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迎20年来最大变革，经济支柱何处去？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编辑/马雪】
从“小赌王”周焯华到唐山打人者陈继志，他们都曾有过同一个身份——“叠码仔”。
穿梭在“贵宾厅”、拉拢豪客一掷千金，名义上是“人合作者”，不少人却暗中干着非法借贷、清洗黑钱的勾当。
随着澳门业迎来剧变，游走在灰色地带、赚取暴利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6月21日下午，澳门立法会表决通过修改后的《幸运经营法律制度》（以下简称新“法”），23日起正式生效。这是澳门21年来首次修订，新法首次出现涉及“国家安全”的条款。
“新‘法’的实施，意味着以人制度为核心、卫星遍布澳门的时代结束了。”澳门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盛力25日对观察者网表示。
澳门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市场位置，其中叠码仔服务的“贵宾厅”一直都是收入“大户”。2011年，澳门收入2691亿澳门元， 是拉斯维加斯的4倍，“贵宾厅”贡献超过70%。
澳门理工大学旅游教学及研究中心王长斌教授认为，新法落地后，“贵宾厅”将面临退场，未来业会向消费层次更为亲民的“中场业务”发展，这也会迫使澳门企业开发更多非元素。
“国安”条款加入，将成“悬顶之剑”
“这是澳门特区21年来首次修订‘法’，而且并不是简单修改了一下，主要是回应澳门业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盛力教授25日对观察者网表示。
2001年，澳门特区制定了第16/2001号法律《幸运经营与法律制度》（俗称“法”），构建了澳门业的基本监管框架，也打破了70多年来由一家公司垄断专营权的规则。
目前，澳门有“三正三副”六张牌照。赌王何鸿燊创办的澳博控股、港商吕志和创办的、美国永利度假村旗下的永利澳门持有三张正牌；何鸿燊二房长女何超琼持股的美高梅中国、美国集团旗下中国、何鸿燊二房独子何猷龙控制的新濠博亚持有三张对应的副牌。
这批牌照的批给期限原定于今年6月26日到期，不过目前，六家持牌公司均已获澳门特区延长批给期限至今年12月31日。
自去年9月开始，澳门特区就修改“法”展开公开咨询。在完成立法程序后，新法于23日起正式生效。
新法主要规定了经营牌照（俗称“赌牌”）批给上限六个，禁止“转批给”，批给期限不多于10年（此前是20年），最多可延长3年；未来“管理公司”（现阶段的“卫星”）只能收管理费，不能与分享利润或收取佣金；只可为一间承批公司（即持牌公司）服务等。
澳门六大企业均对新法表示欢迎。
盛力表示，这意味着以人制度为核心、卫星遍布澳门的时代将终结。
法案通过后，赌牌竞投工作即将展开。投行摩根大通认为，特区最快在7月底至8月初为新赌牌招标，最快11月初有结果。该行预计，目前6张赌牌的持有者都可以获发新牌。
2021年3月29日，中国澳门，一家酒店的区 图源：IC Photo
值得一提的是，新“法”中首次出现了涉及国家安全的条文。
法案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行政长官在听取委员会的意见后，可基于“危害国家或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安全”等原因解除幸运的经营批给。法案亦提出，幸运的经营及操作须在维护国家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盛力表示，过去澳门部分外资博企或其间接关系人，可能涉及推动内地资本外流，他们与海外势力的关系也比较复杂，甚至有参与本地敏感事务的嫌疑。
“我想这引起了国家和特区的关注。尽管总体上这种境外势力还是处于可控状态，但确实需要关注。特别是我们要在法律层面有一个能在国家安全方面监管业的依据。”
“新‘法’规定，在承批公司‘危害国家或澳门特区’的情况下，行政长官可单方面解除经营批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盛力表示，“这个法案必须有威慑力，不能光说要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去经营，还要在判断你危害到国家安全后，可以立即终止你的合约。”
此外，新“法”还要求，经营幸运须不受犯罪影响，并应确保其经营及操作配合澳门特别行政区打击跨境非法资金流动，以及预防清洗黑钱和恐怖主义的政策及机制。
盛力认为，上述条款和2021年3月起施行的《中华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有关“跨境转移资产”的内容相呼应。
“新‘法’也是要表现一种国家的关注，而国家的关注就是澳门的关注，保障‘一国两制’在澳门行稳致远。这实际上也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一个条款。”
澳门立法会议员陈泽武此前表示，法案赋予特首有权就国家安全撤销赌牌，估计将会按国安法的框架去审视，如资金来源、从事勾结外国势力活动等。
目前澳门的六家持牌企业中，有美资博企“两个半”之说。除了永利澳门和中国，美高梅中国则是美国业巨头美高梅与何超琼成立的合资公司。
永利澳门兴建运营的 图源：IC Photo
澳门特区宣布修法之初，在澳门拥有业务的美国公司股票一度受到重挫。
“国家安全”不单只是涉及中美博奕的问题，也要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联系起来。《新华澳报》曾刊文指出，将国家安全有关条文列入新“法”，是一把悬挂在未来获得新赌牌博企、尤其是美资博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然，这是一把正义的宝剑，相信会对美资博企起具有较大的震慑作用。
