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雾霭暗 天外霓虹晴
一本书，一场七个多月的展览，一个人的抵抗
兴安(作家出版社编审）
做了三十多年出版的人，反倒对自己出书没有特别的兴致。但终于有一天我被读者感动了。山东有个书友会，某天寄来一箱子我多年前主编的年度小说选和我写的随笔集《伴酒一生》，请我签名，还从网上下载了我画的“马”制成两本小画册，寄给我，说一本留给我，一本签好名寄给他。
作家写书总是希望有人看的，如果有几个远方的不曾与你相识的读者，默默地关注你，读你的作品，看你画的画，你如何不被感动？至此，我下了决心，精心做一本书，为读者，也为我自己。这就是去年一月面世的《在碎片中寻找》。我在国际文化交流艺术馆举行了一个首发式，并与我的水墨作品一起展出。一月十一日，首发式暨水墨艺术展隆重举行，来了很多朋友和读者，恕我不在此一一介绍，因为你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只想说说四个人。一个是刘恒，他是我三十多年的同事和兄长。那天他身体不适，而且很少参与这类热闹，但他因为我来了。他属马，对我画的马格外关注。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小说和电视剧时，他给过我逐字逐句的指教，是个非常认真且有耐性的人。
第二位是我北京六十六中初二时的班李丽香。她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却是我记忆最深的老师之一。我那时刚从内蒙古来北京不久，十五六岁，世界观还没有形成，幼稚且无知，但是她一直鼓励我，帮助我，使我逐步有了自信，还选我当了班长。我们的重新见面也很有机缘，她恰好住在我父母家的对门，三十多年后竟偶然间在小区里重逢，彼此却没有生分。她在现场接受了媒体采访，对我的夸赞让我脸红，她是真心以我是她的学生为荣。
第三位是西川。这个家伙没有微信，连手机都还没有智能化。我以为他收不到我的邀请，所以我没指望他会来。但是他在会议刚刚开始，俯着高大的身影，悄悄踱进来。他看了我的马，表扬我说几日不见当刮目相看。西川就是这种给你意外的朋友。还有一位是斯琴高娃，她没能来参加首发式，但她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兴安……你所说的碎片，其实那是你的心，你的点点滴滴，到哪里哪里就会明亮，就会有色彩。”她是我同族的大姐，对我的书和绘画的理解，让我的创作有了依靠和缘由，这是民族身份带给我们的得天独厚的自豪感。
可惜首发式一结束，新冠就笼罩了北京。记得大年初一的晚上，我从母亲那里独自回来，街头空寂无人，四下里弥漫着一种莫名的紧张氛围。我的画展也闭馆了，我的那些“马”被关在了艺术馆里。六月，有些好转，观众测温后可以进入展馆。但不久，又有反弹，展馆再次关闭，直到八月重新开放，我来到展馆，看着我那些被隔离了七个月的“马”们，有一种劫后余生、恍若隔世的苍凉感。艺术馆门前的巨大红色横幅“在碎片中寻找：兴安新书首发式暨水墨艺术展”依然触目而立。
艺术馆紧邻中国作家，也是进入作协机关的必经之路，所以总有作家朋友发来各种角度拍摄的这条横幅的照片。作家鲁敏发来图片说：“时间最长的展览，天天上班看见。”作家徐坤也发来微信和图片：“这么严重，你的展览居然还挺立风中，牛。”艺术馆馆长洪和文发来感慨：“展览见证了历史上的重大，有这些强壮的马保佑，我们一定会平安。这些作品有了特殊价值，想必中国没有一个艺术家，能用作品和展览抵抗，坚持到现在。”
展览终于在八月底落下帷幕，历时七个多月，书的活动却依然继续。五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分别在内蒙古包头、我的故乡呼伦贝尔，还有杭州的纯真年代书吧、北京雍和书庭举行了四次读者分享会，大约有近二百人参加了活动。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呼伦贝尔龙凤新天地的那一场，亲朋好友都来助兴。我叔叔拿着我的书，讲了一段我小时候的糗事。他说：“我的侄子从小非常淘气，有过一个震惊全校的理想——当校长的爷爷。”这个经历我几乎忘记，他重新翻出来，引来一片笑声。那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事情：自习课，老师留了作业，造句理想。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比谁造得离奇大胆，有当班的，有当校长的，有当飞行员的，我就写了我的理想是当校长的爷爷。本来打算下课之前改成我的理想是当工人或者之类，结果忘了，交上作业。后果可想而知。
多年后我琢磨，我无意中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多么难的理想，因为它不现实，也不由自主。但是这件事，教会了我一个道理，理想不是儿戏，绝不能随心所欲。
2020年终于过去，虽然还没有过去，但是我用我的一本书和一次漫长的展览，让我在2020年没有沉沦和沮丧，并且经历了那么多让我感动的瞬间。
一位古生物学家看：适者生存
汪筱林（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对经常进行野外考察的古生物学家来说，每年的前四个月是相对轻松的室内研究时间。寒假结束后，我会给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们上一门关于岩石地层学的课。我经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地层是记录地球历史和生命演化的百科全书，岩石是文字，化石是精美的插图。我的工作就是解读这部百科全书中的一个小章节。
2020年的春节一过，北京的陡然升级，假期结束了学生们也不能返校，我生平第一次讲起了网课。那一个多月我每周有两天坐地铁到办公室来上课，几乎碰不到什么人。搞科研本来就是动静相结合，尤其在戈壁滩无人区跑野外的时候，整天也见不到几个人，我倒没什么不适应的。
