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仲华跨省履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党组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八桂先锋”消息：1月19日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干部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曾万明宣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有关决定，崔智友不再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党组、自治区党委委员，茅仲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党组、自治区党委委员。
茅仲华此前任江苏省高院副院长。他长期在江苏法院系统工作，此系其首次跨省履新。崔智友1957年10月生，现已年满63岁。
资料图
官方履历显示，茅仲华1965年出生，江苏兴化人，1984年进入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系法学专业学习。1988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江苏省高院工作，长期从事刑事审判工作，2006年任江苏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二庭庭长。
工作期间，茅仲华还先后在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获法律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
2010年3月，《法院报》曾刊发文章，记江苏省十佳法官、江苏高院刑二庭庭长茅仲华。文章称，茅仲华坚守刑事审判工作20多年来，先后被、最高法院、江苏、江苏省高级法院荣记个人二等功3次，三等功2次，被评为“全国打击涉税犯罪专项工作先进个人”、“江苏省十佳法官”。他以行动书写着一名当代刑事法官的责任。
据报道，江苏高院刑二庭承担着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案件的审判工作。这些年来，无锡邓斌32亿元特大非法集资案、沈阳马向东系列职务犯罪案、张晓东等28人跨国、案等，一个个震惊全省甚至在全国有影响的大要案，在组织审理和他的参与下得以尘埃落定。
茅仲华说，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利益群体的诉求千差万别，如不能从“为司法、为大局服务”的高度把握司法精神，就不能做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效果的统一。
2011年，茅仲华调任镇江市中院院长，2018年任南京市中院院长，2019年3月任江苏省高院党组副、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至此番跨省履新。
卸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党组、自治区党委委员的崔智友，曾长期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崇左、自治区常委会秘书长，2013年任自治区检察院党组、检察长。
在1月19日当天，崔智友还主持2020年度生活会。崔智友指出，院党组班子和干部要注重修身律己，严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落实为基层减负的各项规定，深入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优良作风树口碑立标杆。要认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从严从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向纵深发展。要扎实做好市县两级院检察长换届工作，严格遵守换届纪律、组织人事纪律，确保风清气正。要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以上率下促进检察机关生态进一步优化、纪律作风进一步好转、素质能力进一步提高。
近期，多个省级检察院“一把手”调整：今年1月，原任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党组、检察长朱雅频，调任北京市检察院党组、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原任江西省高院副院长、党组副夏克勤，调任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
茅仲华简历
茅仲华，男，1965年出生，江苏兴化人，1987年7月，1988年8月参加工作。
1984.09，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系法学专业学习；
1988.08，江苏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员（其间：1988.10-1989.10，太仓县法院挂职锻炼；1992.10副科级）；
1994.08，江苏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1998.06正科级）；
2000.12，江苏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1998.09-2001.06，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学习，获法律硕士学位；副处级）；
2002.02，江苏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其间：2002.09-2003.10，挂职任淮安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2003.09-2004.02省干部国际知识培训班培训；2005.11正处级）；
