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的张陶
作者：慎行
2021年7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犯罪张陶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竟然是张陶为了评“院士”，因被打的两位院士没有满足其要求便酒后失德报复打人。张陶这样一位任中国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董事长的位高权重者，自吞恶果。
张陶要评的是什么类型的院士?据说他希望自己能当选今年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这种院士含金量如何，我们不作评价。但，张陶希望受害者在投票环节帮助自己，而二人不满足其要求后张陶便动手打人，嚣张跋扈。张陶的行为起码在德行上就失去标准。在我国，两院院士是国家的栋梁，许多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张陶急着评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近年来，许多外国科学院院士回国工作，招牌虽有点“响”，具体学术水平如何，都缺乏相应评价标准，有点欺负别人不懂外国行情的感觉。本国的专家学者在评选两院院士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公平的问题。更何况，院士们大多是某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如果都像张陶这样，恐怕学术界的道德就岌岌可危了。
看淡名利，很难，但有人却早在这条路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两弹一星 ”功成员于敏就是这样一个毫不利己的典型。除了淡泊名利，于敏全身心投入科学事业。他曾经把数额巨大的科技奖金捐赠出去，扶持科研工作者，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于敏还有个显著的特点，他敢于追求真理。在研制的关键时刻，一个计算数值有偏差，于敏果断提出是计算机错误。用人脑的思维能力，敢于质疑计算机，于敏等人做到了。要评院士可以，应该像于敏等老一辈科学家看齐。
张陶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0级EMBA毕业生。2012年，他作为该学院毕业生代表的10名企业高管之一，就“管理者的成长路径”发言。他说：“管理者成长路径第一步是目标管理，第二步则是自我控制，或也可以称为自我约束。”结果，张陶自己打脸。如他自己所言，他应该以身作则，自我约束。自己说过的话更应该矢志不渝地践行。
张陶，提醒那些学术不端者，引以为戒。虚名浮利，终究要不得。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沉下心来把科研事业做好，而不是沽名钓誉。
他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为何毛却说他不是右派是朋友
上世纪40年代末，张奚若在清华园书房中。图/受访者提供
晚年张奚若
本刊记者/宋春丹
2001年6月，时任朱镕基在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告别会上，回忆起1947年在清华求学时的情形。他说，当年很喜欢听朱自清先生讲话，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自己的信仰就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
张奚若之子、后曾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张文朴同一时间也在清华大学学习，不过读的是历史系，与电机系的朱镕基并不相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文朴先后在美大司和中国外交学会工作，有几次陪朱镕基见外宾，提前去汇报，按惯例要先自报姓名和部门，朱镕基说，当然知道你张文朴。
张文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一直觉得来日方长，而且每天在家都能听到父亲的言论，结果他没有听过父亲的一节课和一次演讲，这成为他无法弥补的遗憾。
上世纪60年代初，张奚若的很多好友都入了党，家人也劝他考虑，都被他以“难以达标”为由婉拒。张文朴觉得，以无党派人士身份终此一生，也许更符合父亲的性格。
活跃于政坛的“无党派人士”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奚若活跃在政坛上。
广为人知的是，在他的建言下，新中国的国名定为“中华”，去掉了原来拟议的“”或“主义”等字样。讨论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时，有人认为时代变了，至少歌词要改一下，他以法国马赛曲为例，强调保留时期的歌词有助于激励后人。