江湖再无“叠码仔”？
近几个月来，一直是澳门业的热点话题。
2021年11月27日，有澳门“小赌王”之称的集团周焯华（外号“洗米华”）因涉嫌在内地触犯开设等罪，被温州市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两个月后，澳门德晋集团陈荣炼因涉嫌不法经营及经营“赌底面”（在“贵宾厅”内非法）被澳门拘捕。
其后，两人经营的澳门“龙头”——和德晋相继停业。
“洗米华”案定于9月2日在澳门法院开审，周焯华被控创立及指挥犯罪集团、清洗黑钱及非法等286条罪名，案中涉及非法金额高达8000亿港元（约合6800亿元币）。
周焯华（左）和陈荣炼
伴随着这场风波，“叠码仔”、“贵宾厅”等专有名词频频映入人们视线。
澳门的分为“中场”和“贵宾厅”，前者接待的多为普通游客，那里投注金额小，多位于酒店的一楼；“贵宾厅”则接待挥金如土的大额投注客。
澳门理工大学旅游教学及研究中心王长斌教授介绍，澳门所谓的“”，指的是“贵宾厅”的经营者。而所谓“叠码仔”，在澳门法律中被称为的合作人，他们为“贵宾厅”介绍客人，然后从“贵宾厅”领取佣金。
“‘贵宾厅’负责从内地拉客。客人过来之后在‘贵宾厅’里面，但他不是和‘贵宾厅’赌，而是和承批公司赌，‘贵宾厅’实际上起到了作用。”王长斌说。
事实上，2001年澳门特区制定的“法”，将“人”（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个人）定义为“在推介幸运者，其工作系给予者各种便利，尤其是有关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及消遣等，而收取由一承批公司支付之佣金或其他报酬”。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所谓的“”提供的服务远不止于此，一些人还会从事洗钱、非法借贷等业务。
“内地是有资本管制的，赌客在澳门输了钱，这个钱要怎么过来？通过正当的金融渠道是很难寄过来的，他只能通过这些人从地下钱庄或其他操作把钱弄过来。”王长斌说。
新“法”进一步对业务进行了规范。例如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每一仅可于一间承批公司内从事业务，以收取佣金方式为其提供服务，不得以任何方式与承批公司分享的收入。
旗下的“贵宾厅” 网络图片
王长斌指出，过去“贵宾厅”是澳门收入的“大户”，2011年最高峰时占收入比例超过七成，这几年已经逐步下降至三、四成。而新“法”实施后，第三方“贵宾厅”将进一步受到限制。
“新‘法’禁止与承批企业分成，也就是说只能拿佣金。此外，还规定承批公司对有连带责任，这样一来，他们要是有违法行为，都有可能算到公司头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和贵宾厅合作的意愿就很低了。”
盛力认为，在澳门赌权开放后，这一群体确实在拓展市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推动了业发展，对澳门经济民生也有贡献。但是他们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衍生出高利贷、洗钱乃至暴力犯罪等问题，且这种影响是不仅限于澳门，还影响到了内地。
“新法生效以后，一家只能为一家博企服务，博企和的关系要很清晰，财务要很透明，实际上就抑制了的扩张。”盛力说，“这是希望能化身一种优质的服务团体，去提升游客的旅游感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想以后很大程度上会去服务中场的普通客人，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对于这只给套上的“紧箍咒”，澳门立法会议员高天赐在6月21日的立法会会议上质疑，这将限制的发展空间，让他们“无前景可言”。
澳门特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会上回应，希望“将角色摆回到应有位置”，即“拉客”给承批公司，收取佣金作为报酬。
李伟农重申，业务是向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消遣等各种便利，而收取承批公司支付不多于法定佣金上限的金额作为回报，和承批公司是伙伴关系。
新法之下，另一个受到冲击的是遍布澳门的“卫星”。
所谓“卫星”，其所有者并不持有赌牌，却能和承批公司合作营运。
具体而言，承批公司和第三方达成协议，后者拥有酒店的物业，承担该物业内的所有非业务（如餐饮、酒店管理等），而承批公司则在其中经营业务并雇用有关人员。
今年4月，澳门英皇娱乐酒店宣布自6月26日起停止“卫星”运作 网络图片
据澳媒介绍，截至今年4月，澳门共有35家，其中17家由公司全资拥有，另有18家“卫星”由私人以类似“特许加盟”的方式设立。
根据今年1月公布的法案最初文本，“承批公司必须在其拥有不动产所有权的地方经营幸运……”这被视为“卫星”的“死期条款”，意味着“卫星”或者出售用于经营的物业给承批公司，或者停业。
不过，根据新“法”最终文本，“卫星”被允许继续经营，只是要以“管理公司”的模式运作。
承批公司聘用管理公司必须获得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许可，且承批公司只可向管理公司支付管理费用，不得以任何方式与管理公司分享的收入或支付佣金。这样一来，现有“卫星”的经营模式将出现巨大变化。
此前有澳门媒体预计，一些“卫星”或在6月26日之后结束经营业务。李伟农6月8日表示，这些决定是商业行为，不会介入，但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保留。他同时指出，“卫星”的去留和新“法”无关，是造成的经济冲击。
修法之后，澳门“经济支柱”何处去？