2006.09，江苏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2004.09-2010.12，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11.01，镇江市中级法院党组、院长；
2018.01，南京市中级法院党组、代院长、院长；
2019.03，江苏省高级法院党组副、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2021.01起，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党组、自治区党委委员。
崔智友简历
崔智友，男，汉族，1957年10月生，河南温县人，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83年10月加入中国，中国大学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1978年10月至1982年9月在中国大学系专业学习；1982年9月至1985年7月在中国大学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5年7月任宣传部宣传局干部、科员
1988年10月任宣传部副处级秘书
1991年6月任宣传部正处级秘书
1993年3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处级秘书
1994年3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
1997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其间：1996年9月至1999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2年4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局级干部（其间：2001年12月至2003年11月挂职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
2003年1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厅长级）
2008年1月任广西崇左
2008年2月任广西崇左、市常委会
2010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会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组
2013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党组
2013年2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党组、检察长（副部级）、二级大检察官
2021年1月不再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党组、自治区党委委员
第十二届全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十届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届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十二届。
浙江县级矛调中心开启“中国之治”新窗口
浙江是“枫桥经验”发源地，也是“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改革发源地。今年3月29日至4月1日，总在浙江考察，在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总强调要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是浙江省落实总重要指示、推动从“最多跑一次”到“最多跑一地”改革的重要载体，充分体现了以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真挚的为民情怀，体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其许多做法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日前，法制刊发关于浙江省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的系列报道，以下为全文：
这个春天，总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
这个春天，总15年后重回故地，在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总强调要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
这个春天，县级矛调中心成为浙江推进省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项标志性工程，打开“中国之治”新窗口。
如今，浙江各地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
“自2019年以来，浙江以‘三个地’（中国红船起航地、先行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担当，以为中心发展思想为指导，探索从‘最多跑一次’到‘最多跑一地’改革，县级矛调中心建设是标志性工程。”浙江常委、、建设县级矛调中心协调小王昌荣在接受《法制》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目前已形成“全省一盘棋、市级抓统筹、县级负主责、基层强执行”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更高质量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更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为建设“重要窗口”护航添彩，为“中国之治”贡献更多浙江力量。
