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为啥名誉扫地？“谁家还没个50万?”这类怪论才是根源
“专家”这个高大上的职业，变得臭名昭著，乃至名誉扫地，绝不只是“吾国特色”，而是世界性的问题。前些年美国出了一本畅销书，书名就叫“专家之死”，还说西方世界“大多数人都讨厌专家”，甚至连带着不喜欢一切带有“知识分子”意味的职业，比如大学教授。
这位作家自己也是一肚子苦水，还是他自己说的“如烟往事”：早在1980年代，他尚是“青椒”一枚时，有一次回老家，饭毕和哥哥混酒馆，中间碰到他哥哥的熟人，当那人晓得他是一名“教授”后，私底下居然跟他哥哥吐槽说——“啊，他是个教授啊？不管怎么说，他看起来像是个好人”。以至于作者日后出远门，与人打交道时，总有意避免谈及自己职业，免得被人“看不起”。从这段轶事中，我们大体可知，早在三四十年前的西方社会，专家教授知识分子，不仅就已经缺乏公信力，甚至容易被视为“非善类”。不过，作者也承认，他教书三十年，生平遇到“专家”无数，感觉这些人确实爱信口开河，好为人师，他自己也烦。比如闲聊时动不动教他“怎么最好地实现中东和平”之类，而这些人完全没有“第一手的材料”，且明明知道作者本身就是研究外交的“专家”。
实际上，直到1970年代以前，人们对社会上的“专家”还是敬若神明的。那时的人们，对于“知识”还十分敬畏，不仅相信“专家”所代表的专业领域见解，甚至对他的一切看法都刮目相看。他们会打心底认为，一个都能把人类送上月球的人，或一个都能够造出卫星的人，极可能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也是无比正确的。那是一个全民尊重乃至信仰“知识权威”的漫长时代，似乎萨特爱因斯坦们才是真正的“大众偶像”。那当然是一种极端，因为过度信奉“专家”，也造就了不少荒诞，导致社会走了不少弯路，比如回顾当年的“气功热”，不少声名显赫的“专家”也是难辞其咎的。公众对于他们信任，明显给滥用了，也是错付了。可时至今日，公众对于“专家”的贬低，似乎又走上了另一只极端：好些人认为“专家”是错的，仅仅因为他们是“专家”。
比如我上学时，隔壁有一位哥们，读的是中文系，按理对于理工是一窃不通的，可他就是信誓旦旦“转某因”有问题，而理由是大量“专家”都说没问题，他恰恰不信那些“专家”的话，认为“专家让利益给收买了”，所以他经过逻辑逆推坚信这里面“黑幕重重”。这样的“聪明人”，我该如何去说呢？
公正地说，无论中西南北，“专家”开始英名不在，最直接原因还并不是“专家”为了利益胡言乱语一簧两舌，而是互联网的兴起、普及。
在人人都能随便上网“百度”以前，“知识”还是有很高门槛的，“专业知识”尤其如此。比如这两天某著名国货品牌洗面奶被爆出“涉嫌添加禁用原料”，如果没有网络搜索的帮助，这个社会有几个人晓得那原料是什么玩意？那是极其专业的知识点，是绝大多数人的认知盲区。而正是借助敲敲键盘就能知晓一切的方便，我这个文科生第一时间就查阅了相关资料，立马了然于心——只因这款洗面奶是我的常用品，此前都用好几年了。无需咨询任何“专家”，我也能够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放在20多年前，只怕是不可想象的，今晚我估计也不可能气定闲神坐下来写什么劳什子头条，跟大家扯闲篇。10多年前，港台某名教授，就公开“口吐芬芳”这样一句名言：给他三个月时间，只需一张借书证、一根网线，他可以成为任何领域的“专家”。这也是“知识自助餐化”带来的自傲。
所以说，互联网的普及，不管是否是个错觉，它至少给了公众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心：我们已经不大需要“专家”了，我们自己的判断力就不输给“专家”，我们不仅认为谁都不比别人更聪明，还都认为我们自己就是最聪明的一代人。在这里，互联网似乎不仅取代了专家的功用，无形中也贬低了专家的地位。在这个人人皆是专家的时代，所谓“专家之死”就有了两重意味：一，“专家”我们不信了；二，“专家”我们不要了。我这个看法似乎不免偏激，实际已经很日常化了，比如我此前由于母亲生病不得不经常“潜水”的一个医疗群里面，有好几位癌症患者家属就是这样，那医生教授无论交代什么“知识点”，他们几乎都要习惯性反驳几句，而他们理直气壮依据都是网上百度来的，明眼人一看即知是一堆“莆田知识”，可他们自己完全意识不到，似乎以怼专业医生为荣了。
