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读《汉魏六朝小说选》札记
《汉魏六朝小说选》，徐震堮选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11月出版，137页，0.40元
古典文学出版社在1955年底出版了一本徐震堮编注的《汉魏六朝小说选》，全书篇幅并不算大，却采摭了十多部不同类型的作品，力求呈现唐以前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虽说只是提供给一般读者浏览的普及读物，只能做大致的介绍和简略的注释，可编注者为此还是颇费心力，尽可能融入个人的研究心得。《前言》中特别提到，“就整部书来说，最有现实意义的，当然要推《世说新语》，虽然都是零碎片段的记载，可是汉末到东晋逐渐形成的士族阶级，也就是当时主要的统治阶级的生活思想，全部展开在读者的面前，读这样一部书，比之读一部历史更能深入了解那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所以在编选取舍方面，“主要的来源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选得独多，无论从作品的意义说，或从文字的隽洁说，在汉魏六朝中是应当首屈一指的”，对此书的偏爱推崇溢于言表。
徐震堮
这番说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徐氏晚年才着手写定的《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在该书《前言》里同样强调，“《世说新语》一书所载的许多遗闻轶事，给读者从各方面勾划出这一历史时期的生动画面”，“言简味永，栩栩如生，得到的印象，比之读一部史书，更加集中，更加深刻”，和《汉魏六朝小说选》的论旨显然一脉相承。
他在《校笺·前言》中还回顾了多年来的研究历程，说起“此校笺稿乃是二十余前的札记，当时读这部书，颇多不易通晓之处，曾取《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互相参校，遇有异同，就写在书眉上”。据此寻绎追溯，所说的“札记”当指他早年发表的一篇《世说新语札记》（载1948年《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二期），其主旨虽然仅在于“取诸史比勘，疏记异同”，尚未臻于细密周备，但也已略引端绪，堪称大辂椎轮。而从最初草创的《世说新语札记》发展到稍具雏形的《汉魏六朝小说选》，以至最终修缮完备的《世说新语校笺》，前后历时已逾三十载，足见他于此书寝馈极深而孜矻不懈了。
稍事比勘《札记》《小说选》和《校笺》的相关部分，不难看出徐震堮旁搜远绍、精益求精的努力。比如《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有一则，述及西晋文士左思的《三都赋》起初不为世人所重，乃恳请名士皇甫谧为其撰序揄扬，终使先前的批评者另眼相待，“莫不敛衽赞述焉”。此赋在当时备受推重，非但有皇甫谧鼓吹称赏，更有张载、刘逵为其分别作注，尔后卫权还撰有《略解》，甚至出现“洛阳纸贵”的盛况。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编定《文选》时，已经将左思的《三都赋》和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悉数收入。唐初纂修《晋书》，也提到“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晋书·文苑·左思传》）。稍后李善在注释《文选》时则强调因为张、刘二家曾为此赋撰注，“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还迻录刘氏旧注以供参考。
徐震堮《世说新语札记》
然而，梁代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却对其真伪表示怀疑，认为左思与皇甫谧等无由交接过从，而刘逵、卫权等则早已去世，所谓的序和注都出于左思自撰，“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究竟如何，恐怕一时难以遽断。清人严可均就对刘孝标的质疑不以为然，坚持认为“皇甫高名，一经品题，声价十倍”，至于刘逵、卫权两人虽然早逝，“何不可为思赋序、注？况刘、卫后进，名出皇甫下远甚，何必假其名姓？今皇甫序、刘注在《文选》，刘序、卫序在《晋书》，皆非苟作”（《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思别传》案语），仍然依从《文选》和《晋书》的说法。