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
从长三角之巅到南太湖之畔，从“枫桥经验”发源地到“两山理念”发源地，从富春山居图到生态大花园，之江大地上处处洋溢着动人的绿色。
这抹绿色，离不开“枫桥经验”这棵常青树长达半世纪的扎根滋养，枝繁叶茂，历久弥新；
这抹绿色，离不开平安浙江建设16年的孕育浇灌，一以贯之，为功；
这抹绿色，离不开“八八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引航聚力，勇立潮头，波澜壮阔。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县乡综治工作中心系统、基层治理四平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覆盖完备、运作成熟，让县级矛调中心建设在已有基础上快速实现了迭代升级，打造成集信访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社会治理处置、社会风险研判三个平台为一体的现代化社会治理共同体。
到今年上半年，浙江90个县（市、区）除新建龙港市外，已全部实现矛调中心实体化运作。
图为6月30日，浙江省县级矛调中心建设互学互比视频交流会
加强，做好顶层设计，以上率下。
浙江车俊、袁家军多次作出指示，强调要将县级矛调中心建设作为省域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改革，全力推进，以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版、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终点站”。
“枫桥经验”源于枫桥，始于。
“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其精髓不变，就是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基层。县级是将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浙江省副、省厅厅长王双全说，继承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浙江省正在全面深化“枫桥式派出所”创建，推动工作与省域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目前，县级信访室已全部融入县级矛调中心，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枫桥经验”发源地绍兴市高标准推进县级矛调中心建设，按照“县级终点站、镇级主阵地、村级触角器”功能定位，6个县级中心已全部实体化运作，还实现了镇街矛调中心全覆盖，使90%以上矛盾纠纷化解在镇村两级。
今年3月，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矛调中心在全省率先接入110警情专线并实体化运作，对非业务范围内事项分流至“四平台”流转系统进行闭环处理，共接入警情1050件，流转移交560件，占比53%。
从4月开始，浙江省政法系统组成11个调研组，在各地矛调中心蹲点调研，察民情、摸实情、寻良策，摸准群众所需所盼，更好发挥矛调中心作用。
小切口、大治理，中心建设推动压实了县级主体责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营造了矛盾纠纷“不升级、不激化、不上行”的良好态势。2019年，浙江信访同比总量下降10.4%，90%以上县市区基本实现无信访积案目标。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磨破嘴、跑断腿、证明多、事难办……这曾是很多群众到办事的真实体验，但浙江省在2016年率先掀起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彻底终结了这些现象，带来了办事“加速度”。
从全球首个互联网法院到调解纠纷“神器”ODR平台，从全国首个移动微法院到道路交通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平台，从全国首个乡镇综治中心到县级矛调中心，在浙江省处处可生动感受到“中国之治”，触摸到政法系统勇当“最多跑一次”改革急先锋的活跃脉动，体验到政法系统系列高效便民的服务新产品。
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七层综治中心大楼里，12个基层站所、130名工作人员进驻，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为一体，实现数据一体化，服务一站式，联民一张网，办事跑一次。
2004年，乔司街道成立全国首个乡镇综治中心，将涉及社会治理的综治办、联调室、司法所、信访办、治安联防大队、警务室、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办7个部门集合办公，避免了老百姓多头跑、多次跑。
2019年，余杭区信访矛盾联合调处中心启用，融合基层治理综合信息指挥平台、信访矛盾联合调处平台、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平台、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5个平台为一体，被称为矛盾纠纷联合调处和多元化解的总枢纽和终结站。
15年时光荏苒，是集成治理力量的不断壮大，是“最多跑一次”理念的不断升华。
围绕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浙江把“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念、方法、作风创造性地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整合力量资源，将“多中心”整合成“一中心”，通过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闭环化运行、智能化治理、系统化推进，稳步推动县级矛调中心建设。
