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不道苦官之责
作者：史世海
勤政为民是为官处事的一种重要品质。“勤政”，既表明了为政者的担当和责任，也是对为政者的一种要求和期望。千百年来，古代先贤常用“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作为官箴，告诫为政者，人既为官，就应常怀无为而愧的操守良心，勤政实干，“早入晏出，奉公忘私，虽休勿休，恪勤匪懈”，具有吃苦在前的觉悟，提高造福于民的能力。《呻吟语》中说得好：“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一个人若任官职，就应勤于政事，甘于劳苦，经常用“勤不道苦”自警自励，念念不忘“为官之责”，把心思用在干事上，把精力放在落实上，通过有所作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向来以修身、齐家、、平天下为己任，提出了许多勤政为民的良策嘉谋。《尚书》中说：“业广惟勤”，认为 “勤”是发展事业的惟一途径。明人所著《初仕要览》中提出：“初仕以勤政为首务，政不勤则百事殆。” 曾国藩认为：“做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勤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渐知，不能者将渐能。”他对“勤不道苦”有着更深的理解：“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
宋代的范仲淹一生有志于天下，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体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担当精神。他无论何时何地，“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范仲淹在泰州为官时，征调民众四万多人，重修捍海堤。经过五年苦干，修成长约三百公里的新堤，不仅使百姓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百姓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时，适逢苏州发生严重水灾，他夙夜营救，“惟日夜谨事，与众协力”，带领民众疏导河渠，引水入海，与此同时，也努力赈济灾民。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后，在其原籍苏州吴县捐田设立义庄，义庄收入用于救济家庭困难的百姓，此项善举传承长达八百多年。《宋史》评价范仲淹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王安石也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古有名言：“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处理政事的官员，不是把聪明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全心全意放在第一位；不是把事成有功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方便百姓放在第一位。“为官一任”，给了官员施展才华的舞台，但要“造福一方”，还要真心实意地勤于政事，不辞劳苦为百姓操心、担责、排忧、解难，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更多福祉。若如此，则是自己之幸，事业之益，百姓之利。历史上凡是为政有道的官员，大凡都能“君子任职，则思利人”，在“勤不道苦”上知责履责，责尽心安。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殚精竭虑于蜀汉大业，担任丞相后励精图治，勤于军务，安抚百姓，明示礼仪，常常“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见利不贪，见美不淫”，坚持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直至最后“志决身歼军务劳”。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来为后人所景仰，杜甫曾赋诗赞叹：“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唐代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引导百姓“凿井百口”，改变了长期以来饮用生水的习惯；释放奴婢，终结了“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落后风俗；重修孔庙，创办学院，带头破除迷信；组织劳力在城郊开荒垦地，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他的“称职在勤”，深深赢得百姓爱戴，“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
