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的隋（17）
李穆很犹豫，他之所以犹豫，因为他无论如何也算不明白这笔账，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了，他不能准确的判断杨坚和尉迟迥会胜谁负，他也不知道倒向谁，会让李氏家族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在李穆犹豫不定之际，杨坚的使者柳裘抵达了晋阳。我们不知道柳裘跟杨坚说了些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柳裘出色的完成了他的工作，在他一番发言后，李穆就转忧为喜——甚悦。然后，李穆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将尉迟迥的来使锁拿，送往京师。
不久后，李穆迎来了杨坚派来的第二个使者——他的儿子李浑。李浑是杨坚打出的亲情牌，因为，杨坚也不能确定柳裘是不是可以真正说服李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必须用最大的诚意，将李穆争取在自己手中。
此时的李穆终于完全下定了决心，他让李浑给杨坚带去一个熨斗，而且，还送给了杨坚一句话——愿执威柄以尉（慰）安天下。另外，李浑还给杨坚带来了另一件东西——十三环金带（这是皇帝所用的服饰）。
这是李穆至关重要的一个暗示，事实上，李穆如今倒向杨坚，已经是做了通盘的考虑。因为，杨坚主政，不仅仅只有此次跟尉迟迥较量这一件事，更重要的是，这位蛰伏了多年但手腕强硬的国丈，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北周而代之。李穆送杨坚金带，这意味着，李穆正式宣布支持杨坚未来可能的篡位！
李穆之所以一下子表那么多态，表态表那么远，当然有他的道理。《教父》中维托·克里昂说，当你向别人施舍恩惠时，你就要表现得很有感情。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决定一件事情时，要么不做，要做，那就一步到位。
李穆决定一步到位，他要让施恩变的有感情，他认为，杨坚会因为他的雪中送炭而感激他，而他们李家，也会在未来的拼盘中，得到尽可能多的份额。
李穆是对的，杨坚非常激动，激动地立即让李浑马不停蹄再跑了一趟——去哪呢？去韦孝宽的大营，去告诉韦孝宽李穆对此次的态度！
得到了李穆的支持，杨坚在跟尉迟迥的较量中，已经握有一个十分有力的砝码。而李穆做出决定后，也很快以族长身份通告全族，统一了意见——他有个侄子李崇当时任怀州刺史，正打算响应尉迟迥，在得知叔父的选择后，也只能抱怨几声（阖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然后，服从大局，倒向杨坚。
光有一个李穆，够了吗？还不够，杨坚还需要说服另一个人，同样能量强大的一个人——于翼（时任幽州总管，幽州是今北京）。
于翼是于谨的次子，而于谨，则是北周八大柱国之一，在宇文泰病故，朝内纷纷不定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帮助宇文护稳定了局面，立下了殊功；因此，于谨可谓是北周立国第一功臣。在北周建立后，于谨家族满门富贵，风头一时无两。
当然，日中则昃，月满则亏，于谨家族如此强盛，到最后也不免遭到宇文氏的打压——于谨的次子于翼，在宇文护时代就饱受排挤（主要是因为宇文邕当时竭力拉拢于翼）；而三子于义，更是因直言劝谏，而差些被宇文赟治罪。
如今杨坚上台，深知于氏家族能量的他，一开始就极力拉拢于氏——很快，杨坚便将于谨的长子于寔进位为上柱国，任命为四大辅臣之一的大左辅。当时，在朝内的三公四辅中，只有两个人是不具有宇文氏皇族背景的，一个自然就是前文所说的“太保”李穆，而另一位，便是刚成为“大左辅”的于寔了。
杨坚投之以桃，于氏家族自是报之以李。尉迟迥的使者，也很快就到了幽州，想要说服于翼，但是，于翼丝毫不为所动，立即将使者执送京城。
于翼的这个表态有多重要？事实上，尉迟迥宣布造反后，便跟东北的高宝宁联络，意图跟突厥合作，一块南下；但是很可惜，在尉迟迥跟高宝宁之间，横着一个于翼，所以，这种合作，也只能成为纸面上的意淫了。
另一个为杨坚肝脑涂地的于家子弟，是于寔的儿子于仲文。
