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能金榜题名，这是古人的梦想之一，榜上英才众多，人才济济，这就是“龙虎榜”。“龙虎榜”十分罕见，在中国文化史上，北宋嘉祐二年（1057）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是典型的“龙虎榜”，这一榜汇聚了古文大家和理学奠基人，称得上群星闪耀。
嘉祐二年的科举以主张改革文风的欧阳修为主考官
北宋嘉祐二年，是宋仁宗在位的第35年，范仲淹、包拯等一众名臣已登上历史舞台，成就了一番事业，在时代推动下，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即将闪耀于宋朝历史的星空 。
这一年，38岁的张载正漫步在开封城里，这里是他心心念念的地方。街道上车水马龙，各色店铺鳞次栉比。他感慨万千，此地是他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他想安葬父亲却终究未能如愿的地方。如今，他以外地考生的身份来参加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但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清楚，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场考试，这场考试的风云变幻程度远远超过前人，一同参加考试的考生里，仅仅是被正史立传的就有二十多个，而这些人在后来对中国文化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嘉祐二年举行了科举考试，欧阳修在此次考试中被任命为礼部试主考官，那为何会是欧阳修担任此职呢？
在此，应该先去了解一下当时文坛的状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骈文和古文的争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骈文充分利用了中国语言以及文字的特点，注重对偶，讲究押韵，还十分讲究辞藻和用典。骈文具有形式之美，这是其他文体无法取代的，然而过分注重形式，就会影响内容表达，甚至沦为炫技，骈文作家常用生僻辞藻与典故来夸耀才华，如此一来，文章在内容上往往空洞无物。
对骈文弊端感到反感，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因此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他们以先秦两汉的散文作为楷模，倡导文以载道，要求在内容上言之有物，在形式上质朴自由，摒弃佶屈聱牙的辞藻。然而在韩柳之后，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巨擘引领风尚，古文运动于是逐渐衰微。到了晚唐五代时期，雕章琢句、华而不实的文风再度流行。北宋初期，“西昆体”非常流行，它追求声律骈俪，然而内容却很贫乏，还脱离现实，石介引领的“太学体”反对“西昆体”，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把怪诞诋讪当作高明，把流荡猥烦当作丰富，这都严重阻碍了北宋诗文的健康发展。
朝廷曾多次下达诏书，要求纠正那种“竞为浮夸”“无益治道”的文风，期望用直言务实的文风将其取代。宋仁宗对此次科举十分重视，有心改变取士的风气。而欧阳修接过了古文运动的大旗，自然是主考官的最佳人选。此时欧阳修已到五十岁，他写出了《醉翁亭记》，历经仕途坎坷，然而心底仍有热血，他深知文风之弊端绝不仅仅关乎文坛，要改革文风需要有一个好的切入点，科举就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他上书提出了诸多改革科举的主张，决心凭借真才实学为国家选拔人才，而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治国的关键要点，在于选拔人才。科举考试的目标是为国家挑选出色的人才，这需要从才能和德行两个方面着手。才能方面要求擅长治理国家，这意味着考生要把经义与时务结合起来，那些崇尚空谈、不愿实干的考生必须被排除。德要心怀国家、心系百姓，做到大公无私，然而当时有些太学生，为了迅速获取名声，便结为朋党来抬高自己、贬低他人，还有喜好标新立异、追求高深，把诋毁讪谤当作能耐的人，像这样的人显然也要排除在外。
欧阳修究竟要怎样矫正文风、扭转士风呢？他内心如惊雷涌动，表面却平静如水，有着不顾流俗的底气。他身旁站着梅尧臣等文学主张相近的战友。他们会扫去艰僻险怪、淫靡萎弱的浮薄文风。他们将共同推开一扇群星璀璨的文化大门。
苏轼还是曾巩？欧阳修的一念之差决定了名次
嘉祐二年先举行的是礼部试，它在春季举行，所以又称“春闱”。礼部试之后还有殿试。从嘉祐二年起，通过礼部试的考生在殿试上不再被淘汰。因而礼部试可以说是考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礼部试考四场，第一场考诗赋，第二场考试论，第三场考试策，第四场考经义 。
礼部试由欧阳修主持，国子监直讲梅尧臣担任阅卷官。他们想要发现通经致用的人才，于是定策论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此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
檀香轻轻缭绕，茶的香气四处飘散。考试进入了阅卷的阶段，梅尧臣承担文章初步审阅的工作，发现优秀的文章后再转交给欧阳修。
梅尧臣拿到一张试卷，他读了一遍，不禁赞了一声，接着又读了一遍，对这篇文章的文笔和思想深感叹服。试卷里，考生毫无保留地阐明了自己以仁政治国的理念，还强调“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 。在梅尧臣看来，这篇文章文辞简练，说理透彻，晓畅易懂，磅礴雄健，简直“有孟轲之风”，于是他如获至宝，赶紧分享给欧阳修。