宋代的赵忭任越州知州时，吴越一带遭遇严重旱灾，他早晚操劳，部署救灾，采取了四种恤民对策：筹集救灾物资，制订救灾办法，收养孤儿，防疫治病，从而使“生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葬”。曾巩为此写了一篇《越州赵公救灾记》，赞叹说：“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赵忭为官多年，“所至善治，民思不忘”。
元代的张养浩在陕西大旱时，受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他不顾年事已高，星夜赶赴任所，遇到饥饿的灾民就赈济，看到饿死的灾民就埋葬。到任之后，“凡所以力民者，无所不用其至”。张养浩在陕西做官四个月，从未回家住过，一天到晚忙于救济灾民，没有丝毫的懈怠，终因劳累过度卒于任上。消息传开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清代的陈宏谋为官三十余年，任经十二行省，每到一处，都要仔细了解民生风俗、地方利弊，继而革旧布新，解除民困。陈宏谋的勤政，尤以修水利、治水患最为突出。大至黄河、洞庭湖、海河、运河，小至乡县小河、湖塘，他都亲历治理。陈宏谋说：“吾辈居官，当事事从民生起见，计久远，不计目前；尚实事，不饰虚文，方不负朝廷为民设官之义，方不负此生读书济世之意。”
明代著名思想家薛瑄著有一部《从政录》，旨在探讨如何重典知吏，他认为切勿轻忽民众的事，而要把它们看得很艰难；切勿安逸地坐在官位上，而要把做官看作是一件危险的事。岂止君主应当这样想，凡是当官的人，也都应当这样去想，把它当做是爱护民众、保存自己的方法。先贤语重心长的忠告，今天读来不还是那样振聋发聩吗？（史世海）
从“席地而坐”到“椅坐”，你真的会“坐”吗？
古人的坐姿与现代人的坐姿，完全不一样。
古有云：“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古人无论在哪种场合，都有着一套极为严格的坐姿规范，不会坐或乱坐，都属失礼行为。《论语·宪问》就记载了有关坐姿失礼“原壤夷俟”的小故事：
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从外面回来，刚一进门，就看见自己的老友原壤，两腿前伸、岔开着懒散地坐在席上等着他，气得夫子当场训斥道：“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大概意思是说，你看看你啊，从小不守礼，不懂规矩，对兄长、朋友也不尊敬。等长大了，该有些长进了吧，可没想到，你还是老样子那么不懂礼。对家庭、对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行，这也就罢了！你有幸活到现在，都一大把年纪了，何况你还是一名知识分子，仍然这么不守礼。唉，看看你自己，这和田里的害虫有什么两样。夫子边说边用手杖敲了敲原壤伸着的腿，一来是提醒原壤，在年轻人面前，你摆出这么一副粗俗无礼的样子，年轻人看到了，影响多不好啊！二来呢，我想夫子也是顺便敲打给身边的学生们看的吧，希望日常的行为举止，要恭敬有礼！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像原壤这样随性的坐姿，在古代，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是极其不尊重他人的一种失礼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人凡事都讲究中正、规矩，举手投足都需端正谦和，正所谓“故始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也”，一个人内心中正和气，自然而然就会外显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上，古人认为，这才是一个君子该有的表现。所以，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坐姿，背后也暗含着一门大学问，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先祖日常生活当中的民风仪俗，开启了一扇大门。