国史大家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张奚若曾经和毛有一次长谈，力劝不要出兵。但张文朴觉得这不可能，张奚若和毛的关系没有深到能彻夜长谈，他也不能随便进中南海。不过他有次去城里开会回来确实忧心忡忡，对张文朴说：那是别人的baby，为什么要我们出兵？
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的文科和理科要被调出，一批教授认为这样清华要被“肢解”，非常担心和不满。张奚若当时已是委员，但依然在清华系担任教授，钱伟长、钱三强、费孝通、屠守锷等来找他，希望他向陈情。张奚若转达后，周恩来专门找他谈话，解释院系调整是为了加快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人才，而这是旧做不到的。此后，他未再坚持。
这次院系调整，张奚若的“星期六聚会”的老友们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个聚会是金岳霖30年代在位于北平北总布胡同的家中组织的，经常参加的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张奚若夫妇、陶孟和夫妇、周培源夫妇，还有陈岱孙、邓以蛰、钱端升、李济等。这些人多是清华教授，几乎人人都有留学经历。聚会总是从议论时局开始，但更多的是谈论文学艺术等，邓稼先、美学家邓以蜇是后一类话题的主讲人，有时还带些字画去供大家欣赏。
爆发后，老友们又一起辗转昆明。
金岳霖是张奚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他交往时间最长的好友，当年张文朴叫金岳霖“金爸”。张奚若曾推荐张文朴读金岳霖用英文写的一篇哲学论文，开头一句是：如果中国哲学是入世的，西方哲学是出世的，则印度哲学是来世（otherworldly）的。张奚若说中国人用英文写东西，谴词造句如此精妙是少有的。
在昆明时，张奚若是西南联大系、国民参政会代表。1940年夏他去重庆开会，把张文朴和弟弟“寄放”在西山脚下昆明湖边的“周爸”周培源家。这位给爱因斯坦做过助手的洋派物理学家每天早上要赤脚走过栈道，用一对大木桶挑水回家，既为食用，也为饮马。那时他养了一匹叫“华龙”的云南马驹，策马来校上课成了西南联大的一幕奇景。
“梁阿姨”林徽因每次来张奚若家，临走时总是叫着张文朴的小名，让他帮着把一张顺墙放的单人床竖过来放，认为这样才比较有美感；但等她一走，张奚若就立刻叫张文朴把床恢复原状，显然认为靠墙放更省空间。如此来回数次，让孩子们忍俊不禁。
胜利之后，“星期六聚会”的成员多回归清华园，1949年后又几乎都留在了。
院系调整后，金岳霖和邓以蛰随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周培源随清华物理系去了北大，陈岱孙随清华经济系去了财经学院，钱端升随北大法学院去了新创办的北京政法学院，只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仍然留在了清华，但一手创建的综合性的营建系改成了纯工科的建筑系。
1952年11月，张奚若离开了任教23年的清华大学（他所在的系已并入北大），接替马叙伦，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他的工资待遇定为相当于副的行政三级，家搬进了中南海东侧北长街一处独门深院。除专车司机外，还有一名警卫员长驻。
张奚若还兼任了中国外交学会会长。他从1949年开始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73年去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同中国没有建交，外交学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民间形式与这些国家开展交往。作为党外人士，张奚若很少参与决策，平时也不用去坐班，从事的基本是礼宾性质的工作。但他临事以敬，对外事工作很投入，每有活动总是认真听介绍、看文件，做好准备。
1954年至1964年在外交学会担任英文翻译、后担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金永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报纸上每次报道出席重大活动的政要，八大派之后，最后一个必是“无党派人士”张奚若。
“有名的炮手”
1957年春天，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5月，统战部邀请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
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分析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他分析宗派主义时说，解放之初，一些党员认为天下是自己打下的，对党外人士觉得赏一碗饭、给你官做就不错了，你还怎么样？说得透彻点，这只是为了团结，而不是你有什么本事，何况你也并不高明。对群众有时候也是群众长群众短，但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