很显然，在一种反智主义与平义相荟聚的非理性文化生态中，他们这些人更愿相信“百度”而不愿信“专家”，而且对专家早有成见，即便他们的亲属都要这些“专家”医治。更好玩的是，可能和不少朋友感受一样，我每次坐出租车都会感觉司机才是这个世界真正无所不通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中小学教育到世界局势再到AI新能源，他们都能说得头头是道，着实令人高山仰止，钱锺书陈寅恪听来估计都会张皇失措，以为武汉街头都遍布伏尔泰乔姆斯基这种扫地僧。经典美剧《干杯酒吧》就特意安排了这么一个喜剧角色克莱文：他本是波士顿的一个酒鬼，长年累月混迹酒馆，导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从换尿布到指挥战舰都能侃侃而谈，谈任何事都有一番“高见”急着发表，开口闭口都是“研究表明”，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怪蜀黍”克莱文，其实就是当代大众的缩影。
而且，依赖着手机，“平民”也有勇气向“专家”发起挑战了。这种现象，在如今的中文互联网平台也早就是司空见惯了，抖音今日头条尤其猛烈。互联网的便利，明显让那些无知者无畏的臆想愈发严重了，需要什么答案搜索引擎能在几毫秒之内给出千万条结果的反馈，导致当代信息化时代，人人都觉得自个儿是一切问题的专家，非常可怕。以前网上有句玩笑就说，“上个网查个资料，就觉得自己很聪明，就好像在暴风雨中穿行打湿了衣服，就得意洋洋自诩是游泳健将”；金庸武侠里的鸠摩智，觉得自个儿学了个小无相功就能搞定少林七十二绝技，不懂的人一看大叫牛牛牛，懂行的一瞥就晓得谁家的牛又得遭殃了。可惜如今这样的“聪明人”太多了。
比如，我认识的一位老师，躲在书斋勤学苦练书法三四十年，在当代书法圈也颇有名气，无可争议是此道“专家”，可他就是不敢在头条晒作品。问他为什么，他悻悻然回说，每次一贴“得意之作”出来，就有无数群众指摘、痛批、臭骂，斥为“丑书”。除了我这种厚颜无耻之人，世间有谁是喜欢讨骂的呢，这么不受“群众”待见，素性平和的他也是伤到了，索性逃之夭夭，弃号走人，最近更新记录永远地停留在了2020年某月某日。“知识精英”与“大众”一交手，就得落荒而逃，这个画面本身都像是一个简笔化后的时代征象。
虽然他回话很委婉，但我这好事之徒妄加揣测，或许在他这等“精英知识分子”看来，互联网不仅让我们变得更加蒙昧，也让我们变得刻薄起来，所以他们更愿意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或者同道相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春秋”，不跟咱们玩了，不跟“杠精”掰扯了。“高质量”专家流失严重，以至于如今还在网上蹦跶的大V，基本都是信口雌黄之辈，是为“流量”在那被迫营业。
可在时下大众眼中，清高的“专家”们显然也不是什么“好人”。“专家”多是高学历，社会地位也优越，正因如此，他们看人看事最为自负；而且，不管这些人名片上的头衔多么显赫，他们依然是“人”：是人就会犯错，是人就极难抵挡得住“名闻利养”的诱惑，为此可以不惜背弃专业知识乃至出卖良知，从故弄玄虚的忽悠到明目张胆的欺诈，也就日渐普遍的，也日甚猖狂的。
从这一点看，“专家之死”，不能只怪群众挟互联网之势“反智”，乌泱泱的“专家”自己从手到脚再到嘴巴都不干净，一味地吃干抹净，需要他们出具“专业意见”时又句句都“夹带私货”，才是他们信用与名誉破产的根源。因为逻辑与事实也都是显然的：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固然放大了谬误信息的来源，同时也急速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但这些状态再恶劣也并没有更无法遏止“专家”们“专业看法”的传播，所以“专家”的名誉扫地从根本上不能怪大众的“误解”、“污名化”乃至““信息茧房”。一句话：相比我等“芸芸众生”迷之自恋对自己的高估，所谓的“专家”们的不自重（人品上的、以及学术上的），才需要为“专家之死”承担更大的责任。海量的“专家”被喷，都不无辜。