《汉魏六朝小说选》也采录了此篇，徐震堮根据《晋书》所述当时陆机听说左思拟撰《三都赋》，便在给其弟陆云的信中予以讥讽嘲笑的记载，推断“陆机入洛在晋武帝太康之末，那时赋尚未成，而皇甫谧早在太康三年死去。所以刘孝标注以为序是左思自己做的，假托时人姓名，来抬高自己文章的声价”，通过对相关先后顺序的排比分析，发现了唐修《晋书》中的自相龃龉，难以自圆其说。其实《世说新语札记》里已经有一则提到，“二陆入洛，在太康之末，赋尚未成。皇甫士安卒于太康三年，安能为思赋作序，孝标之言，盖得其实”。他在编选注释时所加的那则按语，无疑就源于先前对史料所做的爬梳钩稽。而到了《世说新语校笺》中，他根据刘孝标注引《思别传》所述齐王司马冏曾邀请左思出任记室参军，而左思并未接受，“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又提供了一项新的佐证，“二陆入洛，在太康之末，齐王冏诛赵王伦入洛，更在其后，其时赋尚未成”，更进一步证明刘孝标的猜测也许更加确切可据。
类似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另如《世说新语·自新》篇载有西晋名臣周处年少时欺凌百姓，其后受到陆云的谆谆教诲而幡然悔悟，最终改过自新的故事。文中说周处“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世说新语札记》对此并未深究，《汉魏六朝小说选》则补充说：“‘邅迹’的意义不详。《晋书·周处传》作‘白额虎’。”一方面揭示其他文献中的不同记载，另一方面则坦言对其语意尚未明了。而《世说新语校笺》则依据刘孝标注引《孔氏志怪》中所说的“义兴有邪足虎”，指出“‘邅迹’之义，当即注引《孔氏志怪》所云‘邪足’也”。其意应与“斜足”相类，即指跛足而已，历来积疑未泮的困惑终告涣然冰释。
后来的研究者，也由此获得启发，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四川出版社，1992年）、张万起编纂的《世说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等，都依据《校笺》中的考释来解说“邅迹虎”。就在同一条中又提到，周处后来“乃自吴寻二陆”。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札记》中已经发现，“《晋书》本传，‘自吴’作‘入吴’”；《汉魏六朝小说选》也提醒读者，“自吴，《晋书·周处传》作‘入吴’”。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思却大有出入。可惜他在考校异同之后并没有随即判定是非，想必是因为缺乏确凿无疑的证据，才不得不采取多闻阙疑的态度。直至《世说新语校笺》才予以补正道：“‘自吴’，影宋本及沈校本并作‘入吴’，是。《晋书》本传同。”通过参校其他善本，终于确定通行本《世说新语》存在传写讹误，此处当以《晋书》所载为是。此类细微的考订增补看似无关宏旨，却恰恰显示出作者的严谨不苟和持之以恒。
除了《世说新语》这一部分可谓承传有自以外，《汉魏六朝小说选》的其他部分也时有精彩的发明。
比如《列异传》中的“宗定伯”一则，讲述宗氏夜行遇鬼，在骗取对方信任后将其带至集市，待鬼化为羊后，卖之乃去。这个故事在后世流传极广，《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都有过征引，文中述及鬼在半途曾向宗氏提议“步行太亟，可共迭相担也”，“太亟”或又作“太迟”。相较之下，“太亟”稍显费解，似不如“太迟”来得文从字顺。然而徐震堮在选录时仍以“太亟”为是，且要言不烦地注明“亟，疲乏”。此处的“亟”其实是“极”（“極”）的省写，徐氏稍后撰有《〈世说新语〉里的晋宋口语释义》（载《华东师大学报》1957年第三期），依据《世说新语》中出现的多处用例，列有“极”这一条目，释为“疲极也”，并引申说“体中小不适，亦曰‘小极’”，正可和《小说选》里的那条注释彼此参看。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
