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锦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揭秘
作者：王金中
距今二十五年前的1995 年10月，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了一件鲜艳的彩锦，在五彩纹样间惊现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这件彩锦承载着我国古代的天文、地理、军事、交通、织造、美术、书法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积淀，被列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 (境)展览文物。它的出土被誉为 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图1）。
图1
一、彩锦织物是古代的“旂常”即现代的锦旗
这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彩锦出土时，直观上看，是被剪裁为圆角长方形的彩色面料，长16.5 厘米，宽11.2厘米，以白绢镶护四边，两长边上各缝缀有 3条白色绢带，长21厘米，其中 3条已残断。当初有权威人士人判断，这是一件挽弓射箭用的护膊，也称为护臂。理由是它位于弓的旁边，说明在使用弓的时候把它系在射手的前臂上，起到一种保护作用。于是 ,就以“彩锦护膊”之名广告天下。
笔者反复仔细推敲查典，觉得这个命名难以成立。
首先，放置在弓旁边的东西就一定是与挽弓射箭有关吗？从出土现场的照片看，彩锦旁边还有其他织物、绳索、棍棒之类，它们显然与挽弓射箭无关（图 2）。彩锦在弓旁出土就是护膊，这个判断有点“想当然”。
图2
其次，这件彩锦尺寸太小，笔者用同样规格的物品试验，在胳膊上只能围半圈儿，用带子系上后很难固定住，对胳膊起不到多少保护作用。
再次，古代的防身护膊用具，一般都是用铜甲、铁甲、马革、牛皮、藤甲等坚硬而有韧性的材料做成，可以有效抵挡尖利兵器的刺击。古代边塞诗中多次提到“穿金甲”、“黄金甲”之类，独没有“织锦甲”，因为织锦抵挡不住任何坚硬的兵器，起不到什么防护作用。
有人说，用织锦绑在胳膊上，可以防止在拉弓射箭时弓弦反弹，伤及皮肤。这是对使用弓箭缺乏了解而产生的错觉。其实，无论是古代武士还是现代射手，开弓射箭时手臂与弓弦必定存在一个角度，不可能在使用弓箭的时候让弓弦回弹而伤到自己的手臂。
综上所述，这件彩锦根本不是绑在胳膊上起防护作用的，因此不能把它命名为“彩锦护膊”。以“彩锦护膊”之名昭告天下，实际上是贬低了它的作用、价值和意义。
图3
那么，这件彩锦织物究竟是什么呢？综合分析判断，笔者认为是古代军事最高指挥官奖励战帅、战将的“旂常”（图3），相当于现在以国家名义授予的荣誉锦旗。
旗，古代有两种写法，即“旗”与“旂”，都可以作为旗帜的总称，但其中的内涵却有较大的区别。“旗”上面画的是熊虎，《释名·释兵》中说：“九旗之名，……熊虎为旗，军将所建，象其猛如虎。”而“旂”上面画的是龙，还要系上一些铃，如《说文解字》注释：“旂，旗有众铃，以令众也。”《周礼·春官·司常》中说：“日月为常，交龙为旂。……王建大常，诸侯建旂。”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常”字古时与“裳”字通假，一个从巾，一个从衣，都指织物。由此派生出一个新的名词：“旂常”，专指古代帝王用大（太）常，诸侯用旂，为英勇善战者纪功授。
用古代文献中的这些解释，来对照出土的这面汉代彩锦，其用途便一目了然：
一是彩锦图案由上部和下部拼接织成，有意突出两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这样，上部有两个圆圈，下部也有两个圆圈，图案是重复的。如果只看上部或只看下部图案，那么，两个圆圈中一个为日，一个为月，完全符合“日月为常”的特征；
二是彩锦上以双龙共舞为主要纹饰，贯通全图，完全符合“交龙为旂”的特征；
三是彩锦周边缀有六条白色绢带，可以系住铜铃，完全符合“旗（旂）有众铃，以令众也”的特征；
四是这件由彩锦制作的织物，古代命名为“旂常”，由帝王与诸侯主持制作、颁发，用于为作战中的英雄们纪功授，其功能就相当于现代的锦旗。
“旂常”这个词组的概念、内涵、实物使用很久，直到唐朝才有近义的“锦旗” 一词出现。文字证据是著名诗人李贺在《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中写道： “军装宫妓扫蛾浅，摇摇锦旗夹城暖。” 唐代之后，“锦旗”代“旂常”一直延续至今。“锦旗”一般用彩色绸缎制成，授给作战或各种竞赛中的优胜者，包括团体或个人，以表示嘉奖、敬意、谢意等。
新疆出土的这面旂常即锦旗，悬挂的具体方法是：彩锦横置，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呈现出来。上面的三条白色绢带系在竹杆或木杆上，下面的三条白色绢带分别系上铜铃。然后挂在墙壁上或军帐内，显得庄严肃穆、光荣自豪，起到凝聚军心、激发斗志的作用。
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代占卜吉语
