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拨正反乱还是拨乱反正

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曾转告少在群众中讲话

文/张曙

1975年初，1973年复出后逐渐走入中国舞台的邓小平，在毛、周恩来等的支持下，排除重重困难，以巨大的魄力、势如破竹的气势，大刀阔斧地铁路、钢铁、国防科技、、工业、农业、文艺、教育、党组织等方面的整顿。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期间党和反对“左”倾错误和“”的一场重大斗争，不仅有力地加速了“文化大”走向终结的历史进程，也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被历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关于整顿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在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到发现和使用人才重要性时说：“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邓小平所说的1975年他使用的几个人才，就包括时任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在内（除外，还有时任铁道部长万里，国防科委张爱萍，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教育部长周荣鑫等）。1975年7月，邓小平作出“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的指示。刚在第四期读书班学习结束的便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参加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派到科学院整顿，这是邓小平、叶剑英等深思熟虑的决定。其时，中国科学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已是百孔千疮。“”前的130个研究所，只剩下30多个，高级研究员178人只剩下不到40人。各级干部大多数被扣上“走资派”帽子，备受残酷折磨后都已“靠边站”。大批科技人员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研和各项业务都已停顿，院机关和各研究所多半由“”帮派分子掌权。

整顿工作如何开展？等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之初，时任副华国锋接见他时，就转达了邓小平的指示：整顿的关键是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作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并要求等到科学院后，在三个月内完成三件任务：一是了解情况，经过研究之后，尽快向和进行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提出科学院核心小组名单。

在7月22日到科学院后，邓小平仍不时提出指导性意见。8月12日，他在听取汇报时强调：“主要先抓科学院本身的问题，要重点解决派性问题”，“还有班子问题”。 8月27日，他叮嘱：要发动群众，什么事，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不管搞（掉）派性，搞规划，都是这样。可以先落实政策，搞好班子，要挑选有学问、有劲头、有组织能力的搞科技工作。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形势，邓小平还多次提醒：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平稳一点。

积极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方针，与核心小组副组长李昌、王光伟首先着手准备院班子。他们果断地取消了“列席常委”。又先后从国防科委系统调王屏、刘华清到中国科学院，参加核心小组，分管和业务工作，后来又增补了原来在科学院工作的武衡、胡克实、郁文、秦力生等。10月，党正式批准了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的组成，由郭沫若担任组长，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武衡为副组长。科学院核心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982年12月20日，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总和邓小平亲临祝贺。

还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大力扶植科技人员。经过大量工作，科学院在4个月时间里，为800多人落实了政策。同时，他抓紧进行思想整顿。针对“”一伙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批判“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做法，搞的“三面向”、“开门办所”等错误方针，尖锐指出：“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不一定要到工厂农村去。还强调：什么叫“白专”？知识分子在科学上有成就，没有派性，不争官、争权、争名、争利，就有可学习的地方。搞派性的人才是白而不专。

这期间，以主要精力，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先由提出总体思路，由李昌、王光伟、胡克实等人分头起草，再由吴明瑜、罗伟作助手，按照意见进行文字综合。最后，由逐字逐句审定。从7月20日至8月11日写成第一稿，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广泛征求意见后作了修改，于8月15日印出“第二次讨论稿”。再次征求意见后，8月17日，修改成第三稿，由、李昌、王光伟三人联名上报邓小平。《汇报提纲》鲜明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战线上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文件还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对《汇报提纲》，倾注了大量心血。8月17日他在写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汇报提纲》“我们反复多次修改”，“有些地方吸收了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位的好意见。”“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说是拼了一点儿老命的。”信中还说，“这一稿有几个关键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正，祈望得到你对我们展开工作的支持。”

邓小平对《汇报提纲》非常重视。9月3日他在谈到《汇报提纲》时说：这文件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在《汇报提纲》起草过程中，他多次提出意见。据参加过《汇报提纲》等文件讨论、修改，时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回忆：“《汇报提纲》写作的时间很长，修改的稿次最多，邓小平对这个文件也特别关注，花的时间很多，谈的意见很多很具体。邓小平显然是希望它像铁路、钢铁行业那样，成为全面整顿的又一个突破口，把斗争的锋芒伸向‘’直接控制的文化教育领域。”

8月12日，《汇报提纲》第一稿写成第二天，邓小平就听取了的汇报。在边读边讲时赞赏地表示“很好”，并且说：“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汇报，长一点也可以。”

在看完等8月17送的《汇报提纲》第三稿后，8月26日，邓小平即找时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专门商谈修改《汇报提纲》的问题。邓小平说：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邓小平还叮嘱胡乔木转告、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讲话，等提纲改好了，通过了，毛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邓小平指定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汇报提纲》。8月27日，他又把找去，告诉胡：“《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修改工作由乔木办，你催着点。”9月2日，胡乔木拿出由他亲自执笔的修改稿，即《汇报提纲》第四稿，改名《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送审议。