澳门合法化始于1847年。1999年澳门回归后，特区即把“加强业监管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作为施政纲领之一。2001年，“法”的通过，确立了澳门“赌权开放”的法律框架。
2002年以来，澳门业形成“六分天下”的局面，加上内地逐步开放自由行，澳门业也踏上发展的快车道。2006年，澳门业收入首度超过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2011年，澳门毛收入（GGR，即金额减去赢得金额的差额）达到2690.58亿澳门元，占当年本地生产总值91.6%；2013年，澳门业毛收入历史性地达到3618.66亿澳门元，占当年本地生产总值87.9%。
内景 图源：IC Photo
毫无疑问，在推动澳门经济、就业、基础建设及民生福利等方面，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一业独大”也为澳门社会带来了风险，这一问题在新冠的冲击下显得更为突出。2020年澳门GDP实质收缩了56.3%，全年入境旅客同比减少85%，业跌近8成。
和酒店的生意一落千丈，一些“叠码仔”改行当起外卖小哥；那些动辄上千元一晚的高档酒店，现在仅需两三百元就能入住。
盛力指出，澳门业产值在2013、14年达到顶峰，在之前，由于内地的反腐行动，澳门业实际上已经受到影响。
“在新法生效后，如果也没有改善，澳门业会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像以‘贵宾厅’为核心的这种高收益的爆发性增长肯定是没有了。如果是走休闲化、大众化、娱乐化路线，那相对澳门业的高峰时期，肯定是一个小很多的规模。虽然是小很多，但我们希望这是一种健康平稳的发展。”
王长斌指出，“如果澳门收入持续那么高，且持续需要靠内地民众前去，这很难说是一个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行业。”
王长斌认为，未来澳门业会向“中场业务”这方面去发展，这就会逼着企业多发展一些非元素，“所有的游戏都是差不多的，就只能靠这些非元素去吸引。”
他日前在《澳门》撰文指出，新“法”通过后，澳门业将进入一个规范发展的新时期。虽然收入难以恢复往日高度，但新形势将督促企业减少对的依赖，加大力度发展非元素。同时，加大对业的监管力度，致力于澳门业的规范化发展，力图降低业的“赌性”，发展其“娱乐性”，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业。
作为澳门支柱产业，业为澳门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据2020年澳门特区统计年鉴，当年澳门就业人口约为395100人，其中从事“文娱及其他服务业”的人数为91300，占就业人口的23.1%。
新法落地后，如何尽可能减轻对从从业者影响？
盛力指出，业对澳门的影响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特区当然希望修法进程是平稳的，对博企的改革要求也符合预期，希望各方利益能得到调和，失业率可控。
“考虑到时下比较艰难的情况，新法也做了一些调整，例如延长‘卫星’存续时间，缓解失业压力。此外，也可以和广东省协调一下，推动一些澳门居民前往大湾区就业和生活。”
横琴粵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总部大楼 图源：澳门特区网站
盛力表示，2000年澳门特区第一份施政报告就提出要产业多元化，在的支持和鼓励下也做了很多努力，“我们先后提出了20个多元化目标产业，但都不是很成功，因为业虹吸效应太大了。”
“新‘法’限制了业的膨胀，如果的措施得当，加大投入和政策性引导，原先因为市场导向倾斜而流入业的生产要素，应该可以回流到其他行业。我想，在中医药、现代金融业还有科创方面，澳门应该再多下一点功夫，而且要做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工作。”
盛力表示，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已经渐渐成熟，澳门本身也拥有高等院校及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但由于澳门没有产业链，无法将高等院校的科研产出转化成市场价值，“希望和广东省能更好的协调，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能够迅速的进入广东的生产链，这样就能产生价值。”
《水浒传》：“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
作者｜李庆西
摘编｜张进
本文选自《水浒十讲》，作者：李庆西，版本：书城大家｜文汇出版社 2020年8月
早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
，我曾迷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在《水浒传》一书上虚掷不少功夫。过去这书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农民的作品，乃至有“农民教科书”之称。至八十年代初，“说”已大受质疑，有些学者便相应提出另一种解释，将其视为摹写市民阶层生活与理想的叙事之作。这种“市民说”的来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谈论《三侠五义》的一句话，所谓“《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传》余韵”云云。从鲁迅这话里是否可以反推《水浒传》也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而“为市井细民写心”是否就等于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市民文学”，这些都是当时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我不赞同“说”，同样也不认为“市民说”有何道理，一部成书过程漫长而复杂的作品，是否能够体现某种清晰的阶级