在这件2100多年前的汉代锦旗上，最激动人心的是彩色纹样间织出的八个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是一句充满着吉祥的占卜用语，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其一，“五星同聚”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之一，是非常吉利的天象。“ 五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古代称为太白星、岁星、辰星、荧惑星、镇星。从原始社会起，古人对星辰就有一种自然崇拜的现象，尤其对五大行星和太阳、月亮的观测尤为精确、系统，把它们称为“七政”或“七曜”、“七纬”，并以此预测凶吉。 早在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天文学家石申就明确指出：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负海之国，用兵者利。” 这就把天文现象和预测的胜负联系起来。《史记》《汉书》都有这种说法，还说三星同时出现时，国内会打仗、百姓闹饥荒；四星同时出现，则预示着有小人横行霸道；只有五星同时出现在天空的东方，才是最吉利的星象。这属于原始的自然崇拜。然而，五星同聚或五星连珠的现象并不常见，一般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出现一次，所以更加引起古人的好奇和重视，使得占星学家把这种现象附会上某种天意。非常巧合的是，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尽管国旗上五星的含义与古代占星学中的五星完全不同，但从这件锦旗上直白地读出现代字面的意义，人们更期望预示着古老的中国正在走向复兴和强盛，因此备受今人的喜爱。
其二，“东方”是太阳初升的地方，是一天的开始，代表着欣欣向荣。古人为了观测方便，对广阔的天空进行“分野”，即划分为九块，分别是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和中间，叫九野。《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图4）。”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人们把天上的分野与地上的区域联系起来，即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古时分野中的东方大约指豫州、幽州一带，即中原地区。而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则是地理概念，包括整个中国在内的世界之东方。
图4
其三，“中国”是古代的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最早明确记载着“中国”二字的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 何尊”铭文，它铸造于周成王五年四月（公元前 1039年4月），铭文中 的原句是“宅兹中国” ，指居住在中原东都成周（洛阳即伊河、洛河流域）的中心之国、中原之国之意。在它以前，甲骨文中虽然也有“ 中”也有“ 国”字，但却没有“ 中国”这个词。从文字和词语的字源语源上说，它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早的称谓（图 5）。当然，两周、秦汉时期的“中国 ”主要是地区或地域或地理概念，并非现在的国名，而“中国”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国”。尽管它与今天我们作为国家概念、政权概念的 “中国”含义不尽相同，但对于炎黄子孙来说，仍然感到十分亲切。
图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件锦旗代表着当时中国丝绸织造的顶极水平。中国是丝绸发明的故乡，发展到汉代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百多种丝绸制品，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彩色织锦。一般地说，织锦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彩色经线或彩色纬线来表现花纹，其中，使用彩色经线的称为 “经锦”，这件彩锦就属于经锦。二是使用 “重组织”。简单的织物只需一套经线与一套纬线相互交织就够了，而织锦则需要用多套经线或纬线，称为 “重组织”。 “五星出东方”彩锦属于 “五重组织”，即用了五套彩色经线（红、黄、蓝、白、绿）与一套纬线相交，质地厚实，色彩的配置颇有新意，图案纹样美观流畅。 “五套”在汉锦中是最高档次的。换句话说，这件锦旗代表了汉代时中国也是世界上丝绸织造工艺的最高成就。据考证，这件锦旗属于蜀锦，素有“寸锦寸金”之称，当时只有首都长安和四川成都有能力生产。可以说，这类题材和风格的锦旗，目前在国内出土文物中仅此一件，是非常难得的。