《礼仪中国》，海英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首先，让我们从古人的“席地而坐”开始学习吧！
“席地而坐”这种姿势，对于现代人来说并不陌生，但也只是一知半解，到底正确的坐姿是什么样子的呢？先秦时期是没有凳子的，那个时候的座位，就是一张席。古人席地而坐，其实就是在地上铺席，人跪坐在上面。百姓的起居生活，基本上都处在一个平面状态下，日常的吃饭、议事、睡觉等，都是席地而坐、择地而卧。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有了后世的“筵席”“寝不安席”这些形象生动、极富生活化的词汇。
据史料记载，我们的祖先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从商周时期开始，历时两千多年直至唐代，甚至还完整地被复制到了当时的和日本，直至今日，日、韩等国仍然保留着席地而坐的姿势。
《讲经图》砖画。《礼仪中国》插图。
从古籍文献来看，古人坐姿方式的变化，在时间上大概一分为二。自上古时期到隋朝，人们采取的都是跪坐方式；唐宋之后，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席地而坐的姿势，也慢慢演变成为了椅坐方式。
不论方式怎么改变，但古人对坐姿的讲究，那可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什么场合用什么坐姿，分得非常清楚。根据具体的场合，按具体的情景和交流对象，坐姿的范围、种类具体分为坐、跪、箕、蹲等不同的姿势。
正坐
正坐，又称平坐、经坐、安坐或正襟危坐。古人在正式场合一律采用正坐姿势。《孟子·正义》云：“礼者，所以正身也。”可以说，正坐是我国古代最端正、最恭敬、最符合礼仪的一种雅坐，也是“正人君子”之坐态 ，是古代帝王、卿大夫、士人们平时饮食、社交的标准坐姿。
那么正坐到底是怎样一种坐姿呢？汉代大儒贾谊的《新书·容经》篇里，就有对正坐的详细叙述：“坐以经立之容， 胻不差而足不跌”，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提到：“古之坐自膝以下向后屈，而以尻（kāo）坐于足上。”大意是说，正坐时，双膝跪地，且双腿平置向后，脚背着地。两腿不能伸得一长一短，更不能交叉。臀部需要轻落在脚后跟上，同时重心微微向上提起。整个姿态，两肩要端平，后背挺直，双手规矩放于膝上，神情庄重，目视前方。贾谊对正坐姿势讲解得十分清楚，所以《新书·容经》在当时也成为了王公贵族子弟们学习优雅仪态的最佳实训教材。
男子正坐。《礼仪中国》插图。
其实通过贾谊对正坐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古人的正坐不同于跪，姿势看似轻松，其实要坐稳当，那还是需要技巧的：
首先，正坐时，臀部需稳稳地落在脚后跟上。如果臀部不落在脚后跟上，这叫跪，不叫坐。
其次，上半身的重心，不能完全都重重地压在脚后跟上。如果整个上半身需要三分力的话，正坐时则需要均匀支配力度。三分之一的重量，落在脚后跟上；另外三分之一的重量，由大小腿来支撑；最后三分之一的重量，由腰、后背来支撑就好。
最后，男女双手的放置也有区别。男子正坐时，双手不敛，掌心向下或握拳，分别平放在大腿靠近膝盖处即可。而女子的双手，则需敛手垂拱，或掌心向下，右手叠于左手之上，自然放于身前，起到遮压衣裳的作用。
女子正坐。《礼仪中国》插图。
说到这儿，也许有人会问，在古代不论长幼尊卑，一律都得这个正坐姿势吗？其实，古人也不是时刻都是如此的。在社交场合，根据交流对象的身份地位，正坐时的俯身深浅和视线高低，也会有所区别。贾谊在《新书·容经》篇里，对这种正坐姿势的区别具体做了说明：“视平衡曰经坐，微俯视尊者之膝曰共（通‘恭’）坐，仰首视不出寻常之内曰肃坐，废首低肘曰卑坐。”
贾谊根据不同的俯身程度和视线位置，把正坐又细分为经坐、共坐、肃坐、卑坐。
经坐：正坐时，不用俯身，视线平视对方即可。经坐姿势其实就是正坐，一般用于双方身份、地位相等、相近或平辈之间，也可用于独坐。
共坐：正坐时，头微低，视线向下微俯约15度即可。尤其是与尊者交流、倾听对方说话的时候，目光需要自然地落在对面尊者膝盖处的位置。共坐，一般用于下级对上级或独坐时用。
肃坐：正坐时，稍低头，目光不超出对面尊者身边数尺远。肃坐一般是晚辈对长辈的礼节。
卑坐：正坐时，头完全低下来，视线落在尊者身体前方的地面上，同时手肘下垂。这是仆人对主人的坐姿，同时也是用于表达歉意、谢罪时的一种姿态。