理想状态下，知识本应该是中立的，中立于权势与资本之外。当专家“利令智昏”满嘴谎话时，实际已经是自动放弃“专家”的资格。这样的专家，不管有多么高的地位，不管获得多少行业认可，其本质都是“伪专家”。比如，前一段，我还看到某“著名经济学家”上节目，公开他的“研究结论”说：“谁家还没个50万?国人平均家庭资产300万!”而这样的“专家”，赫然还是985名校的教授，堂堂经管院博士生导师。还有清华某著名教授，谈到当下“年轻人”的出路困惑，居然谆谆教诲“出招”：“年轻人想要增加收入，应该将闲置的房子租出去，有私家车还可以出去拉活”，当场来了个“何不食肉糜”的现代版。你说，这样的“大专家”，这样的言论，老百姓如何不会破口大骂，又如何会信得过？
为此，我们不仅要问：人们何以普遍缺乏知识，却还对“专家”充满敌意？按照《专家之死》这部书作者尼科尔斯的总结，人们不信任“专家”的主要原因有：
①思维陷阱（达克效应：越无知之人越容易高估自己水平；证实性偏差：人们倾向于找寻与自己相同的观点；回音室效应：周边都是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和信息来源）②大学教育商品化（由于现行文化强调自我肯定而导致考核标准下降、学生水平不行；对老师打分让学生缺乏对专家的尊重）③互联网的流行（假信息泛滥；有信息不代表能判断；制造了平等错觉误认为大家认知等价；加强了证实性偏见）④新闻媒体娱乐化（为收视率与流量而不再中立客观；为了效率而不重审核）。但我以为，更为重要的一点，这位作者显然有意回避了，那就是大量“专家”本身确实在堕落，为了一己私欲，辜负了民众们的信任与期待。他们会选择性播报，他们会跑偏观点带节奏，他们会存心不良欺诈大众，归根到底就是“出卖了良心”。不说别的，知网上的奇葩论文难道还少么？
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眼下世界充满魔幻意味。之所以会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得拜那些所谓的“专家”所赐。很多时候，他们夸夸其谈，完全不负责任，而媒体也未能做好传声筒的职能，整个世界经常更像是一场营销的盛宴，让我这自负之人都不知道该去信谁，该确认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很多特殊的日子里，“专家之死”是昭然若揭的，也是可以被轻易目睹的。俗话说，“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所讽刺的，或许就是那些破坏专家公信力的害群之马吧。
虽然但是，不管有多少“专家”不靠谱，无论“老百姓”的怨念如何深重，我们这个社会，依然永远都是需要“专家”把舵的。这里面的道理很浅显：倘若没有了“专家”指引，而大众要是完全放逐“专家”，对专业知识也不再尊重，整个社会就必然陷入彻底反智的万丈深渊，退回荒蛮境地。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藐视权威时，这个社会本身就是病了。前几日，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位网友如此分享亲身经历说，“我曾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住了2晚民宿，房东是一位40出头的意大利绅士，他热情好客，还风度翩翩，在伦敦毕业于很牛的音乐学院，专修倍音提琴，现任雅思老师，极具人格魅力，事业也很成功。我们在一起看了世界杯，吃过正宗披萨，还在那不勒斯街头闲逛到凌晨两三点，因为很少能抓住英语这么好的意大利人，所以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可最后他居然说，他认为911与登月都是美国人的阴谋”。这个帖子引起很多网友的共鸣。可实际上，全球同此炎热，我们这里不是照样有乌泱泱的朋友坚信什么“西方伪史观”这类低端“阴谋论”？这些奇谈怪论信息的弥漫，既是中西“民科专家”胡说八道的恶果，也是大众藐视真正“专家”，人人自以为是的结局。