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分类管理，是浙江省建设县级矛调中心一大鲜明特点。
浙江常务副朱晨说，该省根据管理人口、矛盾纠纷数等情况将各县市区分为3类，分类推进矛调中心建设，原则上整合县级综治中心、来访接待中心、诉讼服务中心、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等工作平台成建制入驻，采取常驻、轮驻、随叫随驻等形式，整合监委、、信访、法院、检察、、司法行政等部门力量进驻，吸收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法律咨询、心理服务等社会力量，为群众提供全领域全过程优质服务。
为理顺管理，规范运行机制，浙江制定出台县级中心建设规范化、标准化指引，对信访、司法、社会力量等资源进行大整合，同时又不包办代替各部门的职能，做到有分有合、综合协调，不断提升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化水平。
推进“最多跑一地”治理
从“最多跑一次”到“最多跑一地”，短短两年间，浙江再次演绎了改革的速度和激情，改革之花开满山城海岛，治理之果挂满城乡大地。
余杭的“三端响应”、镇海的多元参与、瓯海的全周期模式、安吉的闭环管理、嘉善的智慧化驱动、柯桥的三级共同体、兰溪的联在村镇、衢江的高效处置一件事、普陀的县域治理共同体、黄岩的四级联动系统集成、景宁的最多跑一巷……
县级矛调中心同种异色花，花开满地，果香满园。
“我们老百姓就怕遇事摸不到门，现在认准这扇门就行。”在宁波市鄞州区矛调中心，东柳街道的周女士解决了困扰已久的落户问题后感慨道。
进这扇门前，她没想到，为她办理信访接待的常委、区委褚银良，了解到她是因为房屋产权问题无法落户，褚银良当即召集协调多个部门共商解决办法，在部门协调配合下，半小时就办理完成。
跑一个地方就能解决问题，部门扯皮现象少了，办事效率高了，以县级矛调中心建设为抓手的“最多跑一地”改革深得民心。
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浙江各地将加快县级矛调中心建设列入“一把手”工程，变群众“往上跑”为服务“往下跑”。
在常山县，群众过去申请工伤赔偿仲裁，原本需跑司法局、总工会、人社局3个部门，以及律师事务所，办理法律援助申请书、仲裁申请书等多份材料，至少要跑3趟、花费2天时间，现在在县矛调中心，最快1个小时之内就能办结。
截至6月25日，浙江县级中心已接待群众近66万人次，受理矛盾纠纷57.3万件，化解54.2万件。
“越级访”“重复访”曾一度是信访老大难问题，早在2003年，率省直15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浦江县下访，联合接待来访群众，“零距离”倾听群众呼声，面对面解决群众难题，推动下访成为浙江一项制度。
“接待群众、处理信访问题是县级干部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如今已逐渐成为各级干部的从政习惯。”浙江副秘书长、省信访局局长王忠志深有感触地说，建设县级矛调中心，把干部下访和群众结合起来，就是干部下访接访机制的进一步拓展和完善。截至目前，20位省到县级中心开展调研接访，全省各级各部门干部深入一线接待群众5902批、17228人次，有力推动了信访和矛盾纠纷的化解。
浙江还创新推出民情民访“代办代跑”制，组建起县、乡、村三级民情民访代办网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以“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理念为指导，舟山市普陀区将诉讼服务中心搬入当地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形成纠纷多元化解的强大合力；嘉兴市开展“无讼村 (社区)”创建工作，推进纠纷联调、问题联治、工作联动，构建基层社会多元共治格局。
浙江高院院长李占国介绍说，全省法院按照“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的要求，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的意见，在推进“最多跑一地”改革中，积极参与县矛调中心建设，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切实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浙江“重要窗口”建设积极贡献司法力量。2019年，全省法院新收诉讼案件同比下降4.6%，系近10年来首次下降。
这扇窗，照耀着干部下访接访的初心使命。
这扇窗，流淌着调解专家释法说理的汗水智慧。
这扇窗，闪烁着政法干警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
之江潮涌，潮平岸阔。
站在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这扇展示“中国之治”新窗口瞭望，是浙江推进“最多跑一地改革”、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盛夏好风光。
7月15日，浙江省新闻办举行矛调中心建设情况发布会，浙江常务副朱晨向《法制》记者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县级矛调中心共接待群众近66万人次，受理矛盾纠纷57.3万件，化解54.2万件，成功率达94.6%。结合各地人口、面积、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纠纷状况等实际，浙江明确县级矛调中心分‘三类地区’建设：建设一类中心60个、二类中心20个、三类中心10个。”
这三类中心如何运行？纠纷如何全链条化解？
浙江的解法是：坚持“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原则，强化县级矛调中心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完善诉调、警调、检调、专调、访调等多调联动机制，加强诉源治理，构建完善“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县域社会治理体系，真正让矛盾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使矛调中心成为解决群众信访问题、社会矛盾问题的终点站。
