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专栏：一字褒贬、殷鉴、彰善瘅恶
一字褒贬 用一字来表示对的褒扬或贬斥。相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所记历史长达242年，但文字简短，记事最短者，为隐公八年（前715年）所记的一条，只有一个字。因其言简意严，常以一字来表示对当时的褒扬或贬斥，故名。杜预《春秋左传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数句以成言。”《史记·孔子世家》云：“吴楚之君自称王，《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为《春秋》“一字褒贬”之实例。
殷鉴 中国传统史学价值论范畴。鉴，镜子，亦作监，引申为借鉴，吸取教训。本意以殷（代）史为借鉴。是西周人总结殷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得出结论。《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文王》：“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监于殷，骏命不易。”因此，周人认为，“天命靡常”，周代殷而兴，应当吸取殷亡的教训，才能不重蹈覆辙，永葆天命。殷鉴史观的提出，明确树立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鉴戒意识，为以后儒家和统治阶级继承发展，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和统治产生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彰善瘅恶 中国传统史学价值和方法论用语。语出《尚书·毕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彰，表扬；瘅，憎恶。意为表扬好的，斥责恶的。后成为中国史学的撰述宗旨和史鉴的基本内容。意为通过史书尽书善恶，进行道德褒贬，使后人善可为法，恶以足戒。以史事进行道德褒贬，在《尚书》中已有体现。春秋时，孔子撰《春秋》，最终确立了以史书褒贬人物和史事的史学模式。此后，彰善瘅恶的思想和方法为历代史家继承和发展。唐代刘知幾将其视为史学的根本功用之一，说：“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北宋薛居正说：“夫彰善瘅恶，《麟史》之为义也；瑜不掩瑕，虹玉之为德也。故自（孔）崇弼而下，善者既书之，其不善者亦书之，庶使后之君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也。”（《旧五代史·晋书列传十一》）统治者也将彰善瘅恶视为史学的和道德功用。唐太宗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见《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
中国古代监察御史制度的特点与启示
张晋藩，1930年出生，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法律史学会专业顾问、中国教育家名誉会长。对古代监察制度、监察法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主编《中国法制通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等多部专著和教材。
问：您怎样看待中国古代的监察御史制度和监察御史在整个国家制度中的作用？
答：中国古代的监察御史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整肃百僚、纠正官邪、弹劾非违、维持纲纪，以确保官僚队伍的基本素质，通过“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充分实现国家的职能。监察御史制度对于古代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制衡作用。无论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在监察范围之内。这都说明监察御史制度在国家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至于监察御史，是执行监察权的官吏。有的御史专门负责监察官吏，有的专门负责监察地方官吏。特别是派出的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地方，不仅纠弹官吏的不法，而且还负责考察年成的丰歉、灾异的救治、百姓的疾苦以及选拔地方人才。通过巡按御史进行与地方的政策沟通，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监察网络。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制度是君主专制，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监察机关作用的发挥。
问：您认为我国古代监察御史制度有哪些特点？
答：特点之一，御史监察制度不仅覆盖了整个官僚系统，而且也涉及到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科考监察等，有时还派出御史进行专门监察，如巡仓御史监察仓库。