此外，这件锦旗在美术设计、图案装饰、书法创作上也别具一格，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尤其是图案的灵动对称和文字的和谐匹配，更是难得一见（图 6）。“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总体看是楷体字变异为黑体字，“东”和“利”字还保留着篆体字的特点。说到黑体字，有人认为是近百年外文印刷体传入中国才有的。其实，甲骨文中就有黑体字的雏形，发展到汉代强化成体，这件锦旗上的字体充分说明当时的楷书黑体字已经广泛流行，非常成熟了。
图6
总之，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件锦旗上，历经沧桑的时代背景、巧夺天工的织锦工艺、亲切吉祥的占卜用语、深沉厚重的文化积淀，更增添了人们对这件出土文物的喜爱。
三、“南羌”与“西羌”的区别
图7
在深入考古中，人们发现出土的这件锦旗使用的织锦并不完整。与它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块织着“讨南羌 ”三个字的织锦残片（图7）。经过仔细鉴定，这块残片与绣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锦旗同属一体，也就是说，它的后面还有三个字，连在一起便成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有人按照两块同属一体的彩锦纹理进行复制，使我们有幸窥见到它当初的全貌（图8）。
图8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件锦旗究竟是什么年代、在什么地方生产出来的？古代羌族部落位于汉朝的西部地区，为什么上面写着“讨南羌”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讨西羌”呢？
按照史书的记载，“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这句有关的占卜用语，直接印证的是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 61年）汉宣帝派遣七十六岁的老将赵充国（前137 年-前52 年），率军平定羌族部落叛乱的那场。
居住在我国今甘肃西南部、青海及西南广大地区的羌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民族之一。西汉王朝建立后，这里的各个羌族部落尚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它们经常与匈奴结成联盟，配合匈奴进袭汉朝的西部地区。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 62年），先零羌召集今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羌族部落首领200 多人，“解仇交质盟诅”，这样，众多的羌族部落便以先零羌为首领，重新结成了联盟。不久羌人便派出使者向匈奴借兵，准备袭占鄯善和敦煌，切断汉朝通往西域之路。这年秋天，反叛的羌族部落对汉郡袭边塞、攻城邑、杀长吏。在这关键时刻，老将赵充国毛遂自荐，主动请缨率军西征平叛。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率军进至金城（今甘肃兰州地区），并渡过湟水进入羌族部落聚居地。他们探得羌人部落之间结怨甚深，互相难以统属的致命要害，确定平叛的基本方针是，打击最顽固的先零羌势力，争取被胁迫屈从的部落，恩威并施，分化瓦解，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然而，汉宣帝对于平定羌族部落的叛乱，却想速战速决。他两次下诏催促赵充国迅速出战，并在诏书中说：“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高出，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老将赵充国审时度势，并不为所动，上书说服汉宣帝后，仍然坚持既定的战略方针，从而使汉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平叛的最后胜利。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基本认定，这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锦旗，应该是汉宣帝为奖励出征西北的赵充国大军特意定制的，因而其上织有皇帝诏书上的占卜用语。织造的确切时间应在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 60年）后，由位于长安地区专为皇家生产用品的少府考工室生产制作的。
为什么锦旗上写的是“讨南羌”而不是“讨西羌”呢？众所周知，羌族部落位于中原地区的西方，汉代通称为“西羌”。但是，赵充国大军进驻到讨羌前线的金城后，羌族部落便位于汉军的西南方向，而带头叛乱的先零羌就在汉军的南方。因此，“讨南羌”充分体现了汉军分化瓦解羌族部落的策略。
四、西域精绝国王的传世珍宝
