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政绩是造福
作者：米博华
职工讲劳绩，学生讲成绩，经理讲业绩，讲战绩，干部讲政绩，错了吗？一点都没有。各行各业都要拿成果说话，以成绩服人，正像我们常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果干部尸位素餐、庸碌无能，是不会得到老百姓认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干部当然要讲政绩、有政绩，政绩越多越好。
然而现实也表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错误扭曲的政绩观密不可分，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其一，不健康官场文化一大特征，是文过饰非、推诿塞责。有的人，干工作的动机不是追求为老百姓谋利益，而是以个人仕途升迁为出发点，热衷大轰大嗡做表面文章。其二，有的人，明知文山会海等等不仅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而劳民伤财、增加基层负担、助长浮躁浮夸，但或出于无奈或乐在其中，以会议落实会议，以讲话贯彻讲话，甚至用形式主义整治形式主义。这两种情况，大家多有认识，这里不展开讨论。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更值得我们深思。就是有些干部干事业、讲政绩，出发点是想为老百姓做事，想把工作做好，但结果事与愿违，好心没办成好事，甚至办成了错事，不少事还落入形式主义的泥沼。
有一句话，叫做“没有条件也要上”。这种进取心没有错，但要把好事办好，达到理想效果，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得到干部群众的认可，还是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有些地方，说要脱贫，恨不能一夜之间山河巨变；说要督办，工作还没有做就要求填写自查的表格；说要落实，恨不能上午布置下午就见到效果。要求干部特别是下级干部无所不能，要求基层单位事事跨越超越，这种平地起高楼、无米也要炊、恨不能一口吃成胖子的思想危害不浅。
有一种说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说法原则上也不能算错，但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什么都要求最好，在有的地方，不顾实际与可能，对上面布置的工作一味要求再提前、再超额，似乎晚了一点就一无是处，得了第二就是耻辱，拿了亚军就不够光彩。这种扭曲的政绩观，不仅助长形式主义，也会成为浮夸造假的温床。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全面从严治党题中应有之义，是建设重要内容，是着力解决党性不纯、作风不纯、政绩观错位的一大抓手。必须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方法等方面析原因、找根源、寻对策、抓整改。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核心问题是，必须坚持以造福为最大政绩，不能群众利益为自己升迁“作秀”“造势”，对这样的思想作风要坚决予以摒弃；关键要义是，必须克服急于求成、互相攀比、层层加码等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要求，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评价体系；重要方法是，始终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工作规划要讲究科学，工作目标要留有余地，工作检查要合情合理，工作责任要明晰准确，不能大而化之、笼而统之，把工作当做“门面”，只讲场面，不计成本，不讲效果。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是当下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重点工作，更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长远任务。要按照的要求，从干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勇于把自己摆进去，咬定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不放松，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警惕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提高监督工作质量，解决干部不敢担当、不作为的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让干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抓工作、见实效。
这既是广大党员干部的殷切期望，也是廉政建设一项实实在在的政绩。（米博华）
手持喇叭训下级的“网红”受审，一起获奖的妻子也栽了
长安街知事消息，8月22日,江西赣州市常委会原副、宁都县原县委王四华走上被告席。
王四华曾是一名“网红”干部,他手持喇叭怒斥下级“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称要狠狠地整治干部作风的视频,曾在网络上热传。
拿喇叭者为王四华