信访打头接诊分流
5月13日，浙江车俊带头到衢州柯城区矛调中心接访，来访群众分别反映了办理土地证、伤残等级评定等方面的问题，车俊认真听取他们的诉求和意见，并与在场的省有关部门、衢州市、柯城区负责人商量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政策解释和答复。
矛调中心也被老百姓称为“信访超市”，主要解决群众信访中多头跑、重复跑、反复跑，及部门间推诿扯皮问题。
浙江省信访局副局长邵根宝说，中心通过将解决信访矛盾问题所涉及的司法资源、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集中在一个地方，变多中心为一中心，信访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平台是中心的首要职能定位，信访打头，意味着“一个窗口”无差别受理群众提出的各类信访诉求、纠纷化解和投诉举报事项，对重大复杂疑难信访矛盾事项实行联合接访、联合调处、联合督办，实行常态化的县级公开接访，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的优质服务。
桐庐县矛调中心紧邻县，走进中心，只见信访接待、行政复议、法律援助、劳动纠纷等9个接待窗口呈环状排布，就如同进入医院接诊部门，群众信访只需取号排队，导引人员根据诉求有效匹配接访窗口。
“我新家门上有一股鱼腥味，检测后却显示没有质量问题，但怎么擦都没用。这事你们管吗？”
“你别急，慢慢说，这里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这是桐庐居民王浩庭和接访人柯斌的对话。
弄清原委后，柯斌迅速联系市场监管局、住建局和属地街道现场开会协调，仅仅1个小时就拿出了初步方案：近期组织第三方公司再检测，并根据结果进行协调。王浩庭开心地说：“想不到，跑这个中心真管用。”
过去是信访部门接待后派单再分流处理，如今这一“信访超市”再造流程，将综治工作中心、来访（联合）接待中心等15个中心全部整合到一起，用常驻、轮驻、随驻3种形式统筹12个部门30余项职能，老百姓反映的事项不论涉及多少个部门，都能现场接诊分流，实现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一条龙服务。
桐庐县还把接访、包案作为干部执政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开展县365坐班接访活动，市民通过电话、网络或直接到中心预约，就可以面对面向县反映有关事项，信访疑难杂症在中心里一一化解。2019年，桐庐县越级信访大幅下降，信访总量在杭州市最低。
调解为主专家门诊
浙江如火如荼进矛调中心建设，让调解这朵“东方之花”魅力四射：调处了矛盾，调顺了民心，调出了和谐，调稳了根基……
浙江省司法厅党委、厅长马柏伟说，调解是县级矛调中心发挥实质性作用、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改革的主要力量和重要支撑，浙江整合调解、律师、公证、仲裁、复议等资源入驻县级矛调中心，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吸附在当地、消除在萌芽。在今年“法雨春风”法律服务月专项活动期间，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5.24万件，调处成功5.17万件。
中心建得好不好，调解队伍是关键。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市、紧紧依托数十年形成的地方“调解文化”，在推进矛调中心建设中创新“5+X”联调模式，开展诉调、警调、检调、专调、访调的“五调联动”，调解员队伍也实现村、镇、市的三级覆盖。
“我们进一步优化矛调人力资源库，成立‘你点我调’的矛调‘专家库’，通过开展调解回访等，进一步优化调解体验。”诸暨副朱蕾告诉记者，诸暨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矛调、吸引单位部门加盟专业调解等方式，挖掘矛调文化的民间资源，共同书写矛调“五线谱”。
在海盐县矛调中心，姚爱根是个名人，从事调解工作13年的她，共调解1000多件，标的额从20元到2000万元都有。去年底，她在中心开设了专家门诊——“姚爱根嬢嬢调解工作室”，用她独特的“真情调解十法”已成功调解多起纠纷。
姚爱根是10个专业调解委员会和专家库中的一员。中心广泛吸纳各方力量，商请海盐县法院组建了由“1名员额法官+1名法官助理（诉调对接员）+1名员”组成的3人诉调对接小组；在各镇（街道）设立各类调委会194个，开设多个品牌调解室，聘请调解人员754人。
今年4月，安吉县矛调中心入驻新成员，专设检察接待窗口及检察工作室，将检察力量融入中心建设，运用动态监督、调解前置等方式，参与诉源治理。
浙江省检察院党组、检察长贾宇介绍，截至7月1日，全省已有88家基层检察院的12309基层检察服务中心入驻矛调中心，占全省基层检察院的97.8％。入驻以来共受理、接访508件，主导、参与化解矛盾、纠纷178件，接受群众反映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线索86件。同时，浙江探索乡村检察官、片区检察官制度，打通检察官调处化解基层涉法涉诉矛盾纠纷“最后一公里”。
诉讼断后手术治疗
在这片改革创新热土上，浙江主动把法院调解工作置于社会大治理格局中，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涌现出了舟山“普陀模式”、台州“黄岩模式”、永康“龙山经验”……
浙江将县级中心建设与诉源治理工作紧密结合，建立健全递进式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努力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理念，去年底，浙江90家基层法院已全部入驻矛调中心，提供调解指导、司法确认、诉调对接、登记立案、简案速裁和涉诉信访线上线下的诉讼服务。
舟山海岛渔民吴大姐闲时常常接一些扎螃蟹、剥虾壳之类的零活儿。去年，有人找她剥虾，可活干完了，工钱却一直没拿到。后来吴大姐一打听，有40多人同样被拖欠工钱，共计15万元。这起涉众纠纷被移送到了普陀区矛调中心。
在中心的努力下，这起纠纷目前已化解，近期吴大姐就能拿到工钱。