虽说古代的正坐，会根据不同的交流对象，有不同的细微差异，但是先秦时期的正坐，并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带有卑微、低下、顺从的特殊含义在里面。人们不论是会亲朋好友，还是读书、进食、议事，也不论是坐在席上还是榻上，不论对方的身份高低，人人都采用正坐，就连君王和群臣议事，面对臣下的跪拜，君王也需要严肃、恭谨地跪坐着，以示对臣下的礼敬之意。
跪
跪，是正坐姿势的变形。有些学者把跪统称为“跽坐”，其实古代的跪，视具体情况不同，动作会发生细微的改变，准确一点说，古代的跪可以细分为“长跪”和“跽”两种姿势，但都属于跪的范围。
先说说“长跪”。
长跪姿势与正坐的主要区别是，臀部不用落在脚后跟上，而是上半身直起，用膝盖和脚趾来支撑上半身的重心，这种姿势相比正坐，看起来上身显得很长，所以称为“长跪”。
虽说长跪是跪的一种，但却是跪坐当中最为郑重的，甚至比正坐更能体现敬重之意。一般向他人请教问题，或向对方表达感谢时，往往都采用长跪姿势。《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秦王跽而问之曰：‘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秦王听得入神而挺直身子问冯驩。这里的“跽”属跪，也就是跽坐中的长跪姿势，往往用来表达一种尊敬之意。
再说说“跽”。
还有一种“跽”虽然与“长跪”一样，也同属于跪的一种，但两者还是稍有区别的。“跽”坐，是因周围突发某种意外，身体快速由坐变成跪，有提高警惕的意思，更表示一种心情急切或紧张的状态。为了我们更好地理解“跽”与“长跪”的区别，用《史记·鸿门宴》来举个例子。文中有一段太史公司马迁对“跽”的描述，非常生动而准确。
鸿门宴饮之时，项羽数次动了暗杀刘邦的念头，但一直犹豫不决。正在此时，刘邦的随从樊哙，一听帐中有情况，随即冲了进来。而此时的项羽，一看有人凶神恶煞般突然冲了进来，便很快做出了一个动作反应。这个动作，在太史公的笔下是这样描述的：“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项羽原本席地正坐，身边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他便顺势“按剑而跽”，从正坐转瞬变为跪，也就是臀部迅速离开脚后跟，耸身直腰，做出随时能拔剑而出的姿势，这就是“跽”的动作特点，即周围事发突然，随时做好起身准备的姿势。
箕踞
“箕”，顾名思义，就是簸箕。坐下来的时候，臀部会直接坐在席上，而不是落在脚后跟上。双膝不跪，两腿直接往前伸，两膝微曲呈“八”字形状，岔开坐着。同时，上身与腿成直角，整个身体姿势形状，就像一个簸箕造型，所以古人把这种姿势又称“箕坐”。
箕踞，在古代被视为一种极不规矩的坐姿。
我们熟悉的故事“孟子休妻”，正是因为箕踞而引起的。孟子有一次从外面回来，刚一走进房间，就看见自己的妻子正叉着两腿，箕踞而坐。气得孟子对母亲说：“妇无礼，请去之。”
孟子为何如此生气，还要休了自己的妻子？更何况只是在自己的卧室箕踞而已，有何不可呢？孟子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呢？其实，孟子如此生气，这是有原因的。在古代，箕踞而坐是很容易“走光”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三千多年前的古人着装，还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分裆裤的款式。大家上身穿“衣”，下身穿“裳”。裳类似于今天的裙，裳的里面贴身穿的叫“胫衣”，款式就像今天的两只袜筒，关键是没有裆，两只裤筒不相连。穿的时候，只需要把两只裤筒分别套在两腿上，上端用绳系在腰间即可。所以，这种款式虽然可以将身体的全部遮住，但行动只要稍大一点，就有可能“走光”，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如果箕踞而坐，那可是极为不妥的行为，更何况是大儒孟子的妻子！
其实，箕坐不只是“走光”的问题，如果故意对着他人箕踞而坐，那就是对他人极大的侮辱。《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在咸阳宫刺杀秦王失败，“自知事不就”，于是对着秦王“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之士，怎会如此粗鲁？那只不过是，刺杀行动失败的荆轲，到死也要摆出一个箕踞的姿势，来羞辱站在面前的秦王罢了！
可想而知，箕踞在古代有多么的不受欢迎。但在殷商时期，东方夷人却普遍都是这个坐姿。这和当时中原汉民族的正襟危坐姿势相比，实在是显得粗俗。为了区别开来，汉人把箕踞又别称为“夷坐”。实际上，古人跟我们一样，正坐虽是主流，但每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要“正襟危坐”，偶尔还是会箕踞，放松一下，不过只限于非公开场合。