当时于仲文是东郡（今河南滑县，当时黄河未改道位于黄河以南）太守，跟徐州总管源雄一起，受到了尉迟迥邀请，二人都严词拒绝。同样是拒绝，于翼拥有足够的底气，因为他拥有幽、定七州六镇，尉迟迥虽然不爽，但也不敢对其轻举妄动，但是，于仲文却立即遭到了尉迟迥势力的夹击——当时宇文威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古黄河渡口），宇文胄从石济（今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先后渡河，夹攻东郡。
于仲文不过是一郡太守，芝麻绿豆大的官，人家尉迟迥是看在他姓“于”的份上，给他个面子；如果于仲文不要面子呢？那就只能对不起咯。
于仲文对付宇文威倒还尚可，然两路夹攻，便已无法招架，只能放弃东郡，率数十骑溃围而出，东奔长安，但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于仲文是走了，老婆孩子还在——为了这次拒绝，于仲文付出了三子一女的代价。
于仲文好不容易才跑到长安，当时，他所带领的数十卫士，已经伤亡殆尽，所剩无几，而他自己也已是狼狈不堪。当于仲文见到杨坚时，杨坚将其引入卧室，为之垂泪，于是“赐彩五百段，黄金二百两，进位大，领河南道行军总管”。
于家对杨坚此次平定尉迟迥之乱有多大贡献？请看于仲文的自述：
曩者尉迥逆乱，所在影从。臣任处关河，地居冲要，尝胆枕戈，誓以必死。迥时购臣位大、邑万户。臣不顾妻子，不爱身命，冒白刃，溃重围，三男一女，相继沦没，披露肝胆，驰赴阙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
（充满感情的回顾了当日尉迟迥叛乱时，自己是如何坚定的站在了杨坚一边，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得以九死一生的回到长安，而当时的杨坚，看到于仲文如此表现，又是如何的对其嘉奖重用的）
于时河南凶寇，狼顾鸱张，臣以羸兵八千，扫除氛昆。摧刘宽于梁郡，破檀让于蓼堤，平曹州，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围，殄徐州贼。席毗十万之众，一战土崩，河南蚁聚之徒，应时戡定。
（当自己被任命为河南道行军总管后，他率领八千人马，开始扫荡叛党。先后击败了梁郡的刘宽，蓼堤的檀让，而后又相继平定曹州，收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除叛党对亳州的包围，歼灭徐州的乱军。在自己的一番努力下，席毗十万之众，终于遭到覆灭，河南的叛乱局面，就此得到平定）
当群凶问鼎之际，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总驭燕、赵，南邻群寇，北捍旄头，内外安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斿黑水，与王谦为邻，式遏蛮陬，镇绥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敌，乘机剿定，传首京师。王谦窃据二江，叛换三蜀；臣第三叔义受脤庙庭，龚行天讨。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之间，或侍卫钩陈之侧，合门诚款，冀有可明。
（在整个叛乱过程中，不仅是我本人，我们于家全体也对朝廷做出了卓越贡献。我的二叔于翼，当时被叛党和突厥夹在中间，但是，正因于翼的分兵拒之，才让两股力量不能合兵一处，稳定了华北的局面。我的五叔于智则帮助平定了西蜀王谦的叛乱。我的兄长于顗在淮南立下大功。我三叔于义也参与了对王谦的讨伐。除此之外，于家满门忠烈，都对平定叛乱做出了卓越贡献）
我想，于家的支持对杨坚的意义，我们也不再需要过多废话了。
有了李穆家族和于翼家族的力挺，杨坚就有了平定尉迟迥的最大底气。
然而，杨坚所要对付的敌人，又岂是尉迟迥一人？就在尉迟迥叛乱如火如荼之际，京城内迎来了又一波危险的敌人——六月，五王皆至长安。
对于五王的进京，历史上向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是被杨坚弄回来的。《资治通鉴》就有此类描述：
陈王纯时镇齐州，坚使门正上士崔彭征之。彭以两骑往止传舍，遣人召纯。纯至，彭请屏左右，密有所道，遂执而锁之，因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其从者愕然而去。
这种说法未免是过于侮辱了五王的能量。如果宇文纯这样的亲王，都能随便被两个人就在自己的地盘给捆了，而且手下人还不敢妄动，居然作鸟兽散，那宇文赟又何必如此担心，非把他打发到自己的封国去呢？
事实上，五王既不可能是杨坚骗回来的，也不可能是杨坚绑回来的，他们同时回归，只存在一种可能性——接到了宇文赟的遗诏。
