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愣了愣：“是个医生，但我父亲是农民。”
老古点点头说：“那你就该明白农民是啥样的。没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但土地跟别的东西都不一样，商人可以带着货跑，学生可以带着书跑，士兵可以带着枪跑，唯独农民不能带着土地跑。所以，没有人比农民更怕战乱，更怕当亡国奴。因为守着地，就可能丢了命；离开地，还不如丢了命。你说日本人对农民好，我就是从东北跑过来的，日本人在东北杀人就像割高粱似的，留下的人不杀就像留下牛马干活一样。我是农民，可我不是傻子，你们把日本人源源不断地运到东北来，来一个日本人，就分一大片地，那地原来都是我们的，现在变成你们的了。就算你们打下全中国，地也都是你们的，我们不过是干活的。地主不过是从中国人变成了日本人而已。中国的地主至少还不敢随便打人杀人，你们可是啥都干。”
藤田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中国的农民，有中国式的狡猾，果然不错。”他挥挥手，“让我看看中国农民的胆量是不是和他们的狡猾一样厉害。”
老古也被扔到了小刘的牢房里。和小刘不一样的是，老古被打断了右腿，断成七截。对一个农民来说，失去了腿，就意味着失去劳动的能力。行长隔着栏杆看着老古，阴冷地说：“当兵的最怕什么呢？”
第三天，行长被带去了，藤田对他倒是干脆：“军人就是刀枪，握在谁的手里并不重要。大东亚共荣后，你仍然可以是大东亚的军人，仍然有军人的荣耀，当然，升官发财也是少不了的。”
行长更干脆，直接骂开了：“你叫藤田是吧，老子总有一天打到日本去，到时候专门找姓藤田的女人收拾，像你们对待中国女人一样！”
行长回来的时候比前两个人都惨，他全身上下遍体鳞伤，双腿之间缠着止血的纱布。老古扶着他躺下，想看看他身上的伤，行长一把抓住他的手，惨笑着说：“不用看了，小鬼子被我骂急了，把我阉了。”老古闭上眼睛，手却握得更紧了。
接下来的两天，扮成商人的国民党被割掉了双耳，并且用烙铁毁了容。只有工人身上的伤比较少，仅有鞭子抽的伤，他回到牢房里，“呜呜”地哭了起来。老古叹了口气，问：“他跟你说什么了？”
工人拼命摇头，半天才说：“他问我给日本人当工人和给中国人当工人有什么区别，我不敢说话，他非要我说。我说我不懂这个，他又问我如果日本人给的工资比中国人给的高，愿不愿意给日本人当工人。我说，拿刀逼着，肯定得干。他非问我愿意不愿意，我不说话，他就让人打我，打到后来，我受不了了，说愿意，他才放我回来。”
行长冷笑了一声，看看老古，转过脸去不看他了。
第六天开始，小刘又被带去了，这次回来后，他的另一只眼睛也被挖掉了。他平静地躺着，时不时因为疼痛而抽搐。日本人不想让他们失血而死，因此包扎得很好，也用了消炎药物，但就是不给止疼药。
接下来是老古，他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而且是一段段地打断的，即使一动不动也疼得撕心裂肺。行长因为第一次下手太狠，第二次打得反而比较轻，只是把旧伤口撕裂，泼上了盐水就扔了回来。行长一声不吭，手指紧紧抓着栏杆，一次次地昏死过去。
然而，当那个扮成商人的国民党第二次被带去时，意外发生了，他趁行刑人把他绑上之前，猛跑了两步，一头撞在刑柱上，死了。
消息是工人带回来的，他哆嗦着说，日本人给他看了尸体，还告诉他，只要他发誓会忠于日本帝国，愿意做日本人在山海关里的奸细，就放了他，还给他钱。他不愿意发誓，只是反复地说肯定不会当兵反抗日本人，日本人又打了他一顿，让他回来接着考虑。
行长猛然坐了起来，骂了句：“懦夫！”
老古沉重地说：“算了吧，他尽力了。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出卖我们。”
行长“呸”了一声：“本来就只有八分，现在只剩七分了！”工人疑惑地问：“什么八分、七分？”老古摆摆手说：“跟你没关系，你睡觉吧。”
5。生命价值
半夜里，老古被一阵沉闷的声响惊醒了。其实也不完全因为声音，他腿里的碎骨像尖刀一样刺着血肉，他成天都在昏昏沉沉中度过。他睁开眼睛，看见浑身是血的行长压在染坊工人身上，双手紧紧掐着工人的脖子，工人则在挣扎。工人受的伤最轻，但行长力大手狠，两人僵持不下。老古爬过去，抓住行长的手臂：“放开，你这是干什么？”
行长冷冷地说：“帮我一把，掐死后用他头撞栏杆，造成自杀的假象。”
老古瞬间明白了行长的意思，甚至心中闪过一瞬间的犹豫，但马上就否决了。他用力拉开行长的胳膊：“不行，不能这么干！”
行长低声吼道：“我们生不如死地熬着是为了什么？别来你们共产党那一套，他这条命不值钱，可死了就能值一分，这一分能救多少人你明白吗？”
老古说：“我明白，可我们不能那么做！”