其实在今天，也有跟箕踞类似的坐姿，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葛优躺”。只因演员葛优在电视剧《我爱我家》里有这么个姿势而得名。葛优演的角色，是一个较为懒散的人物，此人标志性的坐姿就是，总要把后背歪斜地靠在椅背上，同时两腿往外伸岔开，把整个身体窝在沙发里，眼看着身体要出溜下去了，但又没溜下去的状态，给人一种不可靠、没正形儿的形象。虽然“葛优躺”不是箕踞，但在公共场所或面对尊长，我还是建议，再累也尽量避免这样的坐姿，看起来确实不雅观！
电视剧《我爱我家》（1993）剧照。
蹲踞
蹲踞，整个姿态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像青蛙那样蹲坐的样子。整个人的两腿稍微分开，臀部不着地蹲着，古人谓之“蹲踞”，也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姿势。
说来也有趣，曾经有网友还专门就“蹲踞”这一姿势，来了个大争论。有网友认为，只有我们亚洲人才能做这样的动作。其实不然，不仅仅亚洲人可以做，事实上，外国人也可以做蹲踞姿势。只不过在国外的大街小巷，很少看到有人蹲踞。因为看起来实在是不得体，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在国内，蹲踞而憩可是常事儿，我们在火车站、地铁里、马路边，常看到此景。平时站累了，蹲踞休息一下，我觉得无伤大雅。但是，在正式场合或公共场所，确实有碍观瞻。而且经常做蹲踞这样的动作，还会损伤到膝关节。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在公共场所尽量避免蹲踞。
结跏趺坐
这是一种最安稳、又不疲劳的坐姿。整个姿态，需要两脚相互交叠，左腿放置在右腿上，再将右脚放置在左腿上，盘腿而坐，姿势很像现在的双腿盘。不过，结跏趺坐在古代不是很流行。我们从一些古代画作中可以看出，一般都是轻松场合，古人才会偶尔采用一下。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结跏趺坐。《礼仪中国》插图。
垂足坐
垂足坐的姿态，与我们现代人的常规坐法，极为相似。据史料记载，此坐法最早出现在汉代，因西域胡人引入一种叫做“胡床”的简易折叠凳而流行起来。在当时，垂足坐可谓是最新潮的坐法。具体的前因后果，我们一会儿来探讨。
通过对以上几种古代坐姿的了解，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在秦汉以前，我们的先祖对其中两种坐姿最为钟情。第一种是“坐”，另一种是“跪”。相比之下，“跪”要比“坐”更有敬意。虽说稍有差异，但两种姿态看起来，显得中正肃穆，展现了一种谦恭有礼的风范，我想，这正是为什么正坐能够延续千年的原因所在吧！
登席仪节
在今天，如果面前有一把凳子，也许有人会把椅子拖近点再坐下，或者撅着臀，就随意坐下了。今人这样的入座方式，如果回到古代贵族家庭里，我想一定是会挨板子的。在古代，不仅对每个人的坐姿十分讲究，同时，对怎么登席入座，也有一套严格的规矩。这些规矩是每个人从小都要学习的基本礼仪内容。
第一， 登席要抠衣。
古人的服装下裳较长，在登席时首先需两手抠衣。就是稍微把自己的下衣前摆，提起来一点。让衣服的下端边沿大概离地一尺左右，这样一来，既避免了脚踩到衣服，造成尴尬，也不容易被绊倒。然后，在登席坐稳后，要把下衣放好摆整齐，以示对他人的尊重。
古人登席的抠衣礼仪，放在现代也是非常合适的。比如，穿裙装的女士们在落座之际，可以用双手或单手，稍微敛一下后侧的衣裙，弄得平展一点，再落座。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久坐之后裙子压出许多褶皱的尴尬。
第二，登席不由前。
《礼记·玉藻》中对登席入座的礼仪，讲述得非常清楚：“登席不由前，为躐（liè）席。”意思是，登席时，绝不可以从席的前面直接跨过去，或直接跳过去入席，这叫逾越席，属于失礼行为。正确的方法是，应该走到席的下角处，也就是席的后面，抠衣再登席。
其实，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再席地而坐，垂足高坐也需要注意礼仪细节。一般在入座时，我们应当从椅子的两侧或前方落座。常见到有人在正式场合，入座没有靠背的凳子时，岔开两腿，直接跨过椅面入座，动作看起来确实不优雅！
第三，跪起有顺序。
古人入席跪起的动作顺序，与拜礼动作不同，在文献中少有记载。专家学者各有说法，兹取其中一种阐明如下。