我们之所以还要相信“专家”，还因为这么一个事实：那些到处招摇撞骗的“砖家”毕竟还是少数。我们的社会还会持续进步，也是无数“专家”守住良知的结果。《专家之死》作者尼科尔斯就反复告诫我们说，“专家偶尔会在一些问题上犯错，和专家始终在所有问题上犯错是两码事”，确实这如此。我们要对“专家”时时警惕，但也不必过度悲观，更不该参与污名化的狂欢之中。苏格拉底有云，“我唯一能够知道的，是我自己的无知”，身为平民，当从遵循苏氏始。我写自媒体多年，大放厥词那么多，时不时都要扪心惭愧一番，但自以为还能守住的一条，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提醒自己，我是有多么的无知。这不是故作谦词，我确实始终相信自己很无知。
当然，完全依赖于“专家”，本身就不是良方。“专家”也由“无知群众”中来，所以我们身为“老百姓”更需要警醒的“重中之重”，还是自我能力的提升。我始终坚信这么一个理念：“专家”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们更需要的，仍是自身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才是健康社会运作与发展的前提。我对这个社会，最期盼的一点，就是愿所有人都能够一直保持理智、冷静和学习的能力。如此社会，才是最有希望的。
2024.11.20晚于东湖之畔
微信搜这三个字，暴露了谁最爱你
“爱，首先是去爱，去看见。是在30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在现存于世的几十亿人里，我看见了你。”
——沈轶伦，《读者》2024年第8期
纳博科夫曾说：“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
深以为然。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是掩藏不住的，言语、行动都会下意识地“出卖”你。
爱与被爱从来都有迹可循。
谁是你心尖儿上的人，谁又把你深藏于心，你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暗藏了答案。
别不信，偷偷爱着你的人，一定高频地说着以下4句话。
在干吗/干吗呢
知乎上有人问：对方常发“在干吗”是什么心态？
高赞回答：说明他在偷偷喜欢你呀。在干吗=我想你了。
是的，喜欢一个人，才会不由自主地想和对方建立情感链接，想知道他在干吗，想参与进去，想体会在一起的温暖。
此时的一句“在干吗”再恰当不过。
因为它既可以是关系笃定期“想你”的含蓄表达，也可以是关系初建时的体面试探。
歌手Ella就曾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当初她和先生尚未确定恋爱关系，对方经常发信息问她“在干吗？”
对男方亦有好感的Ella，迅速察觉到这是想念的信号，便给出“我现在有空，你可以约我”的暗示性回复。
如此一来二去，两个人才有了如今的小美满。
骨子里的含蓄基因，很难让我们松弛又自然地道出“我想你了”。
因为我们害怕这突如其来的表白，会是一种打扰，更怕发出爱的信号，会被拒收。
正如青年作家卢思浩所言：
“‘你在干吗’是我最具暗示性的表白。”
看似随意询问的背后，是对方小心翼翼伸出的手。
没有无缘无故的关心，背后都是写满爱的脸。
想知道你在干吗，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因为想念。
想获悉你的动态，不是因为太闲，而是因为你占据了他的心田。
读懂这暗藏的小心思，才能不辜负美好，让双向奔赴成为可能。
来源：视觉中国
还好吗
看过一则新闻：
一位妻子在餐馆等待半小时后，才吃上点的面。
用餐时，她发现面不仅坨了，还有股鱼腥味。
一时不满的她，表示要找老板反映情况。
然而，旁边的丈夫却觉得妻子的举动有些丢人，随即转身离去。