倘若不明就里，有时便不免郢书燕说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经遵照“最高指示”编选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文学出版社，1961年），意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则“宗定伯捉鬼”（该书依据其他文献改为“宋定伯”）便位列所收各篇之首。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在为该书作序时还撮述过故事梗概，但其中仅称“鬼建议两人轮流背着走”，对“太亟”一语的具体所指则避而不谈。考虑到此书取材均为文言，普通读者难以理解，不久之后就由正在文学出版社任职的张友鸾将其改编为白话本《不怕鬼的故事》（文学出版社，1962年）。他在《译写说明》中声称：“本书译写文字，力求浅显明白，以能表达原文的精神为主，忠实于原文，但并不完全采用直译的方法。”那句“步行太亟”被译为“步行又慢又累”，看来也并未完全理解“亟”字的确切含义。《不怕鬼的故事》不断重印，还陆续衍生出各类翻印本、改编本、连环画，甚至英译本、俄译本等，在此处也都陈陈相因，以讹传讹。至于后出的一些选本如沈伟方、夏启良编选的《汉魏六朝小说选》（中州书画社，1982年），更是牵强附会地将此释为“太急，赶得慌”，全然不顾上下文义扞格难通。好在专精俗语词考释的郭在贻在《训诂学》（湖南出版社，1986年）中深入讨论过这则故事，借助更多的用例来说明，“此亟字当为极的省借，极是汉魏六朝时期习见的俗语词，有疲惫之意”，原文是说“步行太疲劳”，“共迭相担正是解除疲劳的一种办法”（见该书第九章《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足以验证徐氏当初所作的注释精确无误。
近现代以来出现的数种《世说新语》校注本各擅胜场，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独以语词笺释见长。他在《前言》中就郑重提及：“除了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之外，本书还保存了一部分当时士大夫中间的口语，为历来辞书所没有著录的，可供研究汉语变迁史者爬梳探索。”上述那篇《〈世说新语〉里的晋宋口语释义》就是他辛勤考索的初步成果，此后经过反复润饰删订，改题为《〈世说新语〉词语简释》，附于《〈世说新语〉简论》一文后，再次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四辑；最终又经过细致的斟酌损益，才作为附录收入《世说新语校笺》。他对“太亟”一词所作的确切诠释，想来正得益于长期以来反复涵咏、仔细推敲《世说新语》等书中所含的大量俗语词。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
从《汉魏六朝小说选》中还可以发现不少相似的例证，如《灵鬼志》“嵇中散”一则注释称：“魏晋人自称‘身’，等于说‘我’。”《幽明录》“刘晨阮肇”一则注释称：“捉，拿。晋宋人的口语。”同书“舒礼”一则注释称：“‘为’作‘还是’解，是晋宋人常语。”《续齐谐记》“阳羡书生”一则注释称：“仍，晋宋人常作‘因’字用。”《冥祥记》“陈秀远”一则注释称：“妪，老妇人的通称。但六朝人常用来称年轻的女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大多可以和《〈世说新语〉词语简释》中的相关条目互相参证。至于见诸《世说新语》的大量俗语词，他晚年潜心结撰的《世说新语校笺》和《〈世说新语〉词语简释》毋庸赘言自然是后出转精的集成之作，可《汉魏六朝小说选》中的某些注释，也同样可资借鉴参酌。比如《排调》篇“桓大司马乘雪欲猎”一则述及刘惔见到桓温“装束单急”，便问道：“老贼持此欲何作？”“老贼”一词在《校笺》里并无诠说，《词语简释》也未予立目，《小说选》则注明：“老贼，朋友之间的戏称，不是辱骂。”对读者准确领会文意仍然大有裨益。
《汉魏六朝小说选》在选录时有明确的时间断限，可徐震堮在介绍评议之际并未拘囿于此，而是尽量前后勾连，引导读者拓宽视野。
有时为追索覆按某些故事的源头提供重要线索，如《启颜录》“晏婴”一则有按语云：“这一个故事全取《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第十两节，略加删节，连缀成文。”他在《前言》里介绍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早期小说内容所作的推测，“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似史而悠缪者也”（见该书第一篇《史家对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由此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证。
