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丘北：“花式”推进廉洁文化强基行动
来源：中国网
近年来，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认真贯彻落实“清廉云南”建设之新时代廉洁文化“强基行动”工作要求，坚持以“成风化人、固本培元”为目标，在建机制、强根基、拓载体、浓氛围方面下功夫，以“软文化＋硬举措”为抓手，以“讲故事、观廉剧、看廉展、听廉音、树品牌”为切入点，综合运用现代与传统、线下与线上、正面与反面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讲故事，传递廉洁力量
丘北县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组织各级各部门开展“清廉故事天天讲”活动，通过会上话“廉”、活动讲“廉”、专家讲“廉”、媒体倡“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故事所蕴含的廉洁理念，让廉洁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文化基因和行为自觉。全县各级各部门共开展“清廉故事天天讲”活动100余场，“云上普者黑”APP刊发清廉故事50余个。
此外，丘北县以打造“廉韵清丘”廉政文化品牌为抓手，从挖掘特色资源、丰富形式载体、拓展传播渠道上下功夫，推动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廉洁文化深度融合，通过“阵地建设＋产品供给＋多维度输出”，为廉洁文化建设解锁N种打开方式。
观廉剧，敲响廉洁警钟
创新廉洁文化宣传方式，将廉洁文化融入日常，推动各类廉政主题文艺作品走进大众视野，让新时代廉洁文化接地气、触人心。9月23日，在丘北县第六期“廉韵清丘”廉政大讲堂上，3个精心编排的廉洁文化舞台剧震撼上演。系列舞台剧以案例说事，寓教于乐，创意走心，每一场前面是包袱和笑点，结尾硬核警示触动心弦，简洁而有力地为丘北县干部职工敲响了廉政警钟。场下的党员干部也纷纷表示：“既好笑又发人深思，让大家能够时刻保持清醒，坚守廉洁底线”。
“说给大家听，不如演给大家看”，丘北县新时代廉洁文化“强基行动”工作专班还创新推出“文明实践小剧场”品牌，结合近期网络热门歌曲、爆款视频撰写了《廉洁快闪串串烧》《世事难两全》剧本，将触犯廉洁底线、送礼收礼的后果融入诙谐的说唱、夸张的表演动作中，利用网络短视频相对于文字更具冲击力，且传播速度快、网民易于接受等特点，通过情景剧将廉洁文化、违法行为不可取演绎出来，让廉洁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更加接地气、入民心。
看廉展，强化廉洁意识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为了营造全社会崇廉、尚廉、思廉、敬廉的浓厚氛围，丘北县还举办了“笔墨书清廉丹青扬清风”廉洁文化主题书画展。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紧扣“清”“正”“廉”“明”“洁”“俭”等内容，将传统艺术和廉洁文化有机结合，精心创作了廉洁书画优秀作品38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感受传统书画艺术之美的同时，能够静修廉洁文化情操，树清廉之志、做清廉之人、行清廉之事、扬清廉之风。
听廉音，营造廉洁氛围
丘北县严格落实应急广播“七个一”日常宣传工作，把清廉云南建设主题宣传纳入“一段形势政策教育”“一个以案释法故事”当中，在政策理论宣讲类栏目中深入开展清廉云南教育宣传。强化清廉云南建设主题宣传内容策划，根据应急广播覆盖地域特点，联合有关部门制作贴近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需求，听得懂、记得住的方言广播音频，加强应急广播公益宣传和廉洁案例的内容供给。
据统计，今年来，共开展清廉云南建设主题宣传共计60余条（次），覆盖12个乡（镇）、102个村民委（社区）前端、1162个村小组终端，全县20户以上自然村也实现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应急广播成为弘扬崇廉拒腐社会风尚的重要宣传平台。
树品牌，引领廉洁风尚
“打竹板心激荡，竹板声声似警钟；反腐倡廉当先锋，廉洁自律保安全；讲初心，造福社会说在先，谈使命，人人牢记比清廉，道清廉，花也香来水也甜……”在丘北县锦屏幼儿园组织的廉洁道德讲堂活动中，幼儿园小朋友的现场助阵、自编自演的快板、声情并茂的经典诵读、纪检监察干部带来的廉洁小课堂等环节环环相扣、亮点频出、精彩纷呈。
今年以来，丘北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的资源优势，不断丰富和创新廉洁文化活动载体和内容，以“廉韵清丘”廉洁文化主题道德讲堂为抓手，组织重点行业部门、各级文明单位每周开展主题道德讲堂活动，推动廉洁文化入脑入心。道德讲堂通过“清直、大法小廉、知羞识廉、一廉如水、俭以养廉、公正廉明”6个环节，将廉洁文化纳入讲堂各环节内容，通过看视频、学榜样、讲故事、讲案例、诵经典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活动，并同步录制视频在丘北县融媒体中心媒体平台展播，线上线下同步共振，增强了廉洁文化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成为丘北县文明实践最具实力的五大品牌之一。（殷瑛、谢丽业、文山州丘北县委宣传部供稿）