（阶层）
的主体意识，这本身大可怀疑。可是，在学院派的判牍中，“阶级论”和“反映论”的观念已是根深蒂固，而以“市民说”取代“说”，更像是与时俱进的姿态调整，这让人觉出一种“咸与维新”的学术焦虑。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的论文
（原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收入拙集《文学的当代性》，文学出版社1988）
，提出《水浒传》的命意在于揭橥中国人的危机，书中触及的儒家思维的扞格之处正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我认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被历史阴影遮蔽的二律背反——“忠君”/“造反”，“替天行道”/“犯上作乱”，在“冠屦倒施”的语境中恰是等位关系，或者确切说是一种互为前提的因果转换。
当年写那篇文章时，我自己也有一种焦虑，就是急于从“阶级论”以外去找寻文本解读方案，现在看来那篇东西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谈透。
其实，《水浒传》也是一部极富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中国作品。五百年来它流行于人稠地广而灾难深重的汉语文化圈，以羼杂着传奇、史诗与悲剧意味的英雄话语教化民众，给一个精神失落的民族带来了自我救赎的慰藉。当古老的文明已经失衡，制度安排只能为威权政体补苴罅漏的时候，留给个体的生存空间只能是充满暴行与无知的荒蛮之地。按霍布斯的说法，既然国家限制了个体自由，那就应当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安居乐业的权利；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应当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
（《论公民》）
。可是，谁来保证霍布斯的设计不出问题呢？在《水浒传》所展现的那种弱肉强食的语境中，弱者最终的自救只能是反抗，哪怕是想象中的反抗。
在许多无聊的夜晚，我重新翻开《水浒传》，又看见许多杀戮，许多血和许多泪，徒生许多无奈的感慨……
青面兽杨志，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一
一部大书，何以开篇不写那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七十回总评》中提出这个问题，照他的说法是隐括“乱自上作”的春秋笔法。不过，细细斟量这个“乱”字，实有其双重含义：在朝是纲纪混乱，在野便成了社会动乱。由高俅一类人物胡作非为，推衍出林冲一类人物聚啸山林，即鲁迅所谓“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的叙事逻辑。
高俅由“破落户”佞倖小人混到主管军事的殿帅府太尉，显然是秩序失范，意味着、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高俅既非科举进身的文官也不是疆场上拼杀出来的武将，他只是一个身陟高位的流氓。以传统现实主义观点来看，杂流出身而至高官未免缺少经验世界的真实依据。按，王明清《挥麈后录》言其原为苏轼书僮，后入王晋卿门下，因擅于蹴鞠为端王赏识而发迹。《水浒传》显然采用了这个由潜邸亲随领殿前司职事的传闻，但此说不见正史，也缺乏其他史料支持。高俅此人《宋史》无传，其殿前司都指挥使一职见于《宋史·徽宗纪》和《东京梦华录》等书。小说附会这样一个史载不详的人物，是以个案的偶然性传奇性绕开制度层面的若干话题，直接投射道德批判意图。
显然，《水浒传》一书对“破落户”尤为警觉，尤为痛恨。杨志天汉桥下卖刀，正是遇上牛二那种破落户泼皮，终于上演英雄失路的一幕。王法管不了牛二放刁耍赖，却不能容许杨志刃血除恶，可见“破落户”周旋人世比别人有更多的空间。在《水浒传》的语汇中，“破落户”并非指家道败落，而是礼义尽失的一班无赖。如西门庆出场时，书绍说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其实他家境殷实，甚至财大气粗。按，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绍兴二十三年，上谓大臣曰：‘近今临安府收捕破落户，编置外州治，本为民间除害……’”当时“破落户”已是一种社会痼疾。《水浒传》前四十回中，除了打劫生辰纲的晁盖一伙，诸多好汉上山落草前都是遇上了这样的恶势力，如鲁智深之于郑屠户，武松之于蒋门神，宋江之于无为军的黄通判。如果说高俅算是“国家罗汉”，镇关西、牛二之类则是遍地出没的闾巷恶煞，他们的存在便是好人失足的契机。
评骘《水浒传》素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矛头止于官僚集团，足以证明梁山的不彻底性，这是一个叙事的后设命题。不过，这里有些歪打正着的意思，如果可将官员 / 皇帝视若一种二元格局，那倒不难窥识“只反贪官”的真实意图。皇帝不妨作为权力意志的象征，而官僚集团才真正是国家机器。《水浒传》的叙事策略是把官僚集团与儒家的理想剥离开来，描绘出一幅国家自上而下的流氓化图景，从而颠覆了古代圣贤建构的理想国。
作为官员的儒者失去了精神依傍，平天下的话语权已被褫夺，这何尝不是整个文官制度的大失败。这里无疑展现了一个颇有创意的主题：执政者从道义上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而千疮百孔的王权制度依然不失其自我修复功能，那就是有另一种力量在“替天行道”。不用说，“替天行道”的前提是“天下无道”。