特点之二，监察官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比如汉代最高监察官御史中丞与京畿地区的监察官司隶校尉和丞相在朝会中都有座位，时称“三独坐”。
特点之三，巡按地方的监察御史，品级不过八品、七品，但却可以弹劾地方长吏，而且小事立断，大事奏裁，有些司法案件可以调集一干人犯进行审理，位卑但权重。
特点之四，随着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不仅如此，监察立法也限定了监察权的行使，使监察官不得任意地超越法律之外行事，这也是中国古代以法为治的一种表现。清朝的监察法《钦定台规》，集历代监察立法之大成，内容包括训典、宪纲、六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等八类，其完备性为世界所少有。监察立法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典型性，同时又是中华法治文明先进性的表征。
问：您认为古代监察御史制度能给我们提供哪些启示？
答：其一，古代的监察制度对于纠弹违法官吏、监督国家政务的实施、贯彻政策与法令、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历代重视。晚清仿西方改革官制的时候，都察院存而不废。当前，正在深化国家监察改革，构建国家监察体系，这是根植于历史文化传统、立足于当今中国国情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制之举。
其二，严格监察官的选任是贯彻实施监察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如同孟子所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历代选拔监察官的条件，首先是道德品质，要刚正廉洁、忠于职守、不徇私情，敢于触犯贵族高官；其次，需科举出身，以保证其文化素养；再者，监察官一定要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有些王朝如明朝由明太祖亲自选拔监察官，曾黜不合格者。由于监察官选任严格，历代出现了许多忠于职守、不畏权贵的监察官，因弹劾严嵩父子而下狱的监察官杨继盛，他在绝命诗中写道，“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上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
其三，监察官必须严格依法监察，如有失监、漏监，尤其是贪赃枉法，加重处刑。如《大清律例》规定：科道官受人馈送、收人财物，以及买卖多取价利，较其他官员罪加二等处罚。
其四，御史监察，纠弹要有实据，不得风闻言事。如康熙初年圣谕中强调“至于都察院科道官员，职司风纪，于国家应行要务，即应直陈，一切奸弊，即据实指参”，对于捕风捉影者予以制裁。
古人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与监察法制史留给我们许多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的文化资源，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监察部网站 赵林）
素书——瘅恶斥谗
原文：“瘅恶斥谗，所以止乱。”
瘅：憎恨。例句有：“彰善瘅恶。”（《尚书·毕命》）“谗”的意思是在别人面前说陷害某人的坏话。
“瘅恶斥谗，所以止乱”就是憎恨厌恶邪恶之徒，驳斥击退谗佞之辈，这样国家就不会发生混乱。
无论何时，只要谗佞之辈居官专权，奸邪之徒逞恶当道，就会遭殃，国家就会危亡。所以张商英认为：“谗言恶行，乱之根也。”《王氏注》也认为：“若能俦绝邪恶之徒，远去奸谗小辈，自然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邪恶和谗言一个是狼，一个是狈。自古以来，这对狼狈都是制造混乱的祸根。不过它们之间唯一不同的是：邪恶一般都表现在明处，而谗言一般都深藏在暗处。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所以说谗言的危害性更大，因为它可以在你不知不觉中，或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伤害。
“败言为谗”，“世乱谗胜”（《左传·昭公五年》）。意思是，诬罔的语言就是谗言，世道动乱诬罔的谗言就会处于优势，得到胜利。
那么谗言和恶人又有哪些特征和具体表现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虚构事实，栽赃陷害。此类谗言目的明确、手段卑鄙、行为狠毒、后果严重，必欲置无辜者于死地而后快。
二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强行与对手挂钩，达到不能把你搞死，就先把你搞臭的目的。
三是添油加醋，无限上纲。本来是一件小事，或者是一个小的失误，而进谗者不惜添油加醋，添枝加叶，上纲上线，夸大其词，增加对方的精神负担，使其承担更大的责任。
四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用谎言或假象制造混乱，把水搅浑，让人难以分辨是非曲直。
五是搬弄是非，制造矛盾。在甲、乙双方之间挑拨离间，破坏和睦的双边关系，而自己则置身事外，静观鹬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