他对“三大主义”的批评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5月15日，他再次发言，重点谈到了党和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并将其概括为十六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由于性格耿直、经常对社会问题发声，张奚若曾被好友徐志摩称为“有名的炮手”。
1941年3月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财政部”的报告称中国没有通货膨帐，经济状况良好。张奚若讽刺说：那看要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到阴沟里都能找到票子才算通货膨胀，那的确还没有。接着，又逐条质询报告。主持会议的蒋介石长时间按铃制止他继续发言，他坚持把话说完，从此拒绝再去开会，并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张奚若（中）与金岳霖（左）、徐志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1943年冬，他发表《中国宪政问题》的演讲，公开抨击。他说，宪政的目的是法治与民治，尤其是民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把当阿斗，实行“训政”，训了多少年。“如果真要有诚意实行宪政，那首先就要结束‘训政’，也就是结束的。”
1947年，他在报刊发表《谈时局》，写道：在这个垮台后，是否上轨道，虽然不容易说，但在这个垮台以前，绝无好转希望，却是无法避免的结论。
1947年11月25日，清华系举行“中国前途”座谈会。张奚若在座谈会上预言，的胜利后，将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面对听众的疑问，他说，天地间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情，在每个历史阶段我们只能尽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将来有问题发生的话，那时候自然有办法解决。
张文朴认为，张奚若1957年的十六字批评主要是由北京的建设引起的。
与梁思成、林徽因一样，张奚若对北京的古都风貌有一种顽固的执着。他曾把北京与巴黎类比，认为二者之所以可爱宜人，是因为它们都兼有中古与现代这两种元素。他认为故宫是庄严与美的理想结合，世所罕见。他反对拆城墙、拆牌楼，特别是反对拆原来天安门东西两侧的“三座门”。有人说“三座门”曾酿成交通造成死伤，有民愤，必须拆除，张奚若当着周恩来的面反驳说：“北京市的车祸是不是都出在有牌楼的地方？出了车祸，应由死的牌楼负责，还是应由活的人负责？”彭真在一次会上曾不点名地批评他“迷恋过去，食古不化”。张文朴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尖锐的争论使张奚若憋了一口气，后两句话也可以说是对彭真此言的回敬。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相当多的人士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张奚若却安然无事。
在1958年初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对在场的张奚若作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但申明：“说这些话的是一位朋友，不是右派。”在这次会上，张奚若做了检讨性发言，解释了他对政策产生抵触的原委，这个发言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毛表示，不是旧的一切都好，新的都不好，青岛这个城市就胜过开封、洛阳。对此，张奚若并不完全服气，他对张文朴说：“谈到这个，那是我看得多，还是他看得多？”
民革的陈铭枢也提出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典”的类似批评，被划为了右派。为什么张奚若没被划成右派，成了长久以来的一个谜。有人说是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不过张文朴觉得，周恩来不久前才因“反冒进”被批，自身处境已很困难，还能保张奚若吗？后来又有看材料多的老前辈告诉他，是邓小平起了保护作用，对此他就无从判断了。他觉得，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父亲向来不拉帮结派的风格帮了他。在知名的人士中，当时张奚若只和陈叔通一人来往较多，也从不加入任何有形的群体，可算一个“单干户”。
受到批判后，张奚若深居简出，闭门谢客，还一度想辞官。周恩来上门探视了他。1958年2月，张奚若被免去了教育部长职务，却又被任命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到“”期间这一机构被撤销为止。
“奚老”
1959年10月，在外交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学习的汤铭新被外交学会借调去接待来访的乌拉圭议会代表团，第一次见到了张奚若。1960年4月，他又被借调去接待拉美友好人士代表团。张奚若对他的两次翻译都很满意，由于西班牙语翻译短缺，不等他毕业就把他留在了外交学会。