负面情绪累积的顶点的妻子，因此号啕大哭。
她说，上餐慢、面坨了这都是小事，真正让她崩溃的，是丈夫的不理解和拂袖而去。
丈夫不仅不关心她“还好吗”，还丢下脆弱的她独自离去，这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爱，《读者》杂志上有段话说得特别透彻：
“爱，首先是去爱，去看见。是在30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在现存于世的几十亿人里，我看见了你。”
《读者》2024年第8期
看见对方的情绪，并试图共情，爱意才会流淌。
在对方黯淡无助的时刻，比做点什么更治愈的，是及时的看见与理解，是那温柔的一问：“还好吗？”
因为它真正想要传达的是：
万事萦绕于心，但此时，我最关心你好不好。
在这一点上，热播剧《知否》中顾廷烨的做法，堪称典范。
侯府关系复杂，他担心婚后明兰受委屈，主动提出分居别院；
明兰被盛老爹呵斥时，他看见她的委屈，并第一时间护住了她；
祖母中毒，明兰拖着孕身极力应对，千里之外的他得知消息后，快马加鞭赶赴现场。
他的第一关注点永远是明兰还好吗，他置顶的始终是妻子的感受。
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时刻惦念你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是否需要情感支持。
“还好吗”的背后，是暖，是爱，是最深的情感共鸣。
来源：视觉中国
有我在/别担心/没事的
网上有个小：恋爱时，对方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大多数人的答案是灰暗时刻，对方的一句“有我在，没事的”。
这也是杨绛最常对钱锺书说的话。
钱先生虽然才华横溢，但在生活中却笨手笨脚，经常“闯祸”。
譬如，杨绛生完孩子在医院休养期间，钱锺书每天去看望她，都会附赠一个“坏消息”。
“我把墨水瓶打翻了，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
“台灯不知道怎么坏掉了。”
“我不小心把门轴弄坏了，门关不上了。”
……
对此，杨绛总是说“不要紧，我会去处理，没事的”。
这恰恰是钱锺书称杨绛为“最贤的妻”的缘故。
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他总是会被温柔地“接住”。
生活中，我们总有张皇失措的时刻，这个时候，爱人的一句“有我在”便是最温暖的回应。
正如心理咨询师所解析的那样：
被“接住”也许解决不了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但它能在当下为你织上一个保护层，温柔地包裹住你，让你不再继续“崩坏”，从而有勇气去面对。
破碎的时刻常有，但爱你的人，总会以一句“有我在”来守住你的秩序感。
那些常对你说“有我在”的人，不是不惧外界的风雨，不是不怕麻烦，而是在他眼里：
只要你没事，一切都是小事。
这世上最动听的情话，从来不是“我爱你”，而是“有我在/别担心/没事的”。
来源：视觉中国
对不起
前段时间，《半熟恋人3》就“吵架后，婚恋中的双方谁应该先道歉？”掀起了一场热烈讨论。
其实，无关性别，谁更不能承受失去这段关系的痛，谁就会先低头。
对此，演员陈小春就通透得多。
他说，他的原则是绝不因争吵闹到俩人分道扬镳。
所以，每次和应采儿吵架，他总是那个最先服软的人。
应采儿也深知，硬汉老公肯为自己放下面子，实属不易。
这背后的深情，让她更加珍惜这段姻缘。
好的爱情不是没有争吵，而是当对峙出现时，一方愿意搭台阶，另一方懂那其实是爱的阶梯。
相爱其实很简单，你肯为我让渡部分自尊，我就乐意换位思考，感激你的大度。
就像金惟纯在《人生只有一件事》中写得那样：
“在亲密关系中，每一次的更上一层楼，都是发生在我承认自己有错之后。”
所以，先道歉的一方，不是输了，而是赢了。
因为他用一句“对不起”，换来了对方的情绪稳定，让事情得到解决、矛盾得以化解。
愿意先说“对不起”的那个人，未必是真的错了，而是真的爱了。
因为比起自己的面子，他更在乎你的感受；