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前集》记载：“凡相跪，其式用两手相叠按于右膝，左足先跪，次以右足从之，后叉手架于颈下。”入席跪坐时，需“先左后右”，即两手相叠按于右膝，左脚约退半步，先跪左膝，后跪右膝，两腿并齐跪坐席上。离席起立时，则是“先右后左”，先起右脚，再起左脚，然后恭敬起立退席。
“左脚先跪，右脚先起”的跪起顺序，据说跟古人的日常生活习惯有关。我国古代的士，都有佩剑的习惯，而且都佩戴在身体的左侧。秦汉以前，大多是青铜剑。这种剑，剑身短，可以随身佩带，坐下来也不必解下。可到了秦汉时期，剑身慢慢加长，士人入席后，为了方便入座，需要把剑解下来，放在自己身体的左侧。所以，入席跪坐之时，左脚先跪。起身时，需右脚先起，原因就是为了让身体的左侧，始终留有空间，以便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迅速地拔剑自卫。其实，在今天日本的剑道里，仍然保留着“左脚先跪，右脚先起”的跪起习惯。
坐姿演变
我国几千年的传统“跪坐”，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为现代的“垂足坐”呢？那些常用的几、席、榻，又是何时废除而改用桌椅的呢？
对于古代席地而坐的演变，著名史学家尚秉和先生，做了权威的总结：“盖席地之风历三代两汉，至晋而更。跪坐之容，历三代两汉以讫于唐，约数千年，至宋而革。迄于今，惟日本、仍席地跪坐，合中国无有也。且高几、高案亦相因以起。凡读书、习字诸动作，亦相因以变更。此乃中国起居史上之一大。”具体一点说，古人席地而坐，从低处到高处，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实，抛开其他因素，席地而坐的改变，主要还是与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家具有关。既然与家具有关，那么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作个深入的了解。
先秦时期，古人的家具用品，除了筵、席之外，在席前还会设置几、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小课桌，是一种席地而坐时的抚凭之器。
先说说古代的几。
几的功能，跟我们现代椅子的扶手、椅背差不多，它能起到缓解身体疲劳的作用。古人席地而坐，跪坐在席上时间久了，定会引起腰腿不适，于是可以借助放置在席前的几，将手臂稍微支撑在上面，稍事休息一下，起到舒缓身体的作用。
凭几时，要将跪坐的膝盖，放在几下面。然后用手肘扶于几上，来缓解压力，这样的优雅姿势才叫“凭几”或“依几”。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等到冬天，还会在几案上铺毯子以增加舒适感。
凭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礼仪中国》插图。
我们不难看出，古人为了起居舒适，也会不惜花费大量心思！
古礼规定，人几在左，神几在右，但通常只设右几。即使偶尔设左几，那也是优待老者、尊者的一种礼遇。所以，古人常把“几”与老人所使用的“杖”并称。至于其他人等，只有在非正式场合，或者是关系非常亲密的人面前，跪坐累了，可以凭一下几，稍作小憩。像唐代诗人杜甫那首《白露》诗里“凭几看鱼乐”的轻松自在，在平日里是难得的。在上班或公务访问的时候，古人的自律性更强，虽席前设几，却很少凭几，身体再累再不适，正式场合下也须保持“正襟危坐”不可凭几。即使在日常，与亲朋好友相见，坐而倚几，也会被视为一种不敬、懒散的失礼行为。
唐·阎立本《李代帝王图》。《礼仪中国》插图。
我们再了解一下古代的案。案，其实与几在用途上、形制上都较为相近。只不过当时的案，根据用途分得更细，有食案（就餐用的）、毡案（供人坐的）、书案（读书用的）等。
最后说说古代的榻。榻，在古代又称“床”，它出现在战国以后。相比几、案，榻的形制上要矮很多，但又比席高一点，有很强的承重能力。古代早期的榻，不像今天的床，不是用来睡卧的，而是和铺在地上的席并用，都是客厅里的坐具。
古人坐在榻上的姿势，与席地而坐基本上没区别，仍是双膝跪地，臀部着脚跟，以跪姿为最庄重有礼。古礼规定，坐席时，一席可以坐数人，以独坐席为尊，而榻可以共坐两人，谓之“连榻坐”，也以独坐榻为尊。不过，那个时期古人坐榻并不普遍，也只有天子、官僚、士族、富贵人家里的长者，才有资格享用，普通百姓仍是席地而坐。
东汉末年，特别是永嘉之乱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五胡文化与中原文化便开始了大融合。其中，西域胡人常用的一种坐具，也被传入到了中原，汉人把它叫做“胡床”。正是这一张小小的胡床，解放了汉民族的膝盖，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