每年5月是野外科考工作相继启动的日子，全国的也已经全部结束了。6月初，我带领的科考队立刻奔赴哈密戈壁，继续开展哈密翼龙动物群的野外工作。从2006年开始，我们在这里的考察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论文。去了没几天，正好所里有会，我和同事中途返回北京。没想到一回来，北京的就反复了，新疆去不成了，还好科考队的几个成员还留在哈密，继续跑野外。好不容易等北京再次缓和，7月中旬乌鲁木齐又出现了新，只得又让在新疆的队员赶紧返回来……
因为国家的防疫措施得力，8月我们再次恢复了正常的野外科考工作。上半年失去了很多时间，下半年就要加倍赶回来。我们团队承担了“美丽中国”专项中的一个小专题，是关于全国重要自然遗迹和关键区域识别研究的。为了避免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的孤岛化、碎片化和重复重叠，需要进行重新整合、优化和重组。
我们先跑了一趟河西走廊，到了既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世界地质公园的敦煌；然后去了甘肃马鬃山黑戈壁，这里隶属公婆泉省级恐龙地质公园，十多年前我曾经带领科考队在这里进行考察和发掘；还重点考察了嘉峪关和张掖丹霞国家地质公园；最后又到兰州的黄河周边，对一些保护区做了一些考察。
9月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奔赴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在毛乌素沙漠有一个鄂托克恐龙遗迹化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全国唯一的以古生物化石为保护主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量不同类型的恐龙和鸟类等足迹化石暴露在地表，自然风化非常严重，需要帮助解决保护面临的问题。当地也建了几个保护遗址馆，部分遗址馆由于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反而加速了化石的风化。
关于化石保护，在古生物学领域其实提了很多年，但因为种种客观原因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的团队在山东莱阳曾连续5年观察暴露在地表的恐龙化石，发现冰冻和氧化是造成风化的原因，而哈密的化石风化，则主要是盐碱的作用。不同地域的成因也不同。这次调研后我们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化石地点和层位。
10月我们团队兵分两路，一路去新疆准噶尔盆地乌尔禾和哈密野外考察，一路又继续鄂尔多斯盆地及鄂托克的工作……
这一年我们团队发表完成了十多篇研究论文，同时也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荣获了一项2020年度研究所优秀成果奖，我个人也获得科普突出贡献奖。总体来看，我们的科研科考工作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过与我们团队有多年合作的巴西科学家们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至今几乎是足不出户。
现在回头看看，2020年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大影响一个物种或地球环境的改变，这在地质古生物学领域并不少见，现在也有人提出新冠病毒会不会影响人类未来的走向。我认为它很可能一直伴随人类的发展，但从古生物学或演化的角度来说，谁适应了环境的变化谁就能生存下去。有目共睹，中国的各项防疫措施在全世界都是最优秀和最有效的，我对我的2021年充满信心，更对我们的国家充满信心。文/本报记者 颜菁
我更愿意记住那道双层嵌套的炫美彩虹
星河（科幻作家）
我的2020年开始于1月2日，那一天是美国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百年诞辰。在《科普时报》上发表了《阿西莫夫，生日快乐！》之后，我就踏上了前往韩国与日本的旅途。
韩国只是过路，在首尔参观了几座博物馆以及梨花女子大学；明洞的夜市热闹非凡，摊主操着生硬的汉语告诉我“龙虾好吃”。日本的主要目的地是大阪环球影城。接下来在京都观赏了三岛由纪夫笔下那著名的金阁寺，到奈良喂了满街乱跑的小鹿，参观了壮观的海游馆，乘坐了曾为世界第一的天保山大摩天轮，游览了阪神甲子园球场，还在旅馆里吃了日式的除夕年夜饭。其时国内愈发严重的消息已经传来，我站在摩肩接踵人满为患但所有人都没有防护的心斋桥筋商店街，心想哪怕有一名病毒携带者都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不过当时许多日本商家真的是在降价出售口罩，橱窗上还贴有“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字样。
原本还有前往九州福冈等地的计划，但在奔赴机场的路上我突然在半梦状态下惊醒，当即决定回国。后来有人赞赏我的举动，因为没过多久回国就已一票难求，但说实话绝非我料事如神，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
到北京后我自觉地在一个住处自我隔离两周，然后又换到另外的住处。几个月来闭门不出，依靠快递度日。回想2003年“非典”期间我也是如此，那时快递尚不发达但我家中饮食充足，只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有生之年还会经历第二次大规模，而且比上次还要严重许多。与“非典”时相似的是，我为报刊介绍了有关病毒与流行病的科幻小说与电影，那些颇有见地的经典作品总是充满预见发人深省。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见证历史，自1910年中国东北鼠疫和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整整一个世纪全人类没再经历过流传这么广威胁这么大的流行病。