汤铭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张奚若在办公室找他谈了一次话。张奚若说，外交学会是由周恩来亲自倡导成立的，是新中国第一个从事外交的机构。当前由于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和破坏，我国同拉美国家以及讲西班牙语国家的关系困难重重。
因此，要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这也是汤铭新今后应致力的工作。
汤铭新恭敬地说，自己对张会长抱有深深的敬意，因为早在观看开国大典的纪录片时就看到他站在毛身后那崇高的位置，也知道他是国名的倡议者，能在他下工作是自己的福气，一定要努力工作。张奚若笑了笑说，的确，那是他参加的一段历史，但是永无止境，今后还要努力朝前走，才能赶上时代的脚步。
1960年11月5日上午，周恩来在约见各党外正、副部长。他肯定了张奚若在外交学会的工作，说“最忙的是张奚老”，还检讨自己对张奚若阻止拆牌楼的批评过于严厉，说张奚若能接受毛的批评体现了思想进步。
1961年底，津巴布韦非洲人联盟恩科莫访华，张奚若与乔冠华等在四川饭店设宴招待，金永健做翻译。席间谈笑风生，气氛愉快，张奚若还用公筷给外宾夹菜。大家对张奚若都很敬重，称呼他“奚老”。
1963年，戴高乐派前富尔作为特使来华，张奚若主持了欢迎宴会，并陪同周恩来参加了会见，但没有参加随后进行的秘密建交谈判。富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了张奚若，认为他绝不仅仅是一个“非党陪衬”。
60年代，王楚光进入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办公厅，担任秘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外文委是主管的掌控对外文化工作的实权部门，但张奚若只是每周到机关巡视一次，其他诸事不管，实际事务由副兼党组李昌操办。
每周一上午，张奚若的专车停在机关大楼门前，秘书迎上前去，拉开车门。他已年过古稀，但还是精神抖擞，仪表堂堂，一头灰白色的大背头，戴玳瑁框眼镜，身穿一套剪裁合体的深灰色中山装，足蹬皮鞋，手持文明棍，迈着稳健的方步。进入大楼后，秘书帮他宽衣摘帽，陪他走进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电梯。电梯到达三楼，秘书陪他进入办公室，端茶倒水，在桌上放好供阅读的文件，即悄声退出。他在办公室停留约一个小时，既不约人谈话，也无人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都是悄然而来，扬长而去，常年如此。
一天上午工间操时，王楚光和几个秘书站在走廊聊天，见张奚若迎面走来，立即退到两侧大声说：“张奚老，您好！”或许是一时兴起，张奚若驻足与他们攀谈起来，大谈他的人生阅历：如何出走陕西，怎么参加辛亥；如何留洋求学，怎样抨击的腐败；如何迎接开国盛典，怎样参加中华的建设……滔滔不绝，讲了近一个小时。
目送张奚若离开后，王楚光唏嘘不已，心想可能张奚老太寂寞了，真是盛名之下，其鸣也哀呀。
方硬之士
“”中，张奚若没有受到任何冲击。1966年底，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有13位高级人士，张奚若名列其中。张文朴觉得，父亲没有也好，如果成了党员干部，在“”中可能就很难幸免了。
“”初期，张奚若一度兴趣浓厚，常去外文委机关看大字报。然而随着运动发展，他感到迷惘，决心保持沉默，置身事外。年轻人有时在家里议论“天派”“地派”等，他从不介入。张文朴从自己工作的教育部带了一些准备写大字报的材料回家，张奚若知道后让他赶快拿走。
一次，张奚若从外面参加活动回来，笑着说见到了陈毅，陈毅对他说：“奚老，我们现在跟你一样了！”（意即有职无权靠边站。）到运动后期，张文朴偶尔听到张奚若说：“要是再一翻手，那怎么办？”
1969年，外交学会工作中断（1973年恢复）。汤铭新也在这年下放到位于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告别时，张奚若语气沉重地嘱咐他，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冷静观察动向，既不能在地动山摇、否定一切的造反声中迷失方向，也不能为听不得批评、掩盖过失错误的保守派言行所迷惑。“今后的路还长着呢，要好自为之！”汤铭新觉得，这是张奚若的推心置腹之语。
1972年尼克松访华，张奚若也在欢迎人士之列，但他心脏病突发，周恩来临时决定由周培源以外交学会副会长名义代替出席。这成为张奚若晚年的一件憾事。
这年，张奚若还见到了来访华的老朋友费正清。费正清曾形容张奚若是昆明那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里最具盎格鲁-萨克逊气质的个人主义者，但对这次会见，他的描述则是“did most of the talking but said little”（滔滔不绝，又啥都没说）。后来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张文朴承认，费正清的文笔很高明，但父亲又能说什么呢，有外事纪律管着呢。
1973年，赵元任从美国回中国访问，见到了住院的老友张奚若。赵元任是语言学家，会说33种汉语方言，张奚若教过他一段陕西歌谣。赵元任模仿陕西话念起这段歌谣，让张奚若很开心。
