参加淮海战役的，主攻战场是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15个纵队、暂归粟裕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共16个纵队。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配合华野作战。按照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先打响的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在尚未做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以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南线决战的指挥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针对后来有人对中原野战军不服气的现象，粟裕还于1949年1月20日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今后在作战中，我们要与兄弟野战军很好地配合，向兄弟野战军虚心学习。此次，有些认为中原野战军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不容许有骄傲现象。在以后配合作战中，大家要愿意多吃一点亏，愿意受人家指挥。团结是双方面的事情，别人要团结，你不要团结，就团结不好；要尊重人家，才能团结好。”值得一提的是，淮海战场上还有一个“粟裕”似的人物。淮海战役发起两天后的1948年11月8日，徐州“剿总”第三绥靖区副官张克侠率第59军2个师、何基沣率第77军1个半师，共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据《淮海战役亲历记》披露：通电时，何基沣却迟迟不签字。张克侠理解了何基沣的“想法”，主动提出将指挥兵员少于自己的何基沣的署名放在自己前面，何基沣这才签字。此后，发来的贺电，即是按何基沣排在张克侠前面的通电署名顺序称呼的，并且载入了史册。显然，张克侠的人品与粟裕的人品有相似之处。
此后，粟裕在1950年担负攻台战役总指挥时，还谦让过刘伯承和林彪。当然，这一次没有让成。出于对粟裕的信任，毛决定仍由粟裕指挥解放台湾之战。1951年9月，周恩来和朱德亲自向粟裕传达命令，任命粟裕为中国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粟裕也做了恳切的推辞，认为自己到下面抓抓工作或搞学校工作为好。周恩来、朱德强调是毛亲自点将，粟裕才接受了命令。粟裕在总部工作仅半年后，毛即说：粟裕能比较好地看出问题。1954年10月，毛亲自向粟裕传达的决定：任命粟裕为中国总参谋长。粟裕同样谦让，向毛表示：“!我不能胜任!”毛肯定地说：“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从此，粟裕在4年的总参谋长岗位上，不负毛的重望，在国防建设、建设、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战场建设和对敌斗争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事实均说明，粟裕淡泊名利，公而忘私，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团结与工作；同时功高不自居，谦虚谨慎。正是毛所描述的那种难得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从授衔时的现任职务来看，粟裕也是合适的人选。
1954年10月31日，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为中国总参谋部，由隶属军事委员会，改为隶属军委。总参谋部下辖：作战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武装部、军事运输部、部、干部处、测绘局、行政经济管理部等。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当时军委所属八总部成员如下：
（一）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10人（1员大将，9员上将）：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
（二）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后由叶剑英代部长），副部长4人（4员上将）：张宗逊、萧克、彭绍辉、李达。
（三）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副部长（3员上将，1员中将）：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阎揆要。
（四）总部：罗荣桓，副4人（4员上将）：谭政、傅钟、萧华、甘泗淇。
（五）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3人（2员上将，1员中将）：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
（六）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副部长3人（1员上将，2员中将）：洪学智、张令彬、邱会作。
（七）总财务部：部长杨立三(1957年5月，总财务部改属总后勤部)，副部长：余秋里、唐天际、汤平。
（八）总军械部：部长陈锡联(1957年7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
从上述前六个主要总部来看：总参谋部：粟裕带1员大将，9员上将；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带4员上将；(1955年正式成立时，由叶剑英带6员上将)；总部：罗荣桓带4员上将；监察部：叶剑英带3员上将，1员中将；总干部部：罗荣桓带2员上将，1员中将；总后勤部：黄克诚带1员上将，2员中将。显然，总参谋部阵容的配置极为隆重，仅比隶属的国防部稍逊（国防部1954年9月成立，隶属。国防部长为彭德怀，副部长：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7人，包括4员大将，2员上将,1员中将），不愧为各总部之首。关于总参谋部的作用，粟裕曾明确指出过，他说：“军委下辖总参、总政、总干、总后各部，工作的归总在总参”，“总参谋部是党、军委统率全军的办事机关”，“总参谋部是负有特殊重大责任的”，“总参是全军的首脑机关”。就当时系统的重要性而言，总参谋长粟裕的现任职务显然也是可以授衔的。
因此，毛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粟裕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这的确是公允之论。
三、再让元帅。