鹰潭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王四华受贿一案。检方指控,2008年至2018年,王四华利用担任万安县长、宁都县委的职务便利,在人事任免、企业经营、工程项目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者通过其妻子胡文烽(另案处理)非法收受陈春生、彭志坚、黄建生、郑三省等41人641.5211万元币、27.5万美元、21万港币及价值币127.04万元的翡翠手镯、金条等贵重物品,共计折合币961.9796万元。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手持喇叭训下级成“网红”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2016年10月,一则“江西宁都县委当众发飙,不留情面训斥多名局长”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有人觉得县委县不重视我,不重视你,你当得了这个局长吗?你当了这个局长,你干了什么事?要扪心自问。”
“要狠狠地整治一下干部作风,开不会不像个会,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讲话没讲话的形象,讲话讲不出来,讲不出来说明你调研不深刻,对情况不了解。”
“宁都已经干了这么多年,干到现在,已经有变化,但如何深刻变化,关键在干部,关键在我们的一把手。”
在视频中,王四华手持喇叭、侃侃而谈,对一些干部的慵懒作风提出严厉批评。
随着视频的热传,王四华收获了不少点赞,一度成为“网红”。
公开简历显示,王四华是江西乐安人,1968年4月出生,其工作起步点在高校,1990年从江西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进入江西财经大学校报编辑部当副,此后10年大部分时间在江西财大工作。
2000年底,王四华步入仕途,先在江西省泰和县当了两年副县长,然后调至井冈山市,担任副、副。2007年到2011年,王四华先后担任万安县委副、代县长、县长等职。
王四华资料图
2011年,王四华出任宁都县委,并于2016年11月起,同时担任赣州市常委会党组成员、副,进入厅级干部行列。
监委揭开“画皮”
2018年11月,王四华落马。2019年4月,江西监委宣布对其“双开”。
经查,王四华违反纪律,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等非组织活动导致宁都县生态恶化,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八项规定精神,收受礼品礼金,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私车公养;
在贯彻落实决策部署过程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脱贫攻坚中做虚功、作风不实,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不担当、不作为;
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权,在干部职务调整晋升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巨额财物;
违反廉洁纪律,默许、纵容亲属利用其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
违反群众纪律,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违反工作纪律,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
违反生活纪律,败坏家风,对配偶失管失教,个人生活腐化堕落;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庭审现场
可以看出,王四华的问题相当严重。江西监委毫不留情地指出,其理想信念丧失,“”个个皆无,六大纪律样样违反,上离心离德、思想上蜕变忘本、组织上团团伙伙、行动上阳奉阴违、生活上腐化堕落,浸染圈子文化,热衷表面文章,大搞作秀,把手中权力异化为敛财工具,是典型的“两面人”。
今年6月,《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登《岂是用来秀的》,点名王四华的“作秀”问题。
图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文章指出,在视频中,王四华俨然一副疾恶如仇、敢作敢为的正面形象。同一个主角、截然不同的画风,讽刺意味十足,作为“作秀”的注脚再合适不过。
文章认为,揆诸现实,此类热衷作秀的干部并非孤例,其主要特征就是不讲却摆出站位高的姿态、腐化堕落却打造清正廉洁的人设、不想作为却做出积极作为的样子。
有的贯彻精神口号震天响、阵仗高大上,其实却是大轰大嗡,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
有的嘴上说坚决维护党权威,坚定执行党决策部署,一到落实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甚至妄议大政方针政策;
有的台上义正词严批判言行不一、虚与委蛇,台下却成为两面派、两面人典型……
种种“秀”功,不过是为了掩盖违规逾矩行为,掩饰功利性目的,趁机捞取资本,追名逐利而已。
与妻子一同获奖、受审,弟弟也走上法庭
通报指出,王四华败坏家风,对配偶失管失教,默许、纵容亲属利用其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全家腐”是其案件的一个关键词。
22日的庭审显示,王四华的妻子胡文烽参与了受贿,已被另案处理。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王四华和胡文烽曾共同在《江西财院报》上发表报道《财院学生重寻人生坐标》,获得了第二届江西新闻奖三等奖。
除妻子外,王四华的弟弟也已被起诉,罪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且数额特别巨大。