工人脱身后蜷缩在墙角，咳嗽着喘息，半天才能说话：“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哪里得罪你们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老古爬到他身边，看着已经无力而倒在地上的行长，对工人说：“这事也瞒不了你了。我就告诉你吧，咱们里面只有你有可能可以活着出去。但你必须答应我，不能做汉奸，哪怕你嘴上答应了日本人，也不能真的做汉奸，否则，我们四个人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接着，老古低声把日本人此次测试的得分制告诉了工人，工人听了，愣了半天没说话。
天亮了，小刘没能熬过第四轮的折磨，他死在了刑讯柱上，但他不是自杀的，而是疼死的。那双没有了眼球的眼睛朝着藤田的方向，黑洞洞的，死死地瞪着他。藤田烦躁地挥挥手，让人把尸体处理掉。
老古熬过来了，他也只剩了一只眼睛，全身是伤。而当行长被扔回来时，已经不成人形了，张着嘴冲着老古“呵呵”地笑，满嘴是血，他的舌头已经没了。老古闭上了剩下的那只眼睛，不忍心再看了。
工人又被带走了，行长冲着老古摇头，老古知道他的意思，轻声说：“他不会出卖我们的。日本人会放他走的，他回去后可以去银行报信，让咱们的人知道结果。他还有老婆孩子，不该死在这里，至少不该死在中国人的手里。”行长“呵呵”两声，靠在墙角，呼吸越来越沉重。
当工人被带回来的时候，老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这一次的折磨，让一个前两次只挨鞭子的男人变得和行长差不多了。他蜷缩得像个肉球一样，满脸都是被鲜血混合的眼泪和鼻涕，已经昏死过去了。老古轻轻地拍打他，呼喊他：“兄弟，兄弟，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的吗？怎么变成这样？”
工人微微睁开眼睛，血肉模糊的嘴里发出轻微的声音，断断续续：“不能……让他们打……进去，老婆孩子……山海关，他们……没地方跑。我……值……两分……”说完慢慢地合上了眼睛。老古明白了，他今天肯定反抗得十分激烈，而藤田本来感觉已经到手的两分丢了，肯定愤怒到发狂。
老古只觉胸口一股热血激荡，他爬到牢门边上，靠着牢门，等待自己的下一轮折磨。也许，一切就要到头了，他觉得，自己肯定挺不过这一轮了，死在刑柱上就好了，再也不用受这种折磨了。
半夜里，一阵枪声响起，然后是更密集的枪声，一个日本看守冲进来，黑暗中隔着栏杆冲着三个人开了几枪，然后又跑了出去。随后，一片沉寂。
老古腿上中了两枪，但跟已经承受的痛苦比起来，这两枪几乎没什么感觉。他爬过去，用身子挡住工人，才发现，工人的身子已经渐渐变凉了。他昏昏沉沉地抱着工人，感觉工人的衣服里鼓鼓囊囊的，掏出来一看，是一块已经凝固成黑色的白布，里面包着半个有些干硬、但被血泡软了一个角的馒头。老古紧紧地攥着这半个馒头，昏死过去。
当老古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担架上，两个士兵抬着他奔跑。事后老古才知道，他被关押的地方离山海关其实并不远，是在一个日本医院的地下。共产党派出了一支部队，在山海关守军的默许下，从山海关出城，扮成土匪袭击了附近的几家医院，救出了一些被俘虏的中国军人，老古他们也在其中。但这支部队并不知道老古他们在执行任务，只知道他们也是被俘的中国军人。
老古被转移到燕京，由于伤势严重，三个月后才出院。他从医生口中得知，当时送过来的三个人中，那个工人早就死了，而行长抢救了三天，终因伤势太重，也死了，只有他活了下来，但两条腿不能走路了，只能靠拐杖轮椅行走。所幸完好的那只眼睛没有感染，保住了。
当老古能行动后，他立刻动身回到了山海关。他拄着拐杖走在古老的长街上，路过了自己当年的杂货铺，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小饭店。他继续往前走，银行还在，他站在门口看了看，里面都是普通的职员，他看不出哪个像特工。也许，国共两党都知道自己的据点暴露了，同时撤销更换了吧。
老古继续往前走，走到一间染坊门口，他认了认招牌，走了进去。老板听他说完要找的人，拍拍脑袋：“你找老孙的媳妇啊，是在我这儿干着呢。听说老孙是让日本人抓走的，不知道咋样了。那是个好工人啊，能干，老实。”
老孙的媳妇从车间里走出来，身边还跟着一个男孩，帮她拎着一个料桶。老古看着她那泡得发白的手，低头从怀里摸出二十块钱，递过去说：“大妹子，老孙被日本人抓去林场干活了，我们俩在一起干来着。后来林场起火，大伙逃出来的路上，老孙得病没了。这是他攒的钱，让我带回来给你。”女人一只手接过钱，另一只手抹着眼泪。
老古摸了摸男孩的头，从怀里掏出一块白布，洗得干干净净的，里面包着一个还冒着热气的白面馒头：“孩子，吃吧，吃饱了长大个，好照顾妈妈，保护家，保卫咱们的国家。”
看着男孩狼吞虎咽的样子，老古转过身，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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