这年7月18日，84岁的张奚若去世。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参加了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
1989年11月，清华大学纪念张奚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任全国常委会副的到会即席讲话。他说：“我和张奚老都是陕西人，我到他那儿去，他总要搞点家乡饭请我吃。我常对他说，奚老，你1913年就到外国去留学，寻找救中国的道路，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我那时才出生。你无论是哪方面的经验，都比我多得多。”
好友徐志摩曾说张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性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的说话也是硬的。
清华同事萧公权、浦薛凤对这位“硬人”就不无微词。萧公权曾在回忆录中说，张奚若和钱端升后来都在做官，这两位先生都抱着学优则仕的志愿，平日言语之间不免流露怀才不遇的苦闷。因此在萧公权看来，他们都是为了“欲”而非出于信仰而留下的。
或许因此，周培源夫人王蒂澂才会说，张奚若这个人完全是方的，四方形的角很尖，谁被尖角碰一下，肯定不好受。但她又说，这个方形的四边是广泛而可亲的。金岳霖同意她的说法。
闻一多遇害时，金岳霖在重庆，听说张奚若也遇难了，就写了一对挽联：本直道而行，何须世情曲顾，肝胆相照，过失相规，休戚更相关，卅载交情同骨肉；坚义利之辩，不为奸党所容，盛德不彰，忠言招忌，是非终有定，一生疑谤尽皮毛。
后来知道张奚若并未遇害，这副挽联束之高阁。1961年，金岳霖又把它寄给了张奚若，并附言：“秋日黄花，残冬落叶，春雷一扫而光，但当时情况，似仍有忠实处。”
张文朴觉得，早年在美欧留学12年，在父亲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他的生活习惯、思维方法、待人处事都相当西化，或者说是现代化的。但张文朴姐弟年幼时，张奚若首先让他们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不主张他们过早接触西洋文化、学习英语，担心这样他们长大以后脚下无根，难以融入中国主流社会。
在昆明的时候，张文朴在一所教会中学读完初一，因为贪玩，功课一塌糊涂，被勒令退学。对方还很会外交辞令，说令郎天赋太高教不了。张奚若气得要命，经亲自测试，发现张文朴上了一年英语课居然字母还认不全，狠狠打了他一巴掌，亲自抽时间为他补习英语。
张文朴记得，父亲教他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张奚若推崇卢梭，经常朗诵书中的名句：“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每读及此，他总是慷慨悲歌，激情难抑。
时评：年轻干部切忌急功近利
年轻干部思维活跃、充满朝气、富有活力，但每天面对单调琐碎工作难免心浮气躁，感到彷徨。有些初入社会的年轻干部，总想在很短时间内让自己被社会、组织和认可，在做事上，总想一鸣惊人；在学习上，总是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在为人处世上，热衷于搞关系而不是用成绩说话，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这既不利于自身长远发展，更不利于推动工作，最终导致工作不扎实、学习不静心。我们应当坚决这些不良之风，应当要目光长远、踏实肯干、信念如磐，切不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年轻干部要立足当前、目光长远。“百尺大树必有深根，千丈高楼起于坚石。”有些年轻干部认为单位待遇低、工作繁琐、辛苦劳累，处理微观“低级”事务多，参与宏观管理决策为少，认为自己大材小用，时常抱怨这抱怨那，不愿意弯下腰来、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干工作，这是很危险的。年轻干部必须把眼光放远，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若想走得远，先要走得稳。年轻干部既要志在“鸿鹄”又要有恒心毅力，若总是害怕基层的纷繁“千条线”，不愿吃基层的苦，仅把基层当成“镀金身”的“中转站”，身在基层心不在，身入基层心不入，处处搭建“关系网”，一心找寻捷径往上走，必然会德不配位，没有过硬的实力，即使扶上马也还是会栽下来。与其热衷于琢磨“处世经”，不如找准人生定位，笃定心神勤修内功，踏实学习补齐知识空白，以量的积累消除经验盲区，补齐能力短板，积累与群众打交道，处理群众关心问题的经验和方式方法，厚积薄发，默默等待质变后属于自己的拔地而起。