据检察院案件披露,3月,由赣州市检察院交办安远县检察院办理的王某甲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已审查终结,并依法提起公诉。
经依法审查查明:2013年至2018年,王某甲利用其胞兄王四华任职宁都县委、赣州市常委会党组成员、副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王四华及宁都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在请托人职务晋升及在宁都中学新校区检核、永宁新城管网建设等工程项目中标、承建过程中,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所送的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原标题：手持喇叭训下级的“网红”受审，一起获奖的妻子也栽了
来源:长安街知事 渭南政法网编辑：王倩
破除文学的八股气
来源：文艺·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 作者：陆文虎
史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而韩昌黎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我以为就是其“惟陈言之务去”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
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我们的文学至今还处于某种固定的创作模式的禁锢、束缚之中。而文学的出路正在于：惟八股之务去。这里所谓破除文学的八股，至少包括更新文学观念、改造艺术手法和调整创作队伍这样一些内容。
我们的当代文学，一般流于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叙述战役始末为己任，特别注意故事和情节，而不注重或不善于在作品的人物、语言、文体诸方面多下功夫，使之带有作者本人的独特风格，不少作品像那种加上了太多虚构成分的平庸回忆录；另一种是虽然注意到了人物形象的刻画，但却是从意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来刻画的，这样得到的形象都是类型化、脸谱化了的，毫无新鲜、生动可言：敌方将卒都是凶残暴戾、色厉内荏，作战则蠢笨有加，不堪一击，我军官兵都是无私无欲，只为争取不到主攻任务、为不能流血而苦恼，打起仗来，更是大智大勇，无坚不摧。
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修养与艺术气质，作家不可能把当做一种文化、一种艺术来表现；由于对本质的认识仅是停留在一般宣传的意义上，作家对的表现，也就只能处在一个较为粗浅的层次上；由于没有历史家的识见，作家在写昨天的时，只能从家已经总结出的观念出发；由于仅以亲身参与者的身份写作，作家几乎只能从单一的角度表现；由于醉心于表现某一次特定的战斗，作家不可能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诗绝唱；由于缺乏对哲学、心理学、学、民俗学的必要兴趣，作家笔下的人物只可能是扁平、单调、乏味，今人生厌的。一言以蔽之：由于作家在生活、思想、文化、技巧等方面的修养不够，文学不可避免地陷入可悲，可怜和可笑的八股样式中而不能自拔。
文学是文学。那么，何谓“文学”？文学应当是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生活，表达学者思想感情的艺术。首先，它所用材料是语言。语言是思想的工具，也是文学的武器，它是介于同精神之间的媒介体。它既能表现意内之象，又能表达言外之意。文学的别名就是语言的艺术。其次，它的手段是塑造形象。作者通过其形式冲动和素材冲动的实现，塑造出生动的形象，从而给人以感性的喜悦和理性的满足。而文学是反映生活的。据说是文学作品的三大“永恒主题”之一（另外两个是“死亡”和“爱情”）。是人类疯狂时的行为。同相比，日常生活难免黯然失色。但是却总与和平相交织——在这幅壮阔的图景中，人生的种种节目一样不少地搬演着。与和平的反差，使得文学总能迸发出耀眼的光辉。再之，它必须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能给人一种享受、一种满足、一种陶冶。但艺术是不具备直接实用价值的精神产品。它不能使人免于冻馁。它既不能使国家兴盛，也不能使民族衰亡。所以，对文学提出的一切非艺术的要求，除了危害文学之外，于国计民生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文学是人学，或者更确切些说，文学是人的感情学、人的心灵学、人的命运学、人的关系学……不是机器和工具，好的文学必须是把当做人来写的。应当承认，文学中最感动人、最能引起广泛共鸣、最富于生命力的，便是那些人道主义的内容。无产阶级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也只有在这种解放中才能使自身得到彻底解放。共产主义者总是把自己同全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前辈们在年代有实行人道主义的传统。在最严酷的一瞬，或有最温存的一举。惟其如此，才显得人道之为人道。
文学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种技术，因此创作是不能传授的。当年曹丕就曾说过“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话。尽管创作不能如做工、种田等技艺一样，由一人直接传授给另一人，还是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学会了创作。这种学习，当如王国维所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历三种之境界。第一境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说首先必须有一种创造的渴求，并置身于艺术氛围之中，如陆机所谓“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由欣赏而认同，由心慕而手追，遂有习作问世，当然多非成功之作，如此者再三，忽有一日便会心血来潮，原本潜伏着的艺术感觉得以觉醒。这时，人对艺术觉得有会于心，似乎萌发出一种真正的知解力和创造力。一个作家，如果亲身有过渐悟的历炼，也有过顿悟的体验，他就有希望成为大作家。由此可见那种不反求诸己而总指望别人来提高他的创作能力的想法，是多么荒唐！