居家的日子让网络变得格外发达，线上会议与网络授课成为常态。我为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过几次网课，也为中国科普作协科幻征文大赛与中国科技馆大讲堂做过讲座，中秋为腾讯视频做了“火星伴月球”的宇航科普直播，年底则为中国作家网做了《战胜，眺望远星》的科幻直播。缓解后才有可能现场教学，10月到11月在北京电影学院系统地上了数节科幻评介课，每次都从北航步行10分钟走到北电。11月底还到河北平山进校园讲座，为了学生的安全，居然在京外做了一次检测。
缓解后第一次出京是在初秋，9月底前往安徽合肥中科大。中国量子科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郭光灿院士的传记已近收尾，历时三年，计30万字，这次去做最后的采写与收尾工作。此外就是一些创作与活动的日常，林林总总，不再一一赘述。
除了席卷全球的，2020年另一个不愉快的地方，是让我们失去了不少各领域的大师人物，这其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科幻前辈叶永烈和英国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为他们我分别写了一系列纪念文章……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非要为2020年选一个字的话，我宁愿不选“疫”而选“虹”。9月3日，我第一次见到了一道最完整、最鲜艳、最漂亮的彩虹。它横跨天际，色彩斑斓，而且还是双层嵌套。我第一次知道，双层彩虹是因为阳光在小雨滴中经历了两次反射，里面称“虹”，外面称“霓”。10月13日，我又第一次见到了位于天穹正中的美丽彩虹。我第一次知道，这种天顶虹影是阳光自水平方向经冰晶折射而成，学名“环天顶弧”。正是这两次彩虹，为我原本有些灰暗的2020年增加了更多的欢快亮色。
也许总要经些风风雨雨，才能见到充满希望的炫美彩虹。一年如是，一生亦如是。
让人“暖一下”的法庭直播
张达(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
上午开庭间歇，接到了桐桐爸爸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们夫妇正在办理海滨小城购房手续。“孩子喜欢海边，虽然现在家中各种花销较多，桐桐妈妈进修期间仅有基本工资，但是周末或暑假带孩子去住一住挺好。桐桐妈妈也会从学校请假回来一同办理手续。”
挂掉电话，我又回想起2020年11月7日，一个普通初冬的早晨，有些冷，但阳光温情流泻。我和法官助理早早在院里等候当天开庭的离婚案件当事人。没想到的是，那天的离婚夫妇不仅一同到来，而且还将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桐桐也带到了法院。桐桐和我女儿年纪相仿，但却有着同龄小朋友没有的成熟，虽然这是她第一次来法院，但她似乎清楚地知道爸爸妈妈是来法院离婚的，淡定的外表下难掩内心的纠结与忐忑。
为了便利在外地工作及进修的桐桐妈，我特意将庭审安排在年底加班的周六。为了不让桐桐直面父母的庭审对质，我安排法官助理带桐桐在西城区法院特别为未成年人准备的儿童观护室玩耍、休息。
桐桐爸妈都算得上是高知了，有着不错的学历和工作。在法庭中，我发现他们与很多来法院诉讼离婚的夫妻不同，双方的感情基础不错，也没有将举证的重点放在财产分割上。桐桐父亲只是苦着脸诉苦：“孩子母亲在京外学习工作，我一个大男人独自抚养女儿又当爹又当妈，还要打拼事业，这么艰辛，孩子母亲都不回京，我的心凉了。”性格执拗的桐桐爸在找不到有效解决方法的时候，想到了放弃。而桐桐妈不希望因为婚姻自己的事业追求，也在艰难地寻求着二者之间的平衡。
我也惦记着在观护室的桐桐，助理给发来了桐桐在观护室玩耍的照片，我叮嘱助理找机会侧面询问桐桐对于以后生活的意愿。“你和爸爸一起住开心还是和妈妈一起住开心呀？”法官助理小心翼翼地询问着桐桐，不敢提“分开”“离婚”的字眼儿，没想到桐桐像个小大人似的脱口而出：“爸爸妈妈离婚了对我也是一种解脱，我就不用再惦记这个惦记那个了。”桐桐开始表示跟爸爸或妈妈生活都行，但后来表示还是愿意跟妈妈一同生活，“因为爸爸太严厉了，妈妈更温柔一些。”
我看着手机里活泼可爱的桐桐，结合法庭中的情况，准备启动调解程序。我开始“面对面”“背对背”地和桐桐父母进行谈心。调解过程中，我启动了儿童观护室“直播模式”。
“阿姨，今天早上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唱着歌来的法院。”面对助理的诧异，桐桐接着说：“我们一起骑着一辆电动车，我站在车前踏板上按车铃，还唱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这么可爱的桐桐，她的父母却正在离婚，难免让人心生酸楚。
桐桐父母通过直播看着女儿和法官助理的对话，眼圈有些湿润。我趁机劝他们，若调解不成，孩子就要到法庭当面作出随父亲还是随母亲一起生活的痛苦选择，作为父母是否忍心；如果积极修补裂痕，共同克服两地分居产生的困难，就能为孩子、为家庭打开另一扇窗。
不知不觉，时钟划过了11时。“桐桐，爸爸妈妈和好了！”法官助理高兴地第一时间告诉了桐桐这个消息。原本克制的桐桐变得活泼起来，还戴上了观护室里玩具兔子的眼镜，兴奋地展示自己在兴趣班学习的舞蹈动作。
不一会儿，桐桐父母来到观护室。桐桐飞奔过去和爸爸妈妈抱在了一起。三人致谢后，一起骑着电动车回家。