据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旗出土于西域精绝古国，根据考古报告，出土地点是一座无名男女合葬墓，规格较高，墓中还出土一只刻有 “王”字的陶罐。从墓葬规格及其他佐证判断，墓主人应是一位古精绝国的国王。下葬的时间为东汉末到魏晋。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发现西域有 36国，而精绝国就是其中之一（图9）。据说，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是昆仑山脚下尼雅河旁的一个富庶国家。《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几百年后，大唐玄奘西天取经后东归时发现，传说中的精绝古国和尼雅河凭空消失，只留下一个荒草丛生的尼壤城，也就是精绝国的最后样子。
图9
那么，这件制作于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的锦旗，怎么会出现在大约 200多年后的西域精绝国王的墓葬中呢？况且，从汉军“讨南羌”前线的凉州刺史部金城郡，到西域都护府的精绝国，直线距离达到 3600多里，而金城到首都长安却只有1000 多里，这不是很穿越吗？
原来，当初汉朝确定出兵平定羌族部落叛乱的时候，汉宣帝与老将赵充国最担心的就是羌族部落与匈奴联合起来，一南一北同时起兵攻汉。赵充国告诉汉宣帝，在汉武帝征和五年（公元前 88年）时，羌人就与匈奴有过一次结盟，最后汉了五六年时间才平定羌族部落叛乱。当时羌人与匈奴联系的路线，就是绕到西域诸国，“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其计不合”，即由于利益不同，尉黎国、危须国没有答应与匈奴结盟。匈奴只好“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今罗布泊），过长阬，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这才达到联络羌人的目的。
为防止匈奴与羌人结盟的这一幕重演，赵充国在出征前向汉宣帝建议：“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因此，赵充国率领汉军到达金城前线后，表面上看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其实早已派出使者前往西域诸国，让各国对匈奴与羌人之间的来往提高警惕，割断匈、羌之间的联系，以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抗敌。其中精绝国正好在西域各国的正南方、羌族部落的西北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便成为重点联络的方向。
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军平定羌族部落的叛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赵充国“振旅而还”前夕，理所当然地会慰问为平叛立下功劳的西域各国，慰问品中包括了汉宣帝颁发的这件汉代最高等级的奖励——锦旗。
这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锦旗，在历史上创下了五个纪录：
第一次将皇帝在诏书中引用的占卜吉语写在锦旗上；
第一次使用皇宫织室生产的最高档次的彩锦制作旂常；
第一次在锦旗上同时绘出日、月和双龙图案；
第一次以锦旗奖励位于西域同汉朝成为宗主国的实体；
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确定了中国锦旗的基本样式是在丝绸锦缎上织绣出文字与图案。
因此，这面锦旗便成为精绝国王永世珍藏的宝物。精绝国王一代传一代，一直传到了东汉末年。现如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友好团结、共同抗敌的一个宝贵物证。
2020年9月24日
本文参考书目：《汉书（班固）》《淮南子》《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中国史（武国卿、慕中岳）》《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中国史稿地图集（郭沫若）》《丝绸密码》等。
7月星空 除了“牛郎织女”还有“苍龙”
北半球中纬地区7月夜晚所见星空示意图徐刚制图
7月30日21时10分宝瓶座δ南流星雨辐射点示意图（北京地区） 北京天文馆 宋烜制图
进入盛夏时节，我们最熟悉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将在夜空中登场，并在七八月份成为星空的主角。今年7月的夜空里，还可以见到五大行星。但随着火星和水星日渐靠向太阳，到了8月之后就难以看到它俩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传统星官中的东方苍龙七宿正于7月雄踞南方天空，加之今年7月的上半月几乎都没有月光干扰，是观测它们的大好时机。
五大行星分列东西
今年7月，土星、木星的升起时间提前到了前半夜。入夜后不久，它们就在东南方升起，基本上一整夜都能看到。木星在日出前仍可见于西南方，视星等为-2.6到-2.8等，十分明亮。土星比木星略暗一点，在摩羯座逆行，日出前位于西南偏西处。
金星本月仍然是昏星，由巨蟹座运行至狮子座，黄昏时出现在西方低空，明亮而醒目。