这是历史上对五王进京的第二种看法，小的我觉得，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宇文赟虽然是个暴君，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这个暴君在玩弄权术方面很有一手，至少，在他的任内，没有出现过前朝宇文护这样的权臣。没有权臣就意味着，他的传位过程，本来可以顺利得多……
宇文赟重用的人物，虽然都不是什么好咖，但多是些没有根底的寒门子弟，以至于当他病重时，他的宠臣刘昉、郑译等辈，都无力独撑大局，非得让杨坚去捡这便宜。当然，杨坚能捡到这便宜，也有些机缘巧合，在宇文赟的整肃下，杨坚本已预感前途渺茫，要出藩以求自保了，但是，偏偏杨坚得了“足疾”，而宇文赟又偏偏不早不晚的病倒了……这一切，也只能用当日宇文邕对王轨所说的话来概括——必有天命在，将如之何？
古今中外很多事情，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很多达官显贵很迷信，动不动占卜算卦请人看相，也并非全无道理。以杨坚而言，他的发达，实在是“三分能，七分命”最好的写照，堪称中国历史最幸运的开国皇帝。
宇文赟先前让五王出藩，虽然有杨坚所谓“羽翮既剪”的弊病，但是，宇文赟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宇文护的关系，宇文赟一直非常害怕宗室擅权的现象，所以，他上台后的第一步，是干掉宇文宪（尽管宇文宪这位亲王实在没有反心，实在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他让五王出藩，实际也不过是延续了诛杀宇文宪的思路——“强干弱枝”，避免在京城出现“下一个宇文护”。
“弱枝”是为了“强干”，但是，“强干”这件事，也是多重因素决定的，宇文赟千算万算，却漏算了最重要的一步——自己的寿命！
杨坚之所以比宇文赟更高明，就因为算先一步——视其相貌，寿亦不长。
就因为多算这一步，杨坚才会想要在出藩之前先等等看，他的“足疾”才会如此恰到好处，他才能在诸多显贵中“幸运”的脱颖而出，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这也是托孤没有尉迟迥的原因之一。
所谓“幸运”，从不会是无源之水，机遇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最“幸运”的杨坚，其所展现的，岂不正是高超的“预见机遇”、“把握机遇”的能力？
宇文赟在最初暴病之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所击倒，直到十几天过去了，一天又一天，他的身体日渐虚弱，宇文赟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他这才意识到，京城内没有得力的亲王坐镇，会有怎样的恶果！毕竟，亲王这东西，既可能是皇位的争夺者，也可以是皇位的捍卫者啊！
“强干弱枝”这一套彻底失败了，自己儿子宇文阐太小，这个“干”强不起来，而他把“枝”给削弱，也只会让这个虚弱的“干”，暴露在一堆野心家面前。如之奈何？宇文赟认为，为今之计，也只能亡羊补牢了，在五月二十二日，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的宇文赟，下发了诏书，要求五王进京勤王，保护幼主！
同时征召五王，这也是宇文赟一贯玩弄权术的体现，因为对于这五王，既要用，又要防，自己的儿子太小，无力防，那就让五王各自防着对方吧。
宇文赟的这个安排，就是传说中的“制衡术”。
如宇文赟这样的托孤安排，后世也有类似的例子。
清朝初年，顺治英年早逝，民间也有说顺治出家了，嗣子爱新觉罗玄烨年仅八岁，因此，顺治给玄烨安排了四个顾命大臣——首辅索尼、次辅遏必隆、三辅苏克沙哈、四辅鳌拜。
顺治这样安排，本来非常高明，既维持了八旗之间微妙的平衡，又尽力避免了一家独大，威胁皇权——因为，首辅索尼当时已经年迈；而次辅遏必隆，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墙头草；三辅苏克沙哈，地位尴尬，是睿亲王多尔衮的部下；最凶恶的鳌拜，虽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但位次最低，谅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后事安排成这样，苦心孤诣的顺治本可以含笑九天，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令顺治没有想到的是，最凶恶位次最低的鳌拜居然能够在四辅臣中脱颖而出——原因？因为索尼年迈而又奸猾，在没收到皇室的献礼前，拒绝表态，等他得到了皇室的大礼（孙女被纳为皇后），准备恭请康熙亲政时，却已经时日无多；遏必隆是个墙头草，很不幸，这次他倒向了鳌拜，作为次辅，却甘心做小；苏克沙哈有能力，但地位实在尴尬，能量有限，最终被鳌拜击倒……于是鳌拜专权！