豹子头林冲，明陈洪绶绘水浒叶子
二
《水浒传》中吏治问题尤为严重，尤其是司法部门。谁有权谁是大爷，如董超、薛霸只是解押犯人的差役，高俅想在林冲远戍沧州途中下毒手，还须陆虞候出面花钱买通他俩。这对超霸组合绝不放过任何创收机会，日后押解卢俊义也照收李固两锭大银。
李固陷害卢俊义着实花费不少。官府里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他还想买通押牢节级蔡福、蔡庆兄弟在狱中做掉卢俊义。书中有一段他与蔡福的密谋，出价五十两蒜条金，人家竟讨至五百两。不料梁山泊硬是要搭救卢俊义，柴进找上门来，出手就是一千两黄金。这蔡氏兄弟后来也上了梁山，可在牢里尽做这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勾当。
不用说，有钱的也是大爷，一部《水浒传》充满金钱与权力的交易 / 博弈。不说官场上贪贿成风，即使江湖上义气为重的好汉们也总是金钱开路。晁盖、宋江、柴进等都有“仗义疏财”的美誉，但他们的慷慨解囊往往是买通关系的贿赂手段。如，刘唐醉卧灵官殿让雷横
（其时尚在县里管治安）
逮住了，晁盖便用十两银子通融下来。林冲在柴大官人庄上与洪教头比武时，柴进使了银子让董超、薛霸给林冲开枷。林冲进了沧州牢城营内，忙不迭地给管营、差拨塞上银子，于是免了进门的一百杀威棒，还给开了枷，派他一个好差事。
这种行贿在书中被赋予仗义行善或是自我保护的正当性，既然反派人物花钱买凶，正面人物也照式解囊应对。蒋门神贿赂张都监、张团练陷害武松，施恩想援救武松也便花钱办事，正邪之间似有一种共谋关系。施恩用一百两银子买嘱康节级多予照料，另以一百两银子打通办案的叶孔目，硬是把武松的文案改轻了。按，书中有诗为证：“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每次进牢里探视，都还少不了酒食钱财一路打点。
宋江也有这一节，进了江州牢城营，从差拨到管营的一路银两照应。只是漏了押牢节级戴宗，这戴院长便在点视厅上大发作，理直气壮地来讨他的“常例钱”。戴宗在江湖上久已闻名
（后来梁山排座次在天罡之列第二十位）
，勒索起犯人却是毫无道义可言，这就是“内”养成的恶霸作风。宋江不给戴宗上贡是因为吴用说过那是他哥们。其实，哥们义气也是要金钱维系的。晁盖很懂得这一层关系，阮氏兄弟一来就给了三十两花银，后来上山坐稳了头把交椅，他派刘唐给宋江送去一百两黄金——当初官方缉捕生辰纲要犯，是宋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通风报信，惦着这份人情也就是义气。不过，这一百两黄金差点坑了宋押司，阎婆惜捏着他私通盗贼的把柄，硬叫他把金子交出来。其实那些金子宋江只是“受了他一条”，剩下的都让刘唐拿回去了。可这话阎婆惜死活不信，照她的说法是“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
不论“公人”还是“贼人”，什么事情离了金钱都是万万不能的。后来梁山派人往京城活动招安一事，也是大把撒钱。中国小说里边，将金钱作用写得如此无孔不入，大概没有超过《水浒传》一书的。
难怪，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见到处使银子，竟有“十三可叹”之叹。
武松醉打蒋门神，明刊容与堂本插图
三
评论者通常忽略了书中一个重要事况：《水浒传》并没有描述百姓的生存艰难，古人所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压根未见，相反各处都是一派丰饶富足的图画。按小说家叙事意图，造反的动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而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失衡失序，亦即所谓纲纪废弛、礼义尽失，其实就是缺乏公平与正义。
坏人作恶无以治罪，好人犯事必被惩处，这是小说叙述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宋江杀惜、武松杀嫂、雷横打死白秀英，其中各有款曲，却一概难逃法网。反之，牛二、西门庆那些人作恶，官府却是管不了，只能让杨志、武松们去解决。这与其认为是官府的选择性执法，毋宁说是小说家用以陈述世道恶劣的叙事策略。
显然，书里任何一宗案子都能找出好人坏人甚或第三者第四者的共谋关系。譬如，宋江之杀惜，不只是宋江的焦躁和孟浪，那婆惜的贪婪和无赖，以及她与张三的私情，还有招文袋里晁盖信件提供的口实，所有这些轇轕不清的交互关系，一并做成了红粉殒命的惨案。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贼人”作乱，“公人”作恶，亦相辅相成，有着扯不清因果关系。于是，以恶制恶堂而皇之地成了一种崇高的道义。在一个尽失的社会里，自然是弱者的抗争被赋予正义色彩，亦足以令人同情，所谓江湖道义本源于此。
刘唐来向晁盖报告生辰纲的消息，振振有词地说，“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是江湖上黑吃黑的道理。智劫生辰纲的事儿看着解气，可用现在的话来说，正是“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江湖上的不法之徒，那些内的不义之人岂不是更为无法无天，梁中书每年为蔡京祝寿送上十万贯金珠宝贝的大手笔，岂不就成了京中官府大院里饭余茶后的美谈？
黑吃黑的以恶制恶注射了正义的鸡血，就像病毒似的遍地蔓延。金眼彪施恩倚靠其父的官方背景在开设酒店
（按，《水浒传》里的公务员亦有自家营生，病关索杨雄原是蓟州里做押狱兼刽子手的，又在城里开了一家屠宰作坊，于是宰人兼宰牲）
，生意原本十分红火，“每朝每日，都有闲钱”，这让蒋门神看了十分眼红，便仗着张团练的势力夺了酒店。其时武松正在施老爹的安平寨里服刑，正好让施恩找来给自己出气。武松上演了一套醉打蒋门神的全武行，施恩完成了“义夺”的复仇叙事。整一个的快意恩仇。