其实，家事少年审判庭法官最为欣慰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工作能够促进化解家事纠纷，使家庭生活回到原来幸福和睦的模样。家事纠纷当事人之间的血缘亲情关系决定了许多纠纷的解决目的不是为了判断是非曲直，更多的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和平相处，修复破裂的感情。
2020年受新冠肺炎影响，各类网络直播迅猛发展。作为一名家事法官，我原以为自己与直播距离很远，没想到这一年我也主持了一场有意义的“直播”。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同时，也能“暖一下”。
整理/牟路平
一代宗师：吕叔湘
【大家】
学人小传
吕叔湘，著名语言学家，1904年12月生于江苏丹阳，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进修。1938年回国后在云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曾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首批学员，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近代汉语指代词》等。1998年4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4岁。
家国情怀
吕叔湘先生生于1904年，故于1998年，可以说是一位世纪老人。
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之一，就是现代汉语的创立和定型，吕叔湘正是这一事业中最重要的一位实践者。2019年正值新文化运动一百年，吕叔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学术大家，是与新文化思潮分不开的。1988年，他在接受《光明》记者采访时说：“直到现在，‘五四’思潮还在我思想中起作用。”
吕叔湘14岁时考入常州中学，那是一所带有洋学堂色彩的现代中学，不仅有国文、数学、英文等常规课程，课外还开设了国乐、工艺、陶器、书法等兴趣活动，比如他们的音乐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天华。
吕叔湘18岁中学毕业考大学，选择了东南大学的文理科。这个选择，还是出于“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当时，吴宓和梅光迪两位教授创立了西洋文学系，讲授英国文学、希腊文学、罗马文学等课程，传播西方思想文化。与此同时，吕叔湘在大学期间还修了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教育、哲学、、经济等课程。他在晚年回忆时说：“由于大学里是这样学习的，我就什么都知道一点，变成一个杂家。”“有点杂家的底子，在专门研究某一门的时候，眼界就比较开阔，思想就比较活跃，不为无益。”
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吕叔湘又考取了江苏省公费出国留学的资格。此时的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工作实践使其认识到，民族复兴固然需要先进的思想，更需要切合实际的工作。1931年，一个偶然机会，他负责整顿北平医学院的图书馆，后又主持过苏州中学的图书馆管理。由此他深知，现代图书馆的建设对于推动文化教育至为重要。“现代的图书馆不同于古代的藏书楼。藏书楼的主要任务是保藏；图书馆的首要任务是流通。藏书楼的服务是被动的，单一的；图书馆的服务是主动的，多方面的。藏书楼是孤立的；图书馆构成网络，伸向全国，伸向全世界。”
就这样，为了学习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吕叔湘毅然决定了自己的留学方向——图书馆学。那时他的理想是，学成归国后，从江苏省图书馆的改造和整顿入手，为民众的文化事业提供最切实的服务。
1936年2月，吕叔湘从上海动身赴英，踏上了海外求学的旅程。“此身未必终异域，会有买舟东下时”，这是那年春天他在牛津写下的诗句，彰显了一颗报国之心。
1937年，“七七”爆发，旅欧的中国留学生对国内境况忧心如焚。那年中秋，侵华日军的战火燃至上海，而吕叔湘和好友向达还无奈地在伦敦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吕叔湘在依据《红楼梦》研究汉语语法，向达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检阅所藏敦煌卷子。吕叔湘把自己翻译的《文明与野蛮》赠送向达时，在扉页上题诗：“文野原来未易言，神州今夕是何年！敦煌卷子红楼梦，一例逃禅剧可怜。”
烽火阻断了吕叔湘的报国梦，他匆匆提前回国，跟许多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样，在祖国的西南从事教学和研究。从香港，到长沙、广州、河内、昆明、成都，所到之处，民众的积弱，恶吏的横行，家园的残破，无不触目惊心。
1945年8月10日侵华日军投降，吕叔湘一家是晚上听见外面卖报的叫卖号外才知道的。闻此消息，全宿舍顿时欢腾起来。孩子们乱唱乱跳，吕叔湘和一些教职工自发地进城游行庆祝。半夜他回来后激动地对孩子们说：“杜甫的诗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你们明白吗？”
1949年，吕叔湘终于迎来了朝阳一般的新中国。这一年他45岁，正是年富力强。在他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吕叔湘夫妇那段时期拍摄的一张合照，照片背后是他的亲笔：“青年人怀着远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轻。——在祖国的土地上”。