事实证明，“制衡术”实在是个很高端的技术活，光靠在脑袋里进行模型推演，往往是不够的。顺治很不幸，把“制衡术”玩砸了，给儿子康熙留下了鳌拜这样凶恶的敌人；但是，“玩砸了”，只能说明功夫不到家，并不能说明“制衡术”本身有问题——毕竟，同一套太祖长拳，让一般人来打，只是平平常常，但要让英雄人物乔峰来打，却能在聚贤庄力敌天下豪杰。
“制衡术”本身没问题，宇文赟让五王顾命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实在撑的不够久，两天后，五王还一个都没进京，他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于是，顾命大臣的位置立即换了人，蛰伏了许久的杨坚一鸣惊人，脱颖而出，而当六月份，五个亲王先后进京后，他们才赫然发现——朝政已非啊。
如果说外部的尉迟迥，是杨坚控制“国内”局势的最大对手，那么，京城的五王，就是杨坚控制“朝内”局势的最大对手。一场大战，无可避免。
关于这场大战，《资治通鉴》写得绘声绘色，我们也不免细细看来：
五王虽然是最大对手，但率先倒霉的，却是毕王宇文贤。这位“毕刺王贤”，是明帝宇文毓的儿子，也就是宇文阐的叔叔辈。
《资治通鉴》对此一句话带过：雍州牧毕刺王贤，与五王坚，事泄，坚杀贤，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谋不问。
《周书·毕刺王传》对此倒是略为详细：贤性强济，有威略。虑隋文帝倾覆宗社，言颇泄漏，寻为所害，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国除。
显然，《资治通鉴》和《周书》的说法是有矛盾的——《资治通鉴》着重一个“谋”字，用法学术语说，这叫犯罪未遂（犯罪已经启动了，但由于犯罪人以外的客观因素，没有能够得逞）；而《周书》着重一个“言”字，用法学术语说，这叫犯罪预备（已经有犯罪动机了，但还没付诸实施）；朋友们，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这可是天差地别的。
到底谁的说法更可靠呢？小的我觉得应该是《周书》。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杨坚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屁股，如五王这样的危险人物进了京，杨坚第一步会做的，当然是派人严密监视，限制五王的行动自由，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五王还能跟毕王搭上线，那杨坚也就不用混了。
所以，毕王或者有猜疑杨坚的可能，如《周书》所说，“虑隋文帝倾覆宗社”，但是，在杨坚夺权后制造的高压气氛下，如他这样的危险人物，自然是得不到跟其他危险人物碰头的机会的，他所能做的，也就是骂个街了。
当然，杨坚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哪怕是骂街，也是不允许的，尤其是亲王骂街，所以——只能对不起你了。
诛杀毕王贤，杨坚还有个用意，那就是警告进京的五王——你们给我注意点，如今京城哥们我说了算，别不识相，否则，毕王贤就是你们的下场！
当然，打一大棒，还要给一甜枣，杨坚还是对五王做出了补偿：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
据《资治通鉴》说，不管是大棒还是甜枣，似乎都未能“安其心”，五王还是数次谋划了刺杀杨坚的阴谋：
赵僭王招坚，邀坚过其第，坚赍酒淆就之。招引入寝室，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间，伏壮士于室后。坚左右皆不得从，唯从祖弟开府仪同大弘、大元胄坐于户侧。
（宇文招密谋诛杀杨坚，所以邀请杨坚来做客，然后把杨坚请入了寝室，并让自己的儿子、小舅子们佩刀而立，站在左右，同时还设下了诸多埋伏。而杨坚的左右呢，都被赶了出去，只有杨弘和元胄两个人保护杨坚。）
胄，顺之孙也。弘、胄皆有勇力，为坚腹心。