“我们这里有法官、专职调解员、律师，大家发挥各自优势，协同解决。”舟山市普陀区矛调中心缪华杰说，普陀统筹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人社局劳动人事仲裁院等17个部门的力量成立区矛调中心，不仅解决了以往基层治理力量分散、单兵作战现象突出的问题，还对进驻部门进行日常管理、综合协调和督查考核，实现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全流程、一站式、规范化。
普陀区矛调中心设立无差别综合窗口，对责任不清的矛盾诉求兜底化解，确保群众诉求“样样有着落”。
中心组建以诉前调解员、员额法官为核心的简案快调速裁团队，将调解作为前置必备条件，确保能调尽调、诉调速裁。2019年，普陀区民商事案件降幅居全省基层法院第一，从源头上减少了诉讼增量。
基层法院在县级矛调中心提供调解指导。即现场帮助调解，远程指导调解，推送典型案例、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帮助各类调解组织业务指导，提高调解质量，提高调解成功率。
浙江高院副院长何鑑伟说，调解成功的，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对这类案件提供司法确认服务，要求在10天内申请完成；调解不成的，如果当事人坚持要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法院对矛调中心有个诉调对接程序，可及时登记立案，并按照“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标准再次分流。对于简案，入驻法院直接在矛调中心快审快结；对于复杂案件，就像进入医院的“手术治疗”，由法院本部繁案团队精审，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此外，法院在矛调中心还接受当事人的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请再审、申诉信访、执行立案，都可以全链条解决。
浙江坚持全省“一盘棋”思想，积极完善矛调中心一体化工作机制，推动从物理整合到化学融合，推进规范化建设，确保群众在全省每家矛调中心都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诉讼服务，努力使其成为展示“重要窗口”的标志性工程。
这张网，激活了县域部门与镇街村社的一盘棋。
这张网，架构了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连心桥。
这张网，连接了基层治理与云上浙江的驱动器。
网上联动，云端响应。
在互联网大省浙江，一张覆盖全省县级社会矛盾调处化解中心的社会综合治理服务大网，勾勒出了“中国之治”共建共治共享的和美新图景。
继承传统与集成创新统一、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资源整合与机制融合并重……浙江以县级矛调中心建设为牵引，深入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改革，将中心的功能定位为信访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平台、社会治理处置平台和社会风险研判平台，整合各种力量，使基层社会治理从“独角戏”向“大合唱”转变。
浙江副朱恒毅向《法制》记者介绍，县级矛调中心提供接访、诉讼、调解、劳动仲裁、行政复议和公共法律服务等综合服务，还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的解决方式优势，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访之前，完善“党委、负责、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迈向社会治理现代化。
平安枢纽人人共建
六和塔上观风调雨顺，枫源村里话和谐平安。
浙江出梅了，阳光照射着一座座基层社会治理的桥头堡——她是群众找个说法的好去处，是解决矛盾纠纷的终点站，是全省如火如荼建设的县级矛调中心。
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也在基层。
去年以来，浙江各地以县级矛调中心作为平安建设的枢纽，点线面结合、一体化联动、全方位延伸，努力将群众信访和矛盾纠纷吸附在当地、解决在当地，形成“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县域社会治理体系。
只跑一趟，花了5天时间调解，在温州瓯海务工的王先生拿回了被拖欠的6800元工资。
高效背后，是瓯海区矛调中心集成诉讼服务、纠纷调解、联合接访、心理服务、社会帮扶等“十位一体”功能，提供全方面法律服务，实现劳动维权只进一门。
打造“平安瓯海”综合体这一枢纽，需要部门平台的物理整合，更需协同机制的化学反应。《法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综合体有14家单位常驻、21家单位轮驻，教育等部门根据阶段性工作重点动态常驻，可“一站式”提供50余项政法服务管理内容，实现走进一个厅、事情全办清、怒气全消停。
据统计，全省矛调中心的来访接待中心、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入驻率分别达到96.6%、88.7%、78.6%和78.6%。各地因地制宜进行功能优化，将中心划分为诉讼服务、法律服务、劳动仲裁、联合接访等功能区块，并吸收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及调解品牌工作室进驻中心，为群众提供多样化服务。
走进瑞安市矛调中心，群众只需在引导台讲明事由，就可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取号前往窗口办理。
中心调解员蔡国龙，从事调解工作已有8年，去年搬进矛调中心新大楼后，他感触最深，“到中心后，接收的案件多了，调成率也上去了，多亏专业调解力量的深度整合”。
“村民小事村里办，有理无理大家判。有事就找和事团，以和为贵福满堂。”在曹村镇东岙村，有这样一首顺口溜。
顺口溜里提到的“和事团”，是瑞安市矛调中心向镇村两级延伸的调解触角。去年，曹村镇创新推出村级和事调解工作室机制，邀请村里合适人担任矛盾纠纷“调解员”、法律政策“解说员”、综治维稳“参谋员”。