吕叔湘真的焕发了青春。他全面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部门所有重大的语文建设工作：确定现代汉语规范任务，拟定中学教学语法系统，研制汉语拼音方案……
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自1953年底开始起草，至1954年9月于第一届全国大会正式通过，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吕叔湘从1954年3月起就作为语文专家参与其中。
1954年3月初，宪法最初的草稿完成，董必武主持，邀请了胡绳、叶圣陶和吕叔湘，用了三整天逐条推敲字句；3月下旬，正式提出了宪法初稿，起草委员会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与其他专家一起，从不同角度讨论宪法草案，以及五个组织条例，乃至刘少奇关于宪法起草的报告等各种文件。
那半年里，吕叔湘有时连续几天从早晨9点工作到晚上12点。直至9月14日那天，又从上午10点工作到晚上7点，在中南海修改报告。他曾这样记述：“从三月初到九月中，今天是最后一次，功德圆满，少奇酌酒相劳而散。”次日，9月15日，第一届全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会上正式提出了《中华宪法》的讨论稿。
1982年2月，新中国的宪法迎来最重要的一次修订，吕叔湘2月22日—3月11日在五届全国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期间，全程参与了宪法的文字推敲和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的讨论。他对这一次的宪法修订稿评价很高，对文字做了精心的推敲，从总则到具体条文，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并且专门讲了关于并列项目联结方式的处理原则。他对宪法初订和修订的重要贡献，更是赢得了国家的尊重。
社会责任
吕叔湘的知名度，远超出其专业——语言学领域之外。他立足语言学专业知识，不遗余力地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社会语言应用、国家语文政策的制定和推广倾注心血。如此热心于公众语文事业，一方面基于他青年时致力于教育的理想，同时也是深受叶圣陶先生的影响。
1941年3月底，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叶圣陶亲赴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吕叔湘的住处叩访，那是他们最初的相识。从那时起，两人结下了四十余载的友情。那时的吕叔湘主张“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而叶圣陶的这次来访，改变了吕叔湘对研究和普及的根本看法。
此时的叶圣陶已是著名作家，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语文教学工作上。1940年，他就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后，为推进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创意的举措，其中一项就是编写一本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汉语语法书。吕叔湘听明叶圣陶的来意后，就答应了下来。
这就是此后《中国文法要略》的由来，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文法要略》的写作使吕叔湘深刻认识到，普及工作并不是第二流的事情，深入浅出需要更深的功力；面向大众，也更有深远的意义。叶圣陶不计名利，花费大量精力编辑《中学生》《国文杂志》这样的普及型刊物，一丝不苟，殚精竭虑，几代知识分子都曾从中受益。吕叔湘正是在叶圣陶嘉言懿行的感召下，越来越多地做起了古文读本、外语指导等普及读物的编写工作，和叶老一样成为青年人和普通读者的良师益友。
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问题成为党和关注的对象。1951年1月的一天，毛在审阅一份关于公文中文字问题的指示稿时，读到其中指出的“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等缺点时，深有感触。他批示胡乔木说，这个材料“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同时建议“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
这个任务，不久就落在了吕叔湘身上。
本来，胡乔木希望专门的语言研究机构承担起来，但经过了周折之后没能成行。于是，叶圣陶推荐了吕叔湘。吕叔湘毫不犹豫就接受了任务，约请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年轻同事朱德熙一起合作，两人奋斗了三个月，《语法修辞讲话》于1951年6月6日在《》正式刊出了。
此前，已通知各级党委，提醒大家注意文理，并预告了《》将刊载此类文字。《语法修辞讲话》刊出的当天，《》在头版郑重发表了由毛亲笔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50年后，评论员发表文章评价说，“当时在本报连载的吕叔湘、朱德熙所著的《语法修辞讲话》，提高了几代人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1955年，中国科学院“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家行为。《》为此发表社论说：“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家间的联系、团结工作，都必须使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明确，并且推广到全民族的范围。”