无序造成整个社会的化。权力和暴力各逞其能，交相辉映。毛太公的两个儿子孔明孔亮，“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读《水浒传》，每遇这种越轨出格的事情，总让人豪情冲动，杀戮与劫掠不经意间纳入了“义”字当头的话语体系。
该出手时就出手，实际上很难定义该不该的必须条件。所以，这种江湖上的程序正义往往遮蔽了实体正义的问题，乃至与扶危济困相号召的江湖道义构成巨大的悖谬。宋江上山后杜绝了打家劫舍那种贸然出手的草寇作风，也算是“去邪归正”的自我救赎。
四
老话说“逼上梁山”，其实未必都是被逼上来的。一百零八人上山的路线图值得研究，除了那些没有叙事意义的零星投靠者，大体可描述为四种类型：
一、个体冤案
（或犯事）
的事主，成了被追杀被迫害的对象，如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柴进等人。这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一拨。按人头算来这些人并不多，但多是重量级人物，或是在书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当然也有解珍、解宝之类的小角色
（这哥俩居然混了个天罡之属）
。像杨雄、石秀杀了人，还没来得及被官府通缉就投了梁山，姑且也归入此类。或许，宋江也该归入这一拨。宋江因杀惜而被缉拿和刺配，不能跟林冲那些人相提并论，但最终也算是被逼无奈上山入伙。
二、存心与官府作对的团伙，主要是打劫生辰纲的晁盖、吴用等人，他们构成了水泊梁山的早期班底
（先前王伦那几位不成气候）
。也许为了突出梁山泊这条主线，书中对分布各处的江湖社会着墨不多，但不时也有述及，如少华山、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黄门山诸部，还有十字坡上卖人肉馒头的张青、孙二娘夫妇。许多人并非因个人命运走投无路而造反作乱，刘唐和公孙胜找上晁盖是来送“一套富贵”与他。同一个江湖，同一个梦想，大家都有一套论秤分金银的发财之梦。晁盖等人后来上山落草虽是为躲避官方缉捕，但他们的行为具有主动性，与林冲、杨志的英雄失路绝非同调。
三、被“赚”上梁山的主儿，如朱仝、徐宁、卢俊义等人，这几个被“赚”的故事都相当精彩。还有玉臂匠金大坚、圣手书生萧让、神医安道全也是这样弄上山的。拿下祝家庄后，宋江让人假扮官员传唤李应，又暗中取来家眷，便将他与杜兴赚上山来。活生生断了人家后路，实为“逼良为寇”，或许算是另一路“逼上梁山”。这是梁山招募人才的一种特殊方式。
四、被梁山俘获或招降的官军将领，如秦明、黄信、李云、呼延灼、关胜、索超、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单廷珪、魏定国、凌振、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等。加上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花荣、朱仝、雷横、徐宁、孙立、孙新那些人，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官军旧将差不多占到四分之一。这大批官军将领相继反水，意味着梁山泊的道义胜利。
以上四种类型中，被动入伙的是绝大多数。有趣的是，主动者原本逐财而啸聚山林，被动者则是见义而投身水泊。从的山林草寇，到雄踞一方且以“替天行道”为号召的武装集团，江湖道义终而由私谊变为公义。梁山泊在与官府和朝廷的不时周旋中，实现了自身的改造和提升。
五
过去有一种权威意见认为，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搞修正主义”，是“投降”。 在批评者看来，宋江将造反纳入王权格局下的博弈，乃至为朝廷招安，不啻者自废武功。可是，这跟小说的叙事旨意完全不是一回事。
聚义厅改名在宋江嘴里只是一言带过
（第六十回）
，而李卓吾评容与堂百回本《水浒传》指出，“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由动宾结构的“聚义”变为“忠义”并列，且以“忠”字为先导，实际上纳入了“正确”的大方向，是将重建国家秩序的诉求引入草泽社会。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梁山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完成了自我升级，这一点确实“不可草草看过”。前边第四十二回中，宋江回家取爹被官军一路追杀，于还道村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水穷云起之际得神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以神道设教，从道义上赋予自己一种庄严使命
（同时将黑道漂白）
，此乃一大转折。
其实，“替天行道”是一个共同纲领，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平均主义目标之上，提出了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改革目标。缺了这个大目标，很难结成某种统一战线，很难笼络那些被动入伙
（被俘和被“赚”）
的好汉们。
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梦遇的玄女娘娘是道家神祇，传说中也算是“替天行道”的创始人。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曰：“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五帝本纪》）
联系到当日天子是有“道君皇帝”之称的徽宗，这里似乎有意在思想情调上与朝廷保持一致。