谄媚上司，进谗言佞语者，都被人看作是道德败坏的小人。此类人到处都有，此类事时时都有发生，防是防不住的，除也是除不尽的。怎么办呢？
方法一：尽量远离这种人，保持一定距离，若即若离。与小人相处不能太亲近，太过亲近，万一有一天不亲近了，你就成了他进谗言佞语、攻击报复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对象。
方法二：等到谗言暴露的时候，用事实理直气壮地戳穿它，让大白于天下，使小人的阴谋不能得逞。
以上做法虽然说不上尽善尽美，但也勉强算得上是消极对待谗言的积极态度。
当然，除了以上两种方法以外，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让谗言止步于听谗者，谗言之所以能够产生作用，发生效果，而且难以禁止，主要是有信谗者。
“乱之又生，君子信谗。”（《诗·小雅·巧言》）意思是：由于君子听信谗言，所以祸乱又再次发生。（君子：指上位者）事实证明，信谗者才是滋生谗言的土壤。正是由于有些人听风就是雨，所以谗言的歪风才会久刮不停。如果每一个为官执政者都能心境光明、公正公平，善于研究，不会偏听偏信，不以个人好恶作标准，做到心明眼亮、是非明辨，那进谗者就没有了进谗渠道。没有了谗言市场，谗言的阴谋不能变现，谗言佞语者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诚然，以上方法虽然最为有效，但也最难做到，因为有些为官者腐败昏庸，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亲小人，远君子，对接收到的谗谤之言不、不分折、偏听偏信，使得小人阴谋屡屡得逞，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例如，越王勾践为了能够击败吴王夫差，报丧国之辱，除了他自己不忘国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之外，另外一条重要因素就是他利用重金收买了吴国佞臣太宰嚭。太宰嚭在吴王夫差面前进谗言，诬陷贤臣伍子胥，致使吴国君臣不和，了反对吴国向齐国用兵，坚持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越国为了报仇雪恨，主动侵犯吴国的伍子胥，为越国袭击吴国扫清了前进障碍。
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90 年左右，当时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国，正是国力昌盛之时。此时，齐国国君齐景公死后，国内政局发生混乱，吴齐两国是友好邻邦，吴王夫差决定出兵齐国，用武力威慑齐国贵族集团，帮助齐悼公重振国威。而此时伍子胥认为不可，极力劝谏，他对吴王说：“越王勾践吃饭不用两味荤菜，含辛茹苦，每天都在悼念死者，慰问病者，他这是打算报仇雪恨呢！这个人不死，将来一定成为吴国的后患。”所以，伍子胥认为越国才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如果现在吴国不去对付越国，而去对付齐国，是十分谬误的。
而此时的吴王夫差并不信任伍子胥，而是重用伯嚭为太宰。伯嚭和伍子胥都是从楚国投奔吴国的降臣，不过伯嚭为人奸诈，为了取得吴王宠信，经常在吴王面前攻击诬陷伍子胥。越王得知这一情报后，采用了子贡的计谋，命他率军假装帮助吴国，实际上却用重金收买太宰嚭，伯嚭多次收受越国的贿赂，所以日夜在吴王面前为勾践说好话。吴王听信了伯嚭的花言巧语，决定出兵攻打齐国。这时的伍子胥虽然不被信任，却仍然向吴王强调放弃越国而攻打齐国的做法是错误的，一旦有任何闪失都会导致亡国，那时就悔恨莫及了。
听了伍子胥的劝告，正当夫差犹豫不决时，伯嚭马上向吴王进献谗言，说伍子胥为人刚强暴烈，缺少恩德，猜疑狠毒，他的怨恨早晚会酿成大祸。
同时他还指责伍子胥专横刚愎，千方百计毁谤大王进攻齐国的，甚至把儿子托付给齐国。伯嚭说：“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史记·伍子胥列传》）伯嚭对吴王夫差讲的意思是：伍子胥作为人臣，在国内不得志，就依靠外国诸侯，自己认为是已故国君的谋臣，如今不被任用，常常郁闷怨恨。希望大王趁早谋划这件事。吴王夫差彻底被伯嚭谗言所打动，“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长叹道：‘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殊我。’”（《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被赐死的事例证明了：谗言是由两个因素共同产生效力，才能发挥作用的，即进谗者和信谗者。如果只有进谗者伯嚭的谗言，伍子胥是不会被的，只有当伯嚭的谗言被吴王夫差所采信，才能发生伍子胥被的事实。也才能发生越国攻击吴国，吴王夫差自刎，吴国被越国所灭的后果。
吴国为越国所灭，这在历史上是“信谗亡国”的典型。
所以古人认为谗言并不可怕，而听信谗言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对“信谗”的危害有深刻的总结：“谗言不可听，听了祸殃结。君听臣遭诛，父听子遭灭。
夫妻听了离，兄弟听了别。亲戚听了绝，朋友听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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