毛对粟裕说：“你是担的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1955年军衔制是从1950年就开始筹划的，其规章制度内容制定与最初的元帅人选，均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正如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其酝酿、准备也有5年的过程一样，当时的全军恢复军衔制小组成员之一兼办公室贾若瑜回忆说：“从（1983年）办公室成立，到1988年再次授衔，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5年。”因此，1955年军衔制显然不是一般人所静止地理解为1954年6月军事委员会增补军委副以后，形成以毛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高岗、林彪、叶剑英、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为副的格局，或者1954年9月军事委员会取消，另设军事委员会，以毛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以后才开始考虑的。相反，1954年9月28日的军委委员名单，是元帅人选长期酝酿的结果，时间跨度达到整整5年。但因为相关的资料尚未彻底解密，若干人选的变化又未形成正式文字记录，因此，元帅人选的具体变化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早在1948年，党内就开始酝酿关于内部的等级问题。1949年建国后不久，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于1950年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年9月，总朱德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他说：“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12月3日，总干部管理部向提交报告，准备把1951年的首要任务定为给评定军衔。可见，授衔制原本计划于1951年实行的。此时，粟裕是排名第15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实为第一副总参谋长）。但这一年实际授衔的计划后来因故推迟。
1952年3月，军事委员会发出《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明令全军评定统一的，建立干部等级制度，以在物质待遇方面实行薪金制度，取代供给制度，也为其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基础。在《等级指示》确定的23级中，最高为第一级军委副级，第二级为大军区员委员级，第三级为军委委员级，第四级为正兵团级等。在《及干部评级幅度》中，有正兵团级以下各评定标准、幅度，但没有正兵团级以上的军委委员级、大军区员委员级、军委副级的评定标准；仅有一条标准涉及军委委员级，即“个别资深的（大军区）副员、副委员得评为军委委员级”。按此标准，1948年5月已经让掉了华东野战军员兼政委（大军区员委员级）的粟裕属于第三级：军委委员级。但的实际上只是评定军衔的主要依据，而非唯一依据。以粟裕为例，虽然是华东野战军（三野）的代员、副员，但一直主持员的实际工作。所以，到1955年1月，中的两级——大军区员委员级、军委委员级合并为一级——大军区级，取消了军委委员级；9月授衔时，元帅、大将的同为大军区级。至于大军区级再度分为两个等级，则是1960年以后的事情了。（1960年10月新设“元帅级”，与当时的元帅军衔相对应，相当于1955年1月以前的大军区员委员级；元帅以下仍有“大军区级”，相当于1955年1月以前的军委委员级，此“大军区级”非彼“大军区级”，称谓虽相同，但含义有别）所以，从授衔时的来看，粟裕与后来授衔元帅军衔的10人是同级的。粟裕的原秘书鞠开指出：“粟裕的行政级当时是大军区级，比正兵团高两级，同野战军员一样。因此，他的军衔问题自然不能放在正兵团这一级考虑，而应放在大将、元帅这一予以考虑。”
1952年11月，相关部门开始着手研究军衔制的具体事宜。
11月26日，总干部部给军委并毛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说，对于军衔等级的设置，总干部部和苏联顾问的共同意见是设6等20级，前四等分别是：元帅三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四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三级：上校、中校、少校。这一军衔等级系列，比当时苏联的军衔制多了“准上将”一级。同时，苏联的大将与军兵种元帅同级。总干部部认为“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主要是解决师级干部军衔，但苏联顾问对此有争议。因为苏军没有准衔，少将之下是上校，苏军的副师长通常为上校。如果设准将，副师这一级一般可授准将，在两军交往中会对苏军不利。显然，总干部部主要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苏联顾问考虑更多的是两军军衔设置完全对等（至少不能高于苏军）。由于对这一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总干部部呈请军委裁定。1953年1月9日，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要求全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草拟授衔条例及实施规程，进行军衔鉴定，研究制定军衔肩章、标章、识别符号及服装样式，制定编制军衔等。2月17日，军委决定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三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第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部副萧华等11人组成，聂荣臻为，黄克诚、萧华为副。1953年草拟的《中华军衔条例（草案）》，比1952年11月总干部部与苏联顾问商定的方案多了一级，即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大校”，这样，既符合实际，又考虑了苏联顾问的意见。新方案共设6等21级，将原上将、准上将分别改称“大将”、“上将”，将官依次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增设大校一级，依次为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其余也略有变动。
规定，元帅和大将由处提名，局讨论决定；上将至少将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军委批准授予；校官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因此，粟裕的军衔问题只能是由处、局以上考虑的。
从《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可以看出，、军委指示“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明确要求进行“军衔鉴定”工作，也就是初步确定各级军衔人选。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包括元帅在内的授衔人选最初“鉴定”，至少是从1953年7月前即开始的。否则，仅要求下级单位“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这一年的正式授衔后来还是因故取消了，但这个授衔形式的取消显然与已经进行了的“军衔鉴定”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1953年10月，贺龙率中国赴朝慰问团到慰问，于30日到王必成部视察。在对高级将领讲话时，评论过国内正着手施行的军衔制。《贺龙全传》记载如下：