梁山泊人物中儒道释俱全，但是道家的地位绝对显赫，吴用、戴宗都是道者一路，四把手公孙胜干脆是职业道人，其下还有朱武、樊瑞诸辈。小说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书，在忠义堂上做醮，那是梁山泊最重要的典仪，做的就是道家的法事。《水浒传》在检讨儒家失败的同时，对黄老之术、谶纬之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无疑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六
中国人历来说“官官相护”，可是从《水浒传》的情形看，官僚集团并没有那种一损俱损的整体意识。官场本来就是杀戮之地，从林冲误入白虎节堂那一刻起，命运就开启了圈套中的格杀。杨志被高俅一脚踢出职场，花荣与刘知寨为宋江而兵戎相见，殷天锡仗势侵占柴皇城的宅子……可见官场尽是互相倾轧。后来说到梁山泊招安，朝中明显是两派，蔡京、高俅一班人竭力阻挠，宿元景等人是促成派。殿前太尉陈宗善奉旨往梁山招安，蔡京派来一个张干办，高俅派来一个李虞候，气焰嚣张地惹恼了梁山好汉，硬是把事情给搅了。
官场不谐是出问题的关键。《水浒传》毫不涉笔民生问题，是有意撇开更广泛的危机因素，将矛盾集中于制度与问题。按书中描述的情形，官僚集团内部显然缺乏起码的凝聚力。像梁中书、蔡九、高廉这些有家族背景的地方大吏最敢胡作非为，搜刮生辰纲之类的横征暴敛，没有弄出民怨沸腾的局面，却使官僚集团利益分配格局明显失衡，屡屡造成情势失控的突发性。《水浒传》历来被称作“”，这种看法实为大谬。其实书中更多的情形是“官逼官反”，是上层官僚逼得下层官僚走投无路，是文官逼得武官铤而走险。
赵宋王朝一向是重文抑武，多以文臣制军，而《水浒传》却分明表现出崇武贬文的叙事意图，无疑是对那套文官制度所代表的的批判。举凡朝中的蔡京、童贯、高俅，地方上的梁中书、蔡九之俦，乃至清风寨的刘知寨、东平府的程太守，文官一个个都是坏蛋。国家就坏在这班人手里。文官里边，大概只有郓城知县时文彬一人还算为官清正，相反那些武将世家、军班行伍多是忠良之辈，如林冲、杨志、花荣、武松、关胜、呼延灼……等等，武将多竟身怀冤屈，终不改报国之心。所以，梁启超认为《水浒传》大有“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之义
（见《小说丛话》）
。
七
《水浒传》与其说是讴歌农民，莫如说是表现一种想象中的地主阶级的“光荣”，明火执仗的党不是别人，正是庄院主人及其依附者，而书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庄院多为江湖势力的“金主”与“桩脚”。
当内的官僚们都成了国家的蠹虫，外的乡绅们便是社会中坚。
梁山泊先后做一把手的晁盖、宋江都有自家的庄院。诸多好汉中，柴进、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李应等人，都曾利用自家的庄院周济天下豪杰或掩护山寨行动。庄院与山寨，并无迈不过去的沟堑，像史进还在庄里时就跟少华山上的强人称兄道弟，打得一片火热。而柴进的庄院干脆广纳天下豪客，更像是江湖社会的秘密联络站，跟各处山寨都有关系。
《水浒传》中的庄院大多有自己的武装，庄主本人也都有棍棒拳脚上的功夫，实际上庄院也跟山寨一样形成了某种武装割据。同时，庄院也是秘密活动的掩体，晁盖策划劫掠生辰纲正是有这份方便。不同的是庄院具有兼容黑白两道的两面性，表面上它不与官府对立，暗地里却是通向江湖社会的中转站。小说描述的这种外的经济－军事实体不能说没有真实依据，但其中明显具有想象的成分，它在士绅阶级主持的乡村自治的基础之上，极大地延伸了民间贤达的诉求。由于这种组织的反性，更由于它与黑道接轨的自由度，它很容易刺激人们的某种幻想。
从庄院到山寨，不仅逃避世间的苛政，亦可藉此打造某种乌托邦想象。其实，水浒的故事正是“礼失求诸野”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缺乏纠错机制的儒家礼治学说中，王道复兴的唯一机会就是向民间寻求变革动力，《水浒传》正是演绎了这种古老的传统。
当然，不是所有的庄院都是梁山的同道，像曹太公、毛太公那类庄院主人就是龌龊小人，而祝家庄和曾头市更是梁山的对立面。祝家庄、曾头市那样的庄院有如军事堡砦，兵马齐备，粮草自足，俨然国中之国。
八
三打祝家庄，两攻曾头市，可谓书中的重头戏。不过，看上去这两次征战多少有些师出无名。打祝家庄起于时迁偷了祝家店的一只鸡，打曾头市是因为对方抢了段景住盗取的一匹马。时、段二人偷鸡失马尚在上山落草之前，他们还不算是梁山泊的人，碍不着山寨的面子，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
打祝家庄是宋江的主意，他对晁盖说，“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是要解决山寨给养。曾头市同样油水不少，后来破寨之日，“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回到梁山泊给散各都头领，犒赏三军。”像攻打高唐州、大名府等处，除解救柴进、卢俊义，亦是钱粮之计。
不过，小说家未必有心瞩意山寨钱粮细事。打祝家庄，是宋江上山后第一次大规模，书中这样安排自有让宋江建功立业的考虑。拔了祝家庄、曾头市这两个钉子，亦藉以铺述梁山泊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因为有招安的战略目标，梁山泊希冀获得与朝廷对话的地位，必须做大做强。宋江作为梁山二把手，先后指挥了一系列战事：三打祝家庄，破高唐州解救柴进，击败呼延灼和青州官军，攻陷华州救出史进鲁智深，芒砀山收服樊瑞一伙。如果说早先宋江以“仗义疏财”获得江湖上的美誉，现在这实实在在的战功更是让弟兄们信服。