酒酣，招以佩刀刺瓜连啖坚，欲因而刺之。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扣刀入卫。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伪吐，将入后邠，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
（酒酣耳热，宇文招开始动手，首先用佩刀刺瓜给杨坚吃，想要借此机会一击毙命。此时元胄站起来表示相府中有事，要先回去，结果被宇文招厉声呵斥。元胄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加精神抖擞，扣刀入卫。宇文招见元胄是狠角色，一改先前的嚣张，开始安慰起元胄了，说自己没有别的心思，你也不用太多疑。宇文招数次假装要呕吐，退入后宅，但元胄害怕宇文招设伏，所以屡屡扶着他上坐。宇文招又称自己口干，要元胄去厨房拿饮料，元胄还是不为所动。）
会滕王逌后至，坚降价迎之。胄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坚曰：“彼无兵马，何能为！”胄曰：“兵马皆彼物，彼若先发，大事去矣！胄不辞死，恐死无益。”坚复入坐。
（此时，滕王宇文逌也过来赴宴，杨坚亲自迎接。元胄对杨坚耳语道，事情有蹊跷，咱走吧。杨坚表示，他们又没兵马，能干啥？元胄说，兵马都是他们家的，他们如果先发制人，我们就完了。我不怕死，怕白白的送死。杨坚不听劝告，继续入坐。）
胄闻室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坚下床趋去。招将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
（元胄听到外边有异动，再次请辞，说相府有事，必须走了，于是扶着杨坚下床急速离开。宇文招想要追击，元胄则单枪匹马，用身体挡住了通道，宇文招出不去，等到杨坚到达门口，元胄才赶来。宇文招痛恨阴谋失败，把指头都捏出了血。）
壬子，坚诬招与越野王盛谋反，皆杀之，及其诸子。赏赐元胄，不可胜计。
（不久后，杨坚说宇文招和宇文盛谋反，将其满门抄斩，然后大赏元胄。）
周室诸王数欲伺隙杀坚，坚都督临泾李圆通常保护之，由是得免。
（此后，北周宗亲多次想要杨坚，杨坚得到李园通保护，幸免于难）
看到这一段描述，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史记·项王本纪》有类似故事——大名鼎鼎的鸿门宴。我们不妨用角色对应的办法一观其相似处：
杨坚自然是刘邦，而且是警觉性极差的刘邦：
元胄劝他走，他还不走，一脸嘬死相；而刘邦在听了樊哙的“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的发言后，就立即撤了，而且还是抄走的（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留了个张良扫尾；
项羽的角色没有，范增和项庄的角色被融为一体——均为宇文招：
“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这是范增的戏份；范增在项羽错过了诛杀刘邦的绝佳机会后大怒，将张良所献的一对玉斗用剑击碎，然后叹气道：“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招以佩刀刺瓜连啖坚，欲因而刺之”，这是项庄的戏份；在饮宴的时候，范增曾暗示项庄舞剑助兴，伺机干掉刘邦，“项庄拔剑起舞”；
张良的角色没有，项伯和樊哙的角色也被融为一体——均为元胄：
樊哙在鸿门宴是个关键角色，在项庄舞剑后，张良去找他，说：“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也！”樊哙于是进场，史记对此描述的极为生动：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乡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元胄也不例外——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扣刀入卫。
樊哙在进来后，项羽请他喝酒，又拿了个生猪给他，他拿刀割着就吃，英雄风范尽显，后来一番慷慨陈词，逼得项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位元胄也不例外，进来后，宇文招也请他喝酒，还跟他道歉——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
后来樊哙劝刘邦撤退，说下了那句著名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经典名言；元胄倒是也劝了，而且劝了多次，可惜杨坚都不听……
