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失节事小，饿死事大”，对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影响？
如果有一个问题是“你能想到中国古代的哪些才女”，你能想到哪些？
大家可能和我差不多，粗略一想，便会想到有“千古第一才女”美誉的“易安居士”李清照。如果细细想来，还会想到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继兄遗志，替班固完成《汉书》的班昭；完成四百卷《续汉书》，填补《汉书》空白的蔡文姬；有“巾帼宰相”之称、颇受武则天器重的上官婉儿；对抗世俗，追求自己幸福，写下千古流传的《怨郎诗》的卓文君……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女才人，好像止于南宋了，之后元明清800年的历史，仿佛已经没有女才人的舞台了。即使有，也不再像南宋之前的这批人有如此盛名了。 这其中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和“程朱理学”脱不了干系，最为严重的，就是那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下面，我就尝试性地陈述一下其中的关系。
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中，平民百姓都以农业为生。而在农务活动中，男性在力量、耐力等生理条件上，普遍比女性更好，这就导致了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状态。但是，在元朝以前，女性不能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倒也没有完全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
虽然中国古代历来对女性有偏见，汉朝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三纲五常”里就有“夫为妻纲”这一说法，但是，在元朝之前，这并没有过分压抑女性的思想。
董仲舒像
和董仲舒同时代的才女卓文君，本是巨商首富卓王孙之女，新婚不久丈夫就撒手人寰，年纪轻轻的卓文君就守了活寡。如果卓文君生在元朝之后，她还能留给我们百转千回、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吗？我想很难。因为在朱熹的大肆鼓吹下，卓文君要替丈夫守一辈子寡，才是贞洁所在。
万幸，卓文君生在汉朝。当司马相如在家宴上演绎一首《凤囚凰》暗递情愫后，卓文君没有丝毫犹豫，决定和司马相如私奔回成都。卓王孙得知卓文君私奔过后，很是生气，就断了卓文君的财路。得知卓文君为谋生路，在成都当垆卖酒之后，卓王孙深以为耻，又给卓文君派了奴仆百人，送了铜钱百万。
当垆卖酒图
卓父的表现很值得玩味。当得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过后，他很生气，生气可能有很多原因，可以是女儿不听自己的话，也可以是觉得司马相如骗走了自己的女儿等等。但是，除了断掉女儿的经济来源之外，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以当时卓王孙的财力，如果要对付司马相如，追回自己的女儿，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当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在闹市之中当小贩的时候，才觉得羞耻。毕竟，自己身为首富，女儿却出落于街头，传出去面子上肯定挂不住，遂继续支持女儿。
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猜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也还不是特别不齿的行为。不然，卓父别说继续给卓文君提供钱财了，可能“自挂东南枝”的心都有了。
到了宋朝，光景可就不一样了。
由于皇权削弱，“三纲五常”维系社会的作用降低，外加当权者的纵容，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整个宋朝都充斥着贪图享乐之风。寇准、晏殊等位至宰相者自不待言，即如张先、 宋祁等一般文士，甚或柳永之类落魄文人，也可养妾狎妓、歌酒满前。“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对道德贞操等价值观念闭口不谈，更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饮酒、出游。也正是天性的开放，才造就了李清照的才气。
对这样的环境，有的人可能享乐其中，不过也有一部分人，相当看不惯，程颐就属于看不惯的阵营。于是乎，在 《二程全书·遗书二十二》就有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原文是这样的：
程颐像
所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最开始并不是朱熹提出来的，而是程颐。那为什么后人多以这句话抨击朱熹，而没有人想到程颐呢？
程颐当时是在无意间说出这句话的，而且，他完全是出于看不惯当时的社会风气，希望可以加以改善，虽然在北宋完全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另一点就是，程颐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特指女性失节，也包括男性。他的本意是如果为人妻，丈夫不幸亡故，就不可再嫁，应当守节；相反，如果为人夫，妻子不幸亡故，就不可再娶，也应当守节。
程颐并没有将自己随口说的这句话大肆宣扬，只是弟子们将其收录到《程氏遗书》中。到了南宋，理学家朱熹再次将这句话翻了出来，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工具。虽然也有很多人说朱熹讲这句话并不是单指女性，但是我个人觉得，能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种学说的人，即使不是单指女性，他再次宣扬这句话，目的也极有可能不是为了天下苍生。
果然，经过朱熹的一番加工，这句话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到了元朝，朱熹的一系列学说成了金科玉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是成了不刊之论，导致很多女性因为所谓的守节，绝粒、吞金、上吊、跳井，不知酿成了多少悲剧。
朱熹像
到了清代，更是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言论甚嚣尘上。同样，张岱在《祁夫人文》说的这句话，本意并不是我们今天以为的那样，可这样的话语，被曲解成今天的意思，是必然的。
回到文章开头说的那个问题，自南宋过后，便再无才女的影子了。现在再来找原因，要更简单了。
经过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洗礼，女性的天性被压抑，身为女性，更多的，是充当男权社会的附庸品。在这之后，整个社会大环境，已经不允许女性用独立的人格去观察社会了。即使是才如卓文君，假如生在南宋之后，也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别人私奔，她或许可以写出很多悼念亡夫的诗词，世人给她立个贞洁牌坊。但是，那是我们需要的卓文君吗？
女才人的断代，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能想到的就是文化多样性的缺失。女性观察生活的角度更为感性，视角也会更加独到犀利。然而，南宋之后，没有女性能将她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用她们的方式记录下来，这对我们，无疑是一种损失。毕竟才高八斗的李白，也不可能写出一个平凡女性的细腻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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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基础概念：本心之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本心 指心之本然。先秦时孟子已认为，“本心”即人天赋的道德观念或本能，如“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等。有些人言行不合道德，这是“失其本心”（见《孟子·告子上》）。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告子上》：“本心谓羞恶之心……人所固有。”陆九渊发挥孟子思想，认为“心即理也”（《与李宰书》），“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亦此理也；内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此吾之本心也”（《与曾宅之书》）。肯定一切封建道德为人心之所固有，本心是人的道德意识和行为的源泉。还提出“发明本心”的认识和道德修养的方法。
本心之知 宋明理学用语。指人心中固有的天理良知。先秦孟子首先提出“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以“知”为人心所固有。北宋程颢说：“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忘天理也”（《遗书》卷十一）。又说：“以心知天”，“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遗书》卷二上）认为“知”来源于内心。南宋陆九渊认定真知当求之内心，说：“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象山先生全集·杂说》）又说：“孟子之尽心，尽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学者诚知所先后，则如木有根，如水有源。”（《象山先生全集·武陵县学记》）明王守仁主张一切外物都在自己的心中，他从“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紫阳书院集序》）的观点出发，提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答顾东桥书》）。又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同上）强调天下万物之理皆蕴于吾心，故求知惟求“本心之知”。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在妇女贞节观上主要见解。语出程颐：“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遗书》卷二十二上）要求女性个体生存以践履封建道德，视寡妇再嫁为违背封建道德。朱熹则说：“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礼之君子观之，当有知其不可易也。”（《朱文公文集·与陈中师书》）以为并非人人皆能理解和实行，惟有少数“君子”相信“其不可易”。理学在明初成为统治思想后，遂成为人人习用的口头禅：“今之诵诸咸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陈献章集·书韩庄二节妇事》）形成“以家有烈女贞妇为荣”（施可斋《闽杂记》卷八）的社会风尚，成为摧残妇女的沉重枷锁。清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男子“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方苞集·曹氏女贞烈传序》）。这种禁欲主义贞节观在近代中国影响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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