9月26日，邓小平主持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并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首先汇报文件的起草情况。汇报中，邓小平多次插话。在汇报到科技人员生活上存在实际困难时，邓小平说，不是一般问题。高级人员的房子被占了，修房子。在讲到有“辫子”时，邓小平笑着说，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办错事。邓小平鼓励等人要有信心，要相信大多数。他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95%，相信这一点，最后是99%以上。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赞同《汇报提纲》所提观点和加强科研工作的各项措施。他强调：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会后，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月28日改出第五稿。以、李昌、王光伟三人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

◆和邓小平在一起。

《汇报提纲》上报毛后，毛在审阅时表示，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在哪里说过。10月24日，毛把《汇报提纲》退给邓小平。在毛对《汇报提纲》不满的同时，以毛侄子毛远新向毛反映情况及邓小平向毛转交清华大学刘冰等反映迟群等的信为触发点，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全面整顿被迫中断。邓小平与受到批判，不久被停止工作。主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被称为“三株大毒草”（另两株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之一而遭到全面批判。

尽管如此，无论是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还是科学院整顿的，他们在整顿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敢于斗争的勇气，感染着、鼓舞着、长久地影响着人们。邓小平在整顿的9个月中，多次要求:“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班子”，“要敢字当头”。他自己身先士卒，在不同场合多次说：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但我不怕被抓辫子；“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在主持中国科学院整顿的120天中，走访了30多个研究所，作了40多次动员讲话。据他的秘书梁金泉回忆，胡常拿一个冷馒头，中午就喝一点水，在沙发上稍微坐一坐，看看报纸，休息一下，接着就干，天天这样，连胃疼也顾不上。正是这一种精神影响，使得“批邓”在科学院批不起来，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在粉碎“”后中国科学院更走在了拨乱反正前头。

本文为《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博采微信公众号：dangshibocai

「中国人筑梦路上的故事」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

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又说：“邓小平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的历史地位和毛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和毛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彻底否定“文化大”的错误实践和理论，是“拨乱”；科学评价毛的历史地位和毛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是“反正”。“拨乱反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转折过程，对中国的智慧和勇气也是一场艰巨考验。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人经受住了这个历史性挑战。

位于北京景山脚下的米粮库胡同，不到300米长，胡同的北侧，已是新式的建筑和大院，南侧还保留着完好的老宅院。上个世纪30年代，这条胡同人文荟萃，著名文化人士胡适、陈垣、傅斯年、梁思成、徐悲鸿、徐志摩等，都曾经在这里居住。

1977年7月1日，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搬到了这条胡同的五号院。

历史的细节，常常呈现出令后人琢磨的某种巧合。

就是在这样一条颇有文化底蕴的胡同里，复出后的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科学和教育。

1977年9月19日，复出不到两个月的邓小平，找国家科委和教育部的负责人谈话。向来喜欢用大白话说理的邓小平，这次却用了一个典故：拨乱反正。他说：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查阅了有关文献，这是“文化大”结束后，谈话、文件和官方媒体中，第一次出现拨乱反正这个词。“拨乱反正”这个典故，出自《春秋·公羊传》，原文是“拨乱世，反诸正。”邓小平借用这个典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拨林彪、“”破坏之乱，回到毛思想的正确轨道。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洒热血和汗水。”这是粉碎“”之后创作的、由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中的一句歌词，它唱出了当时人们的向往和心声，很快流行开来。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那个时代最动人的旋律。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需要热血和汗水，更需要科学和人才。然而，因为10年“文化大”，科学和教育领域沦为重灾区。高考招生制度被废止，广大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当时，美国有科研人员120万，苏联有90万，而中国只有20多万，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

率先提出拨乱反正口号的邓小平，选择了科学和教育作为突破口。

“不抓教育、科学，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这是邓小平当时扔给国家科委和教育部负责人的一句硬话。在他的强力推动下，中断了11年的高校招生制度得以恢复。

1977年10月，北京密云县乡村的一个林业队里，下乡知识青年刘学红，和同伴们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的消息。1977年底，刘学红顺利地通过了高考，成为北京大学新闻系的一名新生。

在今天6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记忆中，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

这年冬季，570多万考生走进了考场。他们中间，有十几年前就告别学校的老三届，也有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年龄大的已接近中年。有的夫妻同考，有的师生同考。有的来自农村田野，有的来自工厂车间，有的来自军营。

徐列明，参加1977年高考，当时他是在上海的一家理发店工作。他回忆说：高考第一天上午考完数学，算算得不了几分，当时还犹豫是不是继续参加考试。最后，想想准备那么长时间，还是应该搏一下。考完了回理发店上班，怕被同事嘲笑。同事问考得怎样，我说考得不好。本来我是不抱希望的，后来竟然考上了！接到通知书的时候，这种喜悦激动心情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

