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观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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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上古三代到近代以前，“以民为本”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在秦汉之后，以先秦儒家民本观念为主，吸收融合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思想因素的“杂”儒民本思想。成为近两千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本理念。明末清初易代之际，民本思想曾一度有重大突破，萌芽出近代意识。但在之后满清政权的文化高压下，二百多年几为绝响。
中英之后，业已腐朽的满清王朝被迫打开国门。一方面，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率先开始“睁眼看世界”，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主动地了解世界和学习西方。另一方面，随着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的政、教、商界人士，也陆续将西方近代的文化带入中国。特别是来华的传教士们，通过办报、译书，广泛地传播了西方的政教史地知识。二次前后，西方的和思想观念，开始初步地被当时的进步人士所了解。当时这种认知不免朦胧和肤浅，受传统的华夷观念和民本思想的影响，他们大多认为“天下为公”的“推举之法”源于中国的“三代”之“遗意”。西学中源思想与中体西用观念，在从到戊戌变法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是西学东渐进程中，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士人们的主导文化心理。即使在戊戌变法，甚至是五四运动之后，也仍然持续影响着那些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较深的国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早在之前的禁烟期间，林则徐出于了解“夷情”的需要，就开始收集的史地政教资料，组织编译《四洲志》。战后魏源受林则徐的托负，在《四洲志》的基础之上多次加以扩充为《海国图志》。1942年初步编写50卷，十年后又增订为100卷。在这部书中，他正式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中对于英美的议会制度，程序都有所涉及，特别提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魏源看到了西方的特点和作用，在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在提到美国总统任职“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时，他亦赞之曰：“可不谓公乎？”在他表述中的，似乎就是中国上古“公天下”理想的现实版本。
魏源看到了西方的公众性和公平性，认为这是“公众”的一种治理模式，并将之比附于中国原始氏族联盟时代的之风。但是却并未深入了解西方的公众参与性，其实是建基于个体权利和社会契约观念之上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是整体性的概念，具有乌合之众的模糊性质。一旦分解为个体，就是儒家所谓的下愚和小人。而民本思想中的民权意识，重点在于对“民情”的表达权，即让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基本生活追需求，有达于朝堂的通道，也就是“下情上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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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后，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梁廷楠的《海国四说》中，亦有对各国史地政教的介绍，对其君主专制、共和制度有所评说。如《瀛寰志略》中对英国议会两院制的介绍：“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举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之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辗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物论。”对于上下议院的职权，有清楚的说明：“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以及议事的程序，“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
在介绍美国的共和制度时，徐继畬认为华盛顿乃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志。”受传统的民本思想影响，徐继畬将美国制度的确立，多归功于华盛顿个人的大公无私和高尚情操。如其所述华盛顿之言：“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如此一来，“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其实，美国独立不仅是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造反，同时也是深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的资产阶级。推翻君主专制统治，是的应有之义。废君主、行共和是大势所趋，非华盛顿个人意愿使然。