至于项伯的戏份，在项庄舞剑后，项伯也起身舞剑，以身遮蔽刘邦，这里元胄有两处类似场景——其一、招伪吐，将入后邠，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其二、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
《资治通鉴》的这段描述跟《史记》中的鸿门宴实在太过相似，以至于，我们只能说，当时的史学家也是些无聊的“山寨流”，编故事一点都没创意。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如果杨坚果真是后来得天下的阴谋家，那么，鸿门宴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刘邦之所以要赴鸿门宴这个龙潭虎穴，是因为他封闭关门，惹恼了比他强得多的项羽，不去是躲不开一场浩劫的）。杨坚非但不会去鸿门宴，而且，真要有鸿门宴的情节，他也不该是刘邦的角色——毕竟，很明显，当时的京城，已经处于杨坚的控制下，比之五王，他是当然的强者。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隋书·高祖纪》很诚实，道出了相对真实的：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
原来，这场“鸿门宴”，压根不是宇文招邀请的，而是杨坚亲自去的；既然是亲自去，肯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然不可能会有那么多险象环生的离奇情节。当然，阴谋依然是阴谋，只不过，阴谋的导演不是宇文招，阴谋的名称，也不叫鸿门宴；这是一场杨坚亲自策划导演并出演的冤案，这场冤案的内容叫做——说你反，你就反，不反也反；有中国特色的“被造反”。
当然，最能表现这次冤狱核心精神的，还不是宇文招，而是另一个人——宇文盛。宇文盛在这个中干了些什么呢？答案是，什么都没干——拍成电影的话，连露面都没有，更甭说台词了。然后呢？然后他也就“被造反”了，再然后，他就一家老小都被杀了个精精光了……
什么叫躺着也中枪？这就叫躺着也中枪！
五王去其二，这是杨坚对宇文氏亲王的第二波清算，跟第一波清算一样，打一巴掌，要“揉三揉”，于是，次日——周主封其弟衍为叶王，术为郢王。
好吧，宇文阐当年才七八岁，他的两个弟弟被封为亲王，这两个弟弟能有几岁呢？能给杨坚制造麻烦吗？所以嘛……
有没有第三波清算呢？有，不过是几个月之后了，当时朝廷内外的局势都已经相当稳定，于是，其余三王分别在十月和十二月遭到最终整肃。
至此，五王一个不剩，均为杨坚所杀。
此时的宇文赟，在九泉之下，又当作何反应呢？
慢性肝炎病因分析及中医治疗方法
慢性肝炎多由于湿热之邪留恋，肝脾久病而致气虚血亏，或气滞血瘀，迁延不愈，演变而来。属于中医胁痛、郁证和症积的范畴。因为病程较长，肝功能长期损害，正虚邪恋，往往不易奏效，其病理变化，因禀赋有强弱，感邪有轻重，而各有不同。约言之，有伤阴、伤阳之异，在气、在血之分。必须把握病机，知常达变，方能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兹就其证治略陈管见于次。
一、疏肝与养肝
肝病之证治，头绪纷繁。清代治肝大家王旭高就总结出治肝三十法。笔者认为疏肝与养肝是治疗肝脏疾病的基本大法。这是以肝脏的生理功能为理论基础的。
肝为藏血之脏，其体柔，主疏泄，性喜条达，对人体气机的运行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其为病则显露出刚强之性，故古人曰“木曰曲直”。肝属厥阴，但中寄相火，易于化火动风，所以前人用“体阴用阳”来概括它的生理功能。肝脏的疏泄功能是与肝体密切相关的，肝血充沛，肝体不燥，则疏泄有度；肝血不足，肝气有余，则易于横逆致变。肝体愈虚，肝脏愈强。前人的这一论点是精确的。
疏肝法是理肝的一种方法，凡肝脏“曲”而不“直”者宜之。养肝法是濡养肝“体”的一种方法，凡肝脏“直”而不“曲”者宜之。“疏”与“养。是中医治疗学动静观的体现。
历代典籍的治肝方剂，纯用疏肝药或养肝药是少见的，疏养结合则是普遍规律。
如四逆散，是疏泄厥阴的代表方，既用柴胡疏肝理气，枳实宣通结滞，复用白芍柔肝敛阴，甘草和中缓急，以疏理为主，柔养次之，并行不悖，开合有度，在疏泄中不忘柔养。
一贯煎是柔养肝体之要方，于柔养中不忘疏泄，方取沙参、麦冬、生地、枸杞大补滋阴养血之品，假使没有当归之辛润活血，川楝之疏肝，则全方不免失之呆滞，就不符合肝喜疏泄之特性。