由于1977年的高考在年底进行，这一届大学生到1978年的2、3月份才陆续入学。这些当年走进校园的莘莘学子，后来大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

北京大学1977级新闻系学生、后来是中青在线总经理的刘学红说：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山区挖树，用力气大小衡量自己的价值。几十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当时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它不仅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1978年3月18日，正当27.3万名大学新生迈进大学校园时，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工作者汇聚到了，迎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春天。在这次大会上，人们看到了许多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

有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老资格的妇科专家林巧稚，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和陈景润，地质界的老前辈何杰。还有许多科学家已经倒在了刚刚结束的那场浩劫中，再也不能回到他们中间。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也走上了科学的殿堂。杨乐和张广厚，他们是会场里最年轻的数学家。

杨乐后来回忆说：当时参加科学大会的人数很多，大家的心情都是非常振奋的。回忆对比“”期间的遭遇，再看粉碎“”以及拨乱反正以后的情况，大家非常感慨，有一些老科学家甚至于在发言中间好像有点讲不下去了，声音有点哽咽了，而且有的就是流下了眼泪。

劫后余生，久别重逢，难免感慨万千。而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抚慰着他们心灵的创伤，迎来新的开始。

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我愿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俗话说，东边日出西边雨。1978年春天的脚步迈得依然沉重。

当时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者》。这张照片是一位叫李晓斌的青年，在北京街头悄悄拍摄的。拍摄时间在1977年11月底。照片上的人，是一位来北京的者。期待的眼神，破烂的衣着，一切诉求和遭遇都写在了脸上。这样的人，那个时候在北京，在省城，并不鲜见。

十年“文化大”，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记录了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留下了一大堆历史遗留问题，成了前进道路上的羁绊。这些冤假错案不，不纠正过来，人心不顺，就达不到安定团结的目的，就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搞经济建设，也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因此，拨乱反正，首要的是做好冤假错案工作。

1978年12月24日，为彭德怀、陶铸举行了追悼会。这是十一届三中后，最早的涉及党和国家的冤假错案。

这样迟到的追悼会，那个时候经常都有。

一大批涉及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冤假错案相继得到，300多万名干部洗雪了沉冤，重新恢复了名誉。50多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得到了改正。

与此同时，调整社会关系的政策也相继出台。在农村，440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在城镇，70多万工商业者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定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连同他们的亲属，全国有2000多万人的命运得到了改变。从此以后，“家庭出身”这样的概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春风化雨，春润大地。成千上万的人的命运从此得到了改变。

历史的悲剧已经过去。怎样防止悲剧重演？这是痛定思痛的人们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1978年12月28日下午，几百人自发来到首都机场，迎接一位从陕西归来的高个子客人。这个人就是彭真，“”前曾任局委员、处，长期主管政法工作，“”中被打倒、关押，流放商洛地区。

回到北京，彭真出任全国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立即夜以继日地投入立法工作。

彭真之子傅洋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期间法制的“礼乐崩坏”有着深刻的感受。1979年父亲恢复工作后，我和父亲回到北京，立即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重建中国法制的工作之中。

曾任全国常委会副的王汉斌说：“我是第一个报到的。彭真要我去，我说：‘常委会我都进不去，我怎么去呀？’他说：我派车接你去。我就去了。从3月初到7月，制定了《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4个月的时间通过7部法律，可以说是夜以继日。”

这是一个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时代。人心顺了，社会安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竞相迸发。一个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是这样表达的：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我的旅伴，我的朋友，

还是迎着朝阳出发，

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

愉快地回头挥一挥手。

告别过去，意味着变化。1980年，走在大街小巷，心细的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城乡的种种变化扑面而来。老百姓有了自己喜爱的电影，青年们穿起了光鲜的衣服，唱起了流行歌曲，交谊舞开始流行。

没有变化的，是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的画像。但就在这个时候，这幅画像是否还继续挂下去，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提出这个尖锐问题的，是一位感受到中国变化的意大利记者。

这位记者叫法拉奇，曾采访过世界上许多，常常以犀利的提问，搞得那些纵横天下的世界政要狼狈不堪，连机敏、睿智的基辛格，也被她追问得失了方寸，后悔不已。

1980年8月，她成为第一个有幸单独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

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一上来，就对小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她说：我这次到中国来，发现中国的变化很大，人们的衣着有变化，而且毛的像也挂得少了。但是，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的像，这个像是不是要挂下去？小平毫不含糊地告诉她：要永远挂下去，不会摘下来。

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背后的实际意思是：你们既然了“文化大”的冤假错案，那么，又该怎样评价毛呢？