火星在整个7月离金星都不算太远，也是黄昏时分出现在西方低空。它的亮度一般，不到金星的百分之一，而且下落时间逐日提前，可观测时间也越来越短。水星在7月5日达到西大距，这时它是晨星。5日之后，它开始逐渐接近太阳，变得不易观测了。
苍龙七宿依次排开
我国古代的星官体系，将夜空分为三垣和28宿。古人在春分日的傍晚仰观天象，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将28宿划分成了四段。每段对应一象，各包含七宿：鸟象在南方，龙象、虎象分别在东方和西方，龟蛇则隐没于北方地平线之下。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五行配五说，分别将青、赤、黄、白、黑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相配，最后就形成了东方苍（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鸟）、北方玄武（龟蛇）的说法。
苍龙是四象之中的第一象，包括东方七宿，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涵盖的天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室女座东部到人马座东南部这一段。
每年7月的夜晚，苍龙横跨于南方天空，是观测它的好时节。今年7月上旬没有月光干扰，入夜之后，可以看到夏季大三角在东方闪烁，而春季大三角正偏向西南方向。其中左下方的那颗亮星，是角宿的第一颗星——角宿一（室女座α）。角宿是28宿的第一宿，也是中国古代星空中恒星坐标的起点，还包括一颗比较暗的星——角宿二（室女座ζ）。日、月和5颗行星都从角宿附近经过，所以古人也将它视为日月五星出入天庭的大门。
从角宿开始，自西南到南偏东的低空，苍龙七宿依次排开，组成一条腾飞的巨龙。角宿为龙角，亢宿为龙颈，氐宿、房宿为龙身，心宿为龙心，尾宿为龙尾。其中心宿就是现代天蝎座的心脏附近，最醒目的天体是红色的亮星心宿二。尾宿是天蝎座的尾巴部分，呈弯钩状，是二宿中最靠南的一宿。
期待惊喜流星雨
到了7月30日，宝瓶座δ南流星雨将迎来极大。有两个流星雨的辐射点都在宝瓶座δ星附近，一个偏南，一个偏北，故用南、北加以区分。宝瓶座δ南流星雨的活跃期比较长，可以从7月12日持续到8月23日。今年的峰值预计发生在7月30日，理想情况下的流星数量（天顶每时出现率）是每小时25颗左右，实际能见到的可能在10多颗。在流星雨中，流量算是比较大的。
宝瓶座δ南流星雨的辐射点将在当地时间7月30日21时10分升出地平。当天是农历六月廿三，下弦月会在半夜升起，带来干扰，我们可以选择在前半夜观测。
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底前后，除了宝瓶座δ南流星雨，进入活跃期的还有摩羯座α流星雨、南鱼座流星雨，以及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8月13日达到峰值）。尽管它们在这个时间段内的流量都不大，但是加在一起，我们能见到的流星总数也会多一些，值得期待。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李 鉴）
来源：科技
从《封神演义》到《神奇动物》：看不完道不尽的《山海经》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在读《山海经》的感觉。在阅读《山海经》时，专注的诗人顷刻之间已随书中人物出入往古、周游世界。
《山海经》，中国先秦古籍，是一本载有怪奇悠谬之说、荟萃珍奇博物的地理风俗志。《山海经》记载许多民间传说的妖怪，的怪兽以及光怪陆离的传说，长期被认为是一部语怪之书。
在散文《阿长与lt;山海经gt;》中，鲁迅先生描述道，绘图版的《山海经》有“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书中记载的那些千奇百怪的奇珍异兽和神话传说，除了让如少年鲁迅一般的孩子们心心念念之外，也曾无数次作为原型在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中出现。
《封神演义》
提到明朝的《封神演义》，就不得不提到书中被塑造成九尾妖狐形象的妲己。而“九尾狐”这一灵兽的形象，便是出自《山海经》——
“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山海经·南山经》)
这是有关九尾狐最早的记载。先秦时期的九尾狐是略带巫术气息的象征，至汉代才转为祥瑞，象徵着多子多孙、吉祥以及帝王之兆。在班固的《白虎通义》中，以狐为兆示“子孙繁息”之德兽。
六朝时期风气渐转，至唐宋后再度成为负面形象。宋朝轶事小说《侯鲭录》中提到，“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
除九尾狐之外，《封神演义》中的众神坐骑亦多借鉴《山海经》。通天教主的坐骑“夔牛”便曾在《山海经·中山经》中出现：
“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
《西游记》
作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与《山海经》则有更深的渊源。想必各位还记得师徒一行在西天取经路上所到的女儿国，实际上在《山海经》中，就有着对女儿国的相关记载：