有时则概述某些故事在后世的递嬗演变，如《幽明录》“焦湖庙祝”一则有按语称：“这一篇故事虽短，却是后来许多同性质故事的来源。最著名的如唐沈既济的《枕中记》，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又把它演为《邯郸记》传奇。此外如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太平广记》所引的《樱桃青衣》，一直到《聊斋志异》的《续黄粱》，都是同一题材的故事。”足见他在《前言》中所强调的“这些作品，它的思想和故事内容，千余年来，已经融化在诗、词、歌、赋、小说、戏曲中间，成为中国文学遗产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后来的作家或用它的情节，或用它的词句，我们不知道这些作品，就不可能彻底了解后来的诸多文学作品”，绝不是毫无凭据的敷衍夸饰。
徐震堮《梦松风阁诗文集》
而有些简介说明或许还和他当时的研究兴趣密切相关，比如《搜神记》“韩凭夫妇”一则的按语说：“这故事在民间是不断地在发展着的，敦煌写本中有一篇《韩朋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作品，比《搜神记》所记更曲折生动，文辞也更加美丽。”还有《幽明录》“舒礼”一则的按语称：“这一篇里出现了类似地狱的描写，关于这一类的叙述，《冥祥记》的‘赵泰’一则最为详细（《幽明录》也记载），是中国小说采取佛经中地狱变相作为题材的最早的例子。”提到的“敦煌写本《韩朋赋》”“地狱变相”等都是近现代以来学界日渐重视的俗文学研究资料。徐震堮在这方面想必早就有所关注，并已经尝试着做一些深入探究。因而两三年之后，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人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文学出版社，1957年）才问世不久，他就率先发表《〈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载《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一期）和《〈敦煌变文集〉校记再补》（载《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二期），其中便包括对《韩朋赋》和《地狱变文》这两篇文字校录的商榷补正。
《教师们的思想改造》
徐震堮在1952年初曾奉命进入华东大学研究院，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事后所写的《批判我的超阶级、超思想》（载1952年4月18日《解放》，又收入《教师们的思想改造》，华东出版社，1952年）一文中自我检讨道，“我在解放前，一向自以为超、超阶级，不但对不发生兴趣，就是与有关的人物，也很少交往，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团或活动，教了一辈子书，不问外事，上课也很少说题外的话”，而通过两个多月持续不断的学习，包括“阅读文件、听大报告、班报告、漫谈、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终于使他“深深认识了自己思想作风上的许多病根，深深认识自己有改造的必要”。
这番自觉反省在随后编注的《汉魏六朝小说选》里也偶有体现，比如在《世说新语》“王子猷作桓冲骑兵参军”一则后他曾评议说：“这一段事情最可以见出晋人崇尚清谈，以不问世事为高的风气。做了官，不知道自己的官该管些什么事，甚至连自己的官名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到上司问到的时候，靠言谈便捷，用几句俏皮话对付过去。这样的事情当时不但不以为奇，而且传为美谈。政事的腐败也就可想而知了。”魏晋名士素以不理政事、超然俗务为尚，历来都令人神往称羡。而原本同样自觉疏离于的徐震堮却对这样的表现批评甚严，其中或许也隐含着几分“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意味，足见思想改造工作颇具成效。
徐震堮词稿手迹