“这时，正值搞评级定衔，大家的思想比较活跃，贺龙这次是代表军委向各的负责干部专门做思想工作来的。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呢？贺龙首先从自我讲起。他说：‘不瞒们说，军委已内定我为一名元帅了。我知道，这元帅衔是党和毛给我的荣誉和勉励，也是无数战友和先烈流血的结果。’他语重心长地说：‘请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从北伐到长征，从到解放，直到这次，有多少好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了，土地又埋了多少好战友的忠骨。他们，我们应该给他们定个什么级，定个什么衔呢？”
贺龙1953年10月即已知道自己内定为元帅，可见在此之前，元帅人选已经在切实酝酿考虑，也就是、军委指示的“鉴定”了。
此时，尚未成立军委，第一届委员会于1949年10月决定，统一管辖和指挥及其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机关是军事委员会。粟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在28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15位。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授衔元帅的罗荣桓不在这一名单之列。名列粟裕之前的军委委员分别是：毛、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除开大元帅候选人毛、将领程潜以及主要负责地方工作的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粟裕排名刚好第10位。作为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员与代员，极有可能在这一阶段被列入元帅的人选之一。据粟裕身边的知情人透露：“评定军衔时，最初的元帅名单里，林彪排名第五位，粟裕排名第七位。”然而，尽管毛要给粟裕授元帅，基于一贯的谦虚和其他方面的种种考虑，粟裕提出了辞帅的请求。据《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身边工作纪实》记载：
1955年9月中旬，毛赴邯郸视察。回到北京后的一天深夜，毛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一起在中南海颐年堂的小会议室里，商讨高级将领的授衔、授事宜，李银桥和成元功、郭仁、石国瑞等人侍卫在侧间房中，听毛谈起了粟裕。
毛吸着烟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周恩来说：“可也不能不兼顾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野战军的情况，要尽量做到人心舒畅、鼓舞士气，使全军有一个新的气象、新的面貌。”
毛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
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提交军委讨论最后通过。”
就在粟裕辞帅被批准，新的元帅人选逐步确定，准备正式授衔之际，党内高层中有人在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情况下，提出了对同样主要从事地方工作的陈毅授衔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副，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如果按这一异议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游击队、新四军及华东野战军显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担当元帅。时任总参谋长，坚持了腹心地区三年游击战，从未离开过战场并在新四军全军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长期实际负责华东野战军与指挥重任的粟裕，显然将再次成为考虑的焦点。当然，粟裕本人的再次谦让也必将在情理之中。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杨尚昆，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其中说：“（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在京的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值得一提的是，苏联顾问一直在考虑两军军衔设置完全对等。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认为“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以解决师级干部的军衔。但苏联顾问因为苏军没有准衔而有争议，认为在两军交往中会对苏军不利。而1955年苏军的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是元帅军衔，总参谋长粟裕却只是大衔，显然也是不对等的。不过此时两军交往中，对苏军而言，已不存在不利的问题了。
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衔的意见最终获得通过。1955年9月16日，他签发了致全国常委会的函件，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授予元帅军衔的名单，按法定程序提交常委会讨论。9月23日，第一届全国常委会第22次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通过了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元帅军衔的决议。
军衔正式公布之前，性情直率的许世友获悉自己名列上将，找到周恩来，直言要求授大将衔。周恩来只说了一句：“粟裕也只是大将呀！”许世友当即不再出声了。这就是有名的“粟裕震大将”的故事。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的副员，创造孟良崮战役的奇迹时，许世友是其麾下的9纵员；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员兼政委，指挥全军“攻济打援”时，许世友是其麾下的攻城总指挥。如果粟裕为大将，许世友知道自己显然只可为上将了。
的首次授衔，已成为历史永恒的定格，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佳话与一些遗憾。毛曾对粟裕说：“你是担的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作为“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粟裕虽然没有元帅军衔，但却是一座永远的丰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当历史的长河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后，军史上的粟裕，必将发出愈来愈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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