颇堪注意的是，柴胡与川楝虽同为疏肝药，但柴胡其性升疏，川楝功在泄降，一般肝气郁结，阴伤未著者，取柴胡；若肝郁化热，肝阴已伤，取川楝，取其清肝止痛，用量需稍重，一般用20～30克为佳。在仲景年代，疏肝多取柴胡，至清代叶天士、魏玉璜等医家又认识到柴胡疏肝有带动肝阳之弊端，常取用川楝。历代医家就是这样通过不断实践，丰富了肝病证治的经验。
当然，肝阴已伤，肝郁较甚者，柴胡不是绝对不能用，如清代高鼓峰，就有柴胡与生地并用的方法。可见中医学既有规律可循，又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
慢性肝炎症见情怀抑郁，胸闷不舒，欲嗳不爽，两胁胀痛，食欲不振，舌苔薄腻，或上有垢浊，脉弦或濡滑，为肝失疏泄，影响脾胃运化功能，湿浊内阻，气机不畅。
其治疗必须遵照古人“疏肝毋忘和胃”之说，以疏肝为主，参用健脾和胃之品，可选柴胡疏肝散(四逆散加制香附、川芎)化裁，加蚕沙以泄浊，薏苡仁、茯苓、半夏、豆卷化湿和中。若郁久化热，小溲色黄者，去川芎，加栀子、蒲公英清泄之。若久病伤阴，症见烘热体倦，口干思饮，两胁疼痛，情绪易于激动，大便于结，舌红，苔少而干，脉弦略数，当以柔养为主。因肝肾同源，肝阴受损日久，势必下汲肾阴，故此类证候之特点是伴见肾阴亏虚。
笔者认为养肝需参益肾，方能提高疗效，常取高鼓峰舒肝益肾汤化裁。此方是六味地黄汤加柴胡、白芍而成，既可养肝益肾，又能达肝郁，泄湿热。惟方中山萸肉有温助肝阳之弊，不妨删去，加女贞子、旱莲草清滋之晶。若阴虚不耐柴胡升疏者，可用川楝、生麦芽、白蒺藜代之。乌鸡白凤丸移治肝肾两亏之慢肝而肝功能异常者，可降低转氨酶及麝浊，升高白蛋白。
二、扶正与驱邪
慢性肝炎多由急性肝炎演变而来，而湿热疫毒又是导致急性肝炎之主因，所以驱邪仍是慢肝治疗中的重要环节。但不可把驱邪机械地理解为清热解毒，一味追求降低肝功指标则是片面的。按照中医学的观点，“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空虚之处，便是容邪之所”，慢肝的病理变化，同样离不开邪正之纷争。治疗也必须正确地运用扶正驱邪，或在驱邪中不忘扶正的指导思想。慢肝多属虚实挟杂，正虚多由实邪留连日久而来，而只有肝气得舒，脾胃才能健运；瘀血得去，新血才能化生，故应攻补兼施，权衡适度，始收佳效。
慢性肝炎用补法，必须在明确病位的基础上，区别其为阴虚，抑为阳虚，方能对症下药。凡阴虚者，宜补而兼清；凡阳虚者，宜补而兼温。病由肝而起，传脾而盛，传肾更剧。从肝、脾、肾损伤之程度，可以测知病情之轻重。
凡肝脾阴伤，症见爪甲少华，口干溲黄，烘热肢软，纳谷不馨，食后胀闷不适，大便干结，两胁胀痛，舌红苔少，脉细略数者，当以养肝濡脾为主，参以和中助运之晶。此症不宜用参、芪温补，用之反觉胀闷不舒。可取大剂黄精为主(一般用30克)，配合枸杞、沙参、山药、首乌、鸡血藤等，佐以川楝、木瓜、生麦芽等为基本方，随症化裁。气阴两伤，可重加太子参。方中黄精滋养生津，平补肝脾肾；木瓜酸能生津，又可利肝，且能入脾消胀，为阴伤而木横之良药，均值得选用。
慢肝伤阴最多，但亦有伤及肝阳者。阳虚气弱，则肝用不及。其主要临床表现为疏泄无力，症见面色灰滞，气短乏力，不耐疲劳，稍劳则精神倦怠，纳谷乏味，食后腹胀，大便于溏不一，小溲时黄，脉弦细，舌质淡，苔白。阳虚往往有怯冷之表现，临床不难辨识。
对肝气虚的治疗，近贤张锡纯提出黄芪是补肝气的良药。笔者治肝气虚者，亦喜重用黄芪，配合当归、桂枝、白芍、甘草、杜仲、川芎、生姜、大枣为基本方(当归补血汤合桂枝汤加味)。
若阳虚怯冷，则加鹿角胶、附子、仙灵脾。临床上还可见到一种情况，病人既有肝阳虚衰的一面，又有疫毒深藏的一面，除上述见症外，伴见口苦、溲赤。此时，不妨温阳与解毒并进。温阳药能振奋机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而解则有直接针对病原之意图。可在上方基础上，加用板蓝根、黄柏、丹皮、白花蛇舌草等。
慢肝进一步发展，还会出现肝肾精血亏损，症块癖积的见证。
患者面色晦暗，肌肤甲错，胁肋刺痛，肝脾肿大，质较坚硬，伴见肝掌、蜘蛛痣，舌见紫色或瘀斑，脉细弦。妇女则月经量少或闭经。检查肝功能可见白蛋白／球蛋白比例倒置，TTT、TFT、ZnTT阳性，免疫功能低下。此时单纯使用扶正或攻坚破积一法，都不能吻合病机。多年来，笔者使用白拟之“复肝丸”，尚称应手。1963年，此丸之临床应用在《中医杂志》披露后，各地重复验证，证明其对慢肝之癥块癖积及早期肝硬化，确有改善症状与体征，促进肝功能好转之疗效。
处方：红参须、参三七，地鳖虫、紫河车、穿山甲、姜黄、郁金、鸡内金，研极细末；另用虎杖、石见穿、糯稻根，煎取浓汁，与上药粉泛丸如绿豆大。每服3克，每日2次，食前服。1个月为一疗程，一般服2～3疗程，可获稳定或基本治愈。