“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山海经·大荒西经》)
《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女性靠喝湖中的水怀孕以繁衍后代，在晋代郭璞注版《山海经》中亦有类似描述：
“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
西天取经路上，最让孙悟空觉着难缠的对手，恐怕为本是太上老君坐骑青牛的独角兕大王。他用计捉住唐僧、八戒和沙僧，套住孙悟空的金箍棒。
其实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就有对“兕”的描写：
“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
“兕西北有犀牛，其状如牛而黑。”
《山海经》的各种灵兽形象，对后世神怪的塑造起到了示范作用；而《山海经》以昆仑体系为代表的神话思维，也影响着后世作者对仙冥界的描述。《西游记》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与《山海经》相仿之处甚多，不再赘述。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作为近年来《西游记》最成功的改编作品之一，《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可以说取得了商业和口碑上的双丰收。影片中形神兼备的中国龙，便是根据《山海经》中的描述所作：
“东海中有流坡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
《大鱼海棠》
在近年来另一部大火的国漫《大鱼海棠》中，便出现了不少已经在《山海经》中有所描述的上古神明形象。当然，相对于原著中的形象，动画中还是将他们所美化了。
影片中，爷爷变成了海棠树，奶奶凤凰率百鸟前来，此时出现了东方神句芒和南方神祝融：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东经》)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南经》)
影片里，在神话传说中颇常出现的“后土”是一名男性，但既然影片参考了如此多的《山海经》等先秦两汉神话，则后土应是掌管大地山川的女性神，将其塑造成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怕是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
《捉妖记》
2015年，电影《捉妖记》在暑期档一骑绝尘的票房表现让“胡巴”这个史上最萌妖精跃入了大众视线。这一动画形象塑造，便是从《山海经》中获得的灵感。
“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沌无面目……”(《山海经·西山经》)
当然，胡巴的形象也只是以此为原型，经过艺术加工后才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小萝卜精”。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近期上映的外国奇幻冒险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中。影片中的一只怪兽体型庞然，毛发斑斓，眼睛圆而大，四颗尖利獠牙从嘴中弯曲伸出，卷曲而绚丽的尾巴长得出奇。
《神奇动物》的编剧、同时也是“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大家，这只怪兽便是她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所读到的灵兽之一“驺吾”：
“林氏国 ,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吾，乘之日行千里。”(《山海经·海内北经》)
结语
借鉴《山海经》的作品如浩瀚繁星，但真正将《山海经》成功改编的作品却屈指可数。说到底，《山海经》并不是一部具有起承转合的完整小说。《山海经》中许多令人神往的神话传说，而书中对这些故事的描述仅有寥寥数字；其对于各种灵兽的描写，也由于《山海经》本身的神秘特征，鲜少可供参考借鉴的作品——要将它们设计成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形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总而言之，开发《山海经》的“IP”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山海经》有着神话世界观，有着奇幻瑰丽而言简意赅的故事，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让这一部中国先秦古籍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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