会上，吕叔湘宣读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主题报告，强调“语言学家应该研究语言的规范，并且通过这种研究促进语言的规范化”。报告为此后若干年间我国的语言工作勾勒出蓝图。
会后，发出指示，责成语言研究所尽快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此后几年间，吕叔湘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之中。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前的汉语辞书都以文言为主，从来没有人做过收普通话词汇、用普通话解释、举普通话例子的新型汉语辞书工作。“不但要学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在《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中，吕叔湘贡献了他作为语言学家的全部聪明智慧，倾洒了毕生的汗水和心血。
之后，年逾古稀的吕叔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社会文化所受到的破坏而痛心。他认为，尽快确立正确的中小学教育方针是重中之重。于是，四处奔走呼吁，强调中小学的语文教学问题，热心扶持语文教育中的新方法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吕叔湘除研究性的学术会议以外，出席最多的就是关于语文教学的种种座谈会；除研究性论文外，他发表最多的也是讨论语文教学问题的文章。如果说，年轻时的吕叔湘，希望用现代文化知识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唤醒的话，那么，之后的吕叔湘，更希望本来薄弱的社会文化水平尽快补回损失，实现社会文明的现代化。
在1978年3月16日的《》上，吕叔湘著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十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他认为，造成小学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学汉语”与“识汉字”的矛盾。“先识字、后读书、再作文”这种线型模式，使小学生入学后不能在原有的口语基础上及时地发展书面语言，不能达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协调发展，延缓了小学生语言和思维的发展。
1982年，黑龙江的几所小学作了三年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吕叔湘对这一活动倾注了特别高的热情，多次听取实验进展汇报，并于1984年亲赴佳木斯参加实验工作汇报会，对这一举措给予大力支持。
1985年元旦刚过，年过八旬的吕叔湘主动给《中国青年报》投去了一篇长文《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文章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汉语汉字的演变和方言问题，介绍了白话文运动和汉语拼音化的前前后后。最后，他联系邓小平提出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和面向未来”，评论了汉语和汉字存在的种种问题，语重心长地说：“青年朋友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继承了一份语文遗产，它既有很多优点，也有不少缺点。怎么样发扬它的优点，克服它的缺点，就有赖于你们的努力了。”
学术风范
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为吕叔湘先生颁授名誉博士学位，对他的赞词是：“英语世界中，英文之用字造句法度遇有争议，常以佛勒之意见为准则。在中文领域中，我们则惯于以吕叔湘先生之意见为依归。”
细数二十世纪各个领域最有成就的学术大家，大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学贯中西。直到晚年，吕叔湘还在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强调：“有两种偏向我想提一提。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当然不能说这样进行研究不会有收获，但是可以肯定说收获不会很大。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介绍外国的学说当然需要，我们现在介绍得还很不够，但是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
吕叔湘在传统文史方面学养深厚，又在大学全面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大学毕业后，他在家乡丹阳的中学教书，就曾以《马氏文通》为教材，初步接触了汉语语法的全貌。此后在苏州中学工作期间，又结合教学对英语语法做了深入思考。
这个时期影响吕叔湘学术思想的，一位是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他追究语法原理、从历史原则看现代语法规律的鲜明特色给吕叔湘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位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他的人类学著作让吕叔湘接受了文化比较的观念和方法。