本方取紫河车大补精血，红参须益气通络，二味用以扶正；三七活血止血，散瘀定痛；地鳖虫破瘀消症，和营通络；更加郁金、姜黄疏利肝胆，理气活血；鸡内金、炮山甲磨积消滞，软坚散结，故补不壅中，攻不伤正，小量常服，确有使症积潜移默消，肝实质改善与恢复之功。但是，对于肝胆湿热壅遏，转氨酶明显增高者，此丸不宜早用，必须待湿去热清，方可斟酌用之。
三、在气与在血
对慢肝之各种症候，区别是在气分或在血分，有利于把握病理层次，故不容不辨。
所谓在气，指慢肝因气机失调所导致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如肝气郁滞，湿热壅遏；或脾虚气弱，湿浊不化等。对前者，可选小柴胡汤加枳壳、瓜蒌皮、郁金(宜大量，一般用30克，可使转氨酶迅速下降，并有利于肝脏之回缩)宣通气机，薏苡仁、茯苓、滑石淡渗利湿；对后者，当取补中益气汤为主方，方中妙用升麻、柴胡二味，柴胡除升阳外，亦有疏肝作用，升麻宜生用，意在兼以解毒，故慢肝以脾虚为主要见证者，选此汤为优。
所谓在血，是指病邪由气入血所产生的一系列病理变化，或气滞以致血瘀，或热毒入血而耗血动血。而病程已久，正气不足，湿热病邪混入血络之中，亦属于血分之证治范围。
慢肝以肝脾虚损为本，血瘀为标。其血瘀之表现，主要有气虚血瘀和阴虚血瘀之不同。笔者对气虚血瘀，喜用黄芪配莪术，山药配鸡内金两个对药，其中黄芪、山药均需重用，随症加用丹参、石见穿、参三七、郁金等。阴虚血瘀，当养阴化瘀，软坚散结，可用一贯煎加丹参、泽兰、牡蛎、庵茼子等。
热毒入血，有出血倾向者，往往鼻衄、齿衄时见，口干口苦，或伴见午后低热，夜有盗汗，或大便干结难解，舌质红，苔薄黄，脉弦带数。亟当清营解毒，可取犀角地黄汤为主方，其中犀角可用水牛角代之，，其效始显。随证加用大小蓟、贯仲、白薇、枸杞子、女贞、旱莲草、鳖甲等。若热毒耗灼真阴，大便干结，可暂加大黄泄热通腑。
久病入络。其特点，肝区疼痛，牵及背部，舌质有紫气，苔薄腻，脉弦涩，肝功能长期不正常。可用《金匮》旋复(覆)花汤为主方，取茜草代新绛。药选旋覆花、茜草、丹参、泽兰、柏子仁、紫草、菝葜、路路通、参三七等。不效，需慎用虫类药。笔者选用九香虫、全蝎、参三七各等分，研细末，胶囊装盛，每服5粒，每日3次，收效甚佳。虫类药对慢肝之治疗，大有前途，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与应用。
四、讨论
1．慢性肝炎多系湿热深伏，或湿热残留不尽，而正气偏虚者。所以在治疗上，既要清除湿热，又要针对阴阳、气血、脏腑之寒热、虚实，灵活机变，邪去则正安，正胜则邪却。
2．慢肝之饮食问题：慢肝之成因都与过食膏粱肥甘有一定关系。多数患者因长期大量吃糖、鸡蛋、牛奶等，虽体重增加，但sGPT多有反复，部分患者pB脂蛋白和甘油三脂均高于正常。因此慢肝饮食也应当辨证分析，区别对待。若属正虚邪实而邪实为主时(如慢活肝)，高蛋白饮食当不用或少用。若虚实并重，可酌加蛋白饮食，但不可过量。若以脾气虚为主，蛋白饮食当从小量开始，逐渐增加，若急于滋补，易导致“食复”。
3．慢肝的休息问题：“肝为罢极之本。”慢肝患者必须注意适当休息，因肝藏血，劳累过度，易耗伤肝血，不利于疾病之恢复。同时注意调摄情志和调理饮食。适量锻炼，如气功、太极拳，亦有助益。
4．慢肝与眼之关系：“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肝病既久，阴血耗伤，往往出现视力疲劳、下降、视物模糊及复视，同时眼血管有显著变化。凡肝经疫毒炽盛，病势活动进展者，眼血管扩张、弯曲、鲜红；病情稳定则血管变细伸直，颜色转为淡红，趋向正常，于诊断有参考价值。
5．关于HBsAg转阴的问题：肝炎的病理变化，与湿热、疫毒、肝郁、脾虚、血瘀均有密切关系，除应坚守“辨证审因”“因证论治”之原则外，下方可供参用：
生黄芪，鸡骨草、白花蛇舌草、虎杖、丹参，夏枯草、贯众、甘草。每日1剂，水煎服。多数可以阴转。
6．关于降低转氨酶的问题：除应坚守辨证论治原则外，单味药和经验方亦可参考：
①用五味子粉或五味子制剂，颇有佳效，但常有1／3的患者出现反跳现象，若继续使用，仍然有效。笔者认为，凡苔腻、脘胀、纳呆者，暂不宜使用，或先服健脾渗湿之品，待脾健湿化后，再服为宜。
②夏枯草、虎杖、垂盆草、龙胆草等用于湿热偏盛者为宜；或于辨治方中加入生白芍、生山楂，对转氨酶持续不降者也有佳效。
关于长期黄疸不退问题：对慢肝黄疸长期不退者(胆汁郁积型)，笔者常用大黄、丹参、豨莶草为主，随症加味，奏效较佳。（朱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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