法拉奇是敏感的。在拨乱反正的同时，社会上确实出现了攻击和否定毛的思潮。

1978年秋天，在北京西单原体育场东南面紧靠长安街的一溜墙上，贴出了形形的各种大字报，有长篇大论，也有三言两语的小道消息，从早到晚，吸引了不少人观看，常常是被挤得水泄不通，有时深夜还挤着人。有的观看，有的传抄，人们议论着、传播着、关注着。

当时任新华社国内刘回年回忆说：“西单墙”刚出现时，是以响应解放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姿态登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贴在这里的大小字报日渐化、尖锐化。有的公开攻击毛和毛思想，反对的，否定社会主义，鼓吹西方，把矛头对准中国现行。社会上对这样一股突如其来的风浪，一开始就有不同的看法。赞成者手舞足蹈，给它美名曰“墙”；广大群众只是观望、担心。后来，国家依法取缔了“西单墙”。

“西单墙”的错误倾向，在党内也有反映。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评价毛和毛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理论务虚会本来是要批判“两个凡是”，分清路线是非，进一步解放思想。但是会议的时候，正是“西单墙”闹得很凶的时候。有的人借拨乱反正诬蔑毛和毛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上这种错误思潮，在务虚会上也有反映。有些与会者还为这种错误思潮叫好，有些小组讨论竟然认为，“西单墙”是的生动体现。

邓小平及时洞察到了这股错误思潮的严重危害性。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指出：

如何看待毛，已经不是对他个人的功过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历史，就这样把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79年年底，决定，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作出一个决议，以统一全党全国思想。

北京西郊的万寿路新六所。决议的起草工作，最早就是在这所院中的一号楼进行的，后来才搬到玉泉山的五号楼。当年，新六所的一号楼是给毛准备的住所，如今却在这里起草对他的评价文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决议的起草，自始至终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先后11次召集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谈话，反复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提出自己的意见。就一份文件的起草先后十几次谈话，这在邓小平的生涯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当决议的前几稿出来后，邓小平很不满意，说要重新来。最主要的是对毛和毛思想的评价不到位。他提出了三条原则意见。

第一，确立毛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如果这一条写不好，就整个决议都可以不做。

决议起草的间隙，邓小平两次会见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后人评论说，这是一场钢铁公司对隆隆大炮的谈话。面对法拉奇犀利刁钻的提问，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他明确回答法拉奇：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结到毛一个人，不能这样做。我们对毛的评价，第一位是功，第二位才是过。毛思想好多好的东西，应该坚持下去。

对于这场会见，邓小平后来说，是一次考试。满意至极的法拉奇带着采访记录匆匆而去。几天之后，美国《》全文刊发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世界舆论评论说：“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决议的起草已进行了将近一年。为了充分征求党内意见，决定，在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范围内，讨论决议草稿。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党内大讨论，时间长达一个月。讨论中，有正确的建议，也出现了一些走极端的错误意见。

决议起草组负责人邓力群回忆说：这些错误的意见反映到小平那里以后，在1980年12月25日，就找我和胡乔木去谈话，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意见。他说这些错误的意见就是否定毛。如果我们这个决议里采纳了这个意见，老工人通不过，经过土地改革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在毛下战斗了几十年的官兵通不过，同农民、工人、士兵相联系的大批干部，包括历次运动中挨了整的干部通不过。这些话，从小平嘴里说出来，尤其使人信服。因为小平三次被打倒，两次是被毛打倒。

怎样才能正确看待毛的功过？老资格的家陈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意见。

陈云向邓小平建议：加写建国前28年的历史，写中国60年的历史。60年的历史一写，毛的历史功绩和贡献就更全面，我们确立毛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思想，就有了更全面的根据，我们说毛的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就更能说服人了。

采纳了陈云的建议。

翻开决议的过程稿，从最初的起稿到最后定稿，就连参加起草的也难以说清前后修改了多少稿。不足3万字的决议，包含了全智慧和心血。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终于完成。此时，距离决议的最初起稿经过了整整22个月。

《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和作为“文化大”理论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的理论。同时，把毛的错误和林彪、两个集团的罪行作了严格的区分，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思想，同“文化大”的错误理论，作了严格的区分。这样就有力地维护了毛的历史地位和毛思想的指导地位，统一了对历史问题的思想认识。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越来越证明，我们党作出这个决议的战略眼光和深远意义。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的毛纪念堂，自建成以来，无论风雨，每天都有大批的中外游客，自发地进去瞻仰毛的遗容。自1977年建成开放到2014年，前来瞻仰的人数超出了两亿。

（选自《新湘评论》）

群英寻路 | 存亡之秋 | 井冈星火 | 遵义新局

开国盛举 | 土改翻身 | | 大业奠基

八大前后 | 两弹一星 | 历史转折

点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