之后就是曾头市了，这回是晁盖执意而往，再让宋江独占风光，老大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了。结果，初打曾头市，晁盖率众亲征，竟将自己这条命搭了进去。其实，碍不着谁的面子，小说家的意图很明显，梁山泊的故事到此须作出“换帅”安排。那晁天王说到底只是草莽英雄，缺乏胸襟与涵容，凡事都是江湖上的手段，终究不堪大用。
《水浒传》的后半截是按照宋江的招安思路推进，晁盖若是不出局也只是一个摆设，这时候要让有头脑的宋江坐头把交椅才行。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明刊袁无涯本插图
九
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少有的失态。那首《西江月》竟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如此直白的表露，显得有些大傻，或是老酒喝多了。他在粉壁上写下的一词一诗，都有“他年若得”或“他时若遂”的字样，以示困厄中不失大志向大抱负。“血染浔阳江口”的预言很快就应验了，宋江也许预感一场大风暴将至，他的人生不会就此划上句号。至于诗中“敢笑黄巢不丈夫”一句，实际上是别有心曲。黄文炳的解读是，“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当然，这是存心找茬。宋江“敢笑黄巢”并非取笑黄巢作乱不够，恰恰是不认同那种玉石俱焚的造反目标。其谓“不丈夫”，是说黄巢没有扶危济困的责任感。
自幼攻读经史的宋江相信秩序与规范，他对王权的合法性并无异议，故忍辱负重之际，面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混乱局面，仍是心怀整顿乾坤的大使命，后来上山落草自是命运机缘的安排。他一再声称“权居水泊，专等招安”，不能仅视为对朝廷表白忠诚，更重要一点在于：他不能将山寨作为他和弟兄们的最终归宿，且并不打算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
（李逵倒是屡屡叫嚷杀去东京，让宋大哥做皇帝）
，既是“替天行道”，梁山泊的江湖道义正可作为“去邪归正”、改造的精神。
《水浒传》的“造反－招安”的叙事模式带有某种救赎之义，是水浒故事流传中出现的颇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当然，以文学想象擘划这类军国大事，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故而这在书里书外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这里暂不讨论此中的是非曲折，但收敛反抗锋芒不能不让人想到某种策略性思路。招安的设计很可能具有双重叙事策略——除了安排故事走向，演绎梁山人物之命运，似乎亦有规避官方文字检查的考虑。
作为一部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大书，《水浒传》如果只是煽动闹事和讲述故事，显然很犯忌。施耐庵们不想落个利用小说反朝廷的罪名，大抵也会想到自我设限的办法，故而藉招开一连串“纠偏”的行动序列。梁山泊皈依朝廷以后的主题变调一眼就能看出，后边的“征四寇”全是攘外安内的关目
（征辽和平田虎、王庆三部分，应非原本所有，郑振铎认为是闽中坊贾所添加，但如今可与全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
，那些仓促、混乱的叙事明显是在找平衡，似有浪子回头、戴罪立功的意思。按鲁迅的说法便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不过，招安并非迫于“大军一到”的军事围剿，这一点鲁迅说的不对，其时梁山泊反倒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朝廷根本无奈其何。很明显，招安是被招安者的主动行为，如果说“终于是奴才”，亦须从这个角度去诠解。
武松血溅鸳鸯楼，明刊袁无涯本
十
“奴才”这说法未免太损，抑或可以说是一种犬儒主义。在严苛的专制统治下，反抗叙事难免会采用一种扭曲的形式，屈就也许是为了伸张，苟且之中掩蔽着颠覆性话语。
然而，统治者并非不能勘破这遮遮掩掩的把戏，文网密布之日自有大批鹰犬，像黄文炳那样的“误读”倒也未尝不是正解。虽说坊间《水浒传》刊本多标以“忠义”名目，可是崇祯末年终遭官方查禁，入清以后始终在禁毁书目之中。按，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发布禁书《省例》，谴责《水浒传》等书，有谓：“乡曲武豪，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
官方不能让“奴才”逞意于文学想象，尤其不能让他们沉浸在血色梦幻之中。英国人柏克在观察法国大那场风暴时，留下一句名言：“罪恶的手段一旦得到宽容，很快就为人们乐于采用。”
（《法国论》）
明清两朝对《水浒传》的禁毁同样表现为这种担忧：崇尚反抗与杀戮的文学一旦得到欣赏，很快就会变为现实。
文学绝不等于现实，但文学的豪情快意等于给了世人一个说法，在秩序不能约束强势阶层的时候，反抗与杀戮即成了自我救赎。譬如，读到血溅鸳鸯楼一节，确实让人十分痛快。武松一连杀了蒋门神、张都监和张团练，蘸着血在粉壁上写下“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大字，真是凛然一股英雄之气。至于他手刃张都监妻妾丫鬟佣仆八九口人，你都不觉得是在滥杀无辜。
但是，反抗与杀戮终究只是手段，反抗与杀戮不能替代公平与正义。《水浒传》的救赎之义在于确立道义的价值，而且包括重建秩序的构想。招安的设计或可视作与虎谋皮，小说以悲剧收场亦足以表明此路不通。然而，如何让反抗者回归社会，实现人的体面与尊严，这是一个永久的问题。
二○○八年七月至九月漫记
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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