何谓“胡床”？其实就是一种能折叠的板凳，类似于今天的马扎。形制较小，用绳索连接着两个交叉的木架，可以随时收拢张开，携带轻便，在野外或狭窄处也可以使用。
胡床较小，只能坐一人，更无法跪坐在上面。如果要坐胡床，只能两腿张开，跨坐在上面。相对于习惯“正襟危坐”的汉人来说，面对这种夸张而新潮的跨坐姿势，最终还是接受了。既然是胡人传进来的，为了与本土的床榻区别开来，中原人就把这种坐具叫作“胡床”，把坐胡床的坐姿称为“胡坐”。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礼仪中国》插图。
其实，胡坐与现代常规的坐法是极其相似的。胡床虽然低矮，但坐上去身体也很舒服，还能随时携带，所以在当时深受上层社会的欢迎。东汉时期，皇帝刘宏就是一位喜好胡服、胡帐、胡坐、胡饭、胡笛、胡舞的人。据《集异志》记载，“汉灵帝好胡床胡坐”是也。京都的贵戚们，也纷纷效仿。同时，这股潮流风，也流行到了民间。
虽然贵族们趋之若鹜都来“胡坐”，但在正式场合以及日常起居，汉人们仍以“席地而坐”为最高标准，这仍是大家心目中最有修养、最为得体的姿势。不过，随着胡床的流行，家里使用的家具形式慢慢有了逐渐加高加大的趋势。比如日常起居用的榻，便慢慢加高了。人们既可以坐在榻上，也可以垂足坐在榻沿上。跪坐形式也逐渐有了些变化，两腿向前朝里盘曲的箕踞，开始增多。胡人用的椅子、方凳、圆凳等高型坐具，开始向民间普及。由此，我国古人沿用了上千年的“席地而坐”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到了唐五代时期，胡风更为盛行。这一时期，人们的起居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各种形式同时存在，而且汉代以前的种种烦琐的礼节，也不太讲究了。虽说“正坐”仍是正式场合的规范坐姿，但“垂足坐”已然是大趋势了。
唐代初期，除了胡床外，杌子、椅子、桌子、案子、高几等逐渐普及，还出现了一种带有靠背扶手、身体可以倚靠的交椅。因高度的改变，配合交椅的高脚桌子也应运而生。尽管以前配合坐席、坐榻所用的矮几仍然存在，但从此大家开始不以跪姿晤谈了，宴饮时也用上了桌椅。所以，交椅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古人的坐法。
最初，椅子、杌子的出现，基本上是上层社会男士们的专用物品，而女性则基本不坐椅子、杌子。杌子，就是今天所谓的矮凳，没有靠背的那种。尤其是在士大夫的家里，如果女性坐椅子、杌子，会被认为是缺乏教养的行为。封建士大夫们认为，女性坐于其上，两腿仍需下垂，姿势怎么看都像“胡坐”，所以女性还是两腿向后的跪姿，最为优雅。
不过，这种禁忌到了五代时期，开始发生了变化。那个时期，古人已基本进入到了垂足高坐的时代，当然，女性就更为自由。我们可以从南唐时期的《韩熙载夜宴图》里面，寻找到答案。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室内陈设，有床、榻、屏、椅、桌、墩等各式家具并存。画中的人物，已经完全摆脱了席地而坐的旧俗，尤其是画中的歌姬乐女，也已经垂足坐在杌子上了。
到了宋代，垂足高坐基本上成为了主流坐姿。但椅子在宋代，仍属新奇高档品，后来出现的太师椅，也只有在仕宦贵族以及有名望的人家中才有。到了元明清时期，人们的坐姿则完全成为了垂足高坐，直至今天。但先秦时期的跪姿，在那个时期并没有彻底消失。只不过最初代表友好、恭敬的含义，彻底成为了封建社会里带有尊卑贵贱等级的标识。
本文选自《礼仪中国》，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海英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走走
导语校对丨李世辉
诸葛亮《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赏析，千古名篇，背下来吧！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特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叫做诸葛连，可一十矢俱发。于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智慧化身。成都、宝鸡、汉中、南阳等地有武侯祠，杜甫作《蜀相》赞诸葛亮。
《出师表》是诸葛亮出师临行伐魏前写给后主刘禅的奏章，文中以恳切的言辞，劝说了后主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亲贤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传世有二，为《前出师表》，另有《后出师表》。因建兴六年诸葛亮率军出散关前，给刘禅又上一表，即为《后出师表》。