从1939年发表第一篇汉语语法研究论文开始，吕叔湘的研究就一直带着开阔的视野，秉承比较的精神，显示出独特的深度。关于汉语早期白话多种语法现象的研究，从历史原则看现代汉语的形成，奠定了他作为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开创者的历史地位。《中国文法要略》是汉语比较语法的最早样本，该书例言中说：“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拿文言词句和文言词句比较，拿白话词句和白话词句比较，这是一种比较。文言里的一句话，白话里怎么说，白话里的一句话，文言里怎么说，这又是一种比较。一句中国话，翻译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吕叔湘长期担任语言学界重要职务，在中国语言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他在90岁高龄时为《朱德熙文集》写的跋语中特别强调了研究方法：“中国人知道关于语言文字有一种学问超出中国传统的音韵、训诂之外，是从《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始的。这以后中国的语文出版物里边就有了‘语法’这一种类，到现在已经附庸蔚为大国，并且产生了许多流派。可是在如何研究语法这个问题上谈论的还不多。”
20世纪50年代初，汉语语法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吕叔湘发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文，成为那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指导性文章。文中提出的“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特点来分的”“词有定类，类有定词，跨类不能太多”“结构关系宜于用来做主要的分类标准”等原则，成为此后数十年间汉语学界的共识。
20世纪60年代，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方法引入汉语学界，引起了一场方法论的讨论，吕叔湘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对“同一性原则”在汉语语素、词、结构各级语法单位中的技术性应用作了全面、深入的研讨，成为中国语法学界探讨结构主义方法最具理论深度的论文。
“”结束以后，吕叔湘发表了他积数十年经验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从单位、分类、结构三大方面全面评议汉语语法各个层面存在的问题，讨论可能的处理方案，指出人们很少考虑过的若干新的思路和研究课题，直至今日仍然是纲领性著作。
1980年，吕叔湘在题为《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报告中，论述了语言研究里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四方面的关系，用自己开阔的视野、严肃的科学精神，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早在1963年，他就独辟蹊径，专门研究了汉语音节对语法的制约问题；1964年，他又别出心裁，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汉语语法框架“汉语句段结构”，强调汉语组织关系不同于英语语法的特点；1973年，他在题为“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的发言中说：“要把‘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等暂时抛弃。可能以后还要捡起来，但这一抛一捡之间就有了变化，赋予这些名词术语的意义和价值就有所不同，对于原来不敢触动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敢于动它一动了。”
四十年过去了，中国语言学融通了国际语言类型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小学思想传统，发展出了立足于汉语而具有国际意义的语言学说，不能不说，吕叔湘先生数十年前的远见卓识，正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思想源头。可以说，吕叔湘先生真正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人，是真正做到“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的人，是真的能够“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的一代宗师。
（作者：张伯江，语言学家，曾于1984年—1998年任吕叔湘学术秘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汉语功能语法研究》《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什么是句法学》等，主持编辑《吕叔湘》画传。）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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