可是，这样一份“忍不住的关怀”一旦从故纸堆里转移到现实之中，有时候就难免因言贾祸，引火烧身。徐氏晚年弟子刘永翔在《徐言》（收入《蓬山舟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年）中提到过他在此后侥幸脱险的遭遇：“1960年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时，他对当时举行教师批判会，事先不让被批判对象知道，组织好了‘火力’，到时突然袭击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未戴上‘右派’帽子只因为反右活动已过之故。”当然，在随后接二连三的历次运动中，他最终还是未能幸免于难。书生意气十足的徐震堮对这样的结果恐怕也始料未及，当他日后重温《世说新语·品藻》篇中殷浩的那句名言“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时，不知又当作何想呢？
毛国典｜以椎轮之朴 入大辂之华
毛国典
以椎轮之朴 入大辂之华
——毛国典书法艺术浅析
西中文
中国书法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悠久历史，然而其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在某些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极为活跃。书法家蜂起，新风新面层出不穷，大师巨擘比肩接踵，给后世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有些时候就不是这样，往往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寂然无波，乏善可陈，既无开宗立派的大师巨匠，也无传流百代之名作佳品。前一类可称为书法的突变期，而后一类则属于书法的渐变期。
有幸的是，当今书坛正处于一个突变的时期。其表现为：对传统书法资源的广泛开掘，新风格、新流派的层出不穷，书法家个性的充分张扬，书法与其他门类艺术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西方现代美学对书法艺术的观照和介入以及书法理论研究的空前繁荣和深入等。所有这些，无不昭示着当代书法艺术处于一种飞跃发展的巨变时期。
就具体而言，如对传统书法资源的开掘，不妨举毛国典的例子。毛国典是当代颇有影响的一位书画篆刻家，其书法取法汉简，充分发掘汉简这种秦汉民间书法的书写情趣和装饰意味，然后把后世行草书的笔墨变化以及现代美学的视觉构成贯穿其中，逐渐酿成一种古雅灵动、清新活泼的新的隶书风格。
历史上的“隶变”曾经历了长达千年的漫长时期，到东汉发展为八分。这种整饬规范的分书把隶书推向了高峰，然而自此以后再无发展，从晋到清前期，隶书始终在八分的程式化圈子中徘徊。清代中后期，随着出土书法资料的增加，一些书法家取法古隶，写出了新的面貌，使清代出现了隶书的复兴。作为这一复兴的代表人物，伊秉绶、邓石如等大家名垂青史。
进入21世纪以来，简帛书大量出土，这是隶变早期的用笔墨书写的书法资料，与历史上留下的八分碑刻迥异其趣，对于苦于寻求创新出路而不得的当代隶书来说，可以说是极为难得的资料。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原因，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书法创新缺乏必要的环境和条件，直到20世纪后20年，书法才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毛国典即是在这种背景下自觉利用汉简这种古代资料进行书法创新的青年书法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时代造就了毛国典，也是毛国典以其敏锐的眼光，抓住了这种创新的历史机遇。机遇总是眷顾那些思维活跃、眼光敏锐、勤奋刻苦、勇于探索的人。
毛国典的创新之旅在两条路上进行。一条是强调隶书的书写意味。东汉留下的八分碑刻，均是刻工们根据写手书丹再创造的作品，经过刻画和修磨，早已失去了书写的生动意味，更谈不上笔墨情趣。后来又经过千年剥蚀，字口漫漶残缺，后世之所谓“金石气”者，其实不过是这种剥蚀的结果。而简帛书是用笔墨写的，保存又比较完整，能充分体现书写的意趣，因而更能体现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书法进入新时期以来，简书开始引起书法界的普遍重视。老一代书法家如张海就曾尝试把简书的书写意味引入隶书，从而摆脱传统隶书的制作和斑驳残破的“金石气”。这一点使毛国典深受启发，他更加自觉地用简书的书写意味来表现隶书，因此他的隶书线条光润流畅，笔墨淋漓，提按分明，字中有笔，绝无颤笔斑驳的痕迹。这种书写精神，笔墨情趣的回归，无疑是隶书艺术的新境界。