承认文学陷入八股是一回事。能否脱离这八股风气则是另一回事了。“八股”也者，乃是对于公式化的蔑称。我们所以身陷八股而不自觉，主要是我们僵化的思维定势使然。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统一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之中。八股是一种本本主义，它同现实生活是格格不入的。作家们原本是不愿意写八股文的，但习惯势力如此，只有八股才能通得过，才不犯错误。于是，作家只得用八股的眼光看生活，渐渐地，他把生活看走了形，还自以为是剔掉了现象，抓住了本质。钱钟书先生说过：“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作为单个的作家，若非大手笔，他在八股风气里是无能为力的。现在，八股之风亟待破除，不少人都在努力。但某些特别习惯于做八股文的作家是不可能一下子抛掉往日做派的，无论主观上如何想革新，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八股气十足。
八股的形成，不仅是观念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创作中的模仿多、创造少，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是因不同的历史机缘走上创作道路的。有的本来文化水准较低、艺术修养较差，事实上也未必适合创作，但却硬要创作，当然就不得不从模仿开始。对于初学者来说，模仿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模仿成为积习，以致使本来或多或少还有一点的创造能力完全丧失殆尽，最后只能靠模仿过日子。过去，我们在创作指导方针上的许多“左”的清规戒律，使一些八股的根苗——丧失了主体性创造意识的作家，找到了八股温床。那种大轰大嗡、蜂拥而上地制造平庸、雷同之作的风气则是八股气候。有根苗、有土壤、有合适的气候，文学八股的生成，还不是自然而然的吗？艺术是创造者的事业，而不是仿造者的事业。王羲之向有“书圣”之称，其书有“神理”，一旦凝成为“法”，传至七世孙智永则虽“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模仿要命，最要命的是向同种，同类的模仿和自我模仿。这样的模仿如同近亲繁殖，惟一可能的结果就是种的退化。
八股的造成是不是亦同作家想象力的贫弱有关？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有人称作家是白日梦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有道理的。现代心理生理学研究表明，任何人睡眠时都会做梦，只不过我们醒来后对大多数梦想不起或者记不住罢了。做梦和艺术创造确实有一些相通之处，例如联想、变形、领会，神游、幻化等等。我们设想，如果一个作家在清醒的时候，就能够“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脑海中的形象如梦中一样奇妙地自由驰骋，那么，他一定会写出奇丽缤纷的作品。
百花齐放是不产生八股的保证。可是，对“百花”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一是一百朵花都是一个种，开起来充其量如杜甫诗所谓“可爱深红映浅红”；二是一百朵花有一百个种，开起来就如《牡丹亭》曲所谓“姹紫嫣红开遍”。这口号本来提倡的是第二种百花齐放，而事实上我们多少年来培育的只是第一种。文学是一种带有普遍性、永恒性的文学，在各世代、各国、各界、各阶层都有读者。严肃如荷马史诗，通俗如岳飞、狄青、杨家将故事，都是不朽的，西方是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消长或并存的文学，西方是以人性、人道主义和反战为主流的文学，而我们的文学则是绝对英雄主义的。从形式上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只有军事传奇一种，属于艺术性偏低的通俗文学。严肃的、史诗性的大作品至今还难得一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当让一百种花都开起来，或许能从其中培植出一种“花王”来呢！
欣赏异量之美是大作家的襟抱。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李商隐的诗则是出名的深曲隐晦，白居易对李商隐倾倒备至，竟然说：“我死得为尔子足矣。”另如苏轼之企慕司空图，陆游之向往梅尧臣等都是佳例。钱钟书先生讲过，古希腊人认为狐狸多才多艺，刺猬只会一件看家本领。因此，当代有位思想家把天才分为两个类型，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属于狐狸型，但丁、易卜生、陀思妥也夫斯基等属于刺猬型，而托尔斯泰是天生的狐狸，却一心要做刺猬。人和人总是不同的。我们的文学作家要摆脱八股，做到言人人殊，就要能欣赏异量之美。百花齐放曾经被教条扼杀过，我们不能让互相攻讦再扼杀了它。让异香扑鼻、异彩纷呈、异美炫目吧！文学总会百花齐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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