欧阳修仔细端详了很久，脸上也浮现出笑容，这确实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作品啊。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不知道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心里很是惭愧，只能感叹知识的海洋无边无际。
等到确定名次的时候，两人产生了争议，梅尧臣想把它定为第一名，欧阳修怀疑这么出色的文章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免嫌疑，就决定将其列为第二名，当时的考卷把考生名字等信息都隐藏起来了，这就是“糊名法”，谁知道，拆开糊名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曾巩，而是苏轼。
后来，欧阳修见到了苏轼，询问他典故的出处，苏轼豪放地表示，这是自己依据《尚书》推演而来的，欧阳修赞叹佩服，说此人善于读书却不拘泥于书本，日后文章必定能在天下独树一帜，欧阳修奖掖后进向来不遗余力，他看到了苏轼身上远大的潜质，在与梅尧臣的书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几家欢喜几家忧，欧阳修把追求险怪奇涩“太学体”的考生都黜落了，这些考生一时接受不了，就把矛头指向欧阳修，甚至有人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投到他家里，诅咒欧阳修，不过此次考试取士树立了鲜明导向，“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
张载、程颢、吕大钧、苏辙，这些大家都出自嘉祐二年“龙虎榜”
一滴水成不了海，一根木头成不了林。要是只有一个苏轼，那就没办法支撑起这千古一榜了。
当时正处在儒学复兴阶段，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正处于酝酿状态。张载在这一年科举得中。在考试的间隙，他于开封相国寺设置虎皮座椅讲解《易经》，众多学子聚集听讲。在此期间，他碰到了一同前来参加考试的程颢、程颐兄弟，要说起来，张载还是二程的表叔 。他们沉浸在圣贤言语里，彼此惺惺相惜引为知己，还各抒己见进行思想交锋，热烈探讨各自对《易经》的理解，相互都觉得很有启发 。后来，张载觉得自己在《易经》研究上不如二程，于是毅然撤掉虎皮座椅，接着对听众讲：“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 二程顿时名声大振 。
在这次考试中，兄长程颢进士及第，其弟程颐未曾上榜，这是二程当时的情况。二程不把仕途看得重要，而是以学术为根本，他们向周敦颐求学，开创了洛学一派。二程的学生中有个叫杨时的，他是“程门立雪”的主人公之一。杨时学业有成后要回到南方，便向老师程颢辞行，程颢看着他离开，说“吾道南矣”。杨时上承接二程，下开启闽学，而闽学的开创者正是朱熹 。
张载中举后，将实践与学问相贯通，开创了关学一派，其有着“尊礼贵德”的伦理思想，有着“天人合一”的宏阔哲思，有着“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为无数仁人志士所传承，其发出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声如洪钟，正是上下五千年流淌的中华精神、中华气度的集中提炼与生动体现。
吕大钧和张载都是嘉祐二年的进士，吕大钧钦佩张载的学识，遂拜其为师，吕大钧兄弟为教化乡人，率先倡导《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此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出现了四兄弟一同登科的美谈，接近四十岁的曾巩终于迎来成功，他和弟弟曾布、曾牟以及堂弟曾阜都考中了。南丰曾氏的昌盛，在此之后还有后续，以至于宋朝历史上有“南丰七曾”的称呼，七个人都在文学方面有特长。而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曾巩，他的文章以“古雅、平正、冲和”著称，他位列唐宋八大家，他被时人及后辈敬仰 。
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除王安石外，欧阳修是嘉祐二年考试的主考官，苏轼在此次考试中表现出色，曾巩在此次考试中也表现出色，苏辙当时19岁，是青春少年，他在此次考试中一举中第，苏洵没有参加考试，不过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文风，苏洵的文章被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又因为苏轼、苏辙二子同榜应试及第，“三苏”之名轰动了京师 。
繁花即将开放，群星开始闪耀，这实在是一个灿烂的季节。文化用笔墨在这一年书写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不过丰收的果实需要等待他们经过长年的耕耘之后才能够获得。
在一卷卷著作里，宋代儒学彰显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理学的创立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在一篇篇散文中，宋代文学挣脱了雕章琢句、绮靡晦涩的束缚，迈向了流畅自然、反映现实的正轨，那些充满生命力的语句，千年后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在一首首诗词里，宋人开始更多地把议论融入诗中，用哲理警醒世人，找到了“理趣”这个宋诗的灵魂，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以诗的形式创作词，开创了豪放一派，大力拓展了词的境界，促使宋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一幅幅书画中，宋人凭借创新精神丰富并发展传统技法，注重写意，文人画领域名家众多，在山水中寄托灵魂，风俗画不断有新的创意出现，展现出市井的繁华景象。
中华文脉，源头很远，水流很长，永远奔腾着向前，总是不断激起新的浪花，一朵又一朵。（蔡相龙 谭阳）
【与古文 北宋嘉祐二年科举堪称龙虎榜？群星灿烂的背后藏着啥秘密】相关文章：