村民发生口角、叔侄因祖屋产权产生纠纷、夫妻俩闹矛盾……村民遇到烦心事就喜欢找“和事团”念念，在“和事团”协调下，一桩桩一件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现了矛盾不出家门，纠纷不出村。
在“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支撑下，浙江各地积极推动社会治理优质资源向镇街下沉，完善镇街四平台运行管理机制，有效解决镇街社会治理力量分散、条块分割的问题。
网格员是网格里的“百事通”。浙江6.1万个网格33万名网格员成为县级矛调中心的坚实底座，构建起平安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共建的喜人新局面。
法律驿站人人共治
宁波市鄞州区矛调中心，成建制整合了综治中心等11个中心平台功能，吸纳了党委、信访、法院等19家单位、部门力量入驻，“一站式”为群众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像这样全面整合司法资源的法律驿站，全省共有90个。
矛调中心建设，涉及空间的统一、人员力量的归并，基础建设不能搞“一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尊重基层首创，既有“大而美”，也有“小而精”。
今年6月，浙江省印发《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规范化建设指引》，综合考虑各地人口、面积、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纠纷等情况，指引各地在场地落实、人员进驻、机制集成等方面分“三类地区”设置和推进。
调解先行、职能部门处置、司法力量托底，是矛调中心高效运行的重要原因。
安吉县法院驻中心员额法官王文武近日办理了一起法律援助案件——物业公司员工驾车撞伤保洁公司员工，双方责任明确，但都因经济困难无法聘请律师，最终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王文武说，“法援工作人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但并不顺利，案件就流转到法院窗口。我们梳理后认定，保洁公司作为雇主无过错担责，但事后可对肇事方追责。经过调处，案件最终得到妥善处置”。
基层治理指导室陈旭瑾介绍，浙江坚持把规范化、法治化融入中心建设全过程，通过完善中心运行机制，建立受办一体的即接即办机制、事心双解的教育疏导机制、协调联动的会商研判机制、上下对接的协调办事机制、阳光透明的公开监督机制等，先依法就地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按规定导入诉讼程序办理，建立重大疑难信访事项听证终结制度，推进信访事项依法终结，提升中心工作效能。
智能平台人人共享
从政法机关“一体化办案”系统，到“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协同应用系统”，浙江把县级矛调中心建设纳入数字治理大格局，完善线上线下联动机制，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基层治理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进阶。
杭州副江成器介绍，杭州市以数字化“城市大脑”建设为抓手，把县级矛调中心建设成为社会治理处置和社会风险研判的智能平台，在防控、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加强风险防控，让老百姓有了更充实的安全感。这次南方城市梅雨汛期，杭州通过云平台、安全码、AI模块、VR全景地图等技术及时掌握情况、发布警示，合理控制泄洪量，调配管控力量，防汛工作紧张有序。
走进余杭区矛调中心指挥大厅，一面实时实景指挥调度的大屏幕上，视频、数据不断滚动，趋势分析一目了然，还可现场连线工作中的专职网格员。
2019年，余杭区建立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并研发出全国首个社会治理智慧平台——“杭州城市大脑·余杭平台”，织密“区—镇街—村社—网格”四级防控网络，打通、、消防救援等25个部门29套信息系统，汇聚数据22.6亿条，并对所有建筑进行编码，形成社会治理“块状数据”网络。
工资专户停止走账、社保缴纳显示欠费……在余杭区，这些数据异常都会拉响欠薪“警报”。2019年，“城市大脑”通过接入工商处罚、舆情信息、法院黑名单等10类数据，生成欠薪纠纷预警模型。该模型导入600多个在建工地的数据，实时甄别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并发出预警。目前，已累计产生欠薪预警数据1662条，处置完成1644条，预警成功率超85%，全区欠薪案件案发率同比下降30.63%。
7月3日，“微嘉园”桐乡特色板块和嘉兴“在线法院”新版启动上线。
“微嘉园”是构建在社会治理云综合指挥体系基础上与居民群众互联互通的末梢神经系统，集服务群众、收集民意、化解矛盾于一体，实现了智能平台人人共享，自去年9月推广至今年6月，平台实名用户数达147万，发布公告90337条，报事信息171739条，办结率99.5%，好评率99.92%。
嘉兴法院以“微嘉园”小程序新版上线为契机，积极开发完善“在线法院”模块，实现了调解板块和诉讼板块无缝衔接，为当事人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纠纷解决方案，打造“一个平台、一次报事、一体联动”线上诉源治理新模式。
“网格和‘微家园’已成为嘉兴基层治理的两大基础性工作平台，线下线上相得益彰。”嘉兴张兵向《法制》记者介绍，通过“微嘉园”，导入各种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资源，健全矛盾纠纷化解的机制，从而构建了一个永不下班的社会矛盾调处化解中心，努力提升嘉兴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来源 || 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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