另一条路则是在隶书中表现秀劲遵媚的审美情调。这对隶书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挑战。历史上留下来的八分名碑，尽管风格有所不同，然大多以劲健壮伟为尚，即便像《曹全碑》《朝侯小子残碑》这样偏于秀润一路的，也不失方正端严的庙堂气。这是碑刻的性质决定的。然而简书则不然，简帛的书写要随意得多，因此其审美趣味更加丰富多样。毛国典敏锐地抓住这一点，极力用隶书这种要雄强为主的书体来表现精致细腻、秀润华滋的更加人性化的审美趣味。这其间，他不仅借鉴了简书的表现手法，而且吸纳了晋唐写经、小楷乃至瘦金体的笔法，把隶书写得清丽娟秀、劲健遵媚、清雅脱俗。毛国典的隶书风格，不但在当代独树一帜，而且在漫长的书法史上也是少有的。它集隶书的放达酣畅、简书的肆意信笔、行书的笔墨淋漓于一身，再加上现代的某些审美趣味和视觉构成，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隶书的表现力，开拓出新的表现形式。正如张旭光所说：“毛国典的简书是首届全国青年书展推荐组推荐的第一件探索性作品。他们认为在该作者之前，没有写这种面貌的作品，或者有人搞而没有搞出成就。毛国典以此类作品曾在全国大展中获奖，并且有不少人仿效学习，这属于在开发书法资源上有贡献，而创作形式上独特有价值的作品，有探索的意义。”
说到书法艺术的发展，就一个时代而言，不仅需要出几个字写得好的名家，而且还要对传统资源有更深的挖掘和更大的拓展，哪怕这种挖掘和拓展并没有最后完成，甚至只筚路蓝缕、伐木开道而已，那也为后世留下了拓展的空间，在书法史上的意义也是巨大的，我认为毛国典书法的意义正在这里。
毛国典具备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最重要的两种品质：谦虚、勤奋。其为人谦和，从不自满，尽管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却仍然把自己当作一个学生，一有机会，就向老师们请教。他是河南人，是在河南的书法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书法家。河南有个极好的风气：同道之间互相点评作品，均直言不讳，在作品点评会上，老师点评作品，大抵是说缺点的多，说优点的少，所以河南书法家多有接受批评的良好心理素质，毛国典也是一样。有一个小例子，有些人一出点儿名，展览比赛就不愿投稿了，其中的微妙心态，不言自明——大抵是怕一旦落选，面子上不好看。而毛国典则不然，他逢国展必投，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找出自己的差距。比如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他不但投了稿而且一路过关斩将，虽然最终只获了提名奖，却也使他看到了自己的成就和差距。
说起勤奋，毛国典堪称典范。在艺术上，他的起点并不算很高——毕业于周口师院美术系，这点学历，对于一般人而言，大概仅够在一个广告公司或中学谋一个糊口的职位而已，而对于毛国典，则好比阿基米德得到一个撬动地球的支点。他以在学校中学到的一点专业知识为基础，多年来刻苦钻研，在书法、绘画、篆刻等方面均颇有成就。他的水彩画，以写实为尚，意境清幽冷峻、空灵深邃，色彩层次丰富，变化无方，在业内有很高的评价，曾多次在全国美展中参展获奖。他的篆刻取法汉印和黄牧甫，刀法精致细腻而又不失古朴之气，和他的隶书一样，虽然一望而知来源于传统，却又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
孙过庭时代，曾有“古质今研”之争。审美时尚不断变化，乃是一种正常现象。如今是审美多元化的时代，古代传统资源的广泛开发，是当代审美的一大趋向。不论雕宫穴处、玉辂椎轮，均各有其值得挖掘的审美价值，而能翻新古意，入于现代者，尤其是对当代书法审美的贡献。毛国典对简书的开掘，即可归于这一类，所谓“以椎轮之朴，入于大辂之华，斯可谓善书者矣”。
毛国典作品欣赏
01 书法
书法 毛国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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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绘画
建设者 毛国典
瑞雪 毛国典
重建汶川 毛国典
陕北组画之一 毛国典
陕北组画之二 毛国典
陕北组画之三 毛国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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