比起赢得所谓的胜利，他更害怕失去你。
来源：视觉中国
漫画家小林曾说：“让爱变靠谱的三件小事：简单的陪伴，无条件地信任，还有看得见的在乎。”
其实这些事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你在干吗，我想陪着你；还好吗；有我在，没事的；对不起，别伤心了。
打开微信搜一下，看看常对你说这些话，爱的证据便会一目了然。
村上春树说：“爱是细节，不爱也是。”
余生，愿你我读懂爱的信号，让爱有回响。
勇敢去爱，也坦然被爱。
在爱与被爱里，感受人间值得。
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lady白白，做个俗人，但保留几分文艺。微信公众号：lady白白。
从方面看淮海战役（12月6日）：杜聿明的“张皇失措”
1948年12月6日，“攻三阻一”，从东、北、西三面，向孙元良第16兵团、李弥第13兵团掩护阵地，实施强攻，多处阵地危急，犬牙交错的阵地之间，到处是炮火声、厮杀声。第2兵团，向东南方向攻击，受阻，进展缓慢。
这个时候，邱清泉、孙元良主动找到了杜聿明，邱清泉说“孙副有办法”，还说“良公”有妙策。而孙元良的良策便是“分头突围”，以求“半保”。
这个时候，杜聿明犹豫了，他后悔三天之前，没有来一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那样的话，三军将士或可保留大部。如今，在的四面合围之下，想突围，谈何容易？杜聿明自己都认为，“我没有信心”。当然，他更怕，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又损失重武器，也难以保全，如此下场，有何脸面见老头子？
眼看着杜聿明的迟疑，邱、李“强势”劝说，李弥也持赞同意见，杜聿明终于做出艰难选择，说：“如果你们能够做到，侦察好突围方向，选择好突破口，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损毁重武器，我便答应。”
下午三点多，此事也就定了下来，决定黄昏之后，六时统一行动，邱、李、孙回各兵团部组织实施。
可没多大一会，李弥便打来电话说，他防守的一面，突围几无可能。而原本态度坚决的邱清泉此时也焦急地跑了过来，嘴里连喊着“坏了，坏了。”又一改“孙副”、“良公”的称谓，大骂孙元良出的是浑蛋主意，是要葬送三个兵团于死地。他害怕的，也是突围不出去。而且他的将领中，只有一个熊笑三乐意突围，邱维达、高吉人强烈反对，舒荣、余锦源不表态。
最后，杜聿明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不突围。然而，当他联系孙元良部，下达新的命令时，孙元良部已经开始行动了。最终，突围出少数人员，又被地方、民兵等俘获、歼灭。孙元良率137人逃驻马店，转赴南京。
这一天，对于杜聿明来说，简直是一个“迷”，他是一个“听话”而稳重的将领，今天怎么了？就这样向蒋介石请示后，还没有得到答复，便随随便便地做出决定，随随便便地又改变了决策。数年之后，他坦诚，是“我的张皇失措害得第16兵团糊里糊涂地完蛋了”。
看来，他和他的将领们，确实“张皇失措”了，做出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决策，又马上予以否定，而不顾及“友军”处境，还说，“不管孙兵团如何，邱、李兵团要坚守到底了。”
这天夜晚，第16兵团参谋长张益智在突围中负重伤，转到第72军，生命垂危；杜聿明命令第16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收拾残部；前进指挥部迁到夏砦；邱清泉第2兵团部，撤到陈官庄。
这一天，高傲的黄维、狡猾的胡琏，再也发不起像样的攻击，更等不来援军，他们向蒋介石请求“突围”。
这一天，李延年第6兵团攻击到界沟站，离黄维所在的双堆集，还有遥不可及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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