我为什么要研究雍正
《雍正十三年：一个硬汉皇帝的破局之道》 林乾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著书者说】
我自1984年读硕士时，即以明清史为研究方向。就清朝人物而言，康熙、乾隆乃至晚清的曾国藩，均多有涉猎与探讨。在大学清史所读博士期间，有幸参加戴逸、李文海二位先生主编的《清通鉴》撰写工作，本人承担《康熙朝》，完成近90万字的撰写。该书获得中国图书奖。我的博士论文《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先后于2003年、2013年，在台北正展出版公司、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关注雍正，却是晚近的事情。2015年，我受“百家讲坛”栏目邀请，让我讲清朝人物。中国古史的记述，大多以皇帝纪年来展开。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概莫如此。我们研究历史，也受此影响，通常是以皇帝，特别是有作为的皇帝来展现一个时代。在选择主题人物时，我没有选自己熟悉的康熙、乾隆，而是选择了自己不怎么熟悉的雍正。
一
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清朝官方编纂的史书，特别是《实录》，存在诸多“不实不尽”，孟森先生称“《清实录》欲改则改，毫无存留信史之意”，他还特别指出，《清实录》“于帝王本身者，多不可信”。既然如此，研究雍正就不能以《实录》作为主要材料。为此，笔者先用《雍正朝起居注册》与《清世宗实录》对校，尽管二者记述“体例”有别，这样的比对存在不少“风险”，但还是发现《实录》所故意不载者甚多。举例言之，起居注记述了雍正初年廉亲王允禩与宗室大臣“逼位”，以及雍正两次“让位”的重大史事，《实录》则不载。即便同一史事，二者的记述重点也大异其趣。起居注记述雍正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防范允禩等人，一再讲允禩“大志至今未已”，《实录》则改为允禩“怀挟私心，至今未已”云云。细阅起居注，跃然纸上的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他的皇位不稳，统治受到极大威胁。他在西安、宗室延信的密奏上朱批：朕在此三年，未曾指望能如此轻易挺过去。可谓真情流露。
雍正从即位伊始，直到他去世的十三年间，把缴回朱批奏折作为一项严厉的制度来执行。他甚至命令文武百官，把面奉谕旨的内容缮写具奏或转奏，不得遗漏。由此可以推断，现存的满汉文朱批奏折，无疑是经过雍正帝“御览”后得以存世，用作“历史”的某种“见证”，而真实的历史，极可能伴随原始档案之一炬，而隐淹不见。
笔者试图从历史的冰山下面，找出那些隐藏的所在。为此，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以雍正十年刊刻的《朱批谕旨》223人中的重点人物为纲，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为材料底本，编写了三十几个重点人物的档案目录，在广泛参考其他文献和近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雍正十三年——一个平凡皇子的逆袭》《雍正十三年——一个硬汉皇帝的破局之道》上、下部的写作。
二
在清朝入关后的十位皇帝中，雍正即位时年龄最大，45岁已是人到中年。雍正自己讲，“朕向在藩邸，未谙政事，不识一人，毫无阅历闻见”，加之康熙晚年近二十年的储位之争，这给雍正的执政生涯带来极大挑战，从而他对“为君之难”也有了别一样的体味。他多次对王公大臣说：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继承大统，尤为难之难者。
雍正的“为君难”，主要来自双重压力，一是他担当有为的志向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传统王朝有所谓“三代现象”。雍正即位时，清朝已历两帝八十年，用他的话说，一切制度皆已创定，留给他的施展空间有限。而雍正不想做庸君，他期许自己做一代“令主”，“朕若能为令主，则圣祖皇帝付托得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若朕所行不当，则并圣祖六十余年之苦心，俱付之流水矣。”“古云为君难，若祗图一身逸乐，亦复何难？惟欲继美皇考之治，则忧勤惕厉，莫难于为君矣。”雍正的“为君难”，是有作为之难。
清朝皇帝中，康熙帝最具雄才大略，正如雍正对乃父的评价：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在雍正乃至臣民的眼中，康熙是难以跨越的一座高山。雍正的每一项政策举措，人们习惯于把他与乃父对比，不时加以“苛刻”之名。但康熙晚年积弊已深，若不加以整顿，“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非经邦之道也。若朕竭力整顿，而内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且有加朕以苛刻之名。”雍正一再向臣僚解释，他这样做是“为万世子孙之法”。