出师表 / 前出师表
两汉：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三国时期，曹魏国力最强，孙吴次之，而蜀汉最为弱小。当刘备病卒于白帝城（今重庆奉节县东）时，他留给诸葛亮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和一个年幼无知、扶不起来的接班人。在这种危难关头，诸葛亮以丞相府的名义承担了蜀汉的全部实际责任，对内严明法纪，奖励耕战；对外安抚戎羌，东联孙吴，积极准备北伐曹魏。经过几年的努力。蜀国力量有所加强，呈现“国以富饶”“风化肃然”的局面，于是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市），以图中原。就当时形势分析，且不说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仅“劳师以袭远”这种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诸葛亮仍坚持铤而走险，（先后六次统兵伐魏）并表现出百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是先主刘备的遗愿。后主刘禅尽管昏庸无志，诸葛亮还要竭忠尽智地辅佐他，尽管刘备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他也不存半点僭越之心，因为后主是先主的遗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是读葛亮出师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后半生全部活动的精神力量。《出师表》正是在淋漓尽致地解剖了这种精神的实质从而表现出这位社稷之臣的全部品格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独特而巨大的感染力。诸葛亮的忠肝义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在封建社会里被视为臣子的大节，普遍受到推崇：而当国家处于危难关头，这种精神更焕发出强大的感召力，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赞颂的“时穷节乃现”，“鬼神泣壮烈”，一封奏疏能千百年被视为“至文”而流传不朽，主要原因在这里。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明白剀切中，百转千回，尽去《离骚》幽隐诡幻之迹而得其情。”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此文有大量合成词，是出于诸葛亮的首创，不少词经诸葛亮的提炼，后来都用为成语，如“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作奸犯科”“苟全性命”“斟酌损益”“感激涕零”“不知所云（言）”等。
诸葛亮这篇表文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被视为表中的代表作。刘勰曾把它跟孔融的《荐祢衡表》相提并论，说“至于文举（孔融，字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一时之英也。”陆游在《书愤》中写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文天祥的《正气歌》亦云：“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感人之深，于此可见。
公元223年，刘备病死，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公元228年春，诸葛亮上《前出师表》率军北伐魏国，蜀军在占有陇右三郡后，以街亭、箕谷失利而结束了第一次北伐。冬十一月，诸葛亮获悉魏军曹休攻吴兵败、张颌东下，关中虚弱，于是上《后出师表》决心再次北伐，急率军数万，走古道，出散关，围攻陈仓。
后出师表
魏晋：诸葛亮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标》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翰林精品 全3册诸葛亮传奇+刘伯温传奇+鬼谷子的局 ￥68 购买图文均来自网络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