作为军事领袖的华盛顿本人，按照近代原则建国，恰恰说明法国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已深入北美殖民地人们的心中。对此，徐继畬没有充分的理解和认知，只能发出新奇的赞叹：“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梁廷楠在《海国四说》中对议会制度的介绍，与《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大同小异，但他特别注意到美国的法制特色：“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难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即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梁廷楠看到了法制下的公平与公正之处，对于执政者能够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覆当前之餗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在中国的儒家民本思想中，孟子的性善论占据主流，因此形成了“修身论”的人治传统。而荀子从性恶论出发，强调礼法对人性的外在制约作用，韩非集道、法、儒民本思想之大成，在尊君的前提下，提出了以法的主张，其实是一种“刑赏之治”。无论是儒家的德治，还是法家的刑治，都将“富民利民”的希望，寄托在君主个人的贤能之上。在“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时代里，权力不受制约的最高统治者，最多只能做到“爱民如子”的“假公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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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近代的制度，后开始“睁眼看世界”的魏、徐、梁等人，既感到新奇，又表示钦羡。一些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正是通过他们书中的介绍，初步对西方近代的国家和制度有所了解。并逐渐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之中，提出了一些改良建议。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期间，冯桂芬和洪仁轩从维护不同政权的立场出发，结合当时对现实情形的判断，对满清和天国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建议。冯桂芬的改革思想，主要表现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当时他大胆地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观点，进而在中西对比中指出：“人无弃才如不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发现了近代与古代专制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君民相隔，上下不通之弊，乃是召乱之源。即“三代以下，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无论是，还是地方皆是如此。“今世部院大臣，习语京朝官相处，绝不知外省情事；大吏习与僚属处，绝不知民间情事；甚至州县习与幕吏丁役处，亦绝不知民间情事”。
冯桂芬针对“君民隔阂”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举措，如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等。作为清末改良派的先驱，他的建议大体上还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当前语境下的发展和延伸，但由于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又显出一些新的特色。如公黜陟就是官吏的升降不再出于私见，而是由公论而定。“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故此法至当不易。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复乡职就是乡官民选，百家公举一副董，千家公举一正董。“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不设仪杖，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民选的基层村官，每三年一易“其有异绩殊荣，功德在闾里者，许入荐举，有过者随时黜之。”复陈诗即是以歌谣来表达民情，“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张弛之本原也。”只有下情上达，才可官民相通。“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我们由他的温和改良主张中，可以看到西方议会思想的影子，但并非是从根本上触及专制政体。只是在儒家民本思想传统中，有限度地发挥了公众评议、基层自治、舆情传达等方面的内容。重点在于打破君民悬隔，让民情可以上达，目的是“兴民权”，而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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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太平道、天理会、等，都是利用民间宗教思想来号召广大民众进行的斗争。尽管这些宗教的外袍不同，但里面无非都是民间的“大同”理想。洪秀全用的词汇来装点他的民本思想，在《原道醒世训》中，甚至照搬《礼记·礼运》中孔子关于大同之世的言论。《天朝田亩制度》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观念，明显带有绝对公有，平均主义的空想性质。正是传统儒法民本思想中均贫富思想的体现。将宗教情怀和现实利益相结合，是历代农民领袖发动民众造反，推翻暴虐统治王朝的方法和手段。张角、方腊等莫不如此，而一旦成功达到推翻旧王朝腐朽统治的目的之后，原来的造反领袖人物，很快就会蜕变成新的窃国大盗。千万的劳苦大众，不过是成就他们野心的攻城梯、踏脚石。李自成、洪秀全尚未坐稳江山，就开始腐化堕落，说明随着明清皇权专制发展到顶峰，权力对于农民者的腐蚀作用愈发巨大。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建天京于金陵论》中就出现了“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这种淡化平等，强化等级的表达。
洪秀全的民本思想较之传统并无新意，只是加入了的色彩。“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而洪仁轩的《资政新篇》却洋溢着近代的气息。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交通、运输、邮政、矿产、、保险、鼓励投资、奖励发明等现代化措施，还介绍了英、美、俄的变法改革，制度。如美国的之法：“政长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虚优，各省再举。有事各省总目公议，呈明决断。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则限月日，置一大柜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对于新闻传播的作用给予积极的肯定，认为设书信馆可以通各省郡县市镇公文。设新闻馆可以收民心公议，以及各郡时事常变、物价低昂。“专收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平哉！”