雍正的另一重压力，来自他即位时已届中年，他无法像乃父那样在六十多年中从容施政，而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大刀阔斧推行新的举措，查办亏空，惩治侵贪，希望用雷厉风行的手段，换来崭新局面。但如此一来，人们又说他操切。对此，雍正一再解释说：有人议朕求治太速者。朕励精图治，欲使天下臣僚振作奋兴，去其怠玩，上下交相劝勉，庶抵于有成；苟此志有或弛，则庶务积而丛脞矣。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百言。实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
雍正的勤政，堪称古代帝王之典范。他说雍正六年以前，昼则延接廷臣，引见官弁，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不觉稍倦，实六载如一日。经过持续六年之久的整饬，天下庶政渐入畅达轨道。个人以为，雍正重塑了明朝废除丞相制以后的国家治理架构，极大提升了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和决策水平。而他勇于破除陈规旧俗的作为，进而成为清朝特别是嘉道时期的重要遗产。
三
通过批阅臣僚奏折推进治道，是雍正时期的一大特色。现存的几万份满汉朱批奏折，是最有温度的历史记忆，也最能让我们走近雍正君臣的内心世界。雍正朱批，每折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之所以连篇累牍，殚竭苦心，不外乎“教人为善，戒人为非，示以安民察吏之方，训以正德厚生之要，晓以福善祸淫之理，勉以存诚去伪之功”。
雍正即位后，分别与地方大吏打招呼，详细阐述他的思想。元年七月，在两广总督杨琳所上奏折的朱批，最能表达他的作为。他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朕要给你们重新立规矩：尔等若仍似康熙年间之奉行国家法度纪纲，恐朕未必如皇考之宽仁容孰也。身家性命，当再三留心保安要紧。第二，朕要给你们提要求：自兹以往，若仍以因循为安静，以隐饰为爱君，以纳贿为要务，以卖法为巧宦，恐尔等噬脐莫及也。第三，为君臣做出历史的大期许：朕不为庸愚下流之主。尔等既遇知于此时，要当吐气扬眉，明目张胆，上以报效朝廷，次以垂芳竹帛为务。
为此，雍正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力图根除好人，对庸官懒官太平官说不，大胆起用田文镜、李卫、鄂尔泰、杨文乾、诺敏等一批有作为的封疆大吏。杨文乾就任广东巡抚后，受到普遍，他密奏说，这里的风气是弥缝掩饰，互相蒙混，如果整饬官方，剔除积弊，人不以为躁，即以为刻矣。这句话引起了雍正的强烈共鸣，他提笔朱批：这种风气岂止广东！在“不以为躁，即以为刻”上旁批：内外吏治之不敢实心任事者，皆此习不除之故。以朕之实心行政，尚有奸党议论，何况尔等？朕竭力剔除者，此风也。他去世前还明发谕旨，指出：如果官员但知洁己而不知奉公，国家岂能用这样的木偶官？如果实心为国做事，即便有错误，朕必原谅而保全你们。但如果习成巧术，只知保身远害，不肯担当，遇事推卸，此风有妨于，无益于国家，况将来后进效尤，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雍正的许多政策措施，如裁革陋规，破除朋党，特别是士民一体纳粮当差、摊丁入亩，无疑会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而田文镜于雍正初年任职河南巡抚，执行雍正的政策不打折扣，最为彻底，具有“改革试验田”的意义，由此也招致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音。在此，雍正坚定支持田文镜，他在朱批中直抒胸臆：朕每将河南为表标，示谕督抚。直省督抚果能如田文镜之存心行政，朕可力保。他对田文镜说：直省惟卿豫省，能如朕意行之也。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
官僚的弊端，堪称是历代王朝的痼疾。雍正即位之初，即提出“为国家首重吏治事”。雍正十三年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澄清吏治。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乾隆时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评价说：雍正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
“为君难，为臣不易！为君为臣原是一苦境，不过尽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苍生，造他日之福耳！”雍正承上启下，是清朝“盛世”的主要奠基人。
（作者：林乾，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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