年轻干部要脚踏实地、务实肯干。年轻干部要走好基层路，铭记爱民心，要学会说真话、办实事。肯干是一种态度，展现的是一份担当。凡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干部，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年轻干部能力要靠实干去锻炼，水平要靠实干去提高，素质要靠实干去检验，工作要靠实干去评说。必须时时处处端正工作态度，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在工作中要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增强工作的制动性，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成一行，要从身边事做起，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工作平台好比骏马驰骋的疆场，年轻干部要本着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精神扎实干工作做事情。“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要把做事的功夫用足，把事情做到群众满意，在一岗就要造福一片百姓，这样才能赢得更好的机遇。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干部，要争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肯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发扬踏实肯干精神，彰显年轻干部的实干本色。
年轻干部要担当作为、表里如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年轻干部是源源不断的生力军，是未来浪潮的中流砥柱，要不断认识自己，提高涵养，坚持原则，守好底线，最关键最基本的是遵纪守法讲道德、坦荡磊落言行一致。要在日常工作中坚持燃旺淬炼自身的“文武火”，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全身心投入的境界，把承担的工作做好，把负责的任务完成好。在未来从政的路上，工作岗位也许会有许多变化，但无论走到哪个岗位，都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要坚持高标准，完成每项工作任务，把每次工作作为展示自身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机遇，大胆负责、敢于作为。年轻干部在步入社会后，都会碰到许多困难和麻烦的事情，担任一定职务后，这种情况会更多。要有一种视困难为平常的勇气，迎难而上、积极进取、勇挑重担、敢于负责，在完成艰难险重任务中经受考验、接受锻炼、展示才华。
年轻干部要秉持初心、信念如磐。信之愈深，行之愈笃。总曾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年轻干部“要信念如磐、意志如铁、勇往直前，遇到挫折撑得住，关键时刻顶得住，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经得住磨难。”这是对年轻干部坚定信念、练就足够接班本领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年轻干部须深思之、谨记之、笃行之。如磐的信念不能“弹空说嘴”，而需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在学习与实践的交融中砥砺和升华，二是在真学深信中凝魂聚气，把学懂弄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紧要的任务，真正做到筑牢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始终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挺起人的精神脊梁。要用好党内生活这个“熔炉”，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擦亮，确保心明眼亮、肌体康健、精神振奋；用好廉洁从政这把“标尺”，常怀公仆之心、淡泊之心、质朴之心，坚持为民用权、审慎用权、规范用权，始终坚守人的精神高地。
“国之兴，在于施政；政之兴，在于择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因素，但外因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年轻干部的成长成才，需要自身修养也离不开组织培养。管干部用干部的干部，要有“瞻山识璞、临川知珠”的识人慧眼，有“劝君参透短长理，自有人才涌似云”的用人之道，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爱才之心，有“铁肩担道义”的忠诚公道，真正让敢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年轻干部得到重用、脱颖而出，才能为党政干伍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为永葆生命力、实现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强大的组织保证。（来源：宣讲家网）
作者：任征亮 泊头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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