与冯桂芬相比，洪仁轩的改革措施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色彩，较少传统儒家因素。但无论是冯桂芬保守温和的建议，还是洪仁轩新颖大胆的举措，在当时的下，都不可能得到实施和贯彻。尽管在客观上，这些改革措施不会对腐朽的产生起死回生的作用，但至少可以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国计民生。利国利民的改革措施，往往会触动专制帝王及其帮凶的利益，因此很难推行。无论是宋朝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清末的康有为，都想通过改革兴利除弊，振兴国运，但最后都因守旧顽固派的阻挠而失败。事实证明，皇权专制的存在本身，是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甚至是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导致亡国灭种的罪魁祸首。
大槐树移民、湖广填四川：明初人口迁移庞大，你可能来自这些地方
文 ｜ 郭晔旻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急需统治基础的扩大与稳固，迫切需要得到北方士大夫的大力支持，“思有北方士，甚至有一材尊显之”。然而通过科举，取录北方士人是朱元璋拉拢争取北方地主的一个具体措施。但是当时明初，南北科举实在是实力悬殊。
造成明初南北科举实力悬殊的不仅有战乱，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原因：人口分布上的南多北少。经过金末的战乱后，中国北方的人口近乎一蹶不振，经过近百年的恢复后仍然无所改观。1330年，中国的人口重心可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南端——江西九江一带！元末频繁的使中原地区死伤无数，致使“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河北诸处，兵后田荒，居民鲜少”，出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可怕景色。祸不单行的是，各种自然灾害也接踵而至，黄河、淮河多次决口，致使中原大地被淹，庐舍遭毁，百姓死亡不计其数。经过元末农民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北部中国已是“遗骸遍野”。过去的“耕桑之地，变为草莽”。即使在明朝建立，天下初定的洪武十四（1381）年，局面也未发生大的变化，当时明朝统治下的人口大约6000万人，而南方的浙江（1000万）、江西（900万）两地即占去1/3，北方的河南、山东、山西人口合计不过1100万余人，仅占全国人口的1/6，才比浙江一省人口稍多而已。
这一“地倾东南”的不平衡状况自然是矢志要做天下之主的朱元璋所不乐见的。在他强有力的统治下，明初朝廷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有组织的人口迁徙，重绘帝国的人口分布。按照《明史》的说法就是，“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甚至在大明建国的前一年（1367），朱元璋攻克苏州，消灭张士诚，随后就下令“徙苏州富民实濠州（凤阳）”。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又迁苏州等江南五府“无田产者”4000余户于临濠。洪武七年，朝廷又从江南向“中都”迁去了14万户，尽管这次规模颇大的移民运动并没有实现朱元璋繁荣“帝乡”的初衷。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根雕大门”，为槐根造型，东西跨度 20 米，高 13 米
除此之外的一些明初有组织移民，至今仍然以传说的形式活在民众的记忆之中。在河南、山东、北京、河北等许多地方，几百年来广泛流传着几句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就是明初的所谓“大槐树移民”。在元末北方，以太行山脉与黄河作为“表里山河”之屏障的山西，称得上是一片乐土。同四周省份相比，山西大部分地区仓廪充实，人丁兴旺。洪武十四年的山西人口为 403 万，超过河南、河北两省人口总和。朝廷选中山西向外移民自然在情理之中。移要来自晋南和晋东南，洪洞县又是其中人口最多的县。当时的移民条律规定：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违者严惩，洪洞被迁人数自然高居榜首。此地交通便利，明廷在一座古寺设置了办理移民事务的机构。各地移民均在寺院旁的大槐树下集中，编排队伍，发放凭证、路费，再起程前往迁移地，扎根异乡，开始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把对故土“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最后记忆留给了子孙后代。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湖广填四川”里。四川人口早在宋元中既遭受重创，《内江县志》痛陈，“宋元争蜀，资（中）、内（江）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这一局面终元一世尚未恢复，又横遭战火，到明洪武十年，四川有70%的州被降级，37%的县被撤并。新的移民来自湖广黄州府，四川的移民后裔甚至都称故乡原籍为“麻城孝感乡”。麻城孝感乡为麻城四乡之一，嘉靖年间析入黄安（今红安）。这里的“麻城孝感”，其实与“洪洞大槐树”是一个意思，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或者定居数代成为土著后再迁移入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洪武年间对于云南的军事移民。洪武十五年，明廷发兵数十万进入云南，平定残元的梁王势力。“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为长治久安，明在云南交通沿线设置卫所，大批和随军家属分布在卫所周围，屯田镇守。这些卫所驻地逐渐发展成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城镇。汉文化从这时起，才算是在这片诸葛亮笔下的“不毛之地”落地生根，彻底改变了元代以前进入云南的汉族由于人数较少逐渐“变服，从其俗”，融合于当地的土著